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乡土小说的溯源
第一节 乡土抒写的滥觞及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始终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着较大的分量，周作人作为最早提出“乡土文学”主张并对其进行概念厘定的理论家，他在 1923 年 3月写的《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希望即在于摆脱一切束缚，自由地发表那从土地滋长出来的个性 只要是环境所融合成的真的我的心搏 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有的特征，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同时，茅盾、郑振铎等人强调乡土文学的“自然美”同时，又要求在特殊的风土人情外，乡土小说的创作应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
二十年代在动荡与变革的中国社会之中，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映像依然残留在数千年来的农业文明之中；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一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启蒙学者由此展开对农村封建旧习的审视和批判。“正是在这样的城乡关系与社会思潮的背景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们笔下富有不同地域色彩的创作共同指向了一种依恋乡土文明与渴望现代文明间的矛盾与纠葛，他们用冷静的笔触俯观乡村生活，试图探索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山者有着强烈的“乡土情怀”,他开创了拯救国人魂灵的主题疆域。鲁迅试图唤醒深受封建毒害的民众,他的作品大都是取材于故乡绍兴一带的农村和小镇的生活，在直面乡土中国时，他的现代理性精神与关涉传统的文化情感始终交错着。一方面对农业社会的国民劣根性迫使他冷峻地审视，另一方面对乡土传统的眷恋又使他悲悯哀怜。
在鲁迅乡土创作的影响下，许地山、台静农、蹇先艾等一批“侨居异地”的创作者，用笔触表达对乡土现实的思考，形成了二十年代的“乡土写实小说流派”。在他们的作品中将乡村设定为或温情或悲凉的生活原型，一面讴歌一面批判，在这种悖反情绪的交织中刻画了封闭落后的农村社会和光怪陆离的城市文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乡土浪漫派”，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群采取诗意化的笔法挖掘深藏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规避激进的时代主流，开辟了乡土文学浪漫主义传统。在他们的影响下，凌叔华、汪曾祺等以乡土经验为依托，在风俗画的浪漫绘制中构筑着反抗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个“桃源”。“乡土浪漫派以圆融、静美的境地为自己的美学理想，主张在乡土中国的文化记忆中以古典化的审美特质，表现出原始和谐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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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阎连科的乡土抒写
阎连科讲起最初的写作，目的不过是为了逃离土地，在 1975 年阎连科看到了作家张抗抗的小说《分水岭》，了解到通过写作可以改变命运。为了离开乡村阎连科开始了不知疲倦的小说写作，“写小说、写哪样的小说，不是我去选择了它们而是它们选择了我。”阎连科在小说里用“内在逻辑”抓住生活的逻辑，这是他写作的关键、构思的关键。
在阎连科三十年的写作历程中，学者没有分歧地把他的小说分为“瑶沟系列”、“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以及“和平军人系列”，而随后的“耙耧系列”更引人注目，它们有着对中国的政治、乡村、传统文化巨大的解码作用。阎连科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乡土社会中的生存问题并将它上升至民族、人类的命运问题，陈思和指出阎连科在其文学世界里提供了惊心动魄和难以想象的艺术细节，他是备受关注而被争议，而不是因为备受争议才被关注。“惊心动魄”正是读者在阎连科小说中受到的最大冲击，通过震撼的视觉或是感觉的审美体验，不得不引发思考——作家到底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乡土世界？
