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暴力·性欲·恋物：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非理性内涵
第一节 暴力驱使下的斗殴少年
非理性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是指“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概念所不能表述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盲目力量。”苏童小说中的少年身上的非理性特征异常明显，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暴力冲动驱使下的斗殴少年。这类少年在躁动的青春期和狂乱的“文革”共同鼓荡下，受内在本能冲动的驱使而又无所事事，只好学着成年人那样游荡街头，寻衅挑事并对周围的人施以暴力。精神分析心理学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认为“本我是非道德的，遵循的是唯乐的原则，由本能和欲望组成，人类都有选择快乐和舒适的无意识趋向。自我则是企图用外部世界的影响对本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超我则是代表着社会的伦理道德，成为超道德”。青春期生理上的觉醒使少年们人性中的本能和欲望复苏萌动；而“文革”时代的狂乱，尤其是理性的普遍缺失，使少年们遵循社会规范的“自我”和追求超道德的“超我”被无限的压缩，而追求快乐的“本我”则无限制的膨胀；以至于在本能和欲望的驱使下完全成为暴力的化身而表现出非理性的倾向。
一、青春期骚动下的斗殴少年
暴力以其自身强烈的作用形式、巨大的宣泄快感以及不可挽救的破坏性后果既给人以心理的震撼又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对躁动的青春期少年们来说，更有着难以抑制的诱惑力。青春期生理上的显著变化，使成长起来的少年们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茫然无措；一方面，既由于身体上的强壮而感到莫名兴奋，另一方面又因为新的生理需求而显示出新的困惑、躁动不安。再加上漫长成长时光中，一直忍受着父亲暴力的压制，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既宣泄那种莫名的躁动，又反抗父辈的权威，以证明自身的存在。而长期以来的暴力管教传统成了少年们为数不多的现有经验中最强大的力量形式。因而，少年们便无一例外地选择暴力的形式发泄青春期躁动不安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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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性欲冲动下的激情少年
《少年血》中，青春期少年身体上的变化，除了机体力量的增强外，还表现在生理欲望的觉醒上；单纯地通过暴力的宣泄已不足以安抚他们躁动不安的内心渴求，他们还需要生理上的满足以消解升腾起来的欲望。在追求性欲满足的过程中，少年们从最初的懵懵懂懂到后来的欲望膨胀，体现了个人青春期生理冲动和“文革”时代疯狂动荡的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展现了非理性的欲望觉醒和泛滥。
一、青春期躁动下性欲觉醒
青春期里少年们朦胧躁动的性欲开始破土而出。从《桑园留念》开始，苏童就写到了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们朦胧的性意识，“丹玉的舞跳得绝了，据说她跳舞的时候大腿老擦着小伙子的敏感部位……那天她和我跳舞的时候，我眼睛时不时的往下溜。”而青春发育期的少女们，也在朦朦胧胧的性欲的牵引下，一点点走近欲望的大门，“辛辛缩着肩膀站在我面前，她一手扶着摇晃的门，好像怕门又合上，我把她领到小房间去，我先让她欣赏一下房里的陈设，可坐在沙发上，转过身去关门，但就在这时我听到辛辛尖厉的叫喊声：‘别关门’”。青春初期的少女，对一切有着朦朦胧胧而又飘忽不定的渴望，辛辛就是其中一个，她身上呈现出稚嫩和早熟的双重特征。苏童通过人物战战兢兢的行为和言谈，极为细致传神地表现了青春期少女羞涩又渴望的情状。
成长起来的少年们倾听内在本能的呼唤，他们的性欲冲动在经历了最初懵懵懂懂的羞涩之后，也渐渐地一点点滋长起来，一步步地逼近自己的渴求。到《舒家兄弟》时，已发展到实际的情欲满足，如少年舒工控制不住内心灼热的渴求，死死抱住涵丽不松手；而涵丽也在一步步的自我放逐中沉入不可拔的欲望泥淖。其实，少女涵丽面对的现实要比毛头、丹玉复杂得多：母亲偷情，父亲置若罔闻，她一直在邻居的流言蜚语中低头做人，沉重的道德负担，舒工的威胁和强迫，使她无力承担这一切而选择了放纵，自暴自弃地在欲海里挣扎沉浮；而这种自我放纵最终带来了更大的灾难，面对怀孕的事实，她原本脆弱的心理防线再一次坍塌，长久以来沉积的苦痛被无限放大，终于无法承受，于是就有舒农目睹的舒工、涵丽自杀的场景“他们拖着一块石头朝河边移动，移得很慢，那样子很像两只蠢头蠢脑的鹅。舒农听见舒工对着河水说，死就死，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们搂抱着跳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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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个人·时代·传统：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成因
第一节 个人经历：积累丰富的感性生活素材
