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的空间书写类型分析
第一节 自由而拘束的家庭空间
探讨物理空间，首先要明确物理空间涉及哪几方面的内容。余新明认为，“小说里的空间选择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地域选择问题，另一个是具体的建筑空间的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一大一小的问题。”[1]这里的“空间”指的正是小说中的物理空间，其中地域选择是指“从大的地理范围内进行空间选择”[2]，如是选择中国还是外国，选择城市还是乡村，抑或北京还是上海；建筑空间选择是指“在一个具体的地域确定以后进一步选择更加具体的人物活动空间”[3]，如闺房、公园、街道等。小说中的空间选择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要服从小说叙事和情感表达的需要，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审美诉求更是密切相关。
在地域选择方面，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大多以国内的城市为空间背景，然而吊诡的是，作家们未曾对城市空间做正面和侧面的详细描述，而是在行文中只给出一个城市的名字，如冯沅君小说中的北京，冰心《斯人独憔悴》中的天津，或者连城市的名字也不提及，读者只能在字里行间去捕捉有关城市建筑的字眼，如酒店、公园、医院、学校等，才能明确故事的空间背景是在城市，而这种抹掉城市名字的做法在女作家的小说中屡见不鲜。虽然小说的空间背景是现代城市，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亭台楼阁、深府后院，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频繁出现，但仅仅表现为大宅院、公园、学校等几种固定的场所，女作家们极少去描绘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景象，空间背景虽是北京、天津之类的大城市，却没有像新感觉派描写都市那样的文字。城市的个性被抹去，只留下作为城市本身的共性意义。可以看出，女作家们并不在乎作为空间背景的城市的具体特征，它究竟是哪里也不重要，她们关注的是空间中的人和事，很多小说直接略去空间背景，一开篇就进入故事的叙述之中，小说中的故事在不断地改变，但作为背景的空间却是相似的。虽然也有部分小说以乡村和国外为空间背景，如冰心《最后的安息》以乡村为空间背景，庐隐《或人的悲哀》中部分书信以日本东京为空间背景，但从整体上而言，这样的空间背景和城市空间一样，被作者寥寥几笔带过，对小说文本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读者从中获得的也只是城市与乡村、中国与外国这种抽象而宽泛的概念。
在具体的建筑空间的选择方面，根据女作家小说中的空间类型，将建筑空间分为家庭空间和家庭以外的空间两大类，家庭空间包括家庭内部的空间，如客厅、卧室、书房等空间意象，家庭以外的空间则包括学校、公园、火车站等空间意象。这里引入“空间意象”的概念，关于“意象”，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写道，“意象可以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1]这表示意象既包含事物表象的一面，也包含表象背后的情感和思想的一面，简言之，意象是浸透了作者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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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开放又封闭的家庭以外空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解放青年们思想的同时，也极大地变革了社会生活，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传统社会中的女子只能待在闺房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使女子得以走出家门，更使社会上出现了更多接纳女性的空间场所，如大学开放女禁、中学允许男女同校，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男女社交公开的思潮打破了男女有别的传统思想，“男人可以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1]，进一步拓宽了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开辟也为女性的文化娱乐和社会交往提供了场所……虽然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世界依然是狭小的，但和过去的女性相比已经开阔了许多，她们体验到了以往的女性无法企及的空间场所，如学校、宿舍、公园、饭店等，这些新型空间的出现也一一呈现在了女作家的笔下。
（一）学校空间
五四女作家大多直接从闺门生活直接迈入校园生活，她们的作家身份往往是从女学生发展而来，学校是除了家庭空间以外她们最为熟悉的空间，她们在这里一点点累积着对社会、人生、自我的感知。在诸多小说文本中，如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庐隐的《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冰心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等，学校都是极为重要的空间背景。与家庭空间不同，学校是一个“自由对话的公共领域”，“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朝夕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通过直接的交往，相互影响”[2]，而家庭空间相对而言是一个私人性和公共性并存的空间，如客厅是家中的公共空间，闺房或卧室是私人空间。但学校空间不同，它是一个完全的公共空间，即使是宿舍也是几人共用，不存在私人空间的问题，并且学校空间没有家庭伦理的桎梏，在家庭空间中不敢甚至不愿表达的情感和思想都可以在学校空间中坦露。在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中，影曼和云罗之间的同性之恋为众人所知，从不遮遮掩掩，二人大胆地在宿舍共眠，在校园里亲密地“并着肩搀着腰”散步，互相吐露爱意，“连送点心到饭厅卖的吴大妈——一天只来坐一点钟”[3]也知晓二人的感情；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里，露莎与伙伴们在学校中谈天说地，也相互倾吐烦恼和忧愁，像玲玉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慌，“现在我们都是做学生的时代，肩上没有重大的责任，尚且要受种种环境支配，将来投身社会，岂不更成了机械吗？”[4]像宗莹为父母的指婚所苦恼，“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知识，叫我屈伏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1]冰心的《秋雨秋风愁煞人》中嫁作人妇的英云回到学校中，向“我”哭诉婚后黑暗堕落的旧家庭生活，“心里比囚徒还要难受”[2]。可见，学校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闺房的功用，即展露女子私密的内心世界，但不同的是，闺房中的女子只能吐露给自己听，而学校中的女性有了实实在在的倾诉对象，又因学校空间的公共性，使得所谓的秘密其实都是公开的，从而使人物形象在学校这一公共空间中借他人的视角、言谈或态度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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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四女作家小说的空间书写内蕴探究
第一节 空间书写与人物塑造
不论是从文学层面上讲还是从现实层面上讲，“空间”都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人在实践活动中生产出空间，空间又为人的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在当今社会，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同时，空间还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以日记、书信等客观形式或以回忆、想法、观点等主观形式呈现出来。历史上空间转向的发生不仅使空间的内涵突破了地理学和物理学意义上的界限，而且将空间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韩国学者金明求指出：“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其生存的状貌与意义，所以从空间的角度来观察人的生活与环境，就是理解人的最好的方法。”
