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叙事主题：女性视域下的欲望焦虑
第一节 爱情真谛的困惑
作为人生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始终是通往文学世界的重要窗口，不仅以爱情为主的主人公形象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爱情故事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进行创作的叙事框架，以便在爱情的得失间书写对人生的感悟、对人性的探讨，爱情因此也成为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正如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所说：“没有爱情就没有小说。”细数八九十年代北美华文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既有像《丛林下的冰河》揭示爱情与文化、历史相冲突的作品，也有像《少女小渔》以金钱和青春的交易为切入点表现爱情与物欲相悖的作品，也有像《太阳鸟》回归爱情纯粹，指向爱情本质的作品。在陈谦的小说中，也同样有大量描写爱情的作品，如《爱在无爱的硅谷》《何以言爱》《焱》《一个红颜的故事》等，这些作品描写了女性爱情体验的疼痛，也在伤口的背后传达出女性对爱情真谛的困惑。
一、疼痛的爱情体验
女性疼痛的爱情体验首先表现在女性在恋爱的结局中被抛弃的经历。爱情对于这些女性来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部分，她们怀着对美好爱情的希冀，在恋爱关系中将情感完全托付给另一半，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殿堂的建造中，但回报她们的却是被男性抛弃的结局，如《一个红颜的故事》中的朱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校园里，朱颜的思想极为开放，她渴望生命最原生的状态，在她看来“自从跟希平发生了关系之后，肉体的欲望已经苏醒，她对男性的向往，已经变为非常现实的需要。”为了表示对男友希平的忠诚，朱颜故意在学校里扩散男友的消息，以管束自己内心对男性身体的渴望。但朱颜对异地恋长达八年的守护，换来的是希平为了达到留在北京的目的而提出的分手，她的爱情也因此化作碎片，成为虚无。失恋的打击对这个女性无疑是沉重的，一方面，传统的性道德观要求女性在婚前保持处女的贞操，即使在风气稍微开放的八十年代，朱颜也极易成为全校同学的笑柄。另一方面，失恋的痛苦使女性对爱情产生困惑：为什么女性全身心的投入爱情，仍不能实现自身美好的期待?长期困守于爱情的迷局中，容易使女性失去方向，甚至走上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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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姻关系的困境
相较于爱情的虚幻，婚姻则是现实的，它褪去了爱情存在的浪漫与神圣，涉及到经济、人事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传统婚姻中的女性的命运一直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她们没有工作，只能做一个生养孩子、照料家庭的主妇，在经济无法独立的情况下，很难去构建独立的人格。现代婚姻的和谐必定建立在男女平等、互爱的基础上，否则，婚姻便容易变得岌岌可危。陈谦笔下的女性深处婚姻的困境中，她们要想实现重新确立女性主体地位，肯定自我价值的内在欲望，同样也需要突破婚姻的藩篱。这些女性既面临着男性规约的限制，如《望断南飞雁》中的南雁，《覆水》中的依群，又独自承受着婚外情的痛苦，如《繁枝》中的锦芯，又或是在失孤后与丈夫两相背离，如《无穷镜》中的珊映和郭妍。
一、两性之间的对垒
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性别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文化关系的折射，可以说，两性关系直接决定着婚姻的质量。两性关系和谐，婚姻美满；倘若两性关系中存在男女的对垒，婚姻则易破碎。陈谦笔下的女性婚姻就出现了男女对垒的情况，这种情况一方面来源于婚姻中的男性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采取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来源于男性婚外情的出现，而毋庸置疑的是两者都直接构成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精神困境。
（一）男性眼中的女性
传统婚姻沿袭的力量是强大的，至今也仍以某种形式左右着现代人的婚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男权观念的主导。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曾经直接奠定了男性在社会上绝对的话语权，使男性不仅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占有优势，在家庭中也充当着权力的主宰。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文化羁系着女性的生存，虐杀了她们的梦想，甚至造成了女性人格的异化。而男性占绝对统治的观念即使到了象征着自由、开放的美国的土地上，也依然很难彻底地从中国人的骨子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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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叙事话语：女性声音的多样表达
第一节 女性声音的双重建构
