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选题的最初动机是深化课题研究。2016 年，笔者有幸参与导师主持的上海市重点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短板’问题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城市商务成本畸高问题，认为“商务成本已成为扼制上海发挥更强综合竞争力的强大制约因素”。在课题调研论证过程中，笔者对该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新思考、新想法，确定了论文选题。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次选题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1）城市商务成本攀高制约营商环境优化，减弱城市竞争力
近两年，一线城市陆续开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聚焦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可持续竞争力、创新创业能力以及城市宜居性等。这些城市发展维度的共同研究指向之一即是“商务成本”。商务成本走势全面向上，已经成为国内城市普遍面临的“新常态”，高成本的“挤出”、“排斥”效应日益凸显，资本撤离使得城市竞争力被大大削减，创新创业成本大幅提高，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出现新形式的城市发展停滞和倒退。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国内一线城市更是因此迅速步入世界“昂贵城市”的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和优化，2017 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提出“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并要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尽管这几个一线城市营商环境总体水准相对较高，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商务成本较高的软肋也逐渐显现。越是在经济发展亟需新增长点的时期，企业和社会对商务成本越敏感，解决高成本的问题也更为迫切。因此，更高城市战略定位要求的提出之时，正是重新审视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短板”的新时机，高成本问题应该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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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商务成本是从上世纪 60 年代形成的国际直接投资区位论派生出来的概念。该理论认为，影响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劳动力成本、交通和信息成本，还包括税收优惠和文化差异等。早期商务成本只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成本概念而非一个独立的学术性概念来使用。国外民间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纷纷围绕城市竞争力、商务选址决策等问题展开商务成本的分析，大批研究成果涌现，多着重量化考察。
国内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也开展较多研究工作。面对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房价和生活成本等不断攀升、大量外资外流至周边城市等情况，上海率先于 2003年开展了对当地商务成本的研究。上海市政府立项重点研究课题“控制商务成本和上海产业发展”，并在取得充实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启动了降低上海商务成本的工作计划，也由此带出了国内商务成本研究的热潮。厉无畏、干春晖、潘飞和孙明贵等诸多知名学者纷纷进行了相关研究。商务成本原创性观点的涌现集中于2003 年至 2006 年，随后的文献大多都是在这一阶段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新观点不多。近两年，不少学者立足于城市发展新定位，重新开始审视城市商务成本问题。总体上看，尽管城市商务成本是一个事关众人及城市未来的重要问题，但理论研究较少。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1.2.1 关于区域商务成本的实证分析
国外相关研究的实证性色彩较为浓厚。大部分研究是几个城市或不同地区的成本比较，对比得出各区域商务成本的高低水平。部分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企业家对城市各项成本的主观评价，将其量化后作为研究的原始数据。
在进行商务成本比较分析前，学者普遍进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明晰商务成本的概念，并根据某一标准对商务成本进行分类，进而逐个测算每一类别下的各项成本或主要几项成本。不少学者还建立了多层次的商务成本评价指标体系。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商务成本
讨论商务成本，首要工作是明确概念，建立一个能够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平台。国外文献很少为商务成本下定义，而直接将其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来划定分类。相比之下，国内的下定义工作做得较为充分，大多数文献都会对商务成本的定义和内涵进行梳理，有的学者会在梳理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或从新的角度给予新的定义。从表 1 可以看出，商务成本的概念有多种表述，不重复且比较明确的就有十几种（该表还未穷尽所有学者的定义）。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大部分学者均从企业的角度来界定商务成本的概念，较具代表性的有：傅钧文（2003）认为商务成本是企业用以支付生产要素的费用和维持经营而发生的其他费用；王志雄（2004）认为其一般指企业在设立和商务营运中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成本支出；安礼伟等（2004）③则认为是一个地区的典型企业在进行生产运作时所面临的包括交易成本、要素投入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
基于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商务成本是指特定地区内的企业和居民生产和生活所面临的所有外部性成本。具体有三层含义：
第一，商务成本通常指区域商务成本，是一个与企业或居民所在地相关的概念。目前只有少数学者能在概念界定时明确这一点，如苏云霞（2011）。强调商务成本的“区域性”，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各区域土地和人力价格等存在差异，经济发展状况、政府运作效率以及市场化程度等水平不一，各区域商务成本也相应地存在差异；二是不同区域商务成本的情况、城市定位以及发展目标，决定了商务成本不同的调控力度；三是要排除掉原材料、技术设备以及运输费用等缺乏“当地”属性的成本，如果计算这些成本，可能会影响对某一地区商务成本优劣势的把握。区域的选择可大可小，由城市政府进行调整和优化的通常指的就是城市商务成本。本文关注一线城市商务成本，选择的自然是城市商务成本。