在阎连科小说中，底层农民所面临的超乎想象的“疼痛”及其绝望的生存处境，很难让人接受是乡土中国当代农民的生存境遇，俨然是一种前现代农民才能体会的经验。在阎连科笔下乡村现实的严酷惨烈所造成的尖锐痛感，实质上整个20 世纪乡土中国一直存在，这与“五四”一代乡土作家笔下愚昧以及绝望的乡村世界生存图景构成了呼应；阎连科所追求的乡土精神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怀想乡土的情感与理性批判的精神不断冲突，在这一层面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也实现了与五四一代作家的精神对接。
阎连科以其艺术之笔在为我们的社会改造敲响着警钟，在对民族苦难最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中呈现出的从容不迫的想象与表现力，不同于其他乡土作家小说的理性思维和先行的判断意识。阎连科的小说是建立“心里真实”创作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更多体现在感官意象与经验性叙事，与他“寓言性”的表述策略，怪诞夸张的艺术手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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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炸裂志》乡土抒写的三个层面
第一节 城市化冲击下乡土社会出现的叛离
阎连科便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炸裂志》将观察乡土中国的视阈放大到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变革中，对社会转型期的底层民间生存进行刻画和控诉。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商业文明和都市化进程相匹配的“炸裂”面貌，无论是主人公孔明亮、朱颖还是普通底层的群众，他们在物质欲望与权力欲望的不断强化中对土地的内涵产生怀疑，对乡间传统人生进行质问，在这样的叛离中逐渐抛下原始的乡土风情和传统的人性美。
一、物欲冲击下乡土社会的崩塌
阎连科在小说《炸裂志》中，对乡土中国的生活进行了彻底的还原，一次绝情的祛魅。土地作为乡土文化的基石，农村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扎根于乡土大地，然而，城市和商业的发展吸引众多底层人民“逃离”祖祖辈辈得以生息的土地，改变对土地的信仰，抛弃对土地的依赖。农民土地意识的淡化和瓦解，意味着乡村文化体系的动摇，这片改变了信仰文明和的道德意识的乡土大地俨然成为一片精神的废墟。
相比其他乡土作家，阎连科以最贴近乡土的身份更着力地体验着乡村与城市改革所带来的病症及繁荣幻象，在《炸裂志》中“命运的赌盘不停转动，过去的主宰是土地庄稼，现在换成了金钱，以往小农式的经济模式不再能够合适阎连科笔下农民。他们要的不是子孙香火、不是宗族伦理，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变化，他们把出卖身体作为生意，却落得血本无归。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一群失败的投资人。”
在炸裂的变革元年，“人们都发疯了，”炸裂的村民以前所未有的干劲投入到致富生活中，他们都企望能率先富裕，成为“人中人”。孔明亮正是作为“万元事件”的主角登场，“不种地、不卖售，也不做编织，”孔明亮是传统村民勤劳致富的“局外人”，对于传统劳作的任何事体他都嗤之以嘲笑，孔明亮是有雄心的——这雄心显然是抛弃道德约束试图以最快通道获取财富。他在旁人从事耕种的碧绿乡间，用长竹耙顺手牵羊将火车上的煤和焦炭扒下售卖，这样“雁过拔毛”式的积攒让孔明亮成为了炸裂致富第一人。朴实的传统乡间作风，在急功近利的财富吸引下轰然倒下，孔明亮成为“政府最为赏识的劳模万元户”，而在这巨大财富背后牺牲的年轻血肉、淳朴乡风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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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绝望与迷失中的重返乡土家园
“炸裂村”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狂奔无阻，空间急遽扩张带来的是物欲的极大释放，以及权欲的无度追逐，但却唯独不见精神层面的改变与发展。在“炸裂”之地，民主政治、现代观念形同虚设，小说呈现出乡土中国对现代性最狂热、野蛮的想象。但传统的“哭坟”却始终没被遗忘，沿着习俗的道路，炸裂人在“哭祭”中寻找着最后的操守，也试图捡起最初的良知。
一、城市化语境下乡土社会的骤变
在乡土中国语境中，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城市对乡村的挤压，这种关系的不平等长期存在。诚然，乡村是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孱弱个体。但长久的城乡二元对立，使乡土社会在奋力向城市化转变的同时，农村社会主体的文化精神愚钝与荒凉逐渐抖露出来。
