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言》中两性关系的类型
《三言》中所涉及的人物上讫帝王将相，下到市井走卒，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在两性故事中按身份角色可划分五类。
第一节 商人的两性关系
明代中后期不仅是市民思想意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当时仍处于统治地位，但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料的需求，士、农、手工业与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人群，皆相继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甚至那些曾经以谋利为耻的读书人，很多也放下清高不顾尊卑，或加入经商行业中，或与商人阶层往来密切以赚取钱物。商人凭借雄厚的钱财，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已经在社会中取得认可，拥有了重要的地位，一些大商人甚至处于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有的还可以以钱买官，人们普遍接受从商是谋生正常手段。随着明朝后期物欲横流，钱财已逐渐取代权势成为市民心中的首要人生目标，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地区，经商买卖甚至比科举为官更具诱惑力。明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开始更多的关注这个群体，冯梦龙所生活的苏杭一带正是商贾最兴盛的地区，他所编集的《三言》中约有二十篇故事书写商人群体。零散涉及该群体的章节更是难记其数，其中商者的婚恋家庭故事占有较大比重。《喻世》中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杨八老越国奇逢》、《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任孝子烈性为神》、《醒世》中有《卖油郎独占花魁》、《刘小官雌雄兄弟》、《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警世》中有《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乔彦杰一妾破家》、《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其中大部分为小商人，或提篮挑担走街串巷吆喝叫卖，或出外经纪，进行长途甚至海外贩运，或开店铺招客。从这些商人的情感故事来看，这个新兴阶层的两性关系确实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性，具体而言其两性故事有几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其一，商人与娼妓的关系。《三言》中记叙商人嫖娼的有《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卖油郎独占花魁》两篇，虽然篇章不多，却可以从这两篇故事中窥探出当时商人与妓者的复杂关系。明代商人为利所驱，时常需远离家庭去其他地区经商，背井离乡之际，很容易产生空虚心理，于是教坊妓院便成为他们摆脱寂寞，发泄欲望的场所。《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所记虽为宋朝之事，但仍能窥出娼妓与商人的两性关系。吴山背妻狎妓的事例在许多市货他乡的商人中存在。而商人的狎妓不同于文士，后者更注重与妓女的诗情画意，联句酬唱，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互动，讲求雅致的情趣和心灵上的共通，加上文人的优越身份，故而与商者相比更易得妓女欢心，商人由于普遍文学涵养浅薄，社会地位尚无法和宦家子弟相抗，他们寻求的多只是肉体上的欢娱。不过由于拥有大量钱财，必然也会得到妓者的垂青，久而久之他们与娼妓的单纯色情买卖也会发生变化，很多娼妓从良时选择嫁于商人。如明末北京名妓刘凤台，与许多公车入京的举子有来往，最后却嫁给福建商人林尚炅。在《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里这种现象更具有典型与现实意义，在《情史》中此事相当简短，并没有提及两人的交往过程，甚至连卖油郎的名姓都没提及。《三言》将故事进一步细致深化。秦重与莘瑶琴的爱情故事与其说是秦重的“情重”感动了莘瑶琴，最终使其放下了“花魁娘子”的高贵下嫁于他，不如说是新兴商人阶层的彻底胜利。秦重作为一个地位卑贱的卖油郎，千辛万苦积攒了十两银子去妓院，起初还被老鸨笑话：“我家美儿，往来的都是王孙公子，富室豪家，真是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岂不认得你是做经纪的秦小官，如何肯接你？”【1】待到莘瑶琴回房后发现秦重，还不情愿道：“这个人我认得他的，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2】当后来两人情深爱重时，莘瑶琴表明嫁意之后，秦重仍不敢相信：“小娘子就嫁一万个，也还数不到小可头上，休得取笑，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3】在整个故事中，秦重知道自己的身份卑微，对莘瑶琴始终处于仰视钦慕而自知只可远观不可及手的心态。