声音是叙事话语传达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女性主义批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在女性主义作家的笔下，由于男性中心意识将女性“他者”化的罪恶，女性迫切需要从男性话语权威的统治中逃脱出来，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女性的声音便成为了女性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然而在结构主义叙事学家那里，“声音”指叙事角色讲述的言语，以用来区分作者和故事中的人物，最常见的便是按照叙事人称区分的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对故事的叙述。因此为了达到客观地研究，声音便脱离了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历史语境。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认为“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女性写作，其决定因素都不是某种本质属性或孤立的美学原则，而是一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常规。这些社会常规本身也处于社会权力关系之中，由这种权力关系生产出来。”在这种权力关系的作用下，作者、读者和文本都会受其影响，在兰瑟笔下的“声音”便在形式的基础上赋予了性别意识，是叙述形式和社会身份两者的结合。这种思想集结在兰瑟的代表作《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以致力于探析“女性能够采用什么形式的声音向什么样的女性叙述心声？”由此兰瑟将“声音”划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三种类型。本节结合陈谦小说文本，主要探讨作者型叙述声音对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集体型叙述声音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张扬。
一、作者型声音：建构女性话语权威
作者型叙述声音是三种叙述声音类型中最基本的叙述形式，兰瑟将其定义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其中“异故事”针对的是叙述者在文本中的参与程度，指的是外在于故事的文本叙述者。在这种叙述形式下，叙述者不是小说虚构世界的参与者，而是与小说中的人物同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集体的”是针对于叙述对象而言，指的是想象中的读者大众。作者型叙述声音类似于热奈特提出的零聚焦叙事，叙述者处在无所不知的视角，可以自由地穿梭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甚至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兰瑟更突出了此种声音所“产生或再生了作者权威的结构或功能性场景”。由于叙述者知道的要多于叙述文本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叙述者的话语完全等同于作者的话语，便无形中确立了作者的权威，导向具有自我指称意义的叙述。陈谦在小说文本中大部分采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在故事的讲述中发表观点，表达自身的意见，无形中参与了女性话语权威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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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声音的符号审美
符号一词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可以说，人类存在于一个充斥着符号的世界，无时无刻不接受着符号的刺激。从自然世界中的山、雨、夕阳到五花八门的广告、音乐都构成了独特的符号系统。而无论是真实世界中存在的符号系统，还是虚构的其他符号，都可以看作是叙事话语的一种表达。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强调了每个符号背后都具有的意义所在。反映在叙事文本中，符号便成为作家创作意图和思想情感表达的替代物，其中蕴含了特定的文化、情感等丰富的信息和内涵。纵观陈谦的作品，不难发现她在符号的选择上侧重于专名和意象符号的使用，在使其笔下塑造的女性形象更为生动的同时，又赋予了女性更为丰富的存在意识。
一、专名暗示女性命运
不像电影叙事可以直接通过视觉的形象来说明人物的存在，在文学叙事中往往通过给人物设置姓名来提醒存在。而当姓名的背后暗含了某些内蕴的时候，便产生了专名。专名的使用使读者在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之前，就已经先一步在读者心中留下了些许印象，从而构筑了人格的基本写照。
陈谦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爱在无爱的硅谷》未出版时曾取名为《菊杀》，后经编辑的建议，考虑到市场和读者群体的接受情况才改为现有名。就原名《菊杀》来分析，既应和了女主人公苏菊，又揭示了其失败的结局。而菊本身，在中国便因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有了“花中隐士”的称誉，也是清雅、高洁的象征，反映在苏菊身上，便体现为灵性的思索方式和对浪漫化生活的积极追求。苏菊“生命中各类人物的出现、各种事件的发生，都是一种舞台剧的概念。所以她注意并且选择记忆的，都是可以归纳为出场、景致、对话、表情、背景、潜台词、服装、声、光、色这样一些与舞台剧元素相关联的东西。对她来说，这样的记忆方式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性。”这样灵性的思索方式与利飞、苏玫格格不入，只有画家王夏能满足苏菊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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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叙事诉求：女性意识的彰显与升华........................25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彰显.................25