个人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对人一生的成长、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更因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童年经历对出生于六十年代作家的影响尤为明显，他们的童年时代正处于“文革”时期，“文革”的革命狂热、个人崇拜造成了理智缺失、物质精神的双重匮乏，某种意义上也使当时的他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种曾目睹“文革”的经历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性格、气质，也深刻地塑造着他们对整个世界以及时代社会的认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逃学，在荒原的玩耍中寻找生命的乐趣。他们成了一群篷头垢面衣衫褴褛出言不逊不怕死活难以改造好的野孩子，生命在无人照看的地方像粗贱的植物一样疯长。他们无谓地慷慨地挥霍年华，不知道甚么叫得失荣辱。他们很少文化积累，社会意识薄弱，更怯于进入社会关注的中心。所有这一切，都与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真实的‘早年’有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少一些羁绊，更多一份自由。他们把一无所有的‘早年’看作自己真正的‘来历’和‘背景’，所以能够以‘无’为镜，即用他们曾经体验过的真正的虚无和空白，来照察今天的种种实有。”也就是说，尽管这些自由不可避免地带着迷茫、空虚的印记，甚至不时夹杂着伤痛，却对这些作家的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突出表现为在文学创作中，他们都格外倚重和迷恋童年经历，如苏童、余华、毕飞宇、艾伟、东西等，他们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大量的童年经验。“苏童说，他常常在余华的小说里看到一个躺在太平间水泥台上睡觉的小男孩形象……而对于毕飞宇，苏童认为，在他的作品里既能看到一个乡村男孩突破藩篱看世界的野心，也能看到底层年轻女性的巨大梦想和希望。至于自己，苏童说，潜藏在自己作品后面的，是一个身体不好，总在一条街区上游荡并东张西望的少年，这正是他童年的影像。”2苏童描写少年形象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是他童年经验的一次文学回归和再造。苏童的童年氤氲着南方温润潮湿的水汽，也伴随着贫困、疾病和孤独；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满怀热情地一遍遍重温着他的童年记忆。他童年的玩伴，他从小生活过的街道，他耳闻目睹的街坊邻里之间的琐事，都幻化成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条著名的“香椿树街”和一个个精致的故事。这些南方的地理环境、他所成长的家庭以及特殊的“文革”年代，既共同铸就了作为“个体”的苏童和作为“作家”的苏童，也一起凝聚成了苏童笔下非理性的少年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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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代思潮：提供言说语境和理论依据
伴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社会开启了新的历史变革，即改革开放，从而进入了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其社会重心已经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文学艺术先前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根基也已逐步弱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被大量引入，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的人性观念、文学观念，为中国当代作家对人性的艺术表现提供了适宜的言说语境和有力的理论依据。
1980 年代，中国学术界在众多的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学说中，关注最多、引进最多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其中尼采的超人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研究人的非理性的学说再次引起了强烈反响，“非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哲学’，‘是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深刻危机的思想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凉挽歌’”1这些非理性思潮对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上帝死了”、“本我、自我、超我”以及“他人即地狱”等已进入人们的交谈和写作话语之中，有关人的非理性的理论观念或深或浅地渗透于当时的文学创作与评论之中，成为对1980年代中国文学影响最大、最广、也最深的西方文化思潮，对这一理论的吸收迅速更新了当时人们的人性观念和文学观念。
一、时代思潮带来的人性观念的更新
