论余华文学小说的家庭书写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主要以家庭教育作为探究余华小说家庭书写的理论立足点。在余华的小说中，余华将家庭教育与儿童的成长联系起来，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书写儿童的成长。

一、余华小说家庭书写的伦理维度

（一）反叛与颠覆家庭伦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家庭总是以温馨和睦的面貌出现。家的温馨和睦，在文学中则反映为夫妻和睦、父慈子孝、兄弟怡怡。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一直所追求的家庭形象。“传统家庭中的道德内容如夫妇和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在家庭道德及社会道德中均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强烈的认同率和实践性。”虽然在“五四”时期，文学中的家庭形象有所改变，但夫妻、父子、兄弟三者所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在文学中的地位并未被根本动摇。可是在进入新时期文学之后，传统的家庭伦理被不断瓦解，尤其是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夫妻、父子、兄弟三者所代表的传统家庭伦理被彻底地颠覆。家变成了“屠宰场”。
1.反叛与颠覆夫妻伦理
“家庭是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但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家庭来源于男女两性的结合，通过婚姻而构成，并以婚姻为依据。家庭建立在夫妻婚姻关系的基础上，有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才有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家庭之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睦、恩爱的。但是在余华的小说中，在丈夫眼里，妻子变成了受虐、被殴打的对象。幺四婆婆的丈夫在小说《河边的错误》中并没有直接的出现，而是借助于疯子的形象予以呈现。幺四婆婆好心收留￥疯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疯子不是知恩图报，而是对幺四婆婆不断地殴打与虐待。“幺四婆婆的呻吟声与日俱增，越来越响亮，甚至她哭泣求饶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而疯子打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剧烈。然而当他们（邻居）实在忍不住，去敲她屋门时，却因为她紧闭房门不开而无可奈何。”“后来幺四婆婆告诉他们：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啊。第一处引用的小说原文，描述的是疯子对幺四婆婆的虐待、殴打；第二处引用的小说原文，则是描述幺四婆婆对疯子虐待、殴打的评价。通过幺四婆婆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疯子代表着幺四婆婆的丈夫。疯子对幺四婆婆的虐待与殴打代表着丈夫对妻子的虐待与殴打。虽然我们无法看到死去的丈夫对妻子幺四婆婆的虐待与殴打，但是作家余华巧妙地用替代的方式向读者再现了丈夫对妻子的虐待与殴打。“真狠毒啊”，寥寥四字将一个死去丈夫的残忍刻画的入木三分。在丈夫的眼中，幺四婆婆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满足他虐待、殴打欲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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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与重建家庭伦理
在先锋时期的小说中，余华向读者揭露了家庭内部丑恶的一面。传统的家庭伦理被余华反叛、颠覆。但在余华创作转型之后，余华创作了一系列表现家庭内部温情的小说。传统温馨的家庭伦理在余华的小说中得到呈现，小说中的家庭由之前的“屠宰场”变成了“温暖的港湾”“精神的家园”。余华在反叛、颠覆家庭伦理之后，又呈现了回归与重建家庭伦理的创作倾向。
这种创作倾向首先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得到些许体现。不否认《在细雨中呼喊》中的父亲孙广才仍然是余华用以颠覆传统家庭伦理的工具。但是余华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也塑造了另外一位父亲形象，王立强。在孙光林的回忆之中，继父王立强给予了他父亲般的关爱，让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我（孙光林）忘不了当初他（王立强）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时隔多年，当孙光林想起继父王立强时，回忆中更多的是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在孙光林的心目中，继父王立强才是自己的父亲，只有他才让自己体会到了父亲的关爱。虽然孙光林在继父王立强家生活的时间不长，但这个家是温暖的，是温馨的。“随着对王立强和李秀英的逐渐熟悉和亲切起来，初来时的畏惧也就慢慢消失。我常常在外面玩得忘记了时间，后来蓦然想起来应该回家了，才拼命跑回去。我自然要遭受责骂，可那种责骂已经不会让我害怕，我努力干活，尽量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责骂就会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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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余华小说家庭书写的教育维度

