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如何化解邻避效应都是贯穿城市化发展全过程的世界性难题。邻避冲突在西方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就率先掀起了以反对污染类公共设施为目标的邻避运动浪潮，继而在英国、法国、日本等地大规模的邻避冲突开始频繁爆发，世界各地相继迎来了“邻避时代”，这使得对邻避冲突的治理需求十分急迫。邻避冲突的治理问题是影响国家、城市和地区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邻避冲突的不可预测性、形势复杂性和高度动员性等特征在对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同时，也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使得政府在危机处理、公共安全方面的责任愈发重大，邻避冲突的化解和治理也愈发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较为滞后，故而对邻避冲突的关注和治理也起步较晚，“邻避”一词也是在 20 世纪才引入我国。邻避冲突被社会各界所熟知并加以广泛研究则起始于 2007 年的厦门 PX 事件。2007 年的厦门PX 事件推动了我国邻避冲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厦门 PX 事件的发生不仅让政府陷入了邻避困境，还充分地暴露出我国政府邻避冲突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公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进行表达、项目承建方承受巨额经济损失、政府公信力大幅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促使建设我国邻避冲突的预防和治理机制已然上升为国家意志，全面推进和加强邻避冲突治理迫在眉睫。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创新
1.2.1 研究思路
本研究遵循发现、提出问题，继而分析、研究问题，最终将问题解决的基本逻辑，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确定研究问题。通过大量查阅和梳理国内外文献，初步了解国内外有关邻避冲突的研究现状，总结现有研究的前沿热点和存在的不足或缺口，结合中国情境下邻避冲突研究的现实需要，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为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
其次，以来自期刊文献、新闻媒体报道和网络平台的 312 起邻避冲突案例作为研究样本，以政策工具分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构建我国邻避冲突治理的工具箱，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类型、冲突治理结果两方面对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现状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总结概括。
再次，通过判断抽样从 312 起邻避冲突案例中选取 37 起典型案例作为质性研究样本，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收集的案例资料进行开放性译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从综合性视角出发，逐步构建出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综合模型，通过对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对模型进行详细的理论阐释。
最后，结合邻避冲突治理中影响政策工具选择因素的作用机理，探讨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路径，从根源上促进相关政策法规的有效执行以及政府危机应对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如图1-1 所示）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邻避冲突
20 世纪 60 年代，两次工业革命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空前经济繁荣的同时，工业设施的负外部性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日益增强，“邻避”这一概念就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77 年 O’Hare 首次提出了“邻避”（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的概念，直译为“不要在我家后院”，是指一些公共设施能够为大部分社会公众带来普惠福利，但却对设施周边少部分居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形1。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记者 Emilie 在对美国人排斥、反感在其居住区附近堆放化工垃圾这一现象进行报道时，第二次使用了“邻避”一词定义该现象2。此后，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认同并广泛使用，对于邻避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开始不断拓展，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学者 Vittes 将邻避现象定义为出于保护社区生活、环境不会受到工业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危害的目的而进行的消极抵制或反对3，是基于社会学角度给出的定义；Lawrence 和 Jams（1982）从经济视角出发，认为“邻避设施带来的居民的直接利益受损，是引发邻避冲突的主要原因”4。由此可见，邻避冲突产生的源头来自于邻避设施(Not In My Backyard Facilities: NIMBY Facilities)这一概念。李永展学者将“Not In My Back Yard”设施意译为“邻避设施”，即某类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兴建的、但通常会对附近地区造成潜在威胁而使公众强烈反抗的设施5。概括来说，所谓“邻避设施”是指造福于大多数民众，但会损害设施周边地区民众利益的一类公共服务设施。换言之，邻避设施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其营运效果的受益人为大多数社会民众；二是由于其自身的负外部性，会对设施邻近地区的少数民众造成环境、经济、健康、名誉等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邻避冲突就是由于邻避设施周边民众对于邻避设施负面效应产生的厌恶、排斥心理累积到一定程度而爆发的产物。目前学界对邻避冲突这一概念的界定主要从以邻避冲突的诱因作为出发点，如马兹﹒曼尼安(Mazmanian)认为“邻避冲突不仅仅是因为居民的‘自利’心态，更是由于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不信任,对项目管理者和政府的不信任”1；陈宝胜认为“邻避冲突是成本效用分配不均衡的邻避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2；李小敏和胡象明则认为公众和政府或专家的风险认知偏差是诱发邻避冲突的主要原因3。可见，
邻避冲突是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世界性问题，是社会发展、公民意识觉醒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2.2 理论基础
2.2.1 治理理论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世纪初，福利国家危机的加剧、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壮大对旧有的依靠政府权威和管制的统治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应对政治格局变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种种不可治理性，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既有的治理理论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可以总结归纳为三大类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是以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为代表的无政府治理理论。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将治理作为一种规则体系，治理主体不仅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本身，甚至试图通过消解政府的权威统治来实现无政府治理的理想模式1。换言之，社会公共事务或问题是无法通过单一集权主体得到有效解决的，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被弱化，三者拥有平等的治理地位、治理权利和治理能力，从而打破了固有的政府一元统治格局。
第二类是以印第安纳大学的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与文森特·奧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夫妇为代表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奥斯特罗姆夫妇认为，为了有效避免依靠政府或市场单一治理所造成的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现象，应构建起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多中心治理框架，通过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实现有效的自治理2。在此基础之上，诸多学者对治理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影响力较大的如罗伯特·罗茨（Rhodes R.A.W）将治理划分为：作为最小国家管理、公司管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控制体系以及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共六类3。而英国著名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则提出了其治理理论的五个主要论点，分别是：“治理指的是一系列机构和行动体，这些机构和行动体既来自政府，也来自政府之外；治理明确指出了处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界限和责任的模糊；治理明确认定了参与集体行动的机构之间关系中所涉及的权力依赖；治理是关于行动体的自治网络；治理承认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局限于政府发号施令或使用权威的权力”4。二者都认同多中心治理理论所强调的自治理。
...............................