莘瑶琴从最初的轻视到后来逐渐为秦重的体贴入微感动而相从，除了被秦重诚实稳重的性情感动有关外，也体现出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事实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孙富的行为已经显现出商人与妓者身份的变化。孙富作为家资巨万的盐商，在名妓杜十娘已相随李甲的情况下依然想靠金钱达到占有十娘的目的，结局虽然未能得逞，但表明商人阶级尤其是富商，依靠手中的金钱不仅具有青楼取乐的权利，还存在控制娼妓命运的能力。其二，商人与妻妾的关系。关于商者家庭生活的篇章共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杨八老越国奇逢》、《任孝子烈性为神》、《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乔彦杰一妾破家》、《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七篇，占描写商贾故事的多半。首先应看到商人常年奔波在外，他们与父母妻子时常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蒋兴哥，为去广东收客帐，一去一年有余，王三巧以椿树发芽为期盼归。《杨八老越国奇逢》里杨八老离家到福建漳州经商，三年后才得以回家，却半路被贼寇俘虏到日本十九年，差点丧命。《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里黄善聪十二岁随父外出经商，一呆就是九年。可见当时商人外出经商的特点是地方远，时间久。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夫妻关系难免出现裂痕。《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故事是反映明代商人家庭生活的典型之作。蒋兴哥与陈大郎同为商人，他们与妻子的纠葛关系成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蒋兴哥对王三巧一直存有真挚的感情，得知妻子背叛自己与他人偷情，并非是怒不可遏。他既没有当面和陈大郎火并，回家后也没有和王三巧发生激烈冲突，而是自始至终存在一种复杂、矛盾而又痛苦的心情，其悔恨要远大于气愤。“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4】认为自己外出经商、贪图赚钱才是妻子不贞的根源。他的休妻更多的是一种为维系传统礼教而做出的无奈之举。由于长年外出经商，致使妻子出轨，但他们并没有因出轨产生尖锐的矛盾关系，毕竟王三巧也是商人远沽的受害者。另一对夫妻陈大郎夫妇的关系则尖锐的多，他与妻子平氏也因珍珠衫反目成仇。究其原因，陈大郎在两个商人家庭中起到破坏性作用。倘若他没有千方百计勾引三巧，便不会导致三巧与蒋兴哥婚姻的破裂，更难以容忍的是他在家乡已娶妻，却在商贾之地引诱已婚之妇。所以文章以他害病而死，妻子平氏嫁给蒋兴哥为终，作为其背妻通奸的报应。如果说蒋兴哥是通过他宽恕妻子过去的丑行来表现两性之情深意重的话，《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则正面表现出商人对感情的忠贞。这则故事最早载于《耳谈》。《耳谈》是明朝王同轨作。宋小官一事应该也是发生在明朝中后期。从情节中可以看出：以宋小官为代表的商人，不仅身份地位与金钱紧密联系，甚至是婚姻家庭的和睦安定都与所赚取的利益挂钩。宋小官倘不是后来发迹，刘有财夫妻绝不会认婿，他与宜春的夫妻生活便很难再续。而宋小官富有之后不忘前妻，还宽恕了丈人之前的劣行，展现出商人的坚贞善良的一面。不过有的商人市货他乡后便另成家室，而且在经济盛行的江南地区较为普遍。《三言》中《杨八老越国奇逢》记载杨八老开始在家乡娶妻生子，后因做生意远走福建，又被寡女招赘，其母云：你千乡万里，出外为客，若没有切己的亲戚，那个知疼着热？如今我女儿年纪又小，正好配。官人做个‘两头大’：你归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来时，有我女儿。两边来往，都不寂“寞相；做生意，也是方便顺溜的。老身又不费你大钱大钞，只是单生一女，要他嫁个好人，日后生男育女，连老身门户都有依靠。就是你家中娘子知道时，料也不嗔怪。多少做客的，娼楼妓馆，使钱撒漫。这还是本分之事。官人须从长计较，休得推阻。
第二节 文士的两性关系
士乃古代知识分子的通称，起初属上古掌刑狱的官吏。至春秋战国时期多以士大夫的家臣门客称之，宋朝后泛指社会上读书人阶层。这类人中一部分属显贵士族，贵胄之后。然多数是出身寒微，致力四书五经，希图以科举入仕改变贫贱命运，可称之为下层文人，多生活在底层社会，虽无政治特权却又有抱负为国之心与飞黄腾达之契机。而社会的变革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另一部分是上层官吏，他们握有权力，亦属于文士行列。明代中叶以降，随着传统自然经济遭受冲击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以钱财为价值取向的观念逐渐被世俗所接纳，商贾阶级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这对知识阶层(尤其是那些屡试不第的落魄士子们)的社会地位，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他们处境虽然较元代的稍优，但在实际生活中已下降至四民之末。