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后启蒙”时代的启蒙自觉
第一节 启蒙存续：五四启蒙与新时期启蒙
提及“启蒙”，我们必然会想起发生于 18 世纪欧洲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以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鼓吹人权与法制，呼唤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现代精神，这是西方历史上继文艺复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从狭义上讲，“启蒙”指的是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从广义上看它又是近代哲学精神的代名词。西方曾长期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在宗教化社会中教皇处于至尊地位，普通人毫无权力可言，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它张扬人性，解放人欲，将人视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对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承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进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随着新兴资本家力量的发展，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利，在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感召下，西方世界加快了现代化进程并迅速步入现代社会。
不可否认，“启蒙运动”是逐渐在欧洲蔓延的声势浩大的历史事件，但至于“什么是启蒙”“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1]。由于 1783 年德国《柏林月刊》中刊发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启蒙的本质、对象、手段、限度及真谛等诸多问题的讨论。自诞生之日起，“启蒙”就是一个多元、含混、富于歧义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启蒙的认知和界定不尽相同，其中最为经典与著名的便是康德的答复。他在 1784 年发表《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 （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2]康德认为，公开利用理性的自由是启蒙的唯一条件，所谓启蒙就是摆脱对他人、他物的依赖，克服自身固有的“懒惰和怯懦”，有决心和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进行独立思考。无独有偶，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也强调理性的重要性，他认为启蒙“意味着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一个启蒙了的个体是一个比一般人明显地更有理性的个体”[1]。独自寻求真理是最为高尚与可贵的品行，无论是谁，“只要他知道的东西是通过为自己进行思考而成为他自己的财产的，他就是一个启蒙了的人”[2]。故而笔者以为“启蒙”即以理性之光驱逐专制力量笼罩在人们心底的阴霾与黑暗，反对一切欺瞒和偏见，摆脱个人的依附状态并运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在打破封建权威与迷信的同时，追求自由、平等、真理与光明，使人获得全面、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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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困境凸显：全球化影响下的“再启蒙”与“后启蒙”之争
在常人眼中，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代表光明与进步的思想变革，也是人类精神文明史上最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它带来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观念，使人获得现世的幸福。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知识分子逐渐发现社会并未完全兑现启蒙所许下的美好承诺，完美新世界成为一张空头支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扩张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两次世界大战更在人身上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为世界祛魅的理性化之路注定坎坷不平。极权主义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人”与“末人”的出现等使现代性面临合法性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启蒙现代性”，“‘启蒙运动’和‘启蒙’又开始侵入学术讨论和政治讨论中。”[1]他们逐渐意识到启蒙内部资源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矛盾性，进而由对现代性的反思扩展至对启蒙运动的质疑。
简言之，启蒙反思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唯一准则的理性的傲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工程的权威心态，以追求技术和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对科学的迷信，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线性的发展观、历史观，和由理性至上加技术主导所形成的迷恋规律的独断论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由启蒙的地缘意识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2]启蒙运动被指控为培养技术主义、理性主义、激进主义、极权主义、普遍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的温床。启蒙的本意是要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但“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3]，人们陷入非理性的的野蛮、欺骗与迷信状态。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中指出启蒙早已消退为神话，理性的极端膨胀使它走向自己的反面，最终招致自我毁灭。无可否认，启蒙运动将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理性却成为新的上帝，成为统治自然和奴役人身心的工具。人类通过“技术的算计”改造社会，在大机器生产面前个体消失不见，追求自由、进步的启蒙反而使世界走向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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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后启蒙”的国民性批判
第一节 国民性：现当代文学启蒙意识关键词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是国民性格的简称，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多数成员所共同拥有的相对稳定的精神气质与心理特征，是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历史积淀，潜藏在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无意识中。从词源学来看，国民性一词并非中国首创，而是晚清在西学东渐进程中从日本引入的外来词，由于它多侧重国民精神与文化习性的负面因子，故也常被称为国民劣根性。谈及中国的启蒙运动，国民性永远是一个无法绕开和回避的话题，与之相关的国民性批判与改造话语贯穿整个启蒙始终，是我国启蒙主义文学的关键词。
