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 言
《白鹿原》是陈忠实历时 6 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作者给自己造的“一部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
作品描述了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自 1911 年辛亥革命发生后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历史在原上的风云变幻,展现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作品涵盖了家族兴衰、民族追求、历史动荡等诸多意义,从家史、村史、家族史的角度,探究 20 世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命运及其文化心理根源。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小说《白鹿原》的问世,在引起读者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作者及其作品的热烈讨论。评论界以一种久违的热情对它予以肯定与称赞,及至引发了“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目前,专家学者对《白鹿原》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文化研究
在学术界对《白鹿原》的众多研究中,选取由文化视角切入的学者越来越多。有人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新意,有人从地域的解读中探寻到了文化的概念。如复旦大学公炎冰的博士论文《踏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李景刚的硕士论文《<白鹿原>与传统儒家文化》、西北大学马向科的硕士论文《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高天成的《论<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即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切入点解析作品。而张盛春的《试析<白鹿原>中的男权文化》、刘雪梅《论<白鹿原>中田小娥形象的文化内涵》,则以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文化为视角,对作品进行研究。延边大学金鸿雁的硕士论文《论<白鹿原>中民俗文化的特征及其价值》、李倩的《文化视域中的<白鹿原>与<飘>的研究》、田长山的《犁开深沉的土层》、孙豹隐的《瑰丽雄浑的历史画卷》是有关地域文化的批评。文章从关中农民的文化心理出发,从乡风民俗孕育出了关中人特有的心理品格的角度,对《白鹿原》展开解读与评价。
在对《白鹿原》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其是九十年代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王仲生在《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一文中,敏感地捕捉到民族生存问题,是《白鹿原》叙事中的根本和首要问题。他认为,《白鹿原》的反思,是以对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为出发点,并以其为最终的归宿。他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三个不同角度展开了论述。
二、历史观和政治视角研究
由于《白鹿原》所处年代是上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因此,从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视角评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是一个解读作品的好方法。陈涌在《关于陈忠实的创作》一文中,着眼于政治,运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洪水在《第三种真实》中,通过对作品中白灵与兆海的情人反目,鹿氏父子的对立统一以及黒娃各类正反角色等阶级斗争复杂性的揭示,得出阶级斗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关乎善恶、不能从道德上予以评价的政治对峙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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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心理结构概述
既然要对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研究,因此,了解“文化心理结构”的含义就是第一要义。
李泽厚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理论认为,儒学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他指出,儒家文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播史,儒家文化已经深深的浸透到了人们的头脑里,自然而然的指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和思想感情,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他在《说文化心理》一书中,对“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一、“儒”(家、学、教)
李泽厚认为,“儒”是与“墨”、“道”、“法”等思想、学派相并立、并称而言的。“儒家精髓”主要是孔、孟、程、朱、陆、王这一思想传承和理论;“儒”的根本特征是以心性论为主干的“内圣”哲学。然而在“儒”(家、学)两千多年的使用中,由于儒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包含其他各家学说之所长,使得很多人成为了亦儒亦道、亦儒亦佛、亦儒亦法,甚至亦儒亦墨的“儒家”。因此它的范围含义变得广泛起来,“儒”(家、学)这些观念、概念、语词亦被含混地长期使用着。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随着近代西方新学思潮对中国旧式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不断被揭露,尤其是新式学堂的成立,儒学已不再是大多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他们可以不读儒家经典,不信仰、崇奉“孔孟之道”,反而愿意认同观念或词语更为含混模糊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致使“儒”(家、学)的适用性大为缩小,很难用传统的“儒学”、“儒家”来描述或概况康有为、梁启超之辈,更不用说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下面几代人了。于是,明晰“儒”(家、学)的内涵和特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儒学千百年的发展,儒(家、学、教)已化入汉民族的文化传承,成为其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人们平时的自觉行动和认同感,同时也是人们思想感情、行为活动的社会行为规范,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人生态度和道德修养,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活动。因此,在这一层次上理解,“儒”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文字概念,有着更宽泛的含义,成为人们思想意识深处某种自觉和不自觉的行为规范,影响着人们的性格和特质。
