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寻根文学小说再思考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认为，在芜杂的寻根小说内部，长期存在着文学史身份、定位不明的问题。因此，文章主要目的在于结合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视角与重读文本的微观方法，试图再思考寻根小说的话语所指，从而赋之予一个相对客观与明确的身份定位。

一、寻根内涵的历史讨论

（一）传统与现代
寻根小说的文化立场是转为传统的复古主义，还是现代性话语观照下的“走向世界”？这大概是其时最为集中的争论域。很明显，集中于这一视角的论辩是五四思路的赓续。五四前后，文学领域出现了“鸳鸯蝴蝶派”与新文学阵营的分庭，思想界爆发了科学派与玄学派、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等一系列论战，这些都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二元矛盾的具体表征，它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走向。因此，直至新时期“对外开放”国门大开后，知识分子体验到与境外空间巨大的落差，东西文化冲突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再度在社会文化转型期带来阵痛ａ顺承了时代的召唤，80年代中前期的寻根小说派提出了自觉的理论主张。可以说，寻根自身的理论建设捕捉到本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间的互文关系。
首先需要正视的是，历史上的争论实在是热衷于将寻根创作的“文学之根”与理论上的“文化之根”相交叉。因此，便很有必要先从寻根作家内部的理论入手，以考察作家们在本土与世界命题上的态度。韩少功义正辞严地说道：“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郑万隆不仅明确写道“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并进而将“根”定位在生养他的故乡：“黑龙江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小说的根”？阿城断然表示：“戊戎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一不由民族生存而起，但所借之力，又无一不是借助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极不相同，某种意义上是不能互为指导的”，“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以阿城所谓“文化断裂论”为前鉴，郑义同样有“跨越文化断裂带”的论点：“五四运动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这是事实。但同时否定得多，肯定得少，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恐怕也是事实？”在此基础上，其后的李杭育则尤其看重“非规范文化”：“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可见，就寻根作家内部而言，着实存在“向后转”向民族传统的话语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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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与当代
历史/当代的争辩与传统/现代的探讨看似是同义复现，毕竟两类观点均有指认寻“古根”的寻根思潮是“反现代化”的声音。然而，其实质却是云泥之别的两种意图。因为逆“走向世界”之潮的“反现代化”与疏离国家战略的“反现代化”，实在是不尽相同的两种话语体系。如果说，前者是站在中国与世界的横向立场衡量传统与现代之短长；那么，后一种思路的争辩则更多以纵向的政治意识形态惯性来评估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一定意义上，前一维度讨论中的关键词——“现代主义”的“现代”在此被“当代现实”的“当代”所取替。而这种意义上的“当代”无疑是凝结了十分浓厚政治色彩的语汇。与50年代中期以后，与为体现新中国文学的“新”而生产出“当代文学”的“当代”有深刻的一致性，均是对国家制度附丽的话语表征。因此，相形于民族/世界讨论中继承五四思维的单纯性，这一层面的讨论要复杂得多。而这种复杂性对寻根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与反意识形态性的历史估价无疑有消极的影响。
李泽厚最先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出发指涉寻根的原始主义对当代社会的背离。他质疑寻根小说“为什么一定都要在那少有人迹的林野中、洞穴中、沙漠中而不在千军万马中，日常世俗中去描写那战斗、那人性、那人生之链呢”？王东明说：“在民族文化意识强化的同时”，“可能出当代意识弱化的倾向”。张韧明确表示：“我所担心的不是‘复古’，而是这类所品中出现的疏淡变革现实而迷恋于考究，民俗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某种把玩情绪”。白描指出寻根小说“是对现实生活的回避态度，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回避现实，只注意了民俗民风中的奇闻趣事，及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的浅层次反映，或者以为反映的题材越古老、陈旧，愈接近原始，便愈能传达出民族味儿，结果便导致作家远离社会生活，使民族化失去了最重要的内容”。还有人认为寻根小说“不去表现民族文化中的当代意识，而醉心于表现民族文化的传统意识，只会使我们的文学有利于现实生活之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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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根小说文学史身份不明的原因探析