近代中国的救亡之路经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转变，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五四先驱意识到唯有进行思想启蒙，改变国民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落后的局面，完成现代化转型。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两千余年，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即使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强大的文化惯性却使人们依旧因袭历史的负重，造就愚昧、软弱、病态的灵魂。由于国民性“是个体性格中的一般特征，它对于国民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具有同一的制约作用”[1]，所以在批判传统文化的痼疾时，国民性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国民性批判几乎等同于文化批判。鉴于此，反思和批判国人身上的劣根性是启蒙文学的重要主题。
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可追溯至晚清时期，例如严复对“民智”、“民力”与“民德”的强调，梁启超“新民说”理论的建构等，他们试图通过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日渐式微的国运。鲁迅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开创者，早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就时常与许寿裳探讨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于《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立人”乃“立国”之本，生死存亡关头唯有“人立而后凡事举”。他深感数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对国民精神的腐蚀，在小说和杂文里无情解剖国人沉默的灵魂，披露他们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与沉疴旧疾，“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在他的笔下，麻木愚昧、逆来顺受的奴才心理，自私狭隘、冷漠无知的看客心理，以及“瞒和骗”式的自欺欺人与怯懦懒惰，均是其批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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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构”国民性：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共谋式绝望
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不少学者开始思考“后启蒙”时代东方学背景下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文化逻辑，他们关注欧洲对中国的凝视与集体想象，进而怀疑是否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萨义德“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西方人怀着自我扩张与殖民掠夺的目的表述东方世界，以夸张的漫画式手法将东方描述为愚昧、落后、无知、野蛮的存在，其背后隐藏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中国人的形象始终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们或因西方人内心的恐惧被称作“黄祸”，或被丑化为懒惰、猜疑、残忍、肮脏的群体。从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到明恩溥，西方在精英层面和大众层面共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特征的知识谱系，但这只“西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本虚构，它并不意味着真理而只是一种表述。”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一书中提出对国民性话语的质疑，她以后结构主义理论作为切入点，将矛头指向国民性话语中的“本质论”思维模式，得出“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3]的结论。作者综合考察了以《支那人气质》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话语对国民性建构的影响，认为它不仅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国观，更影响了中国“五四”前后的国民性批判与改造话语。在她眼中，无论晚清以来谈论国民性的理论家之间存在什么分歧，却都相信国民性是一种真理性的客观存在，这种“本质论”认识忽视了国民性“神话”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所谓国民性不过是西方用以维系自身种族与文化优势的话语策略，其目的是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任何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笼统、武断、本质主义的表述都是不可靠的，鲁迅笔下的阿 Q 形象也绝非中国独有，而是“跨国际”性的。至此，国民性话语被彻底解构，知识分子与大众亦或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主客体关系也不复存在. .............................. 第三章 “后启蒙”的李佩甫式困境.................................... 28第一节 存在的困境：九十年代城乡流动与乡土的消失................ 28
第二节 伦理的困境：宏大政治规训与现代性的不足.................. 33
第三节 叙事的困境：现实主义的底线.............................. 37
第四章 “后启蒙”的地域性特征...................................... 41
第一节 河南的启蒙现实主义传统.................................. 41
第二节 “后启蒙”的地域辨识度.................................. 47
第三节 语言王国的建构：地域方言与诗性言说...................... 52
第四章 “后启蒙”的地域性特征
第一节 河南的启蒙现实主义传统
启蒙现实主义是五四先驱为我们留下来的宝贵遗产，鲁迅以降的的知识分子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形成初具规模的启蒙现实主义文学形态。“思想启蒙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于是，‘思想启蒙’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便是一种历史的宿命。”[1]它们的结合不是偶然，而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架起连接的桥梁——所谓启蒙就是摆脱对他者的依赖，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独立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极力推崇理性；而现实主义强调通过冷静、客观、理性的分析关照人类世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诸多矛盾面，以揭示时代的本质。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一脉，启蒙现实主义在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期起到文化批判与启蒙大众的功效，它不是“启蒙”与“现实主义”这二者的简单累加与重叠，“而是以思想启蒙为目的和姿态，突出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文学思潮类型。”[2]在创作中，作家对现实世界给予密切关注，并将自己的体认与思考融化在作品中，不断尝试与现实进行对话。同时，他们透过生活的表象洞悉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探究中国文化的根底，力图挖掘国民身上的劣根性，希望通过启蒙话语改变国民精神，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谋求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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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对“后启蒙”者的再反思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