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视角下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对社区社会组织有效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将尝试采取一种更为综合、多层次的理论视角，从外部环境，主要是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来考察社区社会组织的有效性，将制度环境的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社会资本的来源政府的与来源社会的，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纳人整体性情境中，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与统计分析，阐释外部环境对当代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作用机制。

1导论

1.1问题的提出
1.1.1研究背景
在国家治理转型的情境中，政府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在繁荣社会事业、增进社会合作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制度环境是影响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各种规则对社会组织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终塑造着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态、特征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2013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案》，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都明确提出将城乡社区服务类杜会组织与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作为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的社会组织。这标志着国家以“法团主义逻辑”或”监护型控制逻辑＂控制社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开始解体，社会组织获得日益有利的制度环境。
社区社会组织相较于一般社会组织，更扎根社区，更贴近居民，政府对其在满足社区居民区域性、非规模化、异质性和日常性的社会服务需求，畅通沟通渠道，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寄予厚望，政府的制度安排更为有利。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就被确立为重点培育、优先发展的社会组织。2015年7月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2016年8月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都把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放在突出位置，从“降低准入门槛”、“积极扶持发展”与“增强服务功能”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社区社会组织得到了政府诸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发展面临重大机遇。
而且，社区社会组织深入的社区，受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影响，除了制度环境外，嵌入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如社会资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也会影响社区社会组织有效性的发挥。社区社会组织深受政府与杜会的共同影响。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不局限于制度环境，探究整个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就成为不可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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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在过去的系统功能分析中，研究者一般将社会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国家的制度安排作为因变量，忽略了制度环境本身构成了社会组织的自变量，而非社会组织所针锋相对的对象，而这正是以普特南被代表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观点的重要缺陷。后来的一些社会组织研究开始出现“国家中心”倾向，也更贴近我国现实情况，将制度安排作为自变量，可这些研究一般都简单地将社会组织的制度安排默认为整体单一的，忽视了在具体执行中的“碎片化”现象。因此，社会组织的制度安排并非筒单地形成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消除政府约束的政策框架就能解决的。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所在的社区，是行政管理体系组成部分的最末梢，制度环境更为复杂与碎片化，导致了社区社会组织行为角色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以致研究者仅仅从一些“一般化理论”出发，已经无法对这些组织的行为和运行机制做出有效的解释与研判。本文将采用一种更为综合、多层次的视角去观察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
而且，研究者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只聚焦于制度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关注非正式环境，尤其是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的角色与行为逻辑的影响。国外学者在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资本关系上，一般将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侧重于阐释社会组织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如Putnam将社会组织当作衡量整个区域内杜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指标，以其数量作为社会资本存量，不大关注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也主要沿用西方理论，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可与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的高度自治化与组织化不同，由于我国结社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机制的独特性，社区社会组织不一定能通过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导向而影响自治系统，即使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增加了，也不一定能增加实质性社会资本。但是，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环境的一种概念度量，可以通过信任关系、良好的网络结构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因此，本文同时将制度环境、社会资本视为自变量，试图分析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制度理论在具体实践层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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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有研究、理论基础与政策述评

