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证方法:打开文学空间
1.1 抽象演绎
从《雨，沙沙沙》开始的“雯雯系列”，王安忆多从个人经验的出发，抒发所思所感。小说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以人物的心灵成长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作者笔下那些叫做雯雯、桑桑的姑娘们积极明朗，对一切充满美好的幻想。这种真正属于个体的声音，充满了感性。但是，小说仅仅局限于人物从青春期到走向成熟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单就小说形式来看，更像是青春小说。这一阶段可视为作者的写作准备阶段，小说内容单薄，几乎都是依照一个确定的主题倾诉个人情感。
进入到八十年代，从《小鲍庄》开始，“进入职业写作状态了”的王安忆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倾诉，开始自觉探索小说的表达形式。受到八九十年代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作者对“文化之根”、“人的生存之根”展开了探索，对社会发展、女性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因此，这一阶段的小说，多带有明显的启蒙意图，具有启示性或者寓言式意味。
《小鲍庄》中作者以伏在树干上的蛇隐喻文明之始，将人物的命运纳入到洪水故事的原型中。在寓言式的演绎过程中，小说中的人与事都具有了符号的性质，集中寄托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知与忧虑。《我爱比尔》以身体政治隐喻社会现实。阿三与异国男子的不平等关系隐喻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互动中的尴尬处境。《歌星日本来》则采用时间、空间闪回的叙述方式，表现了王安忆对时代生活的诸多思考和对历史变动的敏锐觉察。叙事者和人物身份同时发生多重转化，隐喻文化身份自证的艰难。由单一的寓言演绎到两种寓言交织，作者的文体意识逐渐增强了。
而《岗上的世纪》和“三恋系列”(《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这几部作品中，作者以两性关系中的“性欲”为考察对象，试图赋予“性”以更多的含义，展现个体的感觉和情感，并以此建立个人的文学空间。这一尝试足可以视作对这一时期人性解放思潮的强烈呼应。小说不再依据确定的主题演绎一个完整的故事，更多地以呈现的方式给作品提供了更多可思考的空间。但是，这一阶段的作品明显带有某种实验性质，“自觉性太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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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线性叙事
1.2.1 在历史里找“存在感”
在《叔叔的故事》之后，王安忆便以历史叙事方式将触角深入时间的纵深处。其文学空间也逐渐向着更宽阔，更多维度的方向发展。
作者透过表面的真实现象，开始观照现象背后的形成线索，认为“纸上的现实”比眼睛看到的更为真实。文字的记载通过传播可以参与社会存在的构成。值得注意的是，“纸上的现实”并不是指那些所谓的正史，公论，而是指真正可考证的资料。她通过自己的探索，将已存在的线索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那些真正与她发生关联的事件，联系起来便自在地构成了小说的文学空间。这些事件只有被我所理解、相信，才能成为“我”这条历史线索里存在的事件。人物与现实和历史都有了互动，好像处在一个坐标里，“自我”便有迹可循。
女性的立场决定了作者需要通过揭示既有历史的虚构性来“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寻”这一行为本身就代表一种颠覆。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实际上隐含着作者的女性身份。在总的历史里，“我”是无名的存在。那在“我”的家族史里呢？作为一个女性的“我”是作为“我”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而存在，不仅仅是“我”，整个母系的历史都是作为附庸而存在的。
作者正是通过对既定历史的反叛或颠覆来展开历史叙事。通过证明历史不过是一部分人眼里的真实，作者首先确立了作为女性写史的“合法性”。在《叔叔的故事中》，作者挑战了“叔叔们”写史的权威。小说中虽然写的是“叔叔”那一代的历史，但是发声的权利并不在“叔叔们”自己。作为叙述者的“我”用几乎全知全能的视角讲述了“叔叔们”的一生。“叔叔”被打为右派，遣送回乡，得女不成，备受打击。然后，又因为一篇文章一夜成名，与多名女子暧昧不清。最后与儿子产生严重的代际冲突，差点死于儿子刀下。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幕以“叔叔”为主角的历史剧。看戏的是叙述者。她在观看的时候，哪些部分有共感，哪些部分不认同，我们都能从小说中窥见。小说毫不掩饰地暴露了叔叔讲述的苦难经历中虚构的痕迹，也将自己的叙事过程原本不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历史的加工使真实的变成虚构的存在，我们相信虚构，并驻足其中，便将虚构再度变为了另一种真实。自此，我们看到的历史表象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呢？或许，在场的经验是不可靠的。我们都拥有了重构经验的权利。
.............................第二章 实证依据:个人经验
2.1 孤立的个人经验