（一）文化的共时态性
尽管历史上的寻根小说最早可上溯至80年代初期，最远可“寻根”至汪曾祺，但研究界仍将作为一股小说潮流的寻根的发生定格在了1985年。因为正是从这一年韩少功发表的深具鼓噪性质的《文学的“根”》开始，一批小说被集束招致寻根项下。不夸张地说，寻根小说成为当年除刘索拉、徐星等“现代派”以外最重要的文艺热点。不过，我并不想在这里谈寻根小说如何更新了文坛沉积。当然这是个重要的课题，但更重要的在于为什么是在1985年出现了这种更新？进一步说，相形于文学史上许多的关于寻根小说对“85新潮”文坛的正面意义的言说，我更愿意分析“85新潮”的文化场对寻根小说文学史定位的混杂性有怎样的负面影响？不过，“85新潮”的崛起更多是前此时期量变积累的质变结果。因此本节的讨论重点将是国内1985年前后的文化生态：共时态性。所谓文化的共识态性，既表现在文化内部的中/西、传统/西方的二元共生性，又显示在文化与政治互为缠绕的暧昧态势。
美术与电影领域判然不同的哗变典型反映了社会商品化、开放化、自由化过程内中/西框架的共存状态。美术领域内，参与策划了85美术新潮”的艺术家高名潞这样形容运动盛状：“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以后，各地很快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青年群体展览，遍布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地区，它们好似众多的涓涓细流，汇成一股颇有冲击力的85美术新潮”。据他介绍，当时涌现了“北方艺术群体”、“浙江85新空间”、“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展览”、“厦门达达”、“深圳零展”等大批极具创新意识的艺术的勃兴。在“横移”西方思潮这一点上，刘索拉等人的“现代派”小说与“85美术新潮”可谓一脉相承。电影界同样在1985年前后迎来了革新的成果，但与美术领域的先锋性与前卫性有别，电影界类似于寻根文学呈现出某种向本土“回归”的审美取向。1984年，陈凯歌推出了其代表作《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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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概念的宽泛性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以说文化是整个社会转折时期亟待解决的“起源性”焦虑。因而，文化的原型论题便作为统摄寻根小说的“风景”之一种而受到文学家的关注，规制着当时历史语境对寻根小说的话语建构。然而，正如阿城所言：“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无论从内涵，抑或是外延来看，“文化”的概念都可谓普泛且宏阔。长期以来，思想家欲对“文化”概念诉诸一个准确、统一的定；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小说家又如何能言之确凿诚然，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子系统，势必受到社会文化的儒染与引导，反之又有表现大的文化系统的自由与权利。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有其不可替代的本位的文学性。文学最终极的使命依旧为探索人性幽微，即“文学是人学”的古老的命题。即便是表达某种“文化”所指，也应以挖掘人的心灵与情感为途径。然而，寻根作家的理论文章及部分寻根小说很多时候却放弃了“人”的维度，转而过分强调众口纷纭的“文化”这个“绝大的命题”，这无疑为阐释者对寻根的界定制造了难题。因此，借用寻根作家李杭育的修辞说来，寻根小说内部含混暧昧的另一因缘乃是与“文化的遞尬”相遇的结果。
这种尴尬首先存在于寻根作家的理论述说中。应当讲，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寻根作家们的理论建设指向的文化观事实上颇可谓复杂多元，充斥着不相统一的“众多的语义场”。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既谈到“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又言及“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郑万隆在《我的“根”》中既断言“我的根是东方”，又主张“我们的文学现实也应该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研究”，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中信誓旦旦地要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封闭到一起”，又对“中国文学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之中的端倪”表示乐观。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中则既企图接通民族文化的“断裂带”，又表达了“走向世界”的渴望；在《理一理我们的“根”》中，李杭育一方面对中原规范文化的“儒臭”万分痛恨，一方面又对少数民族的非规范文化大为激赞，同时亦提出“将西方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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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根小说再解读......34
（一）文化乡土的再发现......35
（二）民族精神视阈内的知青题材........43
（三）魔幻色彩的形式探索..........50
四、结语........58

三、寻根小说再解读

（一）文化乡土的再发现
寻根小说兴起前的大陆文学紧密配合“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国家政策，即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改革文学交错嬗替的文学历史。就这几种小说形态而言，其叙事背景较多地选择了文革后悲情、愚昧、百废待兴的城市空间。城市，作为故事情节的载体，是治疗文革“伤痕”现实彼岸，更是工业化想象的激情宣泄。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人们放弃了乡土传统的空间维度，以《芙蓉镇》《被剪辑错了的故事》等为代表的伤痕／反思叙事同样以50-70年代乃至更早时候的农村社会为表现对象。然而即便如此，本时期内的乡土叙事根本上仍旧是《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赓续。这里的乡土很大程度上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对象，民间内部的生命与活力往往是不在场的缺席状态。随着老作家汪曾祺的悄然出现，教条主义的局面逐步解冻。毋庸置疑，这是一条别于毛确立的由“赵树理方向”延续到新时期初的文艺线索。更关键的是，这条线索的另一端联结着寻根小说很典型的一种路径，即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的乡土文学传统而力主对乡土的地域性、民间性的开掘与美学观照。可以归拢在该路径中的作品除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外，还有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白色鸟》，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郑义的《远村》《老井》、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等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在新时期文学伊始，其与《芙蓉镇》等伤痕乡土文学最大的不同与意义便是——在深入进广阔的山乡空间的基础上，还原了失落的民间生活与日常经验。问题是这一思路的寻根小说与鲁迅等开创的现代乡土小说的异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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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