在叙事作品中，空间与人物更是紧密结合。余新明认为：“在小说中，空间不是孤零零地单独出现的，而是与人、事和时间结合成场景一起出现在文本中，空间依托场景而显示自己的存在。”[3]何谓场景？场景是空间在小说中的文本表现形式。利昂·塞米利安认为：“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发生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一个具体事件；场景是在同一地点，在一个没有间断的时间跨度里持续着的事件。它是通过人物的活动而呈现出来的一个事件，是生动而直接的一段情节或一个场面。”[4]可以看出，人物对于空间而言不可或缺，空间对于人物来说同样举足轻重。在五四女作家笔下，空间从来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被表现出来，它往往与人、人的行为、人的心理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呈现在文本中。“文学对于空间存在性的把握，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的”[1]，是人的存在使得空间具有了意义，同时，空间又承载了人的一切活动，是空间的依托才让人具有了存在性。那么，在五四女作家所构筑的小说空间中，人物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空间与人物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我们来一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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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对立下的新旧冲突
在五四女作家的空间书写中，家庭空间具有特殊的意味，就其出现的频率而言，家庭空间是五四女作家笔下故事发生或发展的集中场所。一个家庭空间或家庭空间内部的一个空间意象即可承载整篇小说的叙事进程，这种现象在五四女作家小说中屡见不鲜；另一特殊性在于，家庭空间往往与小说中出现的其它空间互斥而对立，如家庭与学校，家庭与公园，家庭与旅店等，都不是相融、和谐的状态。这也是本文为何以家庭为界区分物理空间类型的原因之一。家庭空间与其它空间的对立，是家庭空间自身的性质使然，而它之所以能够如此突显，则在于居于其中的人物在空间转换中形成了双重精神状态和行为逻辑。据前面提到的空间与人物的关系，不难从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变化看出空间与空间的对立。家庭空间作为对立空间中的一面，既是传统伦理纲常实施与控制的单位，社会的浓缩与小型的权力中心，也是个人的身份集中塑造与体现的重要场所。就女性来说，女儿、妻子、母亲等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身份都必须在家庭空间中建构并获得身份认同，同时也浸染着这个家庭空间的意识形态。而当人物在其它空间，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相异的空间中获得另一种身份建构时，身份与空间的错位就促成了对立和冲突的产生。这种对立性具体到五四女作家的小说中体现为“新”与“旧”的剧烈冲突。
“新旧”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式人物与新空间的冲突；二是新式人物与旧空间的冲突。家庭空间因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自身的性质，往往是旧式人物的培育所和旧空间的集中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时代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革，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进行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旧制度、旧思想、旧伦理等在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下日渐崩塌，大批青年们追随着时代的脚步进行自身的“脱胎换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紧闭大门阻止五四新风的传入，固守着旧式的系统在时代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他们自身的“旧”与时代的“新”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从这一封闭空间中出逃而获取了新思想的人物在回归家庭空间时，与空间的“旧”形成了明显对照。
......................第三章 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的空间书写生成因素探究..........................60 第一节 中国空间化思维方式和叙事传统的影响.........................60
第二节 五四时期的时代特质与文化语境.................................70
第三节 五四时期女作家的生存体验与审美诉求.............................79
第三章 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中空间书写的生成因素探究
第一节 中国空间化思维方式和叙事传统的影响
“空间”一词最早产生于西方，经过历代学者的探索和研究，丰富与完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空间理论。20 世纪后半期，“空间”的概念被引入人文生活中，自此受到了西方社会各界学者的青睐，形成了学术界备受瞩目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也于 20 世纪末传入我国，在叙事理论界大放异彩。由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空间的概念于我国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在西方空间理论传入之前，我国学术界并未形成系统的空间叙事理论，但这并不代表我国自古就没有空间意识和空间化的叙事手法。恰恰相反，不论是叙事理论、空间理论，抑或融合二者的空间叙事理论在我国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空间化思维方式更是国人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在建筑、绘画、文学创作、书法等方面有诸多体现。西方学者浦安迪在比较中西方叙事文学的发展时，从“原型批评”的角度深入神话研究，指出西方神话是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的原则，中国神话则以“空间化（spatial）”[1]为经营中心；为我国空间叙事理论做出突出贡献的龙迪勇教授在专著中提到，“与侧重听觉与时间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侧重视觉与空间，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偏重‘视觉思维’，是一种典型的‘象思维'、‘图像思维’或‘直觉思维’”[2]；张世君教授在分析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时明确指出，“空间叙事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现象”[3]。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也受到了中国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和叙事传统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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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文化运动为古老中国迎来破晓的曙光，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时空关系和空间秩序。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改变着人们以往的空间经验和空间感知，跨越了新旧时代的五四女作家们在两相对比中，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种新的文化关联来抵抗传统意义的失落，在新文化的影响与启发下重新安排着自己的时代身份，寻找一处新的意义生存点。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