在激烈的生存环境下，他们时刻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然而受传统文人的气节观影响，他们多半又不愿公开为利流于世俗。故《三言》里《老门生三世报恩》、《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等文中书生将自身命运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慧眼识珠，企图以才学一朝发迹。还有的文士虽家境优渥，但在穷奢极欲，纸醉金迷的明末社会风气影响下，由于放荡不羁，奢侈无度致使家道败落，于是为生计不得不委曲求全。在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下，文士的两性情感也具有多样而复杂的特点。本篇所研究的两性关系中的文士身份属于狭义概念，即这里所探讨的文士主要指非现任入仕为官者，因为下层士族一旦进入到官僚阶层中，成为统治阶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统治者要求的伦理意识，为正统的行为规范所左右，他们的两性关系同样也受到控制与束缚。况且在整个以读书求功名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群体中，非现任为官的士人毕竟为绝大多数，而且他们与社会联系更为密切，其两性关系更能展现出这个群体的特殊属性。梦龙立足于儒家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与价值观，着力塑造出文士的高尚情操与思想情趣。具体而言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理想化的浪漫爱情与喜剧色彩。《三言》中的文士虽然比前朝文言小说趋于生活化，但许多故事依旧塑造了一批为正统社会所赞赏称许的形象。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范巨卿鸡黍生死交》等描述了士人生死不渝的友谊。《老门生三世报恩》、《裴晋公义还原配》写出知恩图报的善举。《马当神风送滕王阁》、《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记叙前朝才子的豪情壮志。在叙写此类群体的情感故事里，亦可遍寻中国传统文人的美德与至情，这种至情表现出很强的浪漫与理想色彩。《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苏小妹三难新郎》、《唐解元一笑姻缘》三篇里的文士皆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子，所记婚恋故事亦诗情画意。相似的还有《张舜美灯宵得丽女》、《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宿香亭张浩逢莺莺》等篇。这类故事或表现才子的风流倜傥，或表现恋情的唯美优雅。《苏小妹三难新郎》吟诗联对成了士人展示才学，博取女子芳心的一种手段。另一篇《宿香亭张浩逢莺莺》的故事与《西厢》相近，其中亦充斥着大量吟诗弄句的联和。《唐解元一笑姻缘》、《众名姬春风吊柳七》里才子唐伯虎，词人柳永都不以满腹经纶的儒生自居，而是有意地直接投身于市井里巷去追逐欢乐，以放荡不羁的浪子情怀演绎风流韵事。但他们对于钟爱之人付诸以情，并非只是一种玩弄的态度。《三言》中的士人们肯定享受世俗生活的合理性，纵偶遇波折也无伤其最终的团圆好合，文中的士子才华横溢且多为官宦人家，不必为生计奔波，故而有足够的情致怜香惜玉。在生活方面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对高雅文化和浪漫爱情的追求。而这两者又在许多文章里紧密联系在一起。虽流于俗套，却展现出文人心中理想的精神世界。《三言》里有的篇章在这种“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完美姻缘下，还不忘话本小说娱乐民众的目的，在故事情节里安排令人捧腹的事件，使下层文士的情感世俗化，富有趣味。这类士人所作所为并非完美无瑕，甚至与封建纲常相悖，但作者给予更多的是肯定与赞赏。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钱万选，“家世书香，产微业薄，不幸父母早丧，愈加零替。所以年当弱冠，无力娶妻”。【7】一个穷秀才碍于情面，甚至是被逼无奈替人求亲，却阴差阳错被对方选中，闹出一场笑话。《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对玉郎行为隐隐有称颂，而借乔太守之口评说这番奇遇：“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 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8】此类文士的恋情，纵稍有悖风化，但只要是真心诚意，且无伤社会世道，同样会得到美满结局，甚至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不时穿插着喜剧诙谐的场景，体现出梦龙理想化的爱情观念。其二. 对恋情的矢志坚守。这类故事着力体现出文士群体的高尚情操，其中多以士人与鸯侣失散为题。由于下层士人生活波动，他们或为生计远赴他乡，或遭罹难而不得不与配偶被迫离散。如《裴晋公义还原配》中唐璧虽为会稽丞，仍坚拒刺史裴晋公为其所选的美貌歌姬，只因其在乡时已聘定太学之女黄小娥，聘妻失踪则誓不他易。甚至为小娥不惜仕途前程，不去哀求夺妻之人。而同为士者的裴晋公虽官高位显，不失长者仁厚之风，不仅义还原配，还推荐唐璧复除湖州参军，一出夺婚的纠纷从而展现出两位文士的品德。《范鳅儿双镜重圆》、《陈从善梅岭失浑家》、《黄秀才徼灵玉马坠》等则通过夫妻乱世离散的故事展现士人的婚恋观。范鳅儿原是读书君子，未成功名之时便被胁迫做贼叛乱，娶宦家之女又因平叛失散，范鳅儿以镜为凭，不曾再娶，后得相聚团圆。《陈从善梅岭失浑家》述陈从善金榜题名后，携妻子上任途中妻为怪掠走，陈从善为救妻历经艰难，终获团聚。《黄秀才徼灵玉马坠》记秀才黄损与玉娥因舟脱离散，后赖玉马坠与胡僧之力方得重会。
