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独特的有机组成，以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中不可被忽视和遮蔽的存在。
一、兴安岭——包容的鄂伦春形象
（一）山岭民族的身份诉说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强调的就是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文学创作有时需援引环境因素来解释，这也印证了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创作者对本民族自然环境的本能与天然关注。可以说，一个民族的生存地域是决定其文学创作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密切关系，也深刻地体现在鄂伦春族民间故事及地方风物传说中。如《奇星的故事》《兴安岭和甘河的传说》《嘎仙洞的传说》《卡仙洞与奇奇岭的传说》《莫日根山》等等，这些民间故事和传说不仅涉及兴安岭及其名称的由来，还触及到兴安岭上的各处风物景观，其出现充分说明了鄂伦春族众对兴安岭最初的认知想象，独特的民族思维与审美情趣。
1.凸显崇尚自然与积极求索的民族精神
在每篇鄂伦春族民间传说或故事的开头，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这样写道“从前，在兴安岭……”，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两层含义：一为鄂伦春族口传文学作为鄂伦春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源于兴安岭这片地域；二是强调了在鄂伦春族先民的意识中，
兴安岭作为本民族族众赖以生存的地域与物质生活来源，在鄂伦春族众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口传文学创作者将兴安岭置于传说故事的开头首位，借助民族文化符号——兴安岭这一要素展开故事情节，说明了在鄂伦春族先民的潜意识中已然存在和内蕴着“我是兴安岭之人或我的根在兴安岭”如此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与归属意识。这样的认同归属之感，在具备传承与教化作用的口传文学中，随着代代族人的口耳相传，延续下去的不仅是灿烂丰富的鄂伦春族口传文学，更重要的是，强调并逐步加深了鄂伦春族众对本民族强烈的自我认识与民族定位——山岭民族，且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史中不断深化直至根深蒂固。
在鄂伦春族民间故事中，兴安岭的由来，被视为是天神的馈赠。鄂伦春族民间故事《奇星的故事》[2]讲述了天皇派鄂尔德穆莫日根把地面治理的如天庭般迷人，而鄂尔德穆莫日根又请求天皇将天庭所有会飞的、会跑的、会游的、会爬的、会入土的生物拨一半给地面，于是这些生物星群就像流星一样降落到地面，就有了美丽壮观、资源丰富的兴安岭。对生存地域起源的关注与思索，表达的是鄂伦春族众对兴安岭这片广阔之地的仰赖与依附。正如方纪生在《民俗概论》中所指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灵中，充满了好奇心，智识欲，及渴望知道未来的希望。”[1]正是这样的好奇心与智识欲，促使鄂伦春族先民以独特的思维逻辑，观察和思考着自身所处的生存地域及自然环境，将内心的求知欲和幻想力作用于支配着鄂伦春民族生存发展的生活地域——兴安岭，并把他们对兴安岭的依附感与尊崇感，结合着浓厚的好奇心与丰富的想象力，将兴安岭人格化、具象化为天神的馈赠。这一想象之意背后，蕴含着鄂伦春民族与生俱来的敬畏自然的民族心理和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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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岭民族的当代精神品质再现
鄂伦春族第一位书面文学作家敖长福在散文《成长与追求》中这样讲述了自己决定提笔创作及确定创作倾向的原因：“我要写脚下的土地，写养育我的山林，写熟悉的鄂伦春人的生活。”[1]说明了兴安岭作为民族文化符号，进入鄂伦春族书面文学，甚至是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作家的必然选择。敖荣凤在散文《漫话鄂伦春》所言“兴安岭与鄂伦春族几乎是同一个词，这苍老的山脉正是这个民族的象征。”[2]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敖荣凤身为一名鄂伦春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已然将兴安岭写做是鄂伦春民族的象征，恰是证明了兴安岭这一民族文化符号在鄂伦春民族当代视域中之重要含义：兴安岭即使不出现于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中，也本身便可代表鄂伦春民族。而当兴安岭这一民族文化符号以建构民族形象为目的，出现在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作品中时，作家们主要通过书写兴安岭的风物景观，以地域描写彰显民族精神等方式，表达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形象建构意识。
1.书写家园情怀
巍峨壮美的兴安岭物产丰富，丛林茂密，林中栖息着多种珍禽异兽和野生动物，这都是鄂伦春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鄂伦春族众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在敖长福的散文《柞山顶上》《嘎仙遐思》，刘晓红的散文《刺尔滨河四季》，白兰的散文《一个鄂伦春族小伙儿的心愿》，孟淑珍的散文《醉人的起点与飞跃》和额尔登卦的诗歌《兴安岭，伸出臂膀》等作品中，作家们通过描绘与书写兴安岭的地域美景，赞美与歌颂着兴安岭对鄂伦春民族的哺育之情和养育之恩。所以当兴安岭这一民族文化符号频繁地出现在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作家笔下，以建构兴安岭为“家”或故乡的形象抒发鄂伦春族众对鄂伦春民族与兴安岭的热爱与思念，成为鄂伦春族作家在书面文学中建构民族形象时首选的有效途径。
