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人性刻写与文化省思：袁劲梅小说论

笔者认为袁劲梅小说的写作艺术也别具特色。思辨性的文本结构，再现了作者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在分析问题这一环节中，她从中西文化观照、人兽行为的对照、过去与现在的映照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清楚地阐释。

第一章 对现代中国人性的文化透视

第一节 人的奴性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对奴才品德如此定义，“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奴性首当其冲地排在奴才品性的第一位，所谓奴性，“是指那些自甘为奴隶，泯灭自我和良知，甘心情愿处于非人的地位或环境的劣根性。”每一个民族、社会都存在着奴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的奴性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或明显，或隐晦，但总体而言，“甘愿听人使唤，受人奴役，帮人作恶的品性。屈辱投靠，惟命是从，卖身求荣是奴性的显著特征。”袁劲梅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了在家庭环境、革命政治语境及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现代中国人身上的奴化特征，并揭示其文化成因。
一、家庭环境中的自我萎缩
周朝宗法制的创建及推广，使以血缘为根基的统治秩序最终制度化。而血缘关系采用一定的次序排列实施有效的统治，制定了以家长制为基础的等级制，“家长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握有极大的权力，家庭其它成员（即家属）与家长是支配与被支配、统率与从属的不平等的关系。”袁劲梅在小说中表现了家长特有的权力，而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臣服于家长的权力之下，未有“娜拉出走”的勇气与果敢；或在家长作风的影响下，以同样的方式束缚下一代，弥补昔日的创伤。
在孝文化的影响下，个体主动接受“子为父隐”的价值观念，表现出愚昧与懦弱的精神状态。如《疯狂的榛子》中，作者以荒唐可笑的习俗揭露了范水人的生活状态。范水地区对孝有着与众不同的解释，“一家的长子要能把自己的新婚媳妇让出去，给爹爹享用，还高高兴兴，这才叫‘孝’。”在荒谬的孝观念的影响下，范白苹的爷爷在新婚之夜拱手让出自己的妻子，并按照礼俗的规定，远游他乡，然而异乡孤寂生活令他时常想起自己的新媳妇，他内心有着强烈的归家意识，想立刻冲回家去，但又为范水的“忍”文化所牵制，终不能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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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的动物性
除了关注现代中国人身上的奴性特征外，袁劲梅同样认为现代中国人仍未摆脱动物性的根源，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己经决定人永远不可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永远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在展现人性时，袁劲梅颇为用心地留意到人的动物性，动物之间的战斗、厮杀，在人类身上不间断地出现，一方面是理性精神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在等级制的影响下，对权势的崇拜。
一、暴力革命的凶残
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故事一直贯穿在袁劲梅的小说中，中篇小说《忠臣逆子》《罗坎村》《明天有多远》及两部长篇小说《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均写到了人与人之间互斗的场景，充满血腥。《青门里志》着力刻画了皮旦这一凶残的红卫兵，对待西学归来的陈爷爷，皮旦不仅侮辱他、打骂他，而且还威逼陈奶奶签过离婚协议书之后才能领走被禁的陈爷爷；对待“我”妈，皮旦态度极为恶劣，拿着带有血迹的钢丝鞭恫吓她，让她老实本分，不要有逾越纪律之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几乎一律成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改造的对象。”陈爷爷、“我”妈两位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地成为皮旦的批判对象，为此，皮旦对他们毫不留情。皮旦最狰狞可恶的一面是在惩罚曾为妓女的四姑娘，“皮旦手里的皮带一挥，落到四姑娘头上，左一下，右一下，把四姑娘打得头破血流。”曾与皮旦为伍的魏青山在成为红卫兵的成员之后，对故乡剪子巷进行了暴力洗劫，他举着刀，大喊要杀人，剪子巷的老人、小孩都吓得心惊肉跳，跪地求饶。文革时期，红卫兵对“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各种令人切齿的野蛮行为，不可胜数，如“游街”、“戴高帽”、“剃光头“、“辣椒水”等等，许多无辜的人被打伤致残或者更严重者被打死。他们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鞭打师长、亲人，呈现出蒙昧无知的一面，背离人的自然天性，与文明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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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袁劲梅小说的叙事艺术

第一节 思辨性的文本结构
关于小说的写作结构，袁劲梅毫不避讳地说，“我有时候是故意用了‘开场，故事文本，结论’这样的结构的。”即采用先提出问题，然后分析问题，最后总结问题的写作结构。这种写法在中篇小说集《忠臣逆子》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其中大部分篇章都是以这种结构布局的。