第三节 僧尼的两性关系
佛教以汉明帝永明十年左右传进中国，自东汉发展至明代，期间尽管有过武宗灭佛等统治阶级大规模排斥佛教的事件，也有过韩愈等文士的斥佛举动，但总体而言佛教并未因此而没落。同样百姓心目中的僧尼形象也未因统治阶层的打压而被丑化或妖魔化，但自宋以来，佛教的发展势头有所减缓。逮至明朝，年轻时做过和尚的太祖朱元璋对佛教大力扶持，并于洪武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于中央设僧录司。明代中晚期，儒释道三家终于历经长期的倾扎而达到相对的和平相处，这段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了儒释道三者融合的趋势。佛教发展到明代以后世俗化增强，而且佛教发展到明代中后期主要以禅宗为主，禅宗宣扬的成佛方法简单直接，既可通过个人顿悟成佛，实现生命终极超越，又不会因此失去现实物质的享受。佛教的现实化和世俗化的加强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明代僧尼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境界大大下降，许多势利奸猾，好色荒淫之徒充斥其间。同时期文学上描写僧尼情欲的作品也日益增多，甚至存在不少情色小说，如借禅宣淫的《*********》、《觉后禅》,以禅诲淫的《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等艳情小说也于此时纷纷涌现，这种文学作品对佛教破坏性极大。《三言》展示的僧尼形象也展现出当时市民对这个阶层的看法，他们不再甘心于与枯灯古佛相伴，万紫千红的红尘世界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佛教戒律的约束力。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一百二十篇拟话本小说按图索骥，可查找到的涉及僧尼形象的内容约有二十八篇，占总内容的五分之一左右。其中涉及到两性关系的约有十七篇。《喻世》中《闲云庵阮三偿冤债》、《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张舜美灯宵得丽女》、《月明和尚度柳翠》、《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明悟禅师赶五戒》、《简帖僧巧骗皇甫妻》。《警世》中《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苏知县罗衫再合》。《醒世》中《赫大卿遗恨鸳鸯绦》、《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佛印师四调琴娘》、《白玉娘忍苦成夫》、《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黄秀才徼灵玉马坠》。其中既有作者予以褒奖的正面僧尼，也有破坏社会风气，玷污佛门的败德之辈。而二者所作所为对两性关系也具有深刻影响。一．具有正面意义的僧尼形象。《三言》中不少篇幅表现出僧尼的正义与美德。他们与市井俗民交往频繁，并利用自己的法术和智慧帮助黎民百姓，故在两性关系中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以他们的事迹上具体分析，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和尚的点化救赎。点化，指僧道用言语方术启发人悟道，化凡人为仙人。对于俗家子弟而言，两性关系的点化主要是对执着于不符合正统伦理道德的两性情感，而当事人无法从中得到自我拯救的情况下，依靠高僧点化成为摆脱情网的关键所在。对于难以用言语解脱的行为，他们还会运用手中的法术帮助凡俗。其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善梅岭失浑家》、《黄秀才徼灵玉马坠》、《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四篇较为典型。《新桥市韩五卖春情》里吴山嫖妓致使重病不愈，梦中胖大和尚屡次要求他随其出家，在几番棒喝之下吴山得以警醒，这种凡俗之民陷入情色而被点化的故事模式在明清许多小说中均可常见。《黄秀才徼灵玉马坠》、《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高僧则是通过法术来拯救落难夫妻，或许是受到虬髯客形象的启发，《情史》在改编《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之时除了加入了他和玉娥的爱情情节外，还将老叟改为了胡僧，并着力突出他对黄损与玉娥关系的促进作用。