二、儒学深层结构说——文化心理结构
儒学的“表层”结构,指的是孔子和他的学生及后人创立的学说,以及随着先秦两汉以来逐渐融合其他学派的观点形成的政教体系、典章制度、伦理纲常、生活秩序、意识形态等,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理性的价值结构。
而儒学的“深层结构”则是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自觉的行动、生活的态度、以及思考方式,这不仅仅是理性的,同时也与人们的情绪、欲望等心理活动相交融,以情——理作为一条主干脉络而形成的个体心理结构——亦即人们常讲的“文化心理结构”。它的“情理结构”成为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由儒学而建造的重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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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白鹿原》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地域文化视野
《白鹿原》的书名,实为一处实有的地名。在作品中,它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生长于此的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的集合。
《白鹿原》叙述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来在渭河流域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其以农耕文化背景展开的家族叙事,具有极其典型的“乡土”特性。我们要想理解《白鹿原》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原上百姓如何面对历史的变迁,就必须首先了解关中的地理和文化。“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旦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①历史久远的农业文化、儒文化、神秘文化积淀成古老而又丰富的关中民俗文化,成为这一地区人们生活的方式,而这方式反过来也造就了古朴的乡风民俗,形成一种如空气般须臾不离的关中人生存的文化氛围。对这样的文化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原上居民的深层次心态,亦即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关中地域文化对《白鹿原》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节 地域文化的重要学派——关学
朱先生是《白鹿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陈忠实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理想的代表。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的崇高品德,儒家建立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道德范式在他身上均有体现。他制止白鹿两家因争地而起的明争暗斗,还禁绝烟土,赈济灾民,并以仁义为宗旨制定乡规民约,指导建设了“仁义白鹿村”。穿布衣布鞋,吃粗茶淡饭,孤守书案,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化内心修为的理解。他秉承教化社会、治国平天下的使命,践行着“躬行礼教”的关学思想。他开书院,教人们“学为好人”;遇围城之困,只身前往二十万清军大营,晓以大义,化解危机。他关心教育,得知白嘉轩、鹿子霖在祠堂办学后,他竟打拱作揖跪倒在地。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他疾恶如仇,发表抗战宣言,要亲赴前线以身报国。他智慧超群,料事如神。他既能预知天气变化、年景收成,又能掐时问卜帮乡人找回丢失的黄牛。他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的银钱是累赘”的名言,被乡众当座圣典。他算定自己要被人揭墓,所以死后不用棺木,并在自己的墓穴留下刻字的砖头“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掘墓行为,验证了朱先生有关死后的预言,使其形象如贤仙再世般传奇。
作品中的朱先生,“老师姓杨,名朴,字乙曲,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①表明了他白鹿原上关学最后一位嫡派传人的身份。关学重义轻利、崇理贱欲的思想,经世致用的特点颇受作者青睐,因此,将朱先生定位于关中学派,将其形象赋予人格神的描述,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关学是产生于周秦故地的一脉儒家学派。北宋时期,理学形成并开始发展,张载作为这一时期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因其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遂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流派——关学。张载创立的关学是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其与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朱熹的闽学齐名,被后世并称为“濂洛关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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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域文化的文化背景——农耕文化
小说《白鹿原》中的人物,是生活在关中地区农村的农民。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关中农民对土地的崇拜,并产生的“地根意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即是中国历史的本质。重农抑商、以农为本成为历代统治者信奉的立国之道。
关中地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耕地区之一,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关中平原受渭河冲积而成,气候湿润、土地肥沃、灌概便利,是理想的农耕之地。早在7000年前关中平原就开始种植“粟”,后称为“稷”。周族的始祖稷在夏部落中主司农业生产,使得夏周时期,人们对于农耕劳动具有了天然的认同感。夏周时期的文明发展在泾渭流域,因此泾渭流域成为了人们从事农业劳动,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积极推崇农业生产。秦国的商鞅变法推行“重本抑商”的改革措施,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产粟较多的人可免受徭役之苦。这一政策的推行,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汉朝的统治者延续了秦国的政策,鼓励农耕,积极引导百姓种植粟等作物。其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们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都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对于农业生产予以高度重视的做法,故而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农耕文化。
