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观与东观文人
第一节 东观建置与东观功能
两汉时期，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宫廷所藏典籍和档案的校阅整理。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加大对图书的征集和收藏，在宫内外修建了多处存储档案典籍的处所。比如东观、兰台、宣明殿、石室、仁寿阁、鸿都门等等，这些藏书机构有的是沿袭前朝的，如兰台、石室，后来东汉诸帝又新建了一批，如东观、宣明殿、鸿都门、仁寿阁等。随着时发表展，东观著作地位的日渐提升，东观渐渐取代了兰台的国家图书中心地位。兰台与东观都是东汉时期著名的藏书、著述之处，在这些处所承担校书工作的分别称之为兰台令史与东观校书郎，他们对汉代的典籍整理和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作用是空前的，对传承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汉代的文献对于两者的区分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二者常常是混淆相称。很多后代学者认为它们存在时间几乎差不多，职能相近，地位也较为相似，所以常常将这两个职务并称。我们从杜佑的《通典》中可以了解，汉代的兰台和后汉的东观，都是藏书之地，也同为著述之所，很多文人学士都集中于此，共同校书，所以称之为校书郎。“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它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1]其他史书，例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并称兰台令史与东观文人皆为校书郎。可是，这二者真的是完全等同性质的文人群体吗？通过分析其他汉代文献典籍，我们不难发现兰台令史与东观文人群体虽然都在国家图书中心从事着校书、修史等工作，但两者却存在很大不同，有很多细节问题也需要我们重新考察。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东汉时期校书官职的设置、典籍的整理保护等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清楚的认识兰台令史与东观文人群体的本质特征和区别。又或者，如果我们将东观校书郎和兰台史令作为东汉时期两个不同的文化现象来对待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二者在不同之外又存在着相同之处，那就是对于东汉来说的相同的文化意义。
兰台与东观作为当时比较重要的图书中心，二者无论是在文献古籍的整理、校定，还是在汉代经学的传授乃至对汉代文学的创作等方面，他们都毫无疑问的起到了共同的促进作用。东观建置的确切时间，根据现存史料的相关记载，我们无法确定其精确时间，推断于明帝永平初年或者是光武帝建武末年。 “序云：铿得之于衡山石室中，后至汉，刘向于东观校书见之，遂传于世。”[1]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下著录《黄帝内传》一卷）从此则材料我们看可以看出东观设立创建在刘向之时。但还有另一说法就是，刘向真正校书的地方是天禄阁和麒麟阁，而不是上述的东观。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东观的建置是在刘向之时，还有一种说法东观设立在光武帝初之年间。北魏郑道昭说:“光武中兴于拨乱之际，乃使郑众、范升校书东观。”[2]郑众是儒家思想大家郑兴之子，明帝永平初年间，郑众以其才辟于司空府，而范升是在王莽时期被当时的大司空王邑看重，担任议曹史，到了光武帝初期，范升有担任议郎，后又迁为博士。从年龄上看郑众比范升稍微大些，似乎从时间上来讲不大可能与之同时校书东观。从材料和史实推断北魏郑道昭可能将郑众、郑兴父子搞错了。而即便这样，我们不知以何为据来证明郑兴、范升同时校书东观。东汉时期，当朝政府开始专门设置藏书的机构是在武帝时期开始。《隋书·经籍志》中说: “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承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3]汉成帝、哀帝时期，兰台、天禄阁以及麒麟阁是国家的主要藏书机构。“御史中承在殿中掌兰台秘书图籍。又未央宫中有麒麟阁、天禄阁，亦尚书。”[4]到了王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朝廷纷乱，这对图书的收藏是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很多汉室藏书几乎都焚毁在权柄的交替中。到了汉光武帝重整河山，建立东汉、政权稳定后，开始逐步的恢复西汉的朝纲制度，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创新。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沿袭前朝之旧制的藏书阁是石室、兰台，光武帝在东汉新建的是仁寿阁和东观。到了章帝、和帝时期，东观逐渐超越了兰台，得到高度重视一跃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藏书机构。这在侍御史孔丰在建初元年的一篇关于言旱灾事的上疏中可以得到印证，“转拜黄门郎，典东观事”[5]。到了章和元年，“章帝敇曹褒于东观次序礼事”[1]，东观已成为重要的撰述之所。汉和帝非常重视东观这一史学机构，多次到访，预览群书、阅读典籍、更广泛博选能人艺术之士入职东观。“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2]章帝、和帝之后，东观更加繁盛一时，成为东汉最重要的藏书机构，超越曾与他可以相提并论的仁寿阁和兰台等其他藏书著述之地，甚至一跃成为整个东汉时期的国家图书中心，用以代称所有后汉藏书机构。《史通·史官建置篇》也说:“自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3]由此我们可见，东观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若非要说在诸多藏书机构之中比出个伯仲，那么恐怕只有延袭前朝旧制而建的兰台了。
