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
第一节 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主义价值选择
1.威权时空下的西方文化思潮影响
台湾当局的高压戒严体制与“双重文化断裂”
1949 年，国民党因战局的全面失利被迫从大陆退守台湾。迁台伊始便即陷入内外矛盾交织，举步维艰的困境：政治上危如累卵，外交上孤立无援，“二二八”事件带来的阴影桎梏着与岛内居民的关系缓和，从大陆流亡而来的二百多万军民深陷绝望痛苦的精神压力之中??为了迅速稳定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力挽这风雨飘摇、百孔千疮的政局和颓势，安抚岛内民众的人心不定，国民党当局实施党政军特四位合一的全面戒严体制。对于在大陆战场的失败，蒋介石认为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文化宣传。鉴于此，国民党当局实施一系列铁腕手段。对内，采取高压政策来封堵民众的嘴巴，约束他们的言论自由，抵制不符合官方要求的文学创作，大兴文字狱。同时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检查制度，对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严加干涉甚至武力介入。文学作品动辄遭到严苛地审查，严重的，作家便处以叛乱罪。当时，“被逮捕、杀害的不仅是台湾的社会精英，还有许多跟随国民党一起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后来也变成政治犯。”①在如此险恶的权力阴影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对外，封锁、禁止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进入。国民党当局认为三十年代的文艺活动对战事的失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为避免重蹈覆辙，国民党当局将大陆没有随其来台的作家的创作列为禁书，并彻底肃清 1949 年以前大陆出版的各种进步刊物和作品。学者吕正惠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在撤退到台湾不久，国民党正式下令，凡‘附匪’以及留在‘沦陷区’的学者、文人的著作一概禁绝。这等于宣告，中国现代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有价值的文学与学术作品一概免读。这种空前绝后的‘否决’历史与文化的举动，以最实际、最有力的方式宣告了五四文化在台湾的死亡。”①除此之外，国民党当局对于三十年代的台湾本土文学同样予以压制。如赖和、杨逵、杨守愚、朱点人等台湾作家，由于他们的作品内容闪烁着现实主义的批判色彩，因而，也被国民党当局全部否决。中国大陆新文学与台湾本土文学的双重封锁，使当下的台湾文坛死寂般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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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方语境中的现代主义在地化生成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西方十九世纪下半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它是伴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与机械文明带来的变迁与异化而出现的一种影响全球的文学潮流。它虽然流派纷陈，但其基本宗旨却是一致的。即思想上是站在解构理性、反思进步、质疑文明、批判主体性基础上的感性张扬和非理性主义；内容上描写现代人逃避现实社会，朝着内向性自我不断省思，以追寻生存的意义；艺术上则在语言、结构、形式等作品的外形上采用特殊的、异乎寻常的表现手法。综言之，西方的现代主义想要对抗的，是非人性、个人化的官僚与科技的抽象体制，是对都市文明和机械文学发展到一个地步所带来的人性冲击进行种种探索和批判的艺术潮流，是一种内在的自觉性强烈，而且以“前卫”（avantgrade）的方式来表现的文学现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股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排山倒海的强劲势态席卷了整个台湾文坛，并不断生发下去，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虽然现代主义是舶来品，但是，台湾文坛对这一西方艺术思潮并非是毫无条件的接受、引介、鼓吹、配合，照搬呈现并反映，而是带有着主体性的思考和判断。因为现代主义是可塑造的，每一地方的现代主义都有着“自己的文化遗产、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张力，具有着独特的民族色彩。”③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基础和根源迥异于西方，因此，外来的现代主义必然要接受台湾本土社会性格的改造。同时，台湾与大陆母体一衣带水，有着一母同胞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关系，从而使得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又具有着与生俱来的中华文化的背景。由此，西方的现代主义在台湾本土呈现出其独具一格的品质特征：在审美表现上，台湾作家追慕西方技艺，汲取着现代主义丰富的艺术资源，但在内容情感上，则扎根本土现实，充盈着台湾的感觉与气息，渗透着东方的情调与意蕴。