首先，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引用培根的名言，“当然，每一剂药都是一次革新，而那个不想运用新治疗法的人，定是预计到什么新的邪恶。”曾爷爷是前清忠臣，效忠大清；爷爷是同盟会成员，服务于国民党；母亲是共产党员，拥有绝对的信仰；而“我”随性不羁，反对父母。从戴家四代人的生命历程来看，每一代人都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都采用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但每一次的尝试都无济于社会，无济于命运，因此，戴家四代人的行动恰好证明了“运用新治疗法的人，定是没有预计到新的邪恶”这一命题。培根的名言从整体上呼应了全文，并潜在透露出小说要谈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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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事干预：凸显作者论点
叙述者干预又叫叙述者评论，是叙述者对文本本身以及文本中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的一种评论，它是叙述者主体意识及价值观的体现，引导读者按照其所设定的道德及价值标准对事件和人物进行理解。在文本形式上，叙述者经常会暂停正在叙述的故事，对正在叙述的人物、情节或小说形式加于评论。叙述者干预虽然大量存在于传统小说中，但在现代小说中，它或隐或显，正如胡亚敏所说，“叙述者可以采用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存在，但他不可能完全沉默。”无论多么中立的叙述者，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与冷静，都会借文本表达自己的主张与见解。
纵观中篇小说集《忠臣逆子》和长篇小说《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就会发现袁劲梅小说中存在着两类干预：对话语的干预和对故事的干预。对话语的干预虽零星地存在，但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严歌苓在《雌性的草地》和《扶桑》中的话语干预形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故事的干预，鲜明而突出地凸显了叙述者立场，构成文本的主要特色。作者通过叙事者干预，凸显自己的主体意识，憧憬一个充满民主正义、崇尚法律的社会。
一、对话语的干预
对话语的干预就是对叙述形式的干预，“叙述者可以用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元语言（在这一情况下，是以元叙述）来涉及指明作品如何划分篇章、如何衔接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一句话，指明其内在结构。”笔者认为，袁劲梅的小说中指点干预虽没有明显的提示语，但它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干预色彩，而且这种干预不只是关乎行文结构，更在结构的变化中表现叙述者的一种价值立场及情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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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袁劲梅写作的意义及局限.........................43
第一节 凸显知识分子立场.....................43
第二节 丰富小说创作的多样性......................45

第三章 袁劲梅写作的意义及局限

第一节 凸显知识分子立场
袁劲梅说自己的小说探讨的是人性及其背后的文化，归根结底，她关注的其实就是中国国民性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国民性批判经历了由高潮到冷却再到重启的过程。新文化运动是国民性批判的顶峰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传统文化缺陷的批判，肯定自我价值，而此时，鲁迅是批判国民性问题的鼓手，他深刻反思宗法制的伦理纲常文化，并努力改造国民的性格及思想意识，然而，这种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运动却在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中发生逆转，“救亡”压倒“启蒙”。在长期的战争与动乱中，工农群众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建国十七年期间，人民群众成为歌颂与讴歌的对象，对国民性的批判基本处于一种停歇状态。到后来文革运动的发生，一些知识分子采用事后反思的形式，但它缺乏一定的现实感和思想高度，并未能达到反思的目的。步入商品经济社会，市场伦理以较为强劲的方式冲洗着社会，作家的批判精神受到了市场的压制，而此时国民性问题呈现出严重性与复杂性 。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环境，虽有个别作家从伦理文化入手批判国民性，但众多知识分子保持了缄默与隐晦的姿态，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之声较为微弱。抑或是生存环境的不同，袁劲梅敢于大声疾呼，强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人伦关系，指责集体主义对个性的压抑，正如有学者这样评价，“这种文学书写隐含着超越 1980 年代启蒙观念的革命性因素，它也可看做是启蒙主义的自我升级版，它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启蒙主义残存的合法性和未彻底耗尽的批判价值。”1
袁劲梅在其作品中大胆而反复地针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发声，并以干预叙事的方式凸显自己的观点，表现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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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群中的一员，袁劲梅同其他作家一样，写到了异国生活的艰辛，但毕竟只占极少一部分。其思想内核集中体现在中长篇小说中，作者的批判主题始终围绕“文化与人性”而展开，这是她写作的突出点。
“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的一点事，就是寻找。”袁劲梅秉承着寻找的理想，对中国现代人的种种性格进行审视，并生发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人何以至此的原因。在目睹了现代人的自我缺席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成为了“万恶之源”；在睹视了人也会暴发动物般的兽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权势的尊崇成为“元凶巨恶”；在感受了现代人以情感为处事原则之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关系成为“罪魁祸首”。作者带着对人类的爱与责任，去解剖中华文化，并不断地追问人性灵魂，不断地在他审中完成对整个国民性格的思考，凸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人文坚守，然而，对中国人性及传统文化的批判也稍显简单。在展现现代人的性格弱点时，其人物多是扁平的，有服务于主题表达的“嫌疑”。
袁劲梅小说的写作艺术也别具特色。思辨性的文本结构，再现了作者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在分析问题这一环节中，她从中西文化观照、人兽行为的对照、过去与现在的映照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清楚地阐释。而在袁劲梅的小说创作中不能忽视哲学对她的影响，“我毕竟吃了西方‘哲学王’点火开灶烧的这碗饭，要了西方哲学的好，也得了它迫不及待和直截了当。”而这种迫不及待就表现在小说中大量干预性语言的使用，但这种表达又不是枯燥无味的，点缀着妙趣横生的幽默语言，做到了理与趣的完美结合。但干预性语言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弊端，它切断了文章的连贯性，扰乱读者的阅读思维，给人一种说教式的意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