关中文化是伴随着我国农耕文化的发展而来的,因此以农为本的农业文明是关中文化的重要特征。“‘乡土’是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由‘乡土’决定的农本思想,以及由农本思想决定的土地崇拜,是深入到了民族文化骨髓中的传统意识。”①
“买田置地”一直是农民追求的最终目标,土地意味着安稳生活的基础。通过辛苦的劳作能够带来今后的富足生活,它不仅是让人钦羡的志气,也是积极追求美好生活态度的体现。
小说《白鹿原》描写了白鹿原农民尚农重土的农耕传统。鹿子霖的祖上马勺娃到城市谋生,拜师学艺,靠“勺勺客”的手艺赚了大钱。他知道“城里比原上好多了”,却依然选择继续回城耍勺子,用挣得的银元在原上买房、置地、添牲口,使他回乡买地做地主的梦想成为现实。而白家先人发家创业的“木匣儿”,不仅是白家世世代代流传的故事,更是村寨中庄稼汉们一代一代追寻的梦想和留给子孙后代的希望。白家的故事,就像一本传授着如何实现土地梦、过上富足生活的教科书,不断地激励着白鹿原上的人们。白、鹿两家的先辈,无论是励精图治、兴业发家的白家老二,还是弃土进城、以“勺勺客”发家的鹿马勺,他们或以勤劳或以精明,一点点地买田置地,创下了可以庇荫子孙的基业。土地被农民看做是世代相传、繁衍生息的命根,白、鹿两家的兴盛源于他们对土地的拥有和精打细算的经营理念,因此,“无论白嘉轩或是鹿子霖,最熟悉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手掌而是他们的土地。”②土地,也只有土地,才是他们生活中赖以生存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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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白鹿原》人物的文化心理支架——《乡约》..................................................15
第一节 《吕氏乡约》 .......................................................15
一、《吕氏乡约》的编订和演变.............................................15
二、《吕氏乡约》主要内容............................................16
第二节 《乡约》与白鹿原 .......................................17
一、《乡约》的文学意象转化.......................................17
二、《乡约》的文化内涵——仁义与刑罚并重................................18
第三节 《乡约》与白鹿原的冲击 .......................................19
一、商业文化的挑战........................................19
二、黑娃、小娥的本能的叛逆........................................20
三、鹿兆鹏、白灵新思想的觉醒........................................20
四、堕落的掌门人的背叛...........................................21
第四章 白鹿原上的众生及其文化心理结构
第一节 白嘉轩:传统文化的践行者
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已不再局限于学说或理论的范畴,而是深深根植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观念意识中,成为了民族心理的重要部分。“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②其中的文化心理,准确地讲就是儒家文化。千百年封建社会留存下来的伦理规范,漫长岁月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以及口耳相传下来的民俗习惯,使儒家文化成为白鹿原这块关中沃土上最坚实的基础。
在白嘉轩的塑造上,作者将其置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背景下,结合了具有千百年历史的儒家文化,以此进行人物刻画。敬恭桑梓、服田力穑是“农耕文明”社会看重的品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被肯定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对于作家描写的这个儒家文化的具体实践者来说,他既是作者创作的一个理想人物形象,又是一个现实的人物。他以儒家文化所崇尚的道德理想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准则。他是在朱先生“学为好人”思想教导和影响下,虽然人格上并不完美但又实实在在地坚决自觉践行仁义的普通农民。
白嘉轩,不仅是白家的长子,同时也是白鹿村上白姓家族的一家之长,还是白鹿家族的族长。他重视并恪守着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处世原则。白嘉轩家族史中的四个故事:无论是使白家家道中兴的白修身,在贫困冻馁中读书自饬考得文举,重整家业重修族规,开创白家近代家族史的新纪元;还是大旱之年领着族人打井累得吐血而死,名字被刻在井台上的白克俭;抑或是那位领着族人在打杀贼人中被刀劈成两截,成为白鹿原一举廓清匪患的英雄的族长以及那个被奉为传家宝的槐木匣子,均是蕴含着修身、躬行、勤俭思想的“耕读传家”的白氏家训。因此,作为农民的白嘉轩,由始至终表现出的是对土地的深深的热爱和眷恋,并视农业劳作为农民的根本任务。为争取李寡妇的水田,他与鹿子霖结下“心结”。当朱先生让他把多余的土地赠与他人时,他除了一部分给了兔娃外,剩下的他极不情愿地给了出去。虽然身为地主,他却热爱生产劳动,并将劳动视为乐趣,且一生都在享受着劳动的快乐。“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①他拖着被土匪打断的腰,与鹿三一道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他的那份快乐和满足是发自内心。他不仅本人热爱劳动,还不忘教导后代要同样热爱劳动。他坚持让年幼的儿子进山背粮食,就是为了让后辈们不忘农民的根本,知道“啥叫粮食”。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家训,他家的门楼就镌刻着这四个大字上,在两根明柱上还有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他重视教子读书,为使下一代能更好地传承儒家思想,他和鹿子霖共同开办学堂,为族中的青年人提供教育的机会,为此得到了朱先生的大力称赞。身为族长,他关注村民疾苦,在众人利益受到伤害时,他甘冒风险,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在白狼搅得村民人心惶惶之际,族长一声锣响,人们迅即聚合,捐钱出工,修补堡子、燃火拒狼。他运用宗法的权威,修葺祠堂,强化村民的宗法意识以及对道德伦理的情感与信念。辛亥革命后,他从朱先生那里寻得了救世良药——《乡约》,以此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行为,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安定有序,恶习荡然无存。久旱无雨之际,他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拖着残疾的身躯,率领族众伐神取水,以虔诚祈佑上苍的庇护。他不参与对闹农协的“三十六兄弟”的整治,并愿以族长的身份代本族“作乱”之人向田总乡约赔情受过,是因为他自认“没有管好族人。”
