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视野下的“文学革命论”
第一节 破：宁取共和民主之乱，不取王者仁政之治
1917 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震撼了整个文坛，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为响亮的冲锋号。相比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仅从标题上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更为彻底与激烈。在这篇闻名当时及后世的战斗檄文中，陈独秀以灿烂的欧洲文化为参照系，认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呼吁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进行彻底的变革。
在文学革命方面，陈独秀认为，“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至于排斥的原因，他接下来便作出了解释：“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晦涩艰深，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可见在陈独秀看来，好的文学应该有独立自尊之气象，应该抒情写实，并且对大多数人应该有所裨益。他梳理了从周代至宋代的文学更替现象，认为这些文学或雕琢阿谀，或骈丽空泛，或代圣贤立言，全都不可取。陈独秀唯独欣赏元、明、清代的文学，认为“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而不幸的是，他欣赏的文学形式，“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由此种种，文学革命已经到了不得不为之的地步了。《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以《新青年》为阵地，在陈独秀对读者的回信中，又涉及到文学革命的一些具体策略。如在《答曾毅书》中，他特别强调了文学的本义是“状物达意”，“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与以往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观点相比，陈独秀尤为看重文学的独立性，一改文学的工具性，将其提升到审美的层面上来。在《答张护兰》中，他认为“‘不诚实’三字，为吾国道德文学之共同病根。……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陈独秀在此传达出两层意思，其一，既然“不诚实”是我国道德和文学的通病，那么，新的道德与文学应该是“诚实”的，具体到文学方面就是要倡导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文学观，不虚张声势；其二，旧文学与旧道德密不可分，限于是回答别人具体的问题，陈独秀只谈到了旧文学与旧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其他相关著述里，他还谈到文学与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关系。总之，文学在保持其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其他各个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将文学作为突破口进而来改造旧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陈独秀作为一个文人的思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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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承：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情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振臂疾呼，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陈独秀本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且潜意识中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眷念之情。陈独秀出身于传统的书香世家，他在自传中也说到，自幼年起，祖父便开始亲自教他读书，祖父过世后，这一重任便落到了陈独秀的大哥陈孟吉肩上。祖父的启蒙教育加上大哥的不断帮助，使得陈独秀在人生中汲取知识的最重要阶段，打下了坚实雄厚的旧学基础，尽管他对作为传统教育范本的四书五经深恶痛绝，但由于逆反承受的法则威力，他反而比一般人有着更深的造诣，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旧体诗创作、对多种书法形式的谙熟、对文字学的研究以及对诸子百家思想的领悟等方面，他在上述几个方面展现出的成就，不输于同时代的其他知名学者。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越多，研究越深，便越觉得古老的传统文化已不适合当下现代化的大潮流，对此他关于传统文化变革的呼声也就越强烈，而落实到他自己身上，他又不能规避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言行思维时刻都有传统的影子。有学者因此质疑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其实大可不必，陈独秀虽然引领了时代的潮流，但他毕竟只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织碰撞时代的一个缩影，作为当代的研究者，如果将复杂的时代矛盾归结到陈独秀个人身上，未免对这位历史伟人太过苛责。
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情怀，最重要也最不容易被觉察的当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原则的继承与贯彻。体现在文艺观念上，又可概括为“经世致用”和“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观念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它并不是一种具有严密体系的学说或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体现在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中国古代，“经世致用”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治学目标，这并不仅仅体现在儒家思想中，但毋庸置疑的是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产生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儒家主张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免不了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了。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陈独秀，与古代的文人一样，关注社会命运，关心百姓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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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美视域下的文学独立论
第一节 自然主义：“五四”启蒙者的“写实”探索
自然主义是诞生于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以左拉为代表，将自然科学的有关方法引入到文学领域，“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并迅速影响到了全世界。在日本，自然主义理论迅速被接受并对本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私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是法国自然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在中国，自然主义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传入，虽然并未形成声势浩大的文艺思潮与流派，甚至没有产生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品，但自然主义的某些创作方法与理念，对 20 世纪乃至今天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不少学术论文在茅盾与自然主义、鲁迅与自然主义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作为最早系统介绍自然主义理论到中国的陈独秀，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有部分学者在写到有关中国自然主义状况时会提及，无外乎是介绍自然主义进入中国的第一人之类，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更没有专门的论文研究陈独秀与自然主义之间深刻复杂的关系。