在阎连科的作品里，“所有的炸裂人，为了钱，日日都在你追我赶地奔跑着。”为了治富、发展，村民们不择手段“卸货”。“炸裂的发展是由村到镇到城市到超级城市，跑着的公共汽车和小车，多到叮咚相撞，公安处理交通事故都来不及。”“毫无疑问，这里不仅是对共和国乌托邦进程虚幻的耻笑，更是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乡村精神图景，乡村失去了自我个性和原初拥有，它可怕的畸形、巨大的热情、残酷的行为使文明失语。”
在小说末尾部分炸裂村即将发展成为超级大都市，孔明亮因为权利失效而求助三弟孔明耀，明耀提出把超级大都市建起来的条件竟是要“五千条假腿和一万个假手指头。”以血肉之躯为建设原料，阎连科是以变形的方式处理现实的问题，血淋漓地揭露社会急功近利浪潮中对生命的漠视。在《炸裂志》中阎连科展现了另一种未被叙述的可能——道德主义的、文化主义的“乡土中国”不复存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近乎疯狂的乡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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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炸裂志》的艺术创新...............20
第一节 对传统抒写的破坏................20
第二节 对传统抒写的颠覆................26
第三章《炸裂志》的艺术创新
第一节 对传统抒写的破坏
从鲁迅开始的乡土创作可以追溯到屈原，理想而不屈服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他突破了传统文人温柔敦厚的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刚烈深沉的精神风貌，培养了作家主动面对历史责任的勇气；而从陶渊明开始，到李商隐、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以及汪曾祺甚至孙犁，他们规避时代主流话语，将人民的苦难化进行间接性的宣泄，创造出具有道德美感的和谐乡村。阎连科不满足于乡土文学这两条已有的创作道路，他在摸索中开辟全新的“第三种写作”，而“第三条道路”正是阎连科试图对传统乡土抒写的破坏。
阎连科说：他不知道在当下社会转型期，文学应该承担什么，但有一点他很笃定——那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不能两肩空空，文学要思考和反映乡土中国的“人民”精神，在混乱的价值和道德中，所有的人都异常困惑迷茫，文学或多或少都应该对人们的精神面貌、情感选择有所梳理。用社会的眼光去认识现实当然有所局限，阎连科选择了用作家个人的审美的眼光去看待现实，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独到的现实主义。
阎连科的创作激活了文学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这一冲突让小说《炸裂志》充满了张力，用超现实的手法对炸裂村一步步扩张、异变做出回应，在阎连科的笔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只是作为参照，而主角依旧是乡村。这就与西方作家书写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身心异化的体验相反，“炸裂”本身在精神和物质的层面的裂变表征着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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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变革、自然生态坏境的影响显然十分深刻，面对这一嘈杂躁动的变革现实，我们这个时代有怎样的精神旨趣？或者怎样的乡土抒写才能表征我们这个时代？
“从志史结构与现代修辞的奇异结合所表现出的特殊文风，从对“苦难”的单纯叙写到对生存的深层透视，阎连科对乡土中国的思考既是丰富的，又是严肃的。”“ 忘记 ，是我们的共同罪恶；”拒绝抹去对土地、历史的记忆和感受，使身在城市的阎连科创作上带有了某种赎罪的性质——他从不以乡土或农民的代言人自居，在他的创作中远离了讴歌、请命，他要做的只是用写作去回报这一切。“阎连科用他巨大的想象力、同情心和语言去洞悉和言说一个民族，彻底改写了乡村中国书写传统的广阔道路。”他不仅在小说的体式、叙述的语言上有独一无二的创造，更重要的是美学形态、视点母题等方面，他大大激活并释放了本土文化，挖掘民族灵魂隐深处、挖掘乡村中国最深层。
在小说《炸裂志》中，阎连科所描摹的底层社会的癫狂反转，不禁令我们思索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存在现实？当整个社会都以乡土中国的城市化而热血沸腾，阎连科却清醒地做出另一种叙述：在狂飙突进的现代化背后，中国的现代性文明在哪里？中国的现代性文明发展了吗？“通过对社会转型期乡土社会精神和心理变化的描写，他试图提醒人们：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生活富裕不等于文明进步，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朴素的道德持守。”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