《岗上的世纪》、“三恋”系列作品中讲述的都是关于偷情的故事。“偷情”出现在小说里，常与“交往的困难”、“理解的不可能”等焦虑有关。“人”是社会性的，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却被一道无形的高墙阻隔在社会之外。与那些“私小说”不同，作者在这里展现的个人经验不是一个人的自怜自赏，而是产生于与另一个单一个体的连接、互动。
《小城之恋》的故事设定在文革时期一个封闭的小城里。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孤独的，处在“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的境地里。当他们通过“性”结合的时候，似乎能从快感中找到互相需要的感觉。《岗上的世纪》、《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都讲述的是一段婚外情。《岗上的世纪》里，杨绪国被李小琴吸引，被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美所震撼，冒着“死罪”的危险,一次次留在了李小琴家。《荒山之恋》中，练琴的纤弱少年敏感又脆弱，常常处在沮丧中；而金谷巷的女孩儿是明亮的，特立独行的。女孩强大的女性力量使少年克服羞怯，让他安心。被依赖的感觉也让金谷巷的女孩找到了心灵的充实。《锦绣谷之恋》中的女作家与她的丈夫在长时间的相处、了解后，彼此厌烦。生活变得像死水一般。生活变得像死水一般。但是在与一位男作家偶然的偷情过程中，她对于生活的热情重新被激活了。
在“偷情”的行为中，主人公获得了一种掌控力。他们终于可以超越那个被他人了解的“我”来自我表达。通过性的释放，他们仿佛获得了挣脱一切束缚的自由感。在这种快感中，她们忘记了失落、孤单和恐惧。在这里，“性”不再是单纯的欲望书写，而是代表着一个人与他人产生深刻关联的渴望。
许多论文都提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处于积极主动的位置。但是，这里的积极主动，并不像一些评论家认为的具有“争夺权利的意味”。考虑到作者的女性身份，站在女性的视角发声，更能直接地起到表达“我”，彰显“我”的意图。与其说是反抗男性，不如说是伸张“我”的权利。从一开始，作者关注的就是那个在“总体性”下的那个“我”，而不是两性关系中，谁等级更高的问题。这种孤立的环境是作者人为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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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识的经验
2.2.1 名词“母”的求证过程
正如在《我的来历》中，王安忆一再地追问“我”的来历和家族的起源。作者认识到了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常常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到外部经验世界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常常带有“先验性”。而母亲常常是“女性”更直接的经验来源。
王安忆的小说里塑造了一系列母亲的形象。通过分析王安忆对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对“母亲”这一名词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母亲要么以“地母”的形象出现，成为男性的附庸，要么就被妖魔化成为“荡妇”。另一方面，在现代语境里，尤其是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将母亲从“生育”中解放出来成为了女性主义者们的一种手段。更有激进者认为女性应当像男性一样工作，甚至应该不结婚、不生育，从而摒弃生理上的弱点，取得与男性一致的地位和权利。事实上，作者对这两种观点都表示怀疑。
具体通过小说《兄弟们》，作者展开了“破名”式的思索。老大一心想拥有孩子，在成为母亲后，她将一切身心都维系在这个新生命上。她开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女性的传统角色回归，主体意识不断丧失，变得麻木和自暴自弃。也就是说，若在母子关系中，母亲为了孩子全然地放弃了自我，“我”的意志无限制地朝“母亲”这一身份倾斜，那么就无形中成了父权社会里所塑造的对象。如此说来，传统社会里的“母亲”便成了“受害者”的代名词。但是，如果在历史上处于“无名”地位，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吗？
作者通过追溯家族历史，发现了母辈的坚韧。《伤心太平洋》里三代出过洋的女性支撑了整个家族。这一点，也正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地位有别于西方的地方。道家学派，将两性关系形容成一种“阴阳观念”。二者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尽管中国的传统女性被置于较弱的“阴”的位置。但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的是，建立在“阴阳和谐”观念基础上的两性关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而言是相互补充的，共同目标都在于维护家族的存在和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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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名实”分离的“我”....................................49
