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维汉民族间信任关系重构研究——以乌鲁木齐市S社区为例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团结和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整体趋势。如果想得到新疆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就要团结互信、和谐稳定为基础。以乌鲁木齐"7-5"事件为代表的由境内外携手发动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严重影响了多年以来建立的新疆维汉民族之间的和谐的民族关系,为汉民族之间咳有的信任关系出现了隔阔与裂缝‘。比如，从"75"事件以来,维汉之间的"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居住格局被打破,常年居住在乌鲁木齐南部的汉族居民搬到了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城市北部。虽然不是所有的狭族居民都搬出了城市南部少数民族区域,但从送细微的变化中不难看出,维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正在渐渐疏远。送种格局变化,看起来是件小事,却对于维汉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文化互动具有消极的影响,阻碍了维紋民族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出现这种疏离动向的原因是什么呢？看似是"75"等事件之祸,但根本原因还是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不被接纳、隔阔、彼此的误解,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所导致,"7-5"等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文化上的不信任。疏离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从个体到整个民族的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不满和怀疑,因为对彼此不了解而产生的不安全与猜忌,表现为生活与文化的远离,这就是不信任的表现。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峡,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楷探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誕,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因此,新形势下研究如何重构各民族之间的信任,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就显得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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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学术价值
民族关系的研究历年来是多民族国家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我国,新疆的历史发展经验证实,安稳、和谐的社会环境才是发展的关键。这使得民族关系的研究成为了重点。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研究,并且给予了高度重视。但这些研究视角和模式较多从外部效度的研究比如;民族法令、民族历史、民族政策等。而本文是从维汉民族混合型化区民族之间互动与交往为视角,对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建立的历--史回顾、影响因素和当代民族间倍任建立过程等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因此，本文—奇研究当今维汉民族间相互认同，对于建立民族间的相互认同、民族商文化的融合、和谐的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2现实意义
新疆自古以来是多民族混居地区,在送里有不同的历史文明、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维汉民族么间的信任研究是在社区日常生活中两个民族交流与互动,在送期间产生的矛盾和冲撞起因、化及政府机构的接入方式、在信任重构中社区起到的坐等方面开展的。维汉民族在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海住的居住格局,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中形成文化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维汉之间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差异,使他们具有各自的群体特色。在历史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适应、自我调适整合中形成了很强的地域特色。因此,新疆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是接触、出现矛盾、矛盾的解决、产生良性的互动并融合的渐进的互信建立机制。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的当今维汉民族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国际形势、维汉民族交往及传播媒体的作用等方面的因素,势必对通过多年努力建立的维汉民之间的信任造成一定的破坏。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今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有全面的了解,在社会交往中尊重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缩短经济差异,运用多种有效手段和方法建立维化民族之间的信任,预防和解决维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建立维汉民族之间友好、互动、交流和合作的和谐民族关系。所以,研究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重构机制,是构建和谐维汉民族关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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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新疆维汉民族间信任历史回顾
2.1维汉民族间的接触与矛盾
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的信任态度也是有所改变的。因此,对此的评判标准也会相应的发生改变。在乌鲁木齐这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中,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彼此矛盾,相互为敌的画面,也有肩并肩共同反抗侵略者的回化,同时也有共同劳动、发展经济、共创物质文明创建自己的家园的集体记忆。当今复杂的全球政治环境下,准确的还原为汉民族之间构建互信的历史记忆,并通过这演变模式与发展规律,去构建的新的民族之间的信任机制,从而促进维汉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所以,维汉民族之间信任的历史记忆的构建科学与否,是否公正合理,对于本文信任机制的重构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2.1.1古代维汉之间的初步接触
历史古籍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是完全的不信任、歧视和质疑的态度。比如,在先秦时期,在政策上就对少数民族是区别对待,使他们为"异己対狼"。管仲云:"戎狄封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扣子"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及"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送些观点都表现出当初统治者主要通过镇压,防范少数民族。统治少数民族的理论就是"非我族类,其屯必异",就觉得不是一个民族,就不值得信任,就得镇压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地位不如他们。这些观点也深深地影响着对少数民族的看法。