《陈从善梅岭失浑家》讲述高僧大惠禅师帮助陈从善消灭妖怪，考其本事也没有高僧助人之事，《博物志》《搜神记》中更多的是对蜀山上猕猴神怪摄人为妻的记叙，这也从侧面证明高僧在通俗文学作品里的出现是市民化文学兴起的结果，民众对佛道的信仰以及佛家在民间的影响是小说中僧尼点化故事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其二，僧尼牵缘 在《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宿香亭张浩逢莺莺》、《白玉娘忍苦成夫》、《苏知县罗衫再合》四篇里僧尼为有情人提供接触相会的契机。《白玉娘忍苦成夫》与《苏知县罗衫再合》两篇中白玉娘与郑氏因意外事故被迫夫妻分离，二人皆为寺院所收，最终或因机缘巧合，或因丈夫四处追寻得以家庭完聚，寺院起到避难养身之地。《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尼师与《宿香亭张浩逢莺莺》的老尼惠寂在有情男女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撮合了两对佳姻。僧尼作为摒弃情欲，超脱于世之人，本不应参与到两性婚恋之中做牵线冰人。然而在世风日下的明末时期，由于佛门子弟与俗家民众交往甚频，僧尼日益世俗化，他们的传统形象在市民心中地位高洁庄严，故在百姓婚恋的确立与维护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节 风尘女子的两性关系
风尘女子的情感生活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重要故事来源，其中许多故事具有曲折的故事情节、真挚的情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唐中期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等都是写这类形象作品的佼佼者。然而不论是霍小玉还是李娃，大都被描写成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地位卑贱以致不能获得幸福婚姻的悲剧人物，在宋元话本中作者往往给予风尘女子以同情怜悯，痛斥批判那些轻薄、迫害她们的鸨母、嫖客与负心汉。明初太祖虽对于官吏出入妓院作严厉限制，但随着明朝中后期上层阶级的腐化，各地青楼娼妓愈加盛行。上层统治阶级也荒淫声色，尤其明武宗甚至公然纳妓为妃，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连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其他阶层更是以市妓为乐。再者，明代中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聚集到通都大邑进行贸易，背井离乡之际，妓房买笑就成了这些行商坐贾的重要消遣，在这种需求刺激下，娼妓业更是兴盛。此外在歌舞升平的环境影响下，富贵之家，清雅文士以狎妓寻欢作乐，客观上也推动了娼妓活动的盛行。以江浙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在明中后期青楼聚集，年轻时期的冯梦龙作为风流才子，自然频入其中，眠花卧柳。他和诸如侯慧卿等许多名妓都有密切交往，为她们写过不少传纪曲词。梦龙与吴中娼妓的关系决定了他编纂的《三言》中娼妓的两性情感必定是真挚而深刻的，带有他自己的思考与感触。考《三言》中以妓女形象为主人公的共计有九篇:《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喻世明言》中的《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众名妓春风吊柳七》、《单符郎全州佳偶》和《月明和尚度柳翠》。此外《汪大尹火焚宝莲寺》，《蔡瑞虹忍辱报仇》亦有涉及。在中国文学史上，妓者从良故事可谓极有价值，《三言》里包括《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玉堂春落难逢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四篇。这类故事虽千变万易，然总的故事情节多半相类，这些青楼女子原多是良家的女儿，由于贫穷，战乱等种种原因被迫为娼，《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辜瑶琴甚至在老鸨的指使下被嫖客迷奸破处。她们卖欢鬻笑更多是出于无奈，所以一旦遇到重情真意的男子势必会为终身计，脱离教坊，跟随心上人为妻为妾。这些有志之妓从良往往通过平时积攒资金，决定从良时便会拿出赎身。在嫁给心仪男子后，很多娼妓不仅能恪守妇道，而且对家庭做出很大的贡献与牺牲。如梦龙同时期的名妓柳如是，嫁给才子钱谦益后为保护家产智斗凶徒，自缢殉夫。《三言》将数篇妓者的故事细致化，突出这个群体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地位与积极意义。大多数娼妓除了要应付鸨母高额勒索赎身钱，官府的刁难外，男子家族长辈的接纳与否至关重要，而娼妓作为下层阶级，很难被上流社会所接纳，这也导致很多悲剧。典型的《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两名篇深刻揭露了妓女在婚恋问题上的悲惨命运，而悲剧的深层原因则是社会与家庭对于男子纳妓为妻的态度。《玉堂春落难逢夫》里开篇礼部尚书王琼留管家监督儿子行为，后来得知王景隆嫖妓，先是不认他为子，待众人苦劝后又要杖责一百，当得知玉堂春赠银还乡，便骂：“无耻狗畜生！自家三万银子都花了，却要娼妇的东西，可不羞杀了人。”