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理论基础
（一）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现今以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权力运作研究框架被广泛的应用到政治发展研究中。“治理”（governance）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拉丁文中，其意为引领、控制、操纵，并同国家处理相关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活动中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互使用[30]。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与政府的政治重心也在逐渐由“统治”走向“治理”，具体表现在 1989 年世界银行在概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由于其国家治理状况是一种典型的“劣治”，因而引起当地社会管理不善、社会政局动荡、经济效益低下等危机局势时，率先提出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在此之后“治理”这一概念逐渐冲破政府运作研究范围的束缚，而被更多的应用于公民与社会、权力关系与组织运作等方面[31]。到目前，治理一词已经在研究与实践中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权威性定义，他们认为治理是使相互冲突亦或是不对等的利益能在最终调和并且使利益双方进行联合行动的一个持续性过程。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治理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2]。治理共包含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而中国研究者也在结合当前中国的大环境对治理的含义进行了另一方面解读，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一种通过政治管理维护权力秩序，满足民众需求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以控制、引导公民实现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33]。他还指出治理与统治二者间是存在差别的，其本质区别在于统治的权威源于政府而治理的权威并非一定源于政府，治理的主体不仅可以是公共机构还可以是私人机构，甚至包括二者合作机构，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治理的范围比统治更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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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治理理论
对于“社会”这一概念的界定源于西方社会学思想，但在中国社会整体的实际环境下，西方有关社会的定义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我们更应在理论自觉与自信的基础上重视国内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丁元竹对社会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归纳概括，他认为“社会是由居住在同一社区或不同社区，来自同一文化或不同文化、同一制度或不同制度、同一组织或不同组织的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他们以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为基础，通过社会组织、政府机构来处理社会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35]。所以社会应当是一个按照一定行为规范，由坚实物质基础和共有文化所组成的有机总体，包含了自然环境、人口、文化三种要素。
“社会治理”理论则是从二十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付诸实践，人们逐步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失败理论中认识到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局限性，“政府失灵”、“市场失灵”都需要以多元主体治理思想来调控[36]。而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社会治理理论应当结合国情，将治理的概念导入社会个有机总体中，所以社会治理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社会主体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通过平等合作的伙伴型关系，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和纠正社会失灵的过程[37]。其特点包括多样性的权力来源，多元主体的核心作用，政府引导社会协同治理。
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社会治理过程中，边区社会和边区的政治生活在结合治理理论的前提下着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社会治理政策下倾，在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又表现为公共权威可以来自政府也可以来自民间机构，或者二者相互合作，政府的统治不是单一的而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村民自治；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增进公共利益以达到一定的社会秩序；社会治理是处在一种动态的有机整体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自身要素的组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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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社会治理的条件与基础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条件
1、边区开展社会治理的自然地理条件
陕甘宁边边区位于黄土高原中北部，包括陕西北部、陇东、宁夏东南，面积自北至南约九百里，自东至西约八百里。整体地势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走势，海拔较高，平均高度约为 1000 米，主要河流除主要径流的黄河外还包括无定河、洛河、延河、清涧河及其支流延水等，河流多呈树枝状，且边区的河流流量小、流速低、泥沙含量较大[38]。河流山地的侵蚀使得边区土地大多沟壑纵横，同时在边区的大陆性气候的影响下年降雨量与蒸发量极其不平衡，这就导致边区河流多呈季节性流动旱涝交替，在雨季多暴风雨易形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而在旱季降水量明显减少，河水断流，河流枯竭，还有冰雹和过早的霜降等自然灾害也给边区开展治理工作巨大的挑战，从 1940 年到1943 年，边区 58 个县受灾达 106 次，其中水灾 31 次，旱灾 16 次，雹灾 43 次，冻灾7 次，霜灾 5 次，风灾 2 次[39]。边区的土壤主要是风积黄土，但在严重的水土冲刷下甚至出现了水淹一天可积沙土一尺厚的现象，疏松的的土质使得有机物质流失，遇旱灾农民常常是颗粒无收。边区的森林总面积约为四万万里，林业资源较为富足，包括九源林区、洛南林区、华池林区、分水岭林区、南桥山林区、关中林区、曲西林区七大林区，林区内富含各种煤、油、铁、药等资源，但特殊的自然气候、过度砍伐、较低的自我调节能力都导致边区的林业资源分布极不均衡。自然条件是社会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物质前提，所以在这样不均衡且脆弱的自然条件下，边区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前的边区人民普遍靠天吃饭过着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但另一方面这些条件都促使边区今后的社会治理政策呈现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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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思想文化基础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政策实践的基础性推动力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源动力，另一方面则是内生动力。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实践推动力从外部来看是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为基础同时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与执行力；从内部来看则是边区群众在知识分子的影响下通过“政-知”文化圈留下的革命火种所激发出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
1、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但并没有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与批判，作为一个完整的治理理论体系，其包含了对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性研究。并在总结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包含不同阶段的社会、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精神等方面超越全部社会形态下的社会治理理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治理政策也是在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的，此处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所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社会形态来对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治理原则四个方面在陕甘宁边区的基础性影响进行论述。