从西没时期开始,没族渐渐的前往新疆,并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生活、创造历史、逐渐融合,对西域的发展加入了新的血液。随着新疆与内地关系的不断加深,从清朝来,汉族更多的从军事、政治。经济等途径,大量迁入到了新疆各地。
随着迁入新疆的汉族人口的逐渐增加,丰富了新疆的民族构成,并对新疆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维吾尔族为新疆的主流民族,而汉族是整个中国的主流民族,这两个民族开始慢慢的与彼此接触、交往、碰撞、才真正形成了近代新疆的为汉民族关系。不同统治者的政策引导、政治目的都对维汉之间的信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统治者在历史中,对于维汉民族间的信任建立有着巨大的推动或者是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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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维汉民族关系的改善及倍任的初步建立
2.2.1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改变
新疆的到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以下几种举措:第一、将金树仁、盛世才的暴力执政归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将其行为定义为阶级压迫,"弱化了汉族统治民族色彩";第二、重新定义"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政治性质,充分肯定他们对抗国民专制统治的进步性与革命性,将其与普通的暴力活动进行区分,并称为区革命";第三、增加汉族移民数量,使汉族成为正式的新疆民族之一,并在法律上得到了体现。通过汉人在文化、人口、经济等优势,带领新疆各族人民建设家园;第四、再一次进行准确的民族识别政策,并给予新疆各族人民真正自治的权利,这使新疆开始了稳定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通过充分肯定民族的特殊性的前提下,进行了民族识别政策。明确规定,要让新疆拥有真正的自治权,这与国民党民族同化目的提出的假自治是完全不同的。民族识别政策有效破坏了突厥语系穆斯林的民族意识扩大范围,民族之间产生了竞争,从而达到一种"整形性"的政治目的。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不平等社会结构批判的同时,共产党使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深入人心。新的民族政策反对族内的分裂分子、坚决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和"狭义民族主义"、禁止各民族间压迫或歧视行为,这为60—90年代的新疆化会的整体稳定和民族之间和谐的交往建立了政策保障,为维化民族提供建立信任的土壤。
历史上统治阶级不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经济上受压迫程度也是不相同的。这就拉大了汉族和维吾尔族在经济上的差距。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经济利益冲突时就会产生摩擦,例如:维汉之间争地、争水等自然资源的争夺;污染上流水资源,不考虑维吾尔族老乡的生活用水;汉族同志称自己窺棉花地比维族人喝水涛菜重要,这种做法直接触及到维吾尔族者乡的利益;损坏维族老乡的东西不给予赔偿、综常偷窃维族老乡的东西、老乡做生薪族同志边买边偷,发现后引起两个群体之巧的争执。送种行为不仅裳响彼此的经济利益,还影响了民族之间好的印象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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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S社区维汉民族间的信任状况分析.............18
3.1田野点概括.............18
3.1.1S社区概况...............18
3.1.2居住格局..............18
第4章维汉民族间建立信任的困境及影响因素..............26
4.1维汉民族之间建立信任的困境................26
4.1.1对于外来流动人口的不信任...............26
第5章维汉民族间重构互信机制的建议............36
5.1加强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36
5.2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36
第5章维汉民族间重构互信机制的建议
5.1加强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
民族混合型社区是直接反映乌鲁木齐社会状况的最基本单位。民族混合型社区是各民族居民的共同家园,他的建设好坏直接关系到各民族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涉及到民族之间的互助、互信的建立问题。因此,民族混合型社区服务的完善有利于重建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政府职能转型,变成服务型政府就必须服务于民。社区服务做得好能够有效的减少民族纠纷,民族间的各类矛盾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化解,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相了解的平台。有人说,过去的民族关系好,民族互信,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只要有民族间的矛盾和纠纷政府、单位都负责管,而现在有了职能健全的社区的服务,也同样能为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保障。
民族混合型社区的工作较为繁琐,但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民族地区,民族混合型杜区对维护各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制定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减轻过去繁重的工作压力,让社区致力于为居民服务上,而不仅仅是在社区为了"保护安全"不停地巡逻上,为各民族群众提供各种碰面的机会、交流和了解的平台,能够更好地激各民族居民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了解彼此文化的积极性,有助于建立民族间的信任。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而民族混合型社区反映着民族地区整个城市的社会状况。在社区的努力服务下,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建立良好的交流与融合、建立彼此间的信任就代表着整个城市民族的整体关系是和谐的。所以民族混合型社区的服务建设与治理是建立民族间信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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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语
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法和口述史法相结合探索维汉民族之间信任的建立机制。并在前信任关系逐渐破裂的形势下,对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现状进行了调查,提出重构维紋之间信任机制的建议和对策。笔者所选取的社区是坐落在乌鲁木齐市的民族混合型化区。之所以选择这种特殊的社区,就是为了爱日常生活中,更真实的发现维汉民族之间的建立信任的一些规律及影响信任的一些主要因素。这就是要重构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居住格局,让更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居民能在平时生活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彼此学习、彼此融入提供政策支持和提供交流的自然居住环境。所以说,民族混合型社区不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因为民族隔居现象而消失,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在各个地区,民族混合型社区将会成为主流。在这背景下,研究民族混合型社区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历史状况及通过现状找出问题,对于以后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通关全文,维汉民族之间建立信任机制需要一下几点:
第一、党的与时俱进的民族政策引导。在前文中我们详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统治者及他们在的政策对于维汉民族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影响。首先是统治者利用武力去镇压少数民族、用增税等方式压棒百姓的是早晚会灭亡,这种政权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的细嫩和支持,反而引起他们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针对统治者,而是反抗整个统治民族。送直接影响未来的民族关系。其次,不公平、平等的民族政策无法获得民心。这种民族政策会使那些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少数民族产生被歧视、剥夺感,严重的情况就是加强他们的民族意识,通过不发分子的利用,会成为长期影响地区安定和民族困结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引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去的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维吾尔族也得到了公平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但是在社会快速转型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中,以前的民族政策显得有些无力。不能很好的用这种政策手段去解决维汉之间利益矛盾。这就要求党和政府用与时俱进的政策手段,在少数民族营造真正平等的生活环境。这也是维汉建立信任机制的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二：中美政治学研究知识图谱比较研究：2008-2013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选题背景
美国政治学研究自 20 世纪以来取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汲取于西方政治思想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民主权利意识的崛起与重视，各利益集团、政治家、政客的推动以及政治参与者的积极参与。1887 年，政治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标志着政治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此，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时期、行为主义时期以及新古典主义时期（杨光斌，2007）。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之后，美国政治学界经历了一场“科学化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在后行为主义时期受到严重的批判，但以政治科学化发展的理念却影响至今。由于过分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美国政治学内部阵营出现了分裂与共识的缺失。如果不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数理模型，学者的文章就很难在一些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制度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方法逐渐边缘化（刘杉，2010）。
2008 年以来，美国政治的发展也在朝着分裂的状态发展。黑人和女性总统的竞选，女议员枪杀，“占领华尔街”事件以及 2012 年美国最昂贵的选举等事件无不透露着美国政治界的分裂色彩。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学界与政界的分裂状态也达到了极致。2009 年美国参议员议员科伯恩因政治学研究方法上唯定量方法独尊而导致预测的根本性错误提出取消对美国政治学科科研的资金资助，获得多位议员的追从。2010 年 9 月，美国政治学年会在首都召开，使人感到无奈的是美国国会的 500 多位政客，却没有一个到临会场（刘杉，2010）。2012 年 5 月 10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商业、司法、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Commerce, Justice, Science 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修正案（编号 HR5326），不愿意为政治学研究提供基金资助。此举竟然取得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教授杰奎琳·史蒂文斯的支持（郑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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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随着政治学的不断发展，其综合性、交叉性的趋势越来越强，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政治学研究到底在研究一些什么内容？2008-2013 年美国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和中国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在参与主体、研究内容以及研究对象、价值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怎样的异同？中美政治学异同存在怎样的背景逻辑？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研究与过去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呈现怎样的特点？导致中美政治学的嬗变逻辑是什么？未来中美政治学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中美政治学的未来发展的推动逻辑是什么？因此，本研究就以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研究的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成果为依托，借助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最新发展--知识图谱，通过对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比较分析，探寻中美政治学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学科规律，对于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通过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研究的比较，可以使中国学者更好地认识到本国政治学的研究状况。“不识庐山真面目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凭借他人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的价值取向，我们很难认清本国的政治学发展的特点。我们通过跨国比较，可以找出一些相似的问题，发现哪些是本国特殊的问题，更好地认识本国的政治学研究状况。
其次，通过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新的问题。美国政治学研究在 2010 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会同样遭受到如此冲击吗？2012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更是公开批判文科将贻害社会。通过比较中美政治学研究的异同，就为我们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提供了契机。