（1）描绘家园——不畏艰险的鄂伦春族
自古以来，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并将关注点放置于自己熟悉的生活家园与故乡便成为作家们抒发情感的常见选择，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写作传统之一。无论是鲁迅在《故乡》所刻画呈现出三种故乡意象的深刻内涵，或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出现过的诸如海派、东北作家群，京味小说等流派或作家群体的创作，都体现出如此文学传统的强劲影响。同样的，等量代换地来看，这一文学传统与文学特征对于生活在苍凉沉郁、广袤无垠的林海雪原上的鄂伦春民族而言，也自然会成为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作家创作的重点。正如侯波在《悠车情》中所言：“高高的兴安岭，滔滔的刺尔滨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民族——鄂伦春族。”[1]在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怀着厚爱深情诉说着对故乡的依恋和热爱，来诗意传神地描绘着兴安岭景观的广袤与伟美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民族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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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桦树——上进的鄂伦春形象
（一）森林骄子的身份言说
1.民族生命的起源
白桦树这一民族文化符号最初出现在鄂伦春族创世神话中，在鄂伦春族先民的意识中，对自身起源的追问，即“人是怎么来的”这一命题就与白桦树息息相关。神话《桦皮造人》[1]中所讲述的“扎老桦树皮成人说”成为鄂伦春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人类起源神话：相传在很早的时候，天神恩都力看到地上没有人，只有野兽，就用老桦树皮扎成一些人，让他们拎着棒子，拿着石头打野兽，从此野兽越来越少，人就一天比一天多了。且桦皮扎成的人十分勇猛，可击败很多野兽。
由此可见，白桦树在早期鄂伦春族众的意识中，就代表着民族生命的起源与原始生命力。这或许与鄂伦春族众和白桦树所处环境与成长方式的相似性有关，树日益生长与人茁壮成长类似，且白桦树与鄂伦春族众共同生活在兴安岭这片广阔地域上，兴安岭严寒酷暑的恶劣生存环境并未击倒他们，反而锻造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使他们的生命意志日益顽强，故白桦树与鄂伦春族众类似的生存环境与生长形态，决定了白桦树中蕴含着的蓬勃执著的生命力与生命意识，成为鄂伦春民族表述生命的起源与原始生命力的载体。
2.民族和睦的象征
当民族生命的由来有了较为确切的答案，那么如何生存下去便成为新的命题。生活地域与生活方式的渐趋稳定，成为鄂伦春族氏族社会发展的基础。“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鄂伦春族也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发展阶段”[1]，并最终形成以“穆昆达”为首领的父系氏族公社——“穆昆”。兴安岭广阔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氏族部落，而有限的猎场及自然资源和无限的族群需求矛盾，成为氏族部落之间产生冲突和争端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的自然生活环境和丰厚的自然资源显然已不能满足族众所需，周遭社会环境之变在影响鄂伦春族众生活的各要素中占据了较大比重。故在鄂伦春族先民的意识中，对和谐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追求，渐渐地超越了对稳定的自然环境的依赖。这一理想追求在鄂伦春族口传文学中通过白桦树这一民族文化符号进行表达，并在白桦树中寄托着民族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美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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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重构“
在现代性及全球化作为当前中国社会总体性或结构性的发展逻辑或价值观规约面前，人口较少民族由传统所形塑的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及自我确证性遭到严重削弱，身份归属，族群意识等问题成为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现代性体验的主体症候，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彰显，全方位影响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创作，使其文本呈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4]正如李长中所分析，由此就出现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重述历史”现象：“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普遍性出现一种以所谓‘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追溯本民族种族起源、诉说本民族迁徙历史、再现本民族图腾崇拜、反映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叙事主题或叙事现象，其文本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普遍性的家园皈依思潮。”