【13】在他看来，娼妓的所有东西仿佛都是肮脏不堪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公子李甲流连青楼，“老布政在家闻知儿子嫖院，几遍写字来唤他回去。他迷恋十娘颜色，终是延挨。后来闻知老爷在家发怒，越不敢回。”【14】待到后来商人孙富劝他：“若挈之同归，愈增尊大人之怒。为兄之计，未有善策。况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15】可见在官宦人家，最重读书进仕，狎妓本是不齿之事，娶妓更是悖理的败家逆道行为。而宦家子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多半对家族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决定了他们一旦面对家族长辈施加压力时往往会妥协退让，以牺牲妓者的幸福为结局。当然像《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玉堂春最终与王景隆喜结姻缘固然美满，但应看到他们结为夫妻的基础在于王景隆进士及第，入宦为官，在社会上已有杀伐决断的权利，家族势力已经难以成为阻碍两人结合的因素。当然他对旧情坚贞不渝也是两人重聚的关键。《单符郎全州佳偶》中的杨玉与玉堂春有相似之处，两者皆是恋人离散，娼妓受尽苦难后偶得重逢，又逢官吏做主，从而娶两妓为妻，这也是建立在他已取得官职，有了自我掌握命运的权力，杨玉的从良更多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每个妓女都有这般幸运。逮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李甲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他和杜十娘的恋情自始至终笼罩着家族阻挠的阴影。而李甲又毫无经济来源与政治因素。所以上述娼妓的两性之情虽不光彩，却绝无不可饶恕之罪。《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与《钱舍人题诗燕子楼》是表现妓女与文士之间深厚情感的故事，本身的思想和现实意义远不及前面所述几篇大，更多的是展现两个阶层的高雅生活情趣，从中可窥见他们的日常交往和诗书造诣。地位，连为杜十娘赎身的钱都借不出，两人的一切开销皆是十娘所出，反观李甲“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语”，“公子在旁自觉惭愧，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自此每谈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十娘亦曲意抚慰”。【16】可以看出，从要求赎身到同游江南，杜十娘在两者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她希望能用百宝箱中无价的财富来弥补两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悬殊差距和对方家族对娼妓的歧视心理。“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17】杜十娘最终的沉宝自尽与其说是对李甲的绝望，毋宁说是对由于自身娼妓身份导致被弃结局的愤怒与无奈。她自以为自己操控着两人的婚恋，实际上李甲才是两者关系中的统治方，在这种极度心理失衡与绝望下，她选择的最决绝的方式——死亡与那个社会决裂。杜十娘的悲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娼妓为爱从良的艰难历程。《卖油郎独占花魁》里莘瑶琴与秦重的恋情则相对平坦许多，莘瑶琴虽为花魁娘子，但仍受到纨绔子弟的欺凌，这使其看清了青楼女子外表光鲜下的卑贱命运，毅然嫁于卖油郎，并声称：“布衣蔬食，死而无怨。”她选择嫁给一个小商人，所以与玉堂春、杜十娘相比所经受的压力要小得多。《三言》中的娼妓总体而言是值得赞赏肯定的，但也有几篇故事中的妓者形象并非那么美好，甚至为虎作伥，贻害民众。较为典型的是《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这篇故事不仅讲述了妓女金奴色诱吴山的过程，而且还呈现出妓女的职业性，即私娼的特点。按照小说中所叙“原来这人家是隐名的娟妓，又叫做‘私案子’，是不当官吃衣饭的，家中别无生意，只靠这一本账”。【18】这一类不隶属官府而卖奸的娼妓，她们一般没有歌舞弹唱的技艺，几乎全凭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市井平民。因为双方都缺乏高雅的诗情兴趣，二者的关系维持往往短暂。在整篇故事里金奴扮演着引诱吴山的角色，不仅骗取他的钱财，而且榨干他的精血，致使吴山险些命丧黄泉。金奴与吴山的两性关系彻底变成妓女与嫖客的简单而赤裸裸的钱财肉体交易。《金瓶梅》中云：“二八佳人体如酥，腰中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19】金奴这类娼妓也成为道学家所谓的“红颜祸水”式的女性，但梦龙并未对金奴有什么谴责性倾向，更多的是通过和尚点化吴山警戒男性戒淫戒色。同样在《月明和尚度柳翠》一文中妓女红莲受柳府尹指使引诱玉通禅师破身，导致其自羞圆寂，然玉通转世后只向柳府尹报复，并未祸及红莲。盖红莲在事件中只是一棋子，娼妓的行为与命运不是自身所能左右。《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汪大尹为了寺庙里男盗女娼的案子，特派两名妓女冒充良家妇女探听虚实，从而破获僧庙求子的闹剧，这里娼妓的卖淫行为便具有正义色彩。