最后，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政治学研究的本质，把握政治学研究的普遍规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不同国家政治学研究的比较，我们才能够有新的认识；通过对美国政治学研究规律的梳理，把握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繁荣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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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说明
2.1 数据源期刊遴选
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数据全部来源于数据库平台所发布的文献数据。因此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文献检索。根据《情报检索与计算机信息检索》所提供的资料，要进行文献检索首先要确定情报检索的语言。情报检索的语言类型很多，具体类型见图 2-1 所示：
如图 2-1 所示，本学位论文情报检索语言采用的是外部特征语言，即是以期刊为单位，分别选取中美政治学最顶尖的期刊作为研究对象。美国政治学的期刊全部来源于 ISI Web of knowledge 数据库平台中的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包括了 SCIE、SSCI、A&HCI、CPCI-S、CPCI-SSH、CCR、IC 7个子库的数据。因此，只要是美国权威的期刊杂志，均会录入此数据库。2013 年SSCI 数据库中共收录 160 种政治学期刊，笔者选取了其中 5 个与美国政治学研究直接相关的期刊，总汇在表 2-1中。如表 2-1 所示，选取的这 5 个美国政治学的顶尖期刊，其 JCR 分区、创刊年份、影响因子、数据库来源这四个方面在美国同类政治学期刊中均处于前茅的地位。这 5 大政治学期刊作为美国乃至世界最顶尖的政治学类期刊，其刊发的内容均得到学者的认可，因此，将这 5 种期刊中所刊发的论文进行分析，笔者认为能够代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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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处理说明
笔者将上节中选好的美国政治学期刊刊名直接在 ISI Web of knowledge 平台的Web of science 数据中检索美国 5 大政治学的刊名。由于 ISI Web of knowledge 平台中的 SSCI 数据库的文献格式具有较高的适用性，适合运用于各种软件的操作，因此，下载的文献格式均为.TXT 格式，每一条的数据记录均包含了文献的篇名、作者、机构、国别、研究方向、摘要、期刊以及文献的引文。具体如图 2-2 所示：
通过图 2-2 可以发现，本次检索共检索出记录 2160 条，《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期刊的记录条数是最多的，将近其他期刊记录的 2-3 倍，其他 4 大期刊的记录数较为接近。数据库中充分、科学的数据为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治学的期刊数据直接来自于 CNKI 平台上的 CSSCI 数据库。笔者将上节所确定的 5 大国内政治学期刊刊名直接在 CSSCI 数据库中检索，由于中文数据库的文献格式并不能通用，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化，因此，笔者在下载文献过程中选择了两种格式，分别是 Refworks 、Endnote，以应对后续操作程序的需要。下载的文献中，每一条记录均包含题目、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所属基金、期刊名称、发表时间、期卷、中文摘要、参考文献，共得到 2881 条记录，删除首卷语、投稿须知、注释须知以及一些广告等无效文献，剩下 2630 条记录，具体如图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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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美政治学研究知识图谱比较研究 ................ 26
3.1 中美政治学参与主体的比较及背景逻辑 .............30
3.2 中美政治学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比较及背景逻辑 ................ 30
第 4 章 中美政治学发展过程研究知识图谱比较研究 ........ 45
4.1 美国政治学发展过程研究知识图谱及嬗变逻辑 ............ 45
4.2 中国政治学发展过程研究知识图谱及嬗变逻辑 ............... 54
第 5 章 中美政治学未来发展研究知识图谱比较研究 ........... 62
5.1 美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研究知识图谱及推动逻辑 ............... 62
5.2 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研究知识图谱及推动逻辑 ............ 72
第 5 章 中美政治学未来发展研究知识图谱比较研究
5.1 美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研究知识图谱及推动逻辑
5.1.1 美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研究知识图谱
本学位论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2008-2013年中美政治学的横截面知识图谱和序列知识图谱进行了比较，分别了解了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发展的态势、轨迹、特点。本章将会以前两章的研究为基础，宏观把握中美政治学的未来发展知识图谱，挖掘其推动逻辑。
在确定本章的研究目标后，首先要进行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其基本思想是基于 Donohue( 1973)的模型， 建立高频低频词判断公式。由于 Sati3.2 具有高频关键词统计的功能，因此，就将准备好的数据导入软件中，进行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具体见表 5-1。
2160 篇美国政治学研究文献共生成 1684 个关键词，其中关键词出现一次的有 1269 个，占据总数的 75%，这说明学者的研究比较放散，笔者选取了出现次数大于 10 次的 25 个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集中性、代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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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美国政治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而中国政治学则在探索转型经验。然而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到底在研究什么？存在怎样的研究背景？从已有的研究中可以总结出怎样的学科发展经验？为了得此结论，选择中美政治学研究的顶尖期刊作为对象，将刊发的论文进行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的知识图谱分析。研究结论如表 6-1 所示。
如表 6-1 所示，通过可视化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笔者发现，在参与主体上，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研究均有高校研究者参与。而 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差异在于美国政治学参与主体涉及国家非常广泛，共有 39 个国家参与，而中国只有 14 个多家参与。在研究对象上，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差异在于美国政治学仅研究国内政治，而中国政治学却分为国内和国际政治。在研究内容上，由于研究对象以及政治生活的不同，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研究总体上都是对政治生活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研究价值取向上，2008-2013年中美政治学的差异在于美国政治学的价值取向是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而中国政治学的价值取向确实和平与民主。在研究方法上，2008-2013 年中美政治学的差异在于美国政治学定量分析独霸天下，而中国政治学定性研究占据半壁江山。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三：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1绪论