1.五四精神的薪火相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革新和思想解放运动，被誉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五四精神则在这一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运而生。那么，何谓“五四精神”？刘中树先生曾对此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提要钩玄：“作为体现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现代化追求的时代精神和实践目标的‘五四精神’, 是融合着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的深刻内涵的；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 就是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现代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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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崛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坛在强势的官方文艺政策的垄断下，其文学生产带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就在这权力支配下的文学环境中，追求文学自由与想象的现代主义则以其迂回的方式在台湾文坛生发开来。它的破土而出经由多方位的知识分子的大量引介，终于汇集成大规模的文学论述，并在六十年代一举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
1.夏氏兄弟对台湾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开启
虽然早在三十年代，以杨炽昌为首的风车诗社已标举“超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吕赫若小说的语言已具有象征、隐喻等表现人物情绪的现代技法，龙瑛宗的小说亦不乏自然主义式的虚无，初显出某些现代主义的质素。五十年代，现代、蓝星、创世纪三大诗社的相继成立又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弄潮儿。但从整体而言，尤其就小说领域来讲，现代主义在这一时期还只处于开发与尝试的蹒跚学步的婴孩阶段。
1956 年 9 月，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这是台湾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示了现代主义美学艺术在台湾的正式开启。该刊勇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坚守对“文学性”的秉持，提倡“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欢迎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文学杂志》兼顾中西文学传统，以中西文化双向并轨的方式刊载中外作品。其中又尤以对西方文学的译介为重心。如《现代艺术与存在主义》（《文学杂志》6 卷 3 期）、《现代英国小说意识流》（《文学杂志》6 卷 5 期）、《论批评家影响下的美国现代小说》（《文学杂志》7 卷 1 期）、《艾略特戏剧的精神中心》（《文学杂志》7 卷 3 期）以及里尔克、波特莱尔、卡缪、海明威等西方现代派大师的著作和理论。在大量引介美国现代主义思潮的时候，译者不仅对西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而且对所译的作品进行专文的评析。这为西方文学的介绍起到了极好的欣赏导读作用，同时也为台湾文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异质空间。尤其“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影响亦具体表现在这些译介的文章当中”，成为“现代派先声”。
作为刊物的创刊者，夏济安先生的文学观至关重要地影响着当时文坛的创作倾向。他的文学立场可以在《致读者》、《旧文化与新小说》及其撰写的几篇文学评论的文章中得以窥见。综观之，夏济安先生的文学理念多集中于对文学的“现实”、“人性”等表现内容和表达技巧的思考上。夏济安先生认为作家要讲真话、讲实话，要有说话的自由和说出真实的权力。文学创作不能“被定义”，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体系，不能被视为宣传工具，不能歪曲事实。“伟大的文艺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那么，何谓“现实”？夏济安先生指出“外界的事实，固然是现实；内心的情感和印象，也是现实”。也就是说“现实”不仅指涉“客观的现实”，还应包含“心理的现实”，即“主观的现实”。一个小说家“假如深知人心活动的来龙去脉”，那么“他已经具备了写作好小说的某些条件”。倘若作者能把人物的主观心理真实地表现出来，以此来代替描写客观的现实，那么，其作品依旧是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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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七、八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与深化
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是台湾社会发生巨变的年代。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的激荡、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给台湾社会带来剧烈的冲击。台湾知识分子在此危机情境下，不约而同的将目光聚焦到社会关怀上，开始介入政治与社会，并对文学进行反思。以文学必须反映现实，
