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卡夫卡和余华
第一节 卡夫卡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卡夫卡在生前发表了极少数的作品，尽管他的好友布罗德宣称卡夫卡是一流的作家，卡夫卡依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大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传播到西方文坛，并成为了大家争相研究的对象。然而在中国，卡夫卡对于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对于研究学者也是陌生的。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当时面临着文化“解冻”的现象，他们的现代派学者才出版了一些关于卡夫卡的作品。碰巧的是，1966 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的小说集。同时将其作为一个“反面教材①”只允许少数的知识分子阅读，读完之后进行批判。
直到 1979 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政治环境松动，文化气氛再次变得活跃。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研究著作，其中有《世界文学》刊登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叶廷芳先生以丁方的笔名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卡夫卡和他的作品》，据说当时《世界文学》的发行量可以达到每期 30 万册，可想而知，读者对卡夫卡的了解和认知在逐步地加深了。紧接着 1980 年叶廷芳先生的译作《饥饿艺术家》等陆续登场。《外国文学》发表了以《判决》为代表的多篇短篇小说的译文①。如此，卡夫卡便一步一步地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成为重要的外国作家之一为大家所熟知。
中国出现了一批研究卡夫卡作品的作家，他们分别是叶廷芳、汤永宽、李文俊、曾艳兵、冀桐等，是他们一点点把卡夫卡推向了读者的视野。叶廷芳先生是我国研究卡夫卡的主力军之一，成绩很大。从“文革”期间，卡夫卡无意间接触到了《卡夫卡选集》，独具慧眼的他非但没有发现卡夫卡的作品《美国》、《城堡》等作品是有毒的，反而发觉卡夫卡写文章的写法十分独特，并想要卡夫卡的作品在中国能够流传开来。文革结束后，叶廷芳先生先后在《世界文学》杂志、《十月》杂志、《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卡夫卡的译本和论文。他认为卡夫卡的精神结构是被放逐的精神漂泊者、“误入世界”的孤独体验、灵魂磨难的逃犯、慑父情结、自审意识、“呐喊”是他一生的基调、执拗的内心；卡夫卡那与众不同的经历促使他形成了极其敏感的内心世界，同样也加剧了他和现实之间的那一层“格格不入”紧张关系；卡夫卡的作品不是凭借作家的技巧做出来的文章，而是作家自身生命的一部分；卡夫卡的作品所呈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解释的“异化”世界，即作品中的主人公“劳而无获”的悲剧、主人公一夜之间变成了甲壳虫的喜剧性、“儿子们”被父亲抛弃的孤独和“K”们无缘无故地被判有罪的荒诞；卡夫卡的艺术特点是“荒诞框架下的细节真实；图像式象征与寓言式譬喻；梦境记录式的奇幻；石破天惊的怪诞；啼笑皆非的悖谬；以“K”为魂的自传性；讳莫如深的神秘性；不尚浮华的简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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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余华接受卡夫卡的原因
阎连科曾经说过：“作家没有疼痛感就不要写作，小说创作就是要表达一种疼痛感，小说家对人，尤其是对那些劳苦大众要有一种恒久的尊重与关怀①。”卡夫卡写作的疼痛感即是“他对世界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雇员感到“恶心”，他因解除婚姻和顶撞父亲感到的“负罪感，他因孤独引发的恐惧感。所有的这些感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撕扯着卡夫卡的内心世界，它们铸就了卡夫卡的疼痛感。而余华之所以能够迅速领悟到卡夫卡写作的精华，并写出像《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杰作，源于他们那写作时的疼痛感，即他们与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
卡夫卡曾经给自己的挚友布罗德写信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唯一的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②。”他甚至认为：“我的本质就是：恐惧。”“恐惧”二字是卡夫卡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既是卡夫卡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体现，也是卡夫卡自身与现实有着非同一般的紧张关系的映射。
首先，卡夫卡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表现在他的身份认同危机。1883 年的布拉格正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卡夫卡降生在此时的布拉格，他是犹太人。卡夫卡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犹太人，虽然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在年轻时候通过当兵的方式确定了他的身份是德国人，并且在布拉格选择了一所德语公立学校供卡夫卡学习德语这种官方语言，企图通过德语的学习让卡夫卡拿到通往上层社会的绿卡，事实上卡夫卡的一生都在为他的犹太人的身份焦虑和不安。他住在布拉格，用德语交流，在德语院校读书。但是他总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无论这个身份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亦或是捷克人，然而他父亲对这三种人一概都嗤之以鼻。这使得卡夫卡在寻求自己的身份问题时显得无所适从。”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既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可供自己建立精神家园，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身份可以自我认知，也没有一个宗教指引他的一生。“他什么都不是，只是独自裸体地漂浮在这个冰冷的充满敌意的世界上①。”卡夫卡在给他的女友密伦娜写信时写到：“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可是他（卡夫卡）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②。”没有祖国，
也就意味着没有归属感，没有民族文化供自己去认同，没有家族的文化供自己去认同。所以，卡夫卡是一个精神漂泊者，更是一个孤独地流浪者漂浮在不着边际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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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余华与卡夫卡小说叙事技巧和艺术观念的比较分析
第一节 梦幻手法与梦幻世界
一、卡夫卡和余华梦幻小说的对比
米兰·昆德拉说弗兰茨·卡夫卡唤醒了十九世纪的想象力，并完完全全地实现了梦与现实的交融。梦与现实的融合开始摆脱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想象力给写作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小说可以摆脱那些看似真实的枷锁，于是小说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扑朔迷离和影影绰绰了。卡夫卡实现了梦与现实的交融，这不仅标志着文学从一五一十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逃脱出来，而且标志着他开创了一个文学自由的时代。卡夫卡倾其一生都想要表达梦幻般的内心世界，于他而言，梦幻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梦示真实，在这真实后面滞留着想象，这是生活的可怕性所在——艺术的震撼人心之所在②。”