第三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现状 .................................. 23
3.1 邻避冲突案例说明 ........................................... 23
3.2 基于我国邻避冲突案例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分析 ................. 24
第四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 37
4.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概述 ............................. 37
4.2 案例的选取与资料的收集 ......................... 38
第五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 51
5.1 主观核心影响因素 ........................................... 51
5.1.1 政府行为特质 ......................... 51
5.1.2 政府能力 ....................... 54
第六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路径
6.1 内生路径
6.1.1 变革政府行为方式的路径
推本溯源，对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和改进始于选择主体自身的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加快政府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消除僵化刻板、繁琐低效的政府行为，是新形势下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有效治理邻避冲突的第一步。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惯性思维”。
在大量演化为大规模非理性抗争的邻避冲突事件中，政府常常在对某一政策工具的使用尚未有充分理解的情况下就盲从“旧有做法”，使得邻避冲突治理中政府政策工具选择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受到了严重损害。为了将政策惯性的消极示范作用最小化，需要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加以变革：就克服思维惯性而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因而摆脱“维稳优先”的惯性思维和官僚主义思想是避免政府陷入“旧有做法——示范效应”误区的逻辑起点。诚然，政策变动对政策主体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因噎废食，一味“生搬硬套”以往的治理经验只会适得其反。不同政策工具的长期和短期效应不同，因此政府在选择各项政策工具时要对其长期和短期效应进行综合评估，而大多数“维稳”工具的短期效应好而长期效应差，如司法、武力管制等，根据实际需要谨慎把握其使用时机，慎重选择，而非盲目进行权威倾轧，以免遭遇抵制性爆发，而对于长短期效应都反馈良好的政策工具，如直接服务、政府补贴、信息和劝导等政府应着力加强巩固，逐步提高使用比例；就克服行为惯性而言，政府一方面需要通过提高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来避免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维护民众的知情权，一方面需要构建可行渠道切实实现公民参与，避免公民的参与权流于形式，从而对政府一贯垄断的决策权进行分流与制衡，逐步加快垄断式公共决策模式向参与式公共决策模式的变革和完善。
通过前文的研究可以明确的是，邻避冲突是没有明确的规律性和一成不变的演化模式的，因此，政府不仅需要学习成效突出的治理思维，吸取错误做法的经验教训，更需要精准把握不同邻避冲突事件的共性与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有效克服政策惯性的负面效应，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切实提高治理成效。
..............................
结语
邻避冲突是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治理难题，要实现对日趋复杂化、常态化的邻避冲突的有效治理，政策工具作为治理手段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内生或外生视角对邻避冲突的成因进行分析，旨在于阐明邻避冲突的演进机理，帮助作为治理主体的公共部门对邻避冲突有准确的认识和了解，从而与一般社会性冲突区分开来，但这与有效治理邻避冲突的最终目标仍相距甚远。有别于上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借助政策工具的分类和选择理论，在对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基本的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构建了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综合模型，力图从综合性视角对邻避冲突治理中组织层面的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挖掘，进而对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并依托所构建的综合模型，尝试性地探讨了邻避冲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路径。
但鉴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本研究尚存在诸多薄弱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由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特性，本研究对案例资料中影响政府政策工具选择因素的提取大部分是基于笔者自身的知识构建和主观判断，所构建的综合模型的客观性、准确性和可行性仍有待验证；第二，本文所收集到的案例资料因为涉及政治敏感性故而存在一定的缺失，且由于案例数量、发生时间、地点的限制未能进行实地调研、访谈获得一手数据，因此对案例详细情况的把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但笔者通过多渠道的收集方式尽可能地实现了案例资料的相互印证和完备性，就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而言保证了研究结论的信效度。第三，本研究所提出的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综合模型是基于对组织层面影响因素的挖掘而建立，如若能收集到有关政府领导者性格特点、领导风格等个人层面的一手数据，从而将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也纳入到理论的构中，则综合模型的完备性、理论视角、研究深度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拓展。
参考文献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