新时期伊始，中共中央遵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历史变革，不仅转换了社会生活的重心，启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为人性观念的更新提供了现实基础。“五四”启蒙时期所积累的人文主义观念、人道主义精神，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人性理论，也为新时期中国人性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丰厚的资源和强大的现代理论支持。在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人们都急切地呼唤人的权利与自由，肯定人的生理物质需要，尊重人性、人情，推崇人的意愿等；关注人的欲望、人的非理性内涵的现代人性观念日益传播开来。这种人性观念的变革，成为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迸发出空前活力的内在动因。这种关注非理性因素的人性观念，自然体现在新时期文学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中，即当代作家在反思“文革”给人性造成伤害的同时，着重以文学形式探索人性的复杂内涵，《伤痕》、《剪辑错了的故事》、《冬天里的春天》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一文学语境无疑为触发、激活苏童内心的童年记忆提供了时代契机和理论支持，那些沉积在记忆深处的少年生活形态一并复活并构成一个独特而鲜明的意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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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作·教育·类同：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价值及不足..............38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丰富中国文学的少年形象................38
第二节 教育实践：重视少年的非理性因素.................40
第三节 形象类同：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不足..................41
第三章 创作·教育·类同：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价值及不足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丰富中国文学的少年形象
在中国当代文坛，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像苏童这样如此长久而又执着地沉溺于少年形象的塑造，苏童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侧面、多维度而又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少年形象世界，他的非理性少年可以说是继道德化少年、机智少年、革命化少年之后的又一少年典型，因而在文学创作层面，非理性少年无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少年形象。
考查中国文学中少年形象的演化轨迹可知，由于封建父权制度的长久延续，少年形象长期备受冷落而被排斥于成人之外；“五四”时期，顺应启迪民智的需要，少年形象开始陆续进入作家视野，承担起启蒙民众、宣传革命的时代任务；抗战时期，少年们又扛起革命的冲锋枪，为抗战宣传呐喊，而呈现出英雄化、革命化的倾向。到了新时期，随着“人性”、“主体性”等的重新建构，少年形象才真正以少年自身的特性进入文学作品。少年形象的不被重视，甚至长期以来的被工具化，使少年这一群体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被极端意识形态化甚至脸谱化；他们的形象要么扁平单一缺乏维度和深度，要么类型化程式化，缺乏必要的发展变化。因此，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不仅将少年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更作为主体，卸载了他们身上负荷的时代社会使命，真正回到少年形象本身，表现他们特定时代的生存本相，而且还如此密集地塑造了一批少年群像，展现少年的生存状态和成长变化；为我们了解“文革”那个特殊时期的生存万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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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踏入文坛三十多年来，苏童小说创作一直未中断对少年形象的关注与描写，他以自身童年经历为感性生活素材，在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启发与影响下，在借鉴中外文学少年形象的基础上，塑造了内涵较为突出的少年形象，论文将其归纳概括为“非理性存在”，表现为暴力冲动、性欲释放、迷恋于物等三种不同而又相关的形式；具体而言，“暴力冲动”是破坏欲望的向外伸张，“性欲释放”是生殖欲望的行为表现，“迷恋于物”则是欲望不得实现的虚幻寄托，都是本能欲望挣脱理智制约的表现形式。因此，苏童小说少年形象的三种内涵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互相渗透融合的整体；论文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只是为了言说论述的方便，可以说，暴力冲动、性欲释放、迷恋于物共同构成了其少年形象的非理性内涵。
苏童小说对少年形象的塑造并非一成不变，中间其实存在着一个相应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如在1993年之前的创作中，苏童小说的少年形象存在着一定的符号化倾向，到后来的《城北地带》、《河岸》中，才逐渐摆脱概念化不足，这一方面来自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不断沉淀，当然也和他对人性内涵思考的加深有关，只是其少年形象还未达到典型化的程度。伴随着苏童创作生涯的展开，其对中西方艺术形式的吸收转化、对人生的切入角度和思考层次的日益深化，以自身童年经验为素材的少年形象，也日趋丰满成熟，尤其是近期创作，小说叙事不仅在历史的跨度、生活的广度上有了根本突破，而且对时代变革、社会状况与人性内涵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其《黄雀记》就是例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