（一）教育小说及家庭教育
在探究余华小说的家庭教育书写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家庭教育这一概念。有关家庭教育这一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东汉时期，许慎就在《说文解字》中对“教育”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认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我们从家庭的角度分析这两句话，则“教”指的是家庭中的长辈用行动向晚辈树立良好的榜样，让晚辈效仿；“育”指的是长辈抚养晚辈，对晚辈进行教育，使之从善。也就是说，在许慎看来，长辈们（一般是父母）是家庭教育的施行者，而晚辈们（一般是子女）是家庭教育的接受者。许慎对家庭教育的解释，强调的是长辈们用言行去影响晚辈们，使晚辈们向善。有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育包括父母教育子女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教育两个方面，其中主要方面是父母教育子女。”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家庭教育不仅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教育。换句话说，父母、子女都具有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双重身份。《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一书则认为，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层次地对子女进行的教育。”该书认为，家庭教育是父母等长辈对子女等晚辈所进行的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单向的教育。
王兆先认为家庭教育是“家庭内部的教育。广义的指父母与子女的相互教育，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狭义的指父母或家庭中的年长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未成年的儿童施加的教育和影响，是一个单向过程。一般意义上，它专指狭义而言。持这种类似观点的还有赵忠心。他认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其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这是狭义的家庭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应当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在家庭里，不论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长者对幼者，幼者对长者，一切有的有意识施加的影响，都是家庭教育。’’王兆先、赵忠心两人都认为，家庭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教育指的是以父母为代表的长辈对子女及其他年幼者的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不仅指父母等长辈对子女等晚辈的教育，也包括后者对前者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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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教育：书写儿童成长的切入点
余华小说的家庭教育书写中，余华并没有局限于家庭教育这一个范围，而是将其与儿童的成长联系起来，以家庭教育作为书写儿童成长的切入点。余华密切关注着儿童们的成长，在他的家庭书写中，余华塑造了一系列的儿童形象，儿童的人物形象贯穿于余华小说创作的始终。如小说《死亡叙述》中被“我”撞死的男孩与女孩、《现实一种》中的儿童皮皮、《难逃劫数》中被成人杀死的小男孩、《世事如烟》中被送给算命先生抚养的儿童、《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活着》中的凤霞与有庆、《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的三个儿子、《阑尾》中的儿童“我”与哥哥、《黄昏里的男孩》中的小男孩、《朋友》中的儿童“我”、《兄弟》中的儿童李光头与宋钢、《第七天》中的儿童杨飞。总而言之，余华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儿童形象。在不同的小说中，余华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书写儿童们成长的故事。
在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刚满十八岁的“我”离家出门远行。小说中的“我”虽然已经成年，在年龄上不属于儿童的范围。但“我”的身上却保留了儿童纯真、善良的特征。譬如发自内心的正义感，为他人鸣不平。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依然还是一个儿童。由于“我”阻止他人哄抢司机的苹果，“我”遭到了众人的殴打。除此之外，“我”的包祯也被司机抢走。“我”在伤心痛苦之余，想起了父亲。“我”的这次出门远行是在父亲的鼓舞之下发生的，正如父亲对“我”所言，“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但我”的这次出门远行毫无疑问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父亲并未向自己的儿子讲述现实世界的那些规则。当“我”决定出门远行时，“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父亲鼓励“我”出门远行。但当“我”出门远行之时，父亲只是在“我脑后拍了一下”，除此之外，父亲并没有其他的行为，也未向“我”言明现实世界的规则。也正是这种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出门远行的儿子遭受了重大挫折。也就是说，如果父亲在儿子出门远行之时，立刻向儿子言明现实世界的那些规则，对儿子进行一番教育劝导，儿子最后也不至于落入被众人殴打、包袱被人抢走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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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华小说家庭书写的叙事策略..........30
（―）反讽：质疑常识与日常经验......30
（二）重复苦难：敬畏生命.....35
（三）儿童视角叙事：映照成人世界.......35

三、余华小说家庭书写的叙事策略

（―）反讽：质疑常识与日常经验
反讽既是小说的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叙事策略。譬如鲁迅的小说《祝福》就运用了这一手法。这篇小说标题是“祝福”，含有某种美好祝愿的意思。但是小说的内容，却是叙述封建伦理制度对祥林嫂的残害。通过小说标题与内容的对比，鲁迅运用反讽的叙事策略，深刻地讽刺了国民劣根性。余华在其小说的家庭书写中也运用了这一叙事策略。通过运用反讽这一叙事策略，余华对常识与日常经验提出了质疑。
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拉开了作家质疑常识与日常经验的序幕。在这篇小说中，刚满十八岁的“我”离开一直生活的家庭出门远行。“我”在离开家庭之后，又会遇到什么呢？小说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中展幵。当司机的汽车抛锚之后，众多的家庭前来哄抢车上的苹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哄抢苹果的家庭越来越多。出于公平正义，“我”去阻扰那些家庭。然而，等待着“我”的并不是他人的帮助，而是那些家庭的拳打脚踢。“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苹果撞在脑袋上碎了，但脑袋没碎。我正要扑过去揍那些孩子，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不仅如此，作为苹果主人的司机不但不帮助“我”，反而冷眼旁观，最后还抢走“我”的包袱，扬长而去。“我”的挺身而出得到的不是他人的帮助，只是那些家庭的殴打。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家庭之中。“我”的离家远行，不仅是一次为迈向成人而准备的一种仪式，也是离家之后的“我”检验自己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否协调的一次尝试。然而那些家庭对“我”的殴打，却将“我”所坚信的价值体系彻底击碎。“我”被那些家庭殴打的悲惨遭遇，“说穿了，就是对正常的道德伦理进行了一次有力的颠覆和消解，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日常的价值启蒙与真正的现实生存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我’在这场成人仪式中成为一个荒诞的生动注解。”按照常识与日常经验，“我”的正义行为应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之后大家合力去制止哄抢苹果的行为。但结果却出乎意料，“我”得到的只是那些家庭的殴打。一个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却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小说中，“我”的正义行为与所获得的结果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是对常识与口常经验多么大的讽刺！通过叙述“我”在离家远行之后被殴打的遭遇，余华强烈质疑了常识与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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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