第二，现在各界所讨论的商务成本已然不是一般的“商务”或“企业”的概念，而关系到一个城市社会各方面的长远发展，实际上属于城市的范畴。从“成本”的本质属性来说，商务成本是个纯粹的经济概念，当前的大量研究也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展开，只涉及企业、产业或市场等的讨论。这个分析问题的角度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商务成本具有一定的非经济属性，因而也就不能了解商务成本现象的“全貌”。正如技术决定论者都认定某些技术“内嵌特殊规则”，如果基于一个更广泛的包含了制度与伦理的范围来分析则不难理解，商务成本内嵌着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城市正义等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存留和兴衰，与此同时，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受到商务成本畸高问题的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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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中的成本学派强调成本等对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个人和企业对区域“用脚投票”，很大程度上出于地区商务成本高低的考虑。德国经济学家杜能、韦伯等将生产成本极小化作为决定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布局的目标函数，包括从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以此总结工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寻找工业区位迁移的规律。20 世纪年代以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社会文化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认为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嵌入”到社会网络和价值体系中，如 Martin（1999）提出了制度文化因素，认为外部和制度因素对市场的运作、企业的区位选择等各个层面都起着关键作用。Raymond（2002）更为关注公共政策支持对企业迁移的影响，还分析了社会成本和搬迁成本。这些观点都启发商务成本的相关研究不能把企业和居民的迁移等决策置于静态的、孤立的环境，还要看到企业迁徙等行为所在的制度文化、社会伦理等“软”的宏观环境要素，找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项因素与商务成本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能只关注“成本”这一传统的微观区位因素。
2.2.2 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着重于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基本理论逻辑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自于人们的经济活动，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而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1937 年著名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首次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并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会妨碍交易，使交易成本变得异常昂贵，从而制约经济效率的提高。1960 年，科斯进一步明晰了交易成本的内容，认为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科斯的学生威廉姆森（2000）把概念具体化，细化为事前、事后交易成本，并喻之为“经济学中的摩擦力”，使交易成本理论更为通俗易懂且具有可操作性。道格拉斯•诺斯和张五常等经济学家则将交易成本从企业扩展到整个人类制度当中继续研究，显现出了“制度性成本”意识。诺斯指出：“给定制度服务的需求水平，一种制度安排如果比其他的制度安排需要更少的交易成本，这种制度安排就比其它可供选择的安排更有效率。”“交易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性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这是张五常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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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商务成本的多重影响因素及指标考察.............. 20
3.1.1 空间结构因素............ 20
3.1.2 制度体制因素............ 20
4 城市商务成本畸高的影响.................... 29
4.1 城市多样性维度：城市功能退化，城市竞争力减弱 ............... 29
4.2 城市活跃性维度：创新人才流失，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受损 ......... 30
5 政府调控城市商务成本的必要性及治理局限................ 33
5.1 政府调控商务成本的必要性 ...................... 33
5.1.1 保障众人利益的迫切需求........... 33
5.1.2 减少行政干预的现实要求............... 34
6 政府调控城市商务成本的责任清单
6.1 制度建设责任：完善制度体系，营建法治化、便利化商居环境
一线城市处于国内城市商务成本水平的第一梯队，应该表明更加坚定的治理态度，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一线城市城市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资本市场敏感，治理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明确，商务成本调控工作的关键任务，是降低制度性成本，其实质是尽可能调整使交易成本提高的制度制约，减少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断探寻各种有效的合约形式或制度安排，提升政策法规的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使制度本身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尽管一线城市法治环境水平较高，法治建设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还要对标国际一流水准，进一步巩固与国家法律体系相配套、与国际惯例相接轨、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规框架。
一要加快形成更稳定规范的地方法规规范体系，提升市场运作的可预见性。一方面，如前述，无论是创新转型发展还是城市更新，无论是维护人民权益还是公共服务供给，诸多领域对新立法制度的需求仍十分旺盛，一线城市要在各个方面通过制度供给为城市发展做好保障，着力推进社会急需、涉及复杂利益关系、社会矛盾集中的项目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突出问题导向，用创制性的地方法规，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一线城市正处在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社会问题日趋复杂，行业变数更迭更加密集，因此商务成本调控问题不能简单视为“价格压制战”，要看到成本调控问题的相关诉求更多、要求更高也更为迫切，如科技创新政策优惠，公司注册审批流程简化、人才工作等都期待更多立法创新举措。如果地方立法工作总是被动“等米下锅”，立法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缺乏制度保障，便会埋下风险。所以一线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实际需要，进行适度的超前性和预见性立法，制定实用的制度规范，从制度层面保障城市健康发展。深圳特别要最大限度地用好利用特区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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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展望
本项研究围绕政府如何调控一线城市商务成本这个核心论题，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展开讨论：城市商务成本的含义、分类及影响因素；一线城市商务成本水平；商务成本高踞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政府调控城市商务成本的必要性及已有措施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该承担的调控成本责任。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