回顾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史,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往往承担着城市化道路向前有效推进的重要角色,而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是关系到特大型城市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1选题的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必将是未来几十年内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与中国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户籍制度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而特大型城市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它的户籍制度改革将关系到特大型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能够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平稳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保障。未来中国的城市体系和城市层级将会更加明晰,城市化进程也将呈现出平稳、高速的发展态势,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国家及各级城市通过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使之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有力工具,促进中国城市化的良性与优质的发展。
近年来,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人口的激增也同样引发了不少问题。外来人曰的过量增加让这些特大型城市不堪重负,人日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城市病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城市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跟不上人口规模扩张的步伐;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也无法满足新增人日需求;一些流动人口聚居区,居住环境恶劣,隐藏安全隐患。如何应对人口激增,已成为摆在特大城市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而且是一道需要加速破解的课题。
但是,正如李克强总理曾说过,改革必然会产生阵痛,但是要看到新动能的成长对于长远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研究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对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非常有价值的一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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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1.2.1文献研究法
本文研究的来源在文献方面主要有:与文章研究内容相关的中外权威著作、中国期刊网CNKI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库(维普)等中文数据库,EI、IEEE/IET等外文数据库,政府部门正式颁布的政策法规、互联网站的统计资料及微博等。根据捜集到的资料,笔者进行了汇总、分类及系统性的分析,从而为支持自己的论文研究和观点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对最新的政策法规则及数据统计资料的解读,来把握"城市化进程"、"特大型城市的发展"、"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新动态"等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出对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些新思路和新举措。
1.2.2跨学科研究法
由于本文涉及到人口流动学、狂会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方有关联性的学科领域,所以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辅助研究。
1.2.3数据分析法
本文通过查找、列举一些具体的数据,使之较为直观的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找到差距,为写作的准确性提供一定的保障。
1.2.4比较分析法
本文通过研究美国的"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制度、日本的"户口随人走"制度、法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尽管这些国家对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不加以限制,但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己黎都是世界性的特大型城市,所对这些世界性特大型城市进行考察和比较研究分析。从而为我国的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提取一些能够借鉴的制度精华,再根据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研究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寻求到一些有益的经历和前瞻性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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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的历史回顾
2.1宪法层面对户籍制度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其中第90条关于公民权利有一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客观地讲,除了建国初期时,宪法颁布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理论上中国公民拥有在送个国家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但实际生活中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结构式的户籍管理模式,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是无法向城市自由迁徙的,特别是向大城市自由迁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了官员的调动升迁,大学生毕业留校等特殊需政府特批之外的情况。
因此在2004年最新修改颁布的宪法中,也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这部宪法中,就没有赋予中国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考察城市的户籍制度,必须看到它与我国《宪法》之间的联系。一位曾经参与1985年宪法起草的法学家吴家麟,就当时为什么不在新宪法中恢复1954年宪法中提到的公民拥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时解释说到:"宪法要建立它的权威,要真正贯彻实施有保证,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吩法,大家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揭示了建国以来的很长历史阶段中国公民不能拥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客观状况。