在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中，不同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阶级社会则包含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在阶级社会中最大的特点便是国家的存在，国家在阶级对立中产生，是阶级矛盾的集中形式与体现，其本质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国家存在则是为了调和阶级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与分裂，这种力量是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应当以缓和社会冲突为目标，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国家政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47]，所以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治理职能是一个国家所应履行的主要社会职能，并在其履行社会职能的同时逐步放权到社会，社会也参与治理最终形成“国家-社会”共治状态，因此阶级社会的社会治理主体在不同阶段分表表现为国家一元治理主体和国家主导、社会参与的两元治理主体。而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前，边区阶级矛盾已经失衡，社会急需由国家一元治理方式向“国家-社会”两元治理过渡，并在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所组成的国家为社会治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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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内容……………………20（一）建立稳固边区社会治理领导组织的治理政策………………………20
1.构建乡支部领导下的基层政权………………20
2.强化基层领导的核心引领作用………………………21
四、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实践成就………………37
（一）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37
（二）提高了边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38
（三）促进了边区社会阶层的流动………………………39
五、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当代价值……………………42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基本经验………………………42
1、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政策顺利实施的首要前提………………………42
2、建立高效干部队伍是社会治理政策巩固提升的组织保障…………………43
四、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实践成就
（一）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
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主要成就首先就体现在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群众所拥护的政党才能长久的存续，作为党的执政基础边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即边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乡绅地主，在边区社会治理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利益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党和边区政府党在社会治理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护，获得了社会认同，也提升了自身的执政能力，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基础。
以边区社会救济、社会优抚政策和“三三制”政策为例，首先边区实施的社会救济政策和社会有扶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范围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真正体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办实事的好党好政府。为解决大量的贫困户、抗属、移民灾民的基本生活问题，边区政府不仅号召社会建立义仓、成立义务耕田队、互济会等群众性组织募捐细粮，还成立和生产互助合作社 260 个，提供就业劳动力 81128 个，这些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政策举措都深得民心，获益最大的就是边区最基层的工人、农民，改变了他们过去“没穿、每戴、没铺、没盖”的生活，如难民李继伦在经历 1942 年灾荒后，举家前往志丹，在志丹政府为其全家置办家具借粮填粮，在生活得到保障后，他深刻地感受到“在家里有地无吃穿，到边区无地还饱暖”，“共产党就是为咱们老百姓的，真是一点儿不错呀。”这充分的体现了边区的社会治理政策不仅仅改善了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还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其次，党在边区实施的“三三制”政策也在一大批非党人士范围内赢得了支持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三三制”政策积极的拉动党外认识，不论是否为党员，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党外人士参与边区政权的管理和社会的治理，在党外人士的参与和支持下，协调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进一步合作，扩大了各阶层对于中国共产党对边区社会治理工作的广泛支持，更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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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当代价值
（一）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政策的基本经验
1、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政策顺利实施的首要前提
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是边区开展社会治理乃至发展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党领导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地推进了边区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贯彻落实，是社会治理政策顺利实施的首要前提。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基层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更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各项政策推行的积极参与者和执行者，比如，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带头积极生产开荒、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响应边区党和政府的号召，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作为基层领导者在领导边区社会治理具体工作和运动中应当始终作为群众的伙伴与朋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而不是作群众的主人和上司；创新党的领导方式，表现在不脱离群众从每一件细小的工作上帮助群众，对于社会治理工作的落实，不能仅满足于数字、数据，如边区曾经一个区长仅能说出区中“二流子”数量为 18，但却未能详细掌握每个“二流子”的改造计划和转变过程，在创新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方式后，基层干部不再只忙于社会动员与鼓励工作，工作重点侧重到深入山区、田陇等实地深度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与群众商讨最切合实际的问题如农贷、制坊车等，工作方式的创新令多出身于农村基层的领导更进一步的培养了埋头苦干、克己奉公的工作精神，基层党组织创新提出“每个党员必须交三五个基层朋友”的口号也赢得了广大群众和支持与拥护，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更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积极有效使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全方位协调、高效率推进，这也是边区社会治理治理政策实施过程中最基本和最具价值的经验，为当前我国基层脱贫攻坚如何避免形式化，克服阻碍因素提供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