正如众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陈独秀最早在中国介绍并推崇自然主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1904 年发表于《大陆》杂志的《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虽然作者尚未考订，但却是在中国译介左拉及其自然主义的第一篇文章，并进一步说，“此文将自然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引介提前了 11 年”。然而《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的作者既不注重“左拉的鸿篇巨制”，也不将关注点放在“惊世骇俗的文学主张”上面，他只是用大篇的笔墨在讲述“虽毕生遭遇无量数之磨难而未馁其志终成为文学大家”的励志故事。很明显，在该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左拉与浪漫主义的英雄拜伦、雪莱完全是一类人物”。换句话说，该文章并未突出自然主义理论，更没有对其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既然如此，便不能将它看作是将自然主义正式引入中国的第一篇文章。而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首先从社会大环境及进化论的视角引出了自然主义，“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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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艺术审美：陈独秀的文艺观与创作
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文化式微，西方思想如大潮一般涌入，知识分子迷茫，劳苦大众蒙昧，古老的中国在这个节点上该何去何从，也引发了作家群体的思考。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文艺思想与创作最为辉煌繁荣的阶段之一，是中国文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处在旧与新、中与西十字路口上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启蒙的要求下，他们的文艺思想必然会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正如前文中提到过的，一方面是由于启蒙者们大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是国内亟待救亡的局势所迫。然而，他们毕竟兼有文人的身份，因此文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与审美性，也一直是五四新人们不懈的追求。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在呼吁文学革命、企图通过文学革命带动思想革命并最终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文学独立性和艺术性的思考。
陈独秀作为一个旧学造诣很深但又提倡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在其著述中不止一次地区分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鄙意文学之文必与应用之文区分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纪事，其道甚简。而文学之文，尚须有斟酌处，尊兄谓何？”他对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严格区分，根源于内心对于文学独立性与审美性的偏爱。陈独秀既是一位革命家、启蒙者，也是一位文人。一方面，作为革命家和启蒙者的他要推进文学革命，并试图以文学革命推动思想革命，最终目的是要引起广泛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作为文人的他又要倡导文学独立，并通过文学独立守护文人独有的审美情怀和精神归宿。在这种矛盾下，陈独秀给出了他所认为的最合理方案，即“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二者间应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并且，“文学之文”的要求比“应用之文”要高的多，毕竟“应用之文”，“其道甚简”，几乎每位识文断字者皆可作，而“文学之文”则不同，它必须得经过仔细斟酌，即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进行“文学之文”的创作。在与刘半农的书信中，陈独秀也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划分得更为具体：“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半农）以诗歌戏曲小说等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书记信札等列入应用范围，是余之所谓应用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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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陈独秀早期文艺思想的矛盾探源........................31
第一节 外部环境：复杂的文化语境.......................31
第二节 独秀本人：多重的身份与立场...................36
结 语....................42
第三章 陈独秀早期文艺思想的矛盾探源
第一节 外部环境：复杂的文化语境
“五四”是一个说不尽的历史话题，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总会挖掘出一些新的发现，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为之而努力。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话题仍未停止并且还会继续下去。而“五四”话题之所以被讨论得如此热烈，主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复杂性。如果将这种复杂性用一个词来概括地话，没有比“古今中外”更合适的，并且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也没有哪个时期能和“五四”一样担当得起这个词的视野与重量。因此，我们该部分主要从“古”、“今”、“外”、“中”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当然，这四个方面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交叉，彼此碰撞，共同织就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异常复杂的文化语境。
“古”在这里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群体本位的求善型文化，在这种文化模式下，家族的整体利益是第一位的，而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于是，“三纲五常”被制定出来，个人在伦理道德的规训下，不得不为了维持共同的利益而压抑自己，久而久之，个人对于伦理纲常已经没有辨别意识和反抗能力，心甘情愿地沦为其附庸及捍卫者。这种文化心理就是五四时期被揭露批判的“奴性”。为了彻底改变国民身上体现出的“奴性”，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希望用他们的满腔热血唤起民众的彻底觉悟。宋剑华认为，“从他们追求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热切渴望中，看不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先哲批判理性的智慧闪光，相反却能感受到中国文人‘入世’愿望的直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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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陈独秀早期的文艺思想方面，就像所有人都能够注意到的那样，最大的特征便是对传统的挞伐，这一点在对旧文学、旧戏剧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旧传统的痛斥，陈独秀表现出的态度是决绝的、不容置疑的。而往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陈独秀是一位受旧学传统影响甚深的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影响总会无意识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不仅在于他在古体诗方面高深的造诣和对文言文的偏爱，更重要的是他思维深处潜藏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思维深处的“经世致用”思想观念。相比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呐喊，本文认为，他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无意识继承与实践，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总之，无论是陈独秀借对传统旧文艺的改造并最终达到强国的目的，还是在其创作中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固有思维模式，都体现出了浓厚的功利性色彩，是中国人实用理性至上原则的一贯表达。
陈独秀早期文艺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文学艺术的独立审美原则的不懈追求。作为文人的陈独秀毕竟与纯粹的政治家不同，他在重视文学启蒙性的同时并未忘记对文艺本身审美独立性的强调。受科学主义原则的影响，他引介法国的自然主义，希望用自然主义的“真”来改革我国传统文艺“不写实”的通病，使我国文艺能够在“真”的基础上建立起文艺作品的审美与崇高。他对自然主义的推崇影响了鲁迅、周作人甚至是茅盾等人，最终形成了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之势，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陈独秀强调要区分“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呼吁“文史分工”，这些都是要确保文学的独立性地位，最终趋于对审美超越的追求。他不仅在理论层面倡导文学的独立审美原则，更是将其付诸于自己的诗文创作实践中。陈独秀在古体诗方面展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成就，后代的研究者和评论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