第二章 《三言》两性故事的叙事模式........................................ 37-52
第一节 两性故事中的环境模式........................................ 37-42
一 街道花园........................................ 37-39
二 船上........................................ 39-42
第二节 通奸与偷情的情节模式........................................ 42-46
一 青年男女的偷情行为........................................ 42-43
二 已婚夫妇的婚外情........................................ 43-46
第三节 官吏做主的情节模式........................................ 46-49
一 惩奸除恶，教化世风........................................ 46-47
二 撮合佳姻，官吏做主........................................ 47-49
第四节 因巧成书的结构模式........................................ 49-52
一 人物的偶遇现象........................................ 49-50
二 小物件的穿插........................................ 50-52
第三章 《三言》中两性关系体现的思想观念 52-71
第一节 落后与传统........................................ 53-59
一 红颜祸水的歧视态度........................................ 53-55
二 因果报应的现偿心理........................................ 55-59
第二节 矛盾与争议........................................ 59-65
一 男尊女卑的矛盾态度........................................ 59-63
二 妥协团圆的喜剧思想........................................ 63-65
第三节 正当与积极........................................ 65-71
一 坚持两性关系的正当化与合理性........................................ 66-68
二 对两性关系中真挚情感的呼唤........................................ 68-71
第四章 《三言》中两性观念的形成因素........................................ 71-76
一. 青年时期，出入妓场........................................ 72-73
二. 中晚年时期........................................ 73-76
结 语
明末知识分子，尤其是下层文人的社会地位却明显下降了。虽然比元代高得多，但“君子固穷”的文化传统在功利的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他们或徘徊在科举大门外面，或流连于市井街巷。很多贫寒士子为生活所累，“文章虽满腹，不值一囊钱”，他们不得不自降身份从事一些教书等维持生计。而那些家庭富裕的江南文士则沉浸在轻歌艳舞，酒酣妓乐中，但透露着无奈与悲凉。在士大夫阶级，“安贫乐道”、“忠孝节义”等追求人格至上的传统信念瓦解，而“趋俗喜媚’、“好货好色”、“求利轻义”的风气盛行起来。他们在繁华的城市与商人、工匠、妓女等市井人物密切来往，众多的士人集中于江南一带，与当时的风气相互张扬，传统士大夫一味讲清高风雅，鄙视物质生产，于是文人的身份也变得愈发尴尬。而由于科举道路非常狭窄，江南士人大多是屡试不第，经济窘迫，这就造成为了一己之利不择手段，比市井人物更具有见钱眼开的特性。因此，冯梦龙对这种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在《山歌》序中指斥晚明社会为“季世”，认为社会人伦秩序岌岌可危以及道德沦丧。因此明代末期的江南文人，他们的人生追求，总体而言仍是追逐声名的自我推销，以便换取利益与权势。明后期是一个逐渐走向末路的时代，“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反也”，处于天崩地裂的前夜，以冯梦龙为代表的士人阶层的精神风貌具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江南社会在明王朝逐步走向灭亡的过程中，虽然表面上繁华热闹，社会的变动更为明显。文人在社会上基本上放弃了“兼济天下“的胸怀大志，更多的沉溺于自我的个人欲望中，两性关系在这种自我欲望盛行的时代不仅反映在当时的书籍中，更深深的印在这群乱世文人的心里，富庶开放的江南地区尤甚。因此明末社会风气和江浙地区的地域因素，共同促成梦龙观念意识的形成变化。在《三言》诸篇涉及两性的故事中或隐或显的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