白嘉轩虽然文化不高,未从理论上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但他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实践中把儒家所宣扬的“仁、义”奉为人生的圭臬、做人的标准。他家产殷实,原上原下有田地,槽头有牛马,基地上有房屋,土墙里和脚地下的瓦罐里有隐藏的黄货和白货,但他却“富而无骄”、“富而好礼”。一生勤劳俭朴的白嘉轩,与长工鹿三是主仆,更是朋友、兄弟,他称鹿三为“三哥”,还让女儿白灵认鹿三为干爸。他不仅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与鹿子霖合办的学堂,还为黑娃提供了学习的机会。他们忙时一起劳动,闲时喝茶聊天。平时田里的东西收获后,总是要让鹿三先秤,而且还要多给一些。在大旱之年,田地无法耕种,鹿三不忍闲吃闲坐主动辞工,白嘉轩断然拒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①鹿三被田小娥冤魂附体后,身体衰弱,精神萎顿。面对兔娃和孝武、孝义无所不在的轻视眼色,白嘉轩嘱咐说:“从明日起,孝义兔娃你俩接替三伯抚弄牲口,你三伯能做啥活儿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听下了没?”②白嘉轩对待长工鹿三一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他还听从朱先生的教诲,带头犁毁为他带来兴旺财源、使他快速发家的烟苗。他还慷慨地周济了因一田售二主,使他与鹿家产生矛盾的李寡妇。面对政府的苛捐杂税,他利用鸡毛传贴的方式,在白鹿原上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当鹿三等人因“交农事件”被捕后,他主动投案自首;为营救“背罪”的和尚,他不惜破费。全部被捕人员最终得以安全获释,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光彩的一笔。黑娃在他发动的那场“风搅雪”中,砸祠堂,毁乡约,失败落草为寇后,又唆使手下将白嘉轩“那挺直如椽的腰杆儿”打折,使它“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③尽管如此,白嘉轩不仅没有向他报复,反而在黑娃两次入狱面临处死时,他都拄杖奔走,前往搭救,博得了朱先生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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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白鹿原》在人物的塑造上是成功的。它跳出了以往以政治的、社会的、阶级的单纯视角进行人物刻画的模式,通过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和文化传承的宏大背景下,面对人物心理的、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原生态的描述,刻画出了一群个性独特、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形象。
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作品中有关性的描写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丑陋媚俗的性描述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小说是一部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也有研究者认为,“适度的性描写不仅具有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有助于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的需要,而且也有审美意义”。①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性意识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从性意识的角度对生活的观照和描写,能够更深入地触摸人物隐藏的内心世界。笔者以为,性描写在《白鹿原》中,不是为了性诱惑,更不是为了寻求商业的价值而谄媚读者,它是作者运用“文化心理结构”学说透视作品中人物的一个视角,是文化和道德观念的载体,是支撑白鹿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构件,是小说中刻画人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白鹿原》的性描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处:白嘉轩的七次洞房之夜;黑娃与小娥的偷情;孝文与新妇的男欢女爱;鹿子霖与小娥的乱伦;小娥与孝文由诱惑到堕落的叙述,鹿冷氏的“淫疯病”……可以说,作品中的这些性描写,将性与社会性、性与历史性、性与人性、性与性文化心理等进行关联,勾勒出了白鹿原上农耕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生活的缩影。
关于白嘉轩的性描写,是他的七次洞房之夜。这也是他人格建设的重要环节,文化色彩浓厚。
在白嘉轩与他的七个女人的洞房花烛夜,作者要写的,不是性的渲染和丑陋,而是在男权文化中、在性隐秘与性禁锢熏陶下长大的女子,本质相同而表现各异的文化心态。当连着克死了娶回的四个女人时,白嘉轩怕了。他怕的不是四个鲜活生命消逝,而是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着他,并深入其骨髓。对白嘉轩来说,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其婚姻中两性行为的本质意义则直接与生儿育女相关联。为了传宗接代、秉承父业,他求贤问命、换地迁坟。有了子嗣,也就有了生命的延续,才能续写光宗耀祖的事业。当娶回的女人被自己“克死”后,白嘉轩便急于开始寻觅新的伴侣,以延续香火、继承家传。直至六个女人相继离开人间,他也未曾停下寻觅的脚步。在他的世界里,已经遗忘了女人是“人”,女人于他而言,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泄欲的对象,或是做事时的帮手,却独无情爱可言。男女间的两情相悦,在他这里被淡化和消解。所以,他忘记了死去的女人的样子,但新婚之夜对她们征服的感受,却让他常常“引以为豪壮”。“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上一层新的。”①同为女性的白母对女人的态度,使其道德深处对妇女的轻蔑和贱视被放大。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观笼罩下,有性无爱的性活动成为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妇女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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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白鹿原》人物特征及其文化心理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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