3.1.1 启蒙的特殊语境下.........................49
3.1.2 商品关系里......................53
第三章 实证的对象:现代的个体
3.1“名实”分离的“我”
3.1.1 启蒙的特殊语境下
在绪论当中提到，在五四启蒙语境下，针对女性的启蒙目的是为了将女性纳入中国现代化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当中。其中大多都是救时性主张，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下，对女性的新要求。但是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却并没有多大的改观。知识人所追求的人格典范依然是儒家似的“内圣外王”的变体。也就是说，理想人格一方面是一个“智识主体”，有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主体”，也承担着政治、社会批判功能，必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这种人格指涉并没有考虑到女性面临的独特问题。女性如果想达到这种人格境界，除了放弃性别的特殊性，回避生育的问题，似乎别无他法。
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人对自我的关注程度是不一样的。在革命阶段，“我”的价值感建立在一个群体性的革命目标中，被一种更大的“我”容纳了进来，女性的特殊问题就被掩盖了。但是一旦回归到正常生活中，真正属于个体的“我”便不断尝试着从“总体”中跳出来。
西方的女权思想伴随着个体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为女性建立个体的“我”提供了理论支持。问题是，外来的“女权主义”思想真能为女性进一步寻找“自我”提供路径吗？很明显，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只停留于名词传递式的启蒙——准确地说，未经生命机能化的启蒙——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
小说《兄弟们》中，女主人公们在脱离现实的象牙塔里建立了所谓的“女性同盟”，她们被“新的思想”和“普遍真理”占有了。“循其理，率其例”，似乎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实际上，这个“女性”的名词背后，关联着的是一个被知识编织的虚构的观念。在不断地塑造过程中，建构的痕迹不断被抹擦掉，“名”便成了类似“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对于个体而言，“立”的过程和目的被遗忘了。“旧我”的主体意识被打碎，而新的观念、思想又无法通过认识活动内化为“新的主体意识”，那么，这势必会引发信念坍塌的焦虑和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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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王安忆始终从个体最深切的感受出发，面对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
整体来说，王安忆的小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她在小说形式上不断创新，借用后现代小说的写作技巧尝试小说表达的可能性。在题材上，她不断地将触角从个人情感伸向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处，关注的重心由“小我”的现实问题不断深入到超性别、超地域的人类困境。她成长在历史转型时期，深受现代、后现代文化与思潮的影响。这无疑对王安忆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她的小说具有敏锐的历史意识。作者通过戏仿的写作手法说明历史书写的文本性与虚构性；通过解构式的写作策略对历史（元）叙事进行颠覆和改写；通过个人经验的重新建立过程展现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复杂与微妙。
从王安忆的创作实际来看，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作者承认女性个体的边缘性立场。困惑、不满、抗争这些正是作者言说的重要动力。她从个体经验出发，思考女性在既有处境中实现个人追求和生活圆满的可能性。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互渗、交融中，她始终站在中国女性的立场上，显示出更温和的姿态。她极力摆脱性别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其置于相互支撑、激发的互动状态中。这一点，正是王安忆与许多自称为“女权主义”作家不同的地方。
实证的过程很好地展现了王安忆这样一个有着自我期许的女作家在现代语境与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性。她受文学潮流的影响，却始终能在浪潮中保持审慎地思考。通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实证精神正是其始终与时代同行，充满活力的重要动因。她始终对既定的概念、“名词”发问，去感应具体的形象、具体的事件，并不断尝试建立一个“自在”的文学空间。而这一点，恰恰对女性作家的文学实践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