一、生命体认意识.................26
二、个体自审意识......................28
第三章 叙事诉求：女性意识的彰显与升华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彰显
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她们的发展被忽视、被压抑、被排斥，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能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为了重新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进而实现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她们不但实现经济的独立，拒绝做男性的附属品，而且关注自身的精神困境和情感世界，这都是女性意识彰显的表现。纵观陈谦的小说，我们发现女性意识的彰显和表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女性对自我生命的体认意识，她们对家庭、社会中的女性地位进行反思，觉醒后继而展开对自身“意义世界”的思考和建构；另一方面是女性个体的自审意识，她们敢于对以往错误的行为进行忏悔，并强烈呼唤女性要从个体的创伤中走出来，这样才能实现女性人格的健全发展。
一、生命体认意识
在上文中，笔者曾提到对内在欲望的书写是作家陈谦创作的切入点，“欲望”一词便成为打开陈谦小说这扇门的一把钥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陈谦努力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窗口。而“欲望，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其最大特性是永远追求满足。这就使欲望成为这样一个怪物：首先，它是对生命的肯定。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的欲望就没有人的生命；没有了人的生命，世上的一切都将失去对人而言的价值和意义。”而女性对欲望的焦虑，无论是来自于对爱情的困惑，还是对婚姻困境的无法解脱，或是由于心理创伤的困抑，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均是女性对生命的重新体察和认识。这些女性如苏菊、南雁、眉立、珊映等重新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顺应寻找以个体的生活乐趣和价值意义为基底的对自由呼唤的心理诉求，以期自我实现。在陈谦的小说中，生命体认意识主要表现在女性与男性制约的抗衡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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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陈谦是在早春的梅雨中踏上去国离家的旅途的，这一去，便有二十余年。从最初的入乡随俗到如今的完全融入，这之中经历了多少风雨可想而知。对于理工科背景出身的陈谦来说，文学不仅没有成为陌生的领域，更是她在遥远国度的慰藉。从早期记录生活琐事的散文转向中、长篇小说的创作，背后反映出的是作者从文化边缘的徘徊到心平气和状态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陈谦对自身状态的认知。一方面，陈谦坦承当初的漂泊是自己主动的选择，与其在自怨自艾中虚度生活，不如积极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在面对文化冲突的时候，如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来缓解文化的焦虑至关重要。在这条道路上，陈谦以主导自身价值体系的中国文化为归属，使其在面对五花八门、色彩缤纷的美国文化时，“就宛若有了在‘天堂’里捧食芒果的愉悦心情，而在那捧食过程中，剥皮、去核的动作，也开始做得从容优美、方寸不乱了。”①基于此种认知，陈谦开始了“两面派”的日子，而当初在《女性感言》这篇散文中曾提到的“希望有一天，我能找回那种我在中国做中国女人时的那种气定神闲的感觉，并能以同样的感觉，在美国过起平安喜乐的、富于女性意识的生活”②的愿望，看来作者是实现了。
在心理状态的转变下，再加上作者本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扎实的文学功底，一部部小说出现在国内读者的视野中，尤其是陈谦笔下塑造的一批女性更易打动人心。这些女性承载了陈谦对自我的体认，既能倾听来自于内心世界的声音，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又能在面对婚姻、事业等现实的矛盾时展现强大的力量，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既有中国人的含蓄和坚韧，又有美国人的个性和自由，从而成为人性的闪光点。陈谦在讲述这些女性故事的时候，表现她们内心的渴望，但并没有陷于女性权力的漩涡，相反的是，陈谦用节制、理性的情感文字避免了激烈的言说风格，在中西文化的包围圈中更显得从容和睿智，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新移民作家自由、乐观的精神气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