东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收藏图书是东观最主要的功能，《后汉书·和帝纪》载其至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后汉书·黄香传》言其东观“读所未尝见书”。可见东观藏有大量图书，许多是在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珍稀书籍。《后汉书·张奂传》记其少游三辅，在老师太尉朱宠的指导之下学习《欧阳尚书》。张奂深深感觉到《牟氏章句》四十五万多字，过于繁多，将其删改为只剩下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然而甚为遗憾的是，到了东汉后期，伴随社会动荡的加剧，这些新近问世的著作以及很多宫廷珍藏的好书，与其他藏书室的珍宝一起不复存在、消失亡佚了。东观还有担当书籍的校订的功能，这在史籍资料中随处可见。《后汉书·安帝纪》载其“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卢植云：“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4]（《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在整个东汉时期，史料中记载可见的大规模整理典籍一共有三次：在章帝建初四年，东观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典籍，很多儒家学者校订五经。章帝在这年十一月接受杨终在《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中的建议，即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定，未奏上。”[1]东观的教育功能日渐强大，并可以与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教育之所太学并称。由此可见，东观作为图书中心、藏书之所，但他的教育功能又确实非同一般。在东观还有很多画像悬于高台，以供人们景仰，画像者都是东观著作之优秀者，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这些画像，真正起到了以列其观来展示对这些孝廉之士的褒奖，劝戒世人向他们学习善美的作用。如灵帝时，高彪以雅才，“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2]。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东观的基本职能是收藏图书、校理典籍、修订国史和教善世人。在东观供职的文人雅士们就是依附着这些职能而同楼一事，彼此交流、切磋、会聚，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以东观为核心纽带的文人群体。
第二节 东观各时期代表人物以及著作
东观作为东汉时期国家的图书中心、档案中心，其中大量收藏着历史图书、经术古籍，还有朝廷的诏令、奏章以及其他重要档案典籍。此外，在我国封建王朝时期，东观同其它图文收藏机构一样，也是大量的文学家、儒家学者修订五经、校勘图书和从事著述的场所。在三国两晋时期，执政掌权者也仿照前朝东汉的模式建立国家图书中心，也作为当朝的校书、典籍、修史著述之地。“后汉东观，藏书之室，亦著作之所”，“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通典·职官八》）。东汉几乎所有文人都在东观供职，在此笔者简要列举些在此著作的东汉文化名人：班彪、班固、傅毅、班昭、马融、刘珍、张衡、尹敏、黄香、孟冀、陈宗、崔寔、李尤、蔡邕、邓嗣、边韶、延笃、杨彪等，其中被后人所熟知的当属班固、班昭、马融、刘珍和张衡了。刘跃进先生将东汉王朝大体分为三个时期，那么同样我们也以此来将东观分为三个时期,既前期、中期、后期。一、东观前期指从光武帝到和帝、殇帝年间。在东汉前期，扶风的班氏一家是东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班彪性深沉尚古，从小好古敏学，二十多岁时为避战乱，投奔到隗嚣门下，班彪试着努力劝说隗嚣归依汉室，并特别作《王命论》用以劝戒隗嚣，以为汉承火德，其气数未尽，要称王改朝，必须是上天所命，而隗嚣不以为然。后彪又到河西之地避难，在大将军窦融门下，窦融非常赏识班彪的才能，彪在此期间劝窦融支持刘秀。东汉初期，窦融带领班彪回到了京师，由于彪才华出众，被举荐为司隶茂才。但是由于他博学高才以及对史学由衷的热爱，所以称病免官，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潜心于补续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我们在史书上找不到班彪被传召入职东观的记载，但其“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后汉书》本传），写成《后传》60 余篇。其作《前史得失论》，对司马迁的一些不遵儒家思想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对《史记》的疏漏之处多有指摘。班固在他父亲所续补《后传》的基础之上，在班家史风文学的耳濡目染下撰写了《汉书》，由此，我们说史上虽未记载班彪入职东观，但他与东观的关系确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非同一般。
班固，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他少年天才，九岁能诵读诗赋，据《后汉书·本传》记载“九流百家之言”，无不融会贯通。所学不为师法所拘，不计较于繁琐的章句之学，经学重大义，体现出新的学风。在父亲去世后，班固继承父亲遗志、整理父亲遗稿，他认为前人所修汉代史书过于简略，在其父班彪所续补《后传》的基础之上，开始潜心静思，编写我国另一史学著作——《汉书》。永平五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告发班固“私修国史”（《后汉书·班固传》），就这样，班固陷入了囹圄之中，凝结了他无数学思汗水的书稿连同家中书籍都被当时的执法者一并收了去。幸运的是，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明白他志在颂汉，大加赞赏，下令立即释放，并加以劝慰。班固的志向与才能得到了明帝非常的赞赏和器重，并立即被召入到当时的国家藏书核心机构兰台供职，在明帝的要求下继续编修《汉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资源可以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力投入到撰史的事业之中，他利用朝廷所存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汇集了所见所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汉书》的大部分，为我国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旨在歌颂汉德。书成后为世所重，天下学者诵读。此外，班固亦为编写《汉记》立下了汗马功劳。“班固、傅毅以兰台令史，陈宗以洛阳令，尹敏以长陵令，孟冀以司隶校尉并著作东观”（《通典·职官八》注），明帝时，班固的儒学文术和才能得到赏识，担任兰台令史，并与陈宗等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后来又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章帝时，班固以其自身卓越的文学功底和尊崇恭谨的态度，再次得到赏识，多次被召入宫中读书。章帝每每出巡时，更是召班固随其左右，奉献所作赋颂。
