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明城市官员的晋升之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的数据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以参与2015年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地方官员为研究对象，搜集参与评选的1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186位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年龄、最高受教育程度、任期等官员个人特征数据、经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民生建设以及官员晋升的数据并建立了文明城市官员数据库。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这一中国发展新篇章，中国从此进入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中国改变了长久以来积贫积弱的状况，以举世震惊的速度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
然而根据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综合中国的自然资源状况、科学技术水平、劳动力整体素质以及人均资源占有量等会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来看，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内实现中国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这一阶段的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被学术界称为“中国经济奇迹”。
那么在各种资源条件都不够优越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出现的呢？对中国经济奇迹出现原因的探求，为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研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中国从上至下各个层级的官员作为掌握着各种资源的“权力持有人”，是否为经济奇迹的出现贡献了力量，他们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上转移，这就决定了地方官员经济建设成绩将取代建国初期对官员忠诚程度的考核要求，成为官员的政绩考核的新标尺。周黎安提出了官员晋升的“政治竞争锦标赛”理论来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解释。他认为中国经济奇迹之所以会出现，其关键在于中央政府采取“以GDP论英雄”的单一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在产生作用，促使地方官员竭尽全力投入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来保障地方经济的发展，以使得他们在政绩考核中脱颖而出，以便在官员政绩考核中取得优势，从而实现自己的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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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涵盖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以及生态等五方面文明的综合内涵，能够推动城市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也是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的有效手段。对新时期多元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下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地级市任职官员的晋升状况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已有官员晋升理论再检验，验证我国官员晋升的理论路径，检验全国文明城市是否取代地方经济发展指标成为官员晋升锦标赛的新指标；另一方面是对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时期党政干部考核新标准执行情况的检验。
1.2.2实际意义
各个参与评选的城市建设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实际上是各个地方政府大刀阔斧进行治理的过程，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成为地方政府进行治理的高效手段。对地方政府来说，全国文明城市建设为城市顽疾如无视规章制度的摊贩占道经营、未经批准建设的违章建筑、城市生活垃圾的随意倾倒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是将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有机整合的手段，提高政府内部的行政效率和部门间的协作能力，是对地方政府中党政一把手到基层公务员决策、沟通、执行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全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改善了日常生活的物质生活环境，提高了居住舒适度，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对建设国文明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发挥官员考核的作用，并且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真正发挥其作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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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2.1缘起：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使中国以一种让全世界不可思议的速度，从一个物资短缺、技术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林毅夫等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后长时间、高增速的经济发展称为经济奇迹。如何对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做出合理的学理上的解释，成为国内外诸多学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许多学者为贡献了力量。他们的观点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根植于经济学的观点。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以经济学理论和范式作为研究的基础、分析工具。俄罗斯学者伊拉里奥诺夫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时期进行对比研究，深入解析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经济政策（包括就业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贸易信贷政策等）方面的异同，用大量的数据加以辅助，指出“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动因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各种经济政策。美国哈佛大学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调查研究得出的结果认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在政策正确引导、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资源总量极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正常发展。林毅夫等学者充分肯定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指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各种资源物尽其用，人力物力财力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市场经济的正确引导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腾飞。
二是延伸于哲学的观点。一些学者将意识形态的因素纳入对经济奇迹出现的解释的范畴。郭忠义的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增长得以保持必不可少的动力，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变革带来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从而缔造了经济奇迹。郭彦辰等同样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尝试解释经济奇迹出现的原因，指出经济奇迹离不开中国特有的人力资源禀赋，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意识形态传统，意识形态因素是经济奇迹的基石。田坤明等将文化作为变量对经济奇迹的成因做出解释，他们认为文化通过对技术发展、体制变革与人力资源的培育等方面的作用，催生了经济奇迹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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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官员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
跃是最早将经济绩效和官员晋升相联系的学者，他以省级官员为研究对象，他的实证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建设成果并不能够给省级领导带来政治晋升，而只能让他们免遭降级或退休。薄智跃的研究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却对官员晋升研宄起着开创性的作用。周黎安等在官员晋升激励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之间做了大量研究，他们发现，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经济指标都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有所关联。周黎安从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现象出发，发现了地方官员经济合作困难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指出地方官员作为经济参与人和政治参与人的双重身份的情况下，官员晋升激励会对地区间的经济互动产生影响。胡平波等建立了一个晋升博弈模型，对政府官员晋升的内在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要消除行贿受贿等权力寻租现象以达到对官员的激励效果。刘瑞明、白永秀建立了以晋升激励和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对象的晋升激励框架以考察中国经济周期的形成，并且发现中国政府体系中晋升激励体制和中央宏观调控是导致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段润来延长了对经济增长和晋升激励关系间的研宄路径，将周黎安等未考虑到的制度创新因素引入了官员晋升博弈模型，他指出制度创新能为地方官员能带来经济增长并为官员晋升带来竞争优势。
徐现祥、王贤彬以省级官员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省级官员的数据，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找出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会对省区经济增长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周黎安、赵鹰妍、纪志宏等利用微观经济数据如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地级市城市商业银行数据与地方官员的职务变迁数据信息相结合，进行实证分析，利用经验证据证明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为了解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何种特征，周黎安、刘冲等利用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规划方面的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数据，通过基于大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指标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从上至下被逐层进行加码的现象，并且这一现象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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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基础........................16
3.1“理性人”假设.......................16
3.2治理理论.......................16
第四章研究设计...................26
4.1研究假设..................26
4.2样本选择..................26
第五章实证与分析...............35
5.1描述性统计...............35
5.1.1地方官员晋升数据...............35
5.1.2地方官员年龄、学历与任期...............35

第五章实证与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5.1.1地方官员晋升数据
官员晋升信息是在地方政府网站发布的任免公告、人民网以及新华网公布的信息的基础上手工整理而成。通过对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晋升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在97位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长中，除濮阳市长赵瑞东的市长任期结束后调任去向缺失外，共有55位市长在任期结束后的职位变动中得到了晋升，所占比例为56.7%；89位市委书记中则有47.19%得到晋升，人数为42人。可以看到，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长晋升比例明显高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比例，也就是说市长的晋升机会大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能在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的限制，以及市委书记相对于市长的职位受到政治天花板的更多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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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总结与政策建议

6.1总结
毋庸置疑的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使得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发展速度取得了堪称奇迹的建设成就。取得这一成就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在明确的发展当地经济的目标指引和以地方经济建设为重点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的作用下，有针对性的发展地方经济，以在政治晋升的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然而长时间的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只看重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以大量的资源堆砌和廉价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粗放式经济发展，不注重生产技术的提升、生产方法的改进以及生产产生的废弃残渣的后续处理，实质上是在以低效率的资源消耗和难以根治的环境污染等不可逆的代价置换得到的。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弊端的显现，中央政府逐渐改变发展路线和战略布局。
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的转变和随之下发的政绩考核的相关文件直接影响着地方官员的行为导向和政治晋升。多元指标的考核体系使地方政府同时被委托了多项任务。地方官员作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双重身份的理性人，会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在被同时委派的多项任务中选择可量化、易出成绩的一项或几项任务作为重点，在实现地方治理的同时为获得政治晋升激励增加筹码。基于此，本文选择将参与2015年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城市市委书记和市长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在“五位一体”总体规划的新时期处于多元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下的地方官员个人特征及其行为与其政治晋升的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