莫言认为余华是“清醒的说梦者”，余华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很新颖的一个文本，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含有多种的可能性。同样也正是文本的多种可能性致使文本中的故事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从而让读者切实得体会到“一种由悖谬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一所产生的梦一样的美丽①。”可以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一场梦境的再现，那让人捉摸不定的情节，突如其来的意外，人物置于险境却无可奈何的状态不就是一个做梦者恐惧而不得脱的反映吗？卡夫卡用“梦揭示真实”的做法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得到了运用，下面笔者以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两篇小说的开头都交代了主人公所处的无助状态。《乡村医生》开头描述到“我的处境十分窘迫，我必须即刻出行。”因为此时此刻有一位重病人在一个村子里等待着“我”，当“我”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出发的时候，“却没有马，马。”《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头的描述是“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儿也不累。”“我”从早晨走到下午，再走到晚上，整整走了一天的“我”眼看着天色已晚，“但是我还没有走进一家旅店。”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我”都各有所需，一个需要“马”供自己去救死扶伤，一个需要“旅店”供自己夜晚歇脚休息而不至于留宿在荒山野岭，他们共同的状态是由于无助产生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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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客观化叙事与血腥世界
一、卡夫卡和余华对极权政治的控诉
米兰·昆德拉认为“官僚主义化的世界”是卡夫卡眼中的世界，“官僚并非众多社会现象中的一个，而是世界的本质。”卡夫卡小说里描述的“官僚主义化的世界”让许多学者震惊，因为他的这一描述预见了 20 世纪出现的极权政治，说出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没有说出的东西。卡夫卡对官僚主义化的世界的发现和他成长的家庭背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父亲的专制是卡夫卡发现官僚化的社会体制的主要原因。在身体因素方面，
父亲赫尔曼强壮康健的躯体让卡夫卡倍感自己身体的虚弱和不堪一击。在精神方面，父亲即是卡夫卡的“法”，父亲的权威胜过一切。就像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所写的：“只是因为你，我心中衡量万物的尺”，所以，在卡夫卡的眼中，世界有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我这个奴隶生活的世界”，卡夫卡在这个世界里，无论他如何做，他都无法避免自己触犯法律；一份是“父亲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父亲统治的世界，父亲是一个帝王，父亲代表着万物，父亲统治着一切；一份是“除了父亲和自己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人间天堂”，没有法律、没有约束，是一个到处充满着爱和幸福的美好世界。
在父亲面前，卡夫卡犹如奴隶一般苟活在父亲的权威之下，家不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而是一个布满条条框框的“监狱”。父亲的专制让卡夫卡觉得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家并没有给卡夫卡带来可供他心灵栖息的家园。卡夫卡的小说《判决》中的本德曼试图以结婚的方式向父亲宣告自己的独立，不再受父亲专制的管辖，结果被父亲判处投河自杀。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父亲赫尔曼的专制为卡夫卡发现官僚主义化的世界提供了隐秘的心理基础。除此之外，根据美国学者桑德尔·L·吉尔曼写的《卡夫卡》，卡夫卡写作的《在流放地》、《审判》与德雷福斯事件有关。1894 年，一位叫做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上尉军官，他因为被他人错误地指控向德国人出售重要情报被审判，结果他被判处有罪。直到 1906 年他获得了自由。这一政治事件给包括卡夫卡在内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审判》和《在流放地》里，卡夫卡向读者揭示了另一个荒诞的世界——人物在官僚化的社会体制里苟活是荒诞的，小人物在官僚化的社会体制下最终都摆脱不了社会体制对他们判处的“死刑”，所以，《审判》中 K 在他 31 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被处以死刑，《在流放地》中的士兵在即将被处死刑的时候竟也不知道他被判决了。尤其是《在流放地》卡夫卡用极其客观、冷静的笔触写出了被判决者将要面临的刑罚是何等的残酷和血腥，审判程序是何等荒谬，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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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先锋小说：“无政府主义”形式下的中国式批判 .................... 39
第二节 民间立场：回归民间文化和关注人的生存 .......................... 40
第三节 余华对卡夫卡小说创新性接受原因探析 ............................ 43
第三章 余华对卡夫卡小说的创新性接受
第一节 先锋小说：“无政府主义”形式下的中国式批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概是卡夫卡来到中国的日子，卡夫卡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虽然整体上比西方迟了接近三十年，但是卡夫卡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研究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且研究的成果也是足以让人震撼的。令人欣慰的是卡夫卡一来到中国就受到了中国作家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探险的作家，他们把卡夫卡看作“知己”，他们借鉴了卡夫卡写作的技巧，他们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和认识了卡夫卡。
余华在《温暖的旅程——影响我的 10 部短篇小说》中写到：
“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 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 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余华的先锋小说对卡夫卡小说的吸收是一种在继承卡夫卡基础上的选择性的吸收——先锋小说的形式是卡夫卡式的“无政府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观念却是中国式的现实批判。余华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呢？如果以作品而论，笔者认为余华的先锋小说所表达的创作精神具有典型的意义。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大胆地模仿卡夫卡的《乡村医生》的成名之作，两部作品有着相同的叙事人称——第一人称；有着相同的情节缺失，造成“细节真实整体荒诞”的艺术效果；有着相同的梦幻色彩，使得故事的意义消解。余华和卡夫卡的作品叙事技巧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卡夫卡用“梦幻”表现“内心真实”，而余华除了学习卡夫卡的这种用“梦幻”表现“精神世界的真实”，还试图应用用“梦幻世界”来揭露和批评现实世界的“虚假性”、“不合理性”、甚至批判“成人世界”的“欺骗性”和“非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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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