当朝廷有重大讨论的问题时，往往与众大臣辩论，扮演的是一个言语侍从的角色。章帝还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古今经文的融合，确立钦定的经学思想，这就是有名的白虎观会议。班固在这次会议上，编纂了著名的《白虎通义》，他以史官的身份对这次会议进行了监管并奉命将讨论结果做了详实的记录而整理成《白虎通义》的别称《白虎通德论》。班固的著作除了著名的一百卷《汉书》之外，《隋书·经籍志》集部还著录“后汉大将军护军司马《班固集》十七卷。”作为东汉著名的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两都赋》、《终南山赋》、《览海赋》、《游居赋》、《竹扇赋》、《幽通赋》、《答宾戏》、《咏史》、《典引》、《东巡颂》、《南巡颂》、《十八侯铭》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两都赋》、《答宾戏》以及《幽通赋》。班固自身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史学界都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称颂。在文学界，他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齐名，被后人称为汉赋四大家；在史学界，他又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班固的学问在当时可谓翘楚。班固为洛阳令种兢所害，其所著书《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便离去，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史学上的一大遗憾。班昭是班固之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史学家。其兄固编纂《汉书》未竟，很多书稿都已散乱，也许是朝廷有意让《汉书》成为完璧，汉和帝深知班昭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识过人的知识分子，即诏她和马续到皇家的东观藏书阁续修《汉书》。班昭之前就参与过《汉书》的修订，对其有全面的了解。为完成先父亡兄的遗愿，她毅然入东观续补《汉书》，成为第三个编修《汉书》的班氏家族成员。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1]就拿马融来说，说他是经学家，莫不如将他定义为重要的文学家。何况在当时，文史是不分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许多文学家就是史学家，史学家也是文学家，二者相互融通。再者，在东观著书之人多世袭名门、身世非一般，东观即为高门，二者可以同日而语，在东观著书是他们晋身的初级阶段。作为东汉当时的中央档案馆和图书馆，东观以其丰富的藏书和大量的档案，为当时的硕学名儒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使他们能够汇编档案，编修史书，校正书籍，从而不仅为后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对我国汉代民族文化的发展、精神文明的流传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东观和东汉文化名人跻身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舞台永远为后人称道。[1]杜佑.《通典·职官八》[Z] .
绪论...................................................... 9-13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9
二、 研究现状综述...................................................... 9-11
三、 研究方法及本文的创新之处...................................................... 11-13
第一章 东观与东观文人...................................................... 13-26
第一节 东观建置与东观功能...................................................... 13-18
第二节 东观各时期代表人物以及著作...................................................... 18-26
第二章 东观前期文人的文学创作...................................................... 26-31
第一节 东观前期文人创作概况...................................................... 26-28
第二节 东观前期文人创作特点...................................................... 28-31
第三章 东观前期文人群体创作的总体评价...................................................... 31-35
第一节 社会地位对文学创作以及文风的影响...................................................... 31-33
第二节 东观文人群体创作对后世文学的...................................................... 33-35
结语...................................................... 35-36
结 语
由以上论述可见，东观不仅是东汉王朝收藏档案文献资料的中心，也是东汉的文化学术活动中心和学者荟萃之地，许多著名学者文人在这里为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汉代经学的传授以及汉代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种文化意义是空前的。东观文人这个群体从社会地位、行为角色、学术活动等方面左右了东汉的学术思想史；他们不仅仅重视图书典籍、档案文献的收集保存，还善于利用这些绝世作品进行史书修订、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东观不仅孕育产生出了《东观汉记》、《熹平石经》等大作，培养孕育的大量学者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