“重述历史”现象同样也出现在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中，通过“白桦树”这一民族文化符号进行表述。代表性的作品有空特乐的散文《母语的启示》《母亲的声音》，诗歌《母亲与白桦》和小说《桦林之夜》《鄂伦春女人》；敖长福的小说《遥远的白桦林》和《白桦林的记忆》，白剑的诗歌《母亲》《镜中的林子》《渴望深秋的时候》《寻找祖先》以及敖荣凤的散文《驶出白桦林的船》等。当代表着鄂伦春民族生命起源、氏族和睦与民族心声的白桦树，进入书面文学作家的视野，延续其民族生命本质的内涵始终贯穿于书面作品中，并被作家们赋予生命灵性与多重民族身份：民族群体的代言者，民族历史的见证者与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并以重构鄂伦春民族传统文化为目的而建构着鄂伦春民族形象。
1.代言民族群体
人口较少、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单纯、文化核心区域小、文化解体风险大，是鄂伦春民族当前生存的基本症候。他们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依赖于特定的生存环境，生存区域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生态较为脆弱，文化造血功能相对不足，文化抗风险能力相对脆弱。对鄂伦春民族而言，生存环境中的任何个体，诸如一棵树、一个民间故事、一位老人的逝去……这对其而言，都隐喻着一种文化的消逝或传统之根的斩断。较为单一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也相对单纯，且依赖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而存在，所以一旦其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与动荡，就会严重影响整个民族文化的存续问题，甚至出现与传统“断裂”的风险。这种潜在的文化解体危机，唤醒了作为鄂伦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们的文化忧患意识和自觉为本民族代言的责任担当意识，他们承担着整个族群声音的诉说者或执笔者的身份，鄂伦春族书面文学作家空特乐的写作就清晰地呈现出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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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猎人——勇敢的鄂伦春形象...................... 32（一） “猎人式”英雄主义精神的生成.......................... 32
1.“猎人式”英雄形象..................... 33
（二） “猎人式”英雄的当代精神品质建构........................ 37
四、萨满教——虔诚的鄂伦春形象................................. 48
（一） 山神与鄂伦春民族形象建构............................... 48
1.乐善好施与扶贫济弱的民族品质....................... 49
2.智慧超凡与正义质朴的民族品格............................. 49
四、萨满教——虔诚的鄂伦春形象
（一）山神与鄂伦春民族形象建构
山神观念是由氏族或部落的的图腾演变而形成的，“在万物有灵观念产生之前，并无山神之观念，大多数氏族部落所崇奉的主要是自己的图腾，在万物有灵观念产生之后，万物皆有灵，山也不会例外，一些居住在山中或山下的氏族、部落往往把自己的图腾神化，奉之为山神，山神观念形成之后，又不断地发展变化，形成多种类型的山神观念。”[2]司禽兽之山神观念是最早的山神观念。
山岭作为鄂伦春民族生存栖息之所，不仅架构出民族生存的物理空间，更提供给族人维持生命的生活之源，人们的生存繁衍，衣食住行一刻都离不开山，正是这种对山的依赖性，使人们在构造神灵体系时，将山神置于首神的位置。鄂伦春人称山神为“白那查”[3]，白那查在鄂伦春族众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人们认为山里所有的飞禽走兽及其他财富都是有白那查掌握着，猎人出猎是否猎获野兽，猎获的多少，全凭白那查的恩赐。因而白那查是鄂伦春民族最崇拜的神，对山神的崇拜，已经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由此鄂伦春民族对山神的敬畏感与依赖感决定了山神白那查也将成为用于建构鄂伦春民族形象的又一民族文化符号，山神形象也体现着如下鄂伦春民族形象特征。
老虎形象是鄂伦春族口传文学中常见的白那查形象，将老虎视为白那查的化身是鄂伦春族口传文学中对白那查形象构造的重要特征之一。如《白那查的传说》中，讲述了几个猎手外出打猎，都收获颇丰，唯独一个小猎手没有收获，小猎手走着遇到了一只花斑虎，老虎伸出前掌请求小猎手的帮助，老虎在获得帮助后，帮小猎手捕获了很多猎物，原来这只老虎就是山神白那查变的，白那恰非常怜悯弱小者、无能者和受人欺负的人，会施以援手，也会报答曾给予它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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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