艺术必须归回社会的书写策略渐势影响台湾文坛，终致形成了浩荡的乡土文学运动。不言自明，占据六十年代文坛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首当其冲的成为了作家口诛笔伐的对象。尽管如此，现代主义运动仍然持续发力，并以显性隐性的不同形式在台湾文学的版图上渗透扩张。到了八十年代，威权体制的松动使得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同生共存，具体在台湾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的传播。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马库色（Herbert Marcuse）等西方大家的学术著作及文艺观点风靡台湾。这一时期，战后出生的新世代开始步入社会。他们思想开放，倾心于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在政治上，对台湾当局的各项政策没有前世代作家的紧张沉重，而是以一种超越的态度予以冷嘲热讽。在文学上，也不再背负伦理道德的束缚，毫无顾忌地深入探索身体的情感欲望。在充裕的文化养分中，在开放宽容的文学环境下，富饶多样的文学表现形态开始萌芽茁壮起来。反映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上，就是大胆的性别议题的书写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萌发。
1.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经典的确立
六十年代就已硕果颇丰的白先勇，在这一时期仍然笔耕不辍，其作品也日益受到关注。他的创作基本上被归为两大系列，并集结成两部小说集：一是以旅居台湾的外省第一代为主的怀旧故事《台北人》，一是以留学海外的外省第二代为中心的漂泊故事《纽约客》。《台北人》讲述了被逐出大陆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及亲属随从客居台湾的悲剧命运，谱出一曲“没落贵族的挽歌”。以一己之悲再现时事兴衰，将“死亡、性爱”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母题与表现技巧融入于物是人非、命运多舛的历史兴叹之中，中西古今的完美结合，奠定了《台北人》的文学经典地位。《纽约客》系列透过留学生这一特殊放逐群体，揭示了在认同危机、文化断裂的中西矛盾冲突中，放逐的一代如何在文化夹缝中生存的深刻内涵。小说集中的多部作品被译成外文发表，《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等小说也成为白先勇的文学典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白先勇开始了长篇小说《孽子》的创作，这也将成为白先勇创作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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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 77
第一节 孤独的生命映像……………………… 791.无所依凭的虚无…………………… 82
2.辗转漂泊的零丁……………………… 85
第四章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 128
第一节 个体生存困境的言说…………………… 128
1.力比多的困扰……………………… 128
2.存在的迷惘………………… 144
3.死亡叙写…………………… 162
第五章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242
第一节 重表现的叙事技巧……………… 243
1.内视阈的叙事视角………………….243
2.时空重组的蒙太奇手法………………….264
第六章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
第一节 艺术情思的深度开掘
1.反叛与创新：标新立异的美学实践
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带给文坛最大震荡，引发强烈反响的当属它标新立异的美学实践。对艺术自主的不懈追求让现代主义作家格外重视“文学的自觉”，即表现作者的“自我”，尊重文学的“本体”。具体来看:
“自我”是“情意的自我”和“生命的真我”。②要真切地表达出这个“自我”，就要“对人性有深切的了解”，接受“残缺的现实”，“有勇气面对残缺与丑陋”，并“相信真实的丑比虚伪的美要耐看得多”。③这一崭新的创作思维观念，让现代主义作家开始关注人的内在灵魂，展现出对“深度”的不断探掘。作家们不断地探究幽深隐秘的人性心理，将人们心灵深处的喜怒爱憎、变动不居的情绪流动、浓烈炽热的情感体验毫无保留地再现出来。在这丰富复杂的人的主观世界当中，有邪恶、败德、堕落的幽暗，有变态、畸形、罪孽的禁忌，有沉重、阴郁、忧愤的苦楚，这才是真实的人性与人生。现代主义作家们冲破以往不能跨越的黑暗藩篱，大胆涉猎暗潮汹涌的人的潜意识，勇敢注视人的深不可测、不可理喻的心灵黑洞，无所顾忌地暴露矛盾丑恶的种种人际伦理关系。这种舍弃现实观察转为内心考察的内容描写，开辟了文学书写的新领域。而对负面议题的关注和叙写，趋向感觉的抽象性表达，是对道德礼仪和传统文学规范的质疑和颠覆，是对既有的文学秩序和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的挑战和侵犯。正是这种突破文学界限的对人的主观自我和内在心理的大书特书，对“破坏的建设工作”的不遗余力，体现出现代主义小说勇敢无畏的否定反叛精神和锐意改革的求新求变品格，促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尊重文学的“本体”，就是要做到“不把文学屈从于艺术以外的目的”。①现代主义小说自发端以来，就秉持着“试验、探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宗旨，确立艺术本身的独立自主地位，肯定文学具有除却社会功能之外的本体内在价值。因此，他们倚重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精心地雕琢打磨文学技艺，铸造出全新的艺术范示。现代主义小说家对艺术最自觉、最极致的追求反映在对语言艺术的专注耕耘上。“锻炼语言”让作家们乐此不疲地反复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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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