2.1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
已有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较多的是从整体上对其基本特征、内在表征、组织能力与有效性等的概述性研究。
2.1.1社区社会组织的特征与组织能力
由于中国社区的“行政化”现实，社区社会组织的官民二重性备受批评。学者们指出，由于当前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受传统社区治理体制习惯和路径依赖的影响，其存在和发展需要建立在基层政权认可的基础上，组织结构发展不平衡，经费来源比较单一，政府兼任组织领导较多、政府推动成立的组织数量较多、居民参与差异性大等特点。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在我国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组织先天和政府是不平等关系，是依附关系，无法独立自主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来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动态需求。已有研究指出社区社会组织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摆脱依附关系，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独立性”与“自主性”成为学界分析社区社会组织特征的核心概念，重点关注政府权力制约下的组织独立运作与自由运作的能力。学者们不论是从公民社会、法团主义、还是从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如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康晓光的“分类控制”，王诗宗的“依附式自主”，都以组织独立性、自主性为核心，分析组织的实践策略。
过多地从“独立性”或“自主性”的视角出发，可能遮蔽社区社会组织设立的原初目的一一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忽视了对其他组织能力的探讨。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分支之一，是对政府和市场的补充，在“实然”状态方面，完全独立和纯净的社区社会组织只是一厢情愿的神话，在“应然”状态方面，不必过分夸大社区社会组织在“独立性”或“自主性”方面的重要性，“独立性”或“自主性”高的社区社会组织未必能和满足居民各类需求划等号。孙晓冬认为以自主性为核心的传统分析范式容易忽视组织行动的实效性，组织可能会为了保证“自主性”而忽略了其他组织能力的构建，最终损失了有效性，难以顺利嵌入当地的社会结构。因此，评价社区社会组织职能发挥的最终标准，应是更宽泛的“组织能力”，而非“独立性”或“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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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制度环境理论的相关研究
当代制度环境理论主要有两大学派，分别是制度经济学派和组织社会学派。目前企业组织研究的学者借鉴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制度经济学，社会组织研究的学者借鉴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蛆织社会学派。下文将系统地回顾组织社会学视角的制度理论和系统地梳理中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
新制度主义在解释组织的行为或绩效时，主要强调合法性机制的重要作用。合法性研究最早起源于韦伯、帕森斯，主要侧重于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研究。在杜会组织中引入合法性分析，推进了合法性理论体系的发展。目前，在组织社会学领域，Suchman是组织合法性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认为合法性是组织“值得期待、合适或者恰当的一种普遍观念或假设”。对于组织的合法性程度的判定一般通过合法性来源分为客体化合法化与主体化合法化，前者主要包括法律规章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等三方面；后者主要分为组织内部与组织外部合法性。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存在两种理论取向：杜会制度和组织管理，代表了看待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两种立场。前者是站在社会环境的角度，从外部环境向组织内看，而后者是站在组织管理者的角度，从组织内部向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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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念界定、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35
3.1概念界定..............35
3.1.1研究对象的界定..............35
3.1.2关键概念界定...............35
4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58
4.1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背景..............58
4.1.1试点培育阶段（2002-2017年）..............60
4.1.2自觉发展阶段（2008-2010年）..........60
5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95
5.1制度环境、杜会资本、组织能力与社区社会组织有效性的量表设计............95
5.1.1设计原则与过程...........96
5.1.2误差防范措施...........96

5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5.1制度环境、社会资本、组织能力与社区社会组织有效性的量表设计
由于本文基本假设所涉及的制度环境、社会资本、组织能力与组织有效性等变量都是在社区社会组织层面展开，由于这些数据基本很难或无法从存档资料或公开资料中获取，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结合社区社会俎织实地访谈的相关情况，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由于问卷设计、调研过程都将影响数据质量，并最终影响到研究结果，故而本节将系统介绍论文总体的问卷设计过程与内容。调查问卷结合研究假设设计了：社区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制度环境、社会资本、组织能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性等5项内容。
5.1.1计原则与过程
研究问卷设计的优劣程度是研究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主要遵循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通过检索文献和预调研访谈，在借鉴已有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初步设计了一系列题项以供讨论。
第二步：深入杭州市S区ZY街道的三个社区与X区GD街道的三个社区，分别与街道、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与社区居民代表访谈，修正表迗方式。作者通过街道、社区调研访谈、向街道、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居民代表与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咨询等方式，听取他们对问卷的看法和建议，形成调查问卷的第二稿。
第三步：通过专家单独咨询和学术团队共同讨论征求相关意见，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再修正，形成调查研究的第三稿。
第四步：在上述基础上，问卷进行了两轮预试：首轮预试作者选择本团队中相关领域的教师和博士生进行答题，第二轮预试作者在G区BS街道XY社区邀请了5家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与5位热心社区居民进行答题。通过他们的意见对问卷进行调整和修改，形成问卷的最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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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其中，案例研究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揭示了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对社区社会组织有效性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部分，经由社区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检验了研究假设，得出了“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一一组织能力一一有效性”的分析思路，从中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是组织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由于社区社会组织规模较小，具有典型的“豆芽菜”特征，组织结构都比较类似，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较小，但对组织能力的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把组织能力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本文结合已有研究与社区社会组织实际情境，将制度环境划分为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两个维度，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来源政府的杜会资本与来源社会的社会资本两个维度，将组织能力划分为资源获取能力、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三个维度。本文在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制度环境（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和社会资本（来源政府的社会资本与来源社会的社会资本）之于组织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新制度主义在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方面的解释力。
其次，组织能力在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组织有效性间扮演了部分中介角色。
借助于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了组织能力在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组织功能发挥间的相关作用。其中制度环境的直接支持赋予了社区社会组织更多政策地位，直接帮助社区社会俎织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机遇，促使其更好地制定组织目标，执行组织任务，更好地组织运作，获得更大的发展前景。制度环境的间接支持，在政府不消除对社区社会组织“底线控制”的前提下，通过设置中间环节或环境改变（如营造社区自治氛围，引入第三方机构），间接影响社区社会组织，用第三部门理念规范社区社会组织，促成组织在特定领域的活动自由度和活动平台，避免社区社会组织单纯地执行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一些剩余性功能或者成为政府服务的“指令接收者”，使组织获得更专业的技术与培训，能更有效地进行决策，保质保量地完成组织工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