当时政府主要担也由于经济生产力不够发达,城市承载力有限,如果有大量农民涌进城市怎么办。可惜历史无法预演,他们恐怕远没能预见到今天中国的复杂性,在今天中国许多城市的当政者看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无奈的笑话-如果我的城市没有打工者,没有高素质人才的注入,就不会有今天的许多大型城市的规模、发展和繁荣……那才真的令人懊恼了。至少,作为政府财政支柱的房地产业就少了最重要的接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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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长期来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森严
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之前城市与乡村在公共产品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差别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待遇差距很大。
2.2.1城市化发展缓慢
以1949-1979年30年间,我国城市化发展非常艰难,城市人口在1950年大约占总人口的10%左右,1978年仅为17%左右,城市化率増长缓慢。因为当时的政府认为由于生产能力有限,物资供给不足等原因,害怕城市人口过快增长会加剧城市的负担,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在城市户籍制度上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甚至在特定时期,如:兰年自然灾害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把大量的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逆城市化的做法,主观上认为把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可以减轻城市的负担,有利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同时也耽误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因为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是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而世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均在上。
2.2.2城乡福利待遇的巨大差别
在20世纪80年代前,当时我国由于经济不发达,对城市市民采取的是计划定量供应。城市居民按人口数量提供一定的粮、油、盐、布,甚至火柴、肥皂也是如此。住房地是由国家提供的。城市的市区居民与郊区的居民也是有所区别的,郊区居民比市区居民在数量少些,而农村人口所需则大部分需自力更生解决(除少部分工业品),这种城乡福利待遇上的剪刀差,某种意义在今天的某些城市还会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城乡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上也是如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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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现存问题分析.............20
3.1户籍制度的改革已成为特大型城市的专属问题..............20
3.2特大型城市户籍福利待遇的含金量有过高的吸引力.............20
4国外特大型城市户籍登记制度的借鉴考察.............24
4.1美国的人口管理制度...............24
4.2日本的户籍登记制度..............25
5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27
5.1新理念——今日的限制是为了明天的迁徙自由..............27
5.2新观点——利用大都市圈化解户籍制度的行政瓶颈................28
5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
5.1新理念——今日的限制是为了明天的迁徙自由
如前所述,我国是世界上极少数几个对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实行限制的国家。一方面,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生产力比较落后,城市供给受到限制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也是指导思想理念上的误解和失误造成的。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什么事情都要实行具体的管控与调节,对人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也是如此,此类计划经济的思维更多地是没有科学地认识到生产为诸要素中,人力资源的流动和合理的配置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我国当代经济学者马光远在微博上说;"经济学家奧尔森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越大,人均收入越高。低收入国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肯尼亚25人、民主刚果13人,阿根廷13人,巴西16人;高收入国家(地区):德国246人,比利时322人,日本322人,荷兰357人,新加坡418日人,香港5000人。人口密度越大,收入越高。"
长期来我们把农村人口限制在乡村的土地上,不但造成农业生产力低下,而且十分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并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改革开放前长期落后于世界发展速度。幸亏党中央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开始认识到这一点,能够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正向流动,促进了我国生产力跨越式的大发展,也很快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还同时提升了我国的城市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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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方面,特大型城市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经济体系汇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它的户籍制度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改革,需要顶层的设计和系统化的改良。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对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尽快从全国上下一盘棋的角度破解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送一难题。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居住和迁徙自由关系到公民的基本人权应该得到保障;从国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是否能够更加科学、合理、人性化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所以,特大型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地位重要而且在时间节点上应该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四：电视时政类谈话节目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基于温州政情民间中间站的研究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电视就是搭乘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航船,成为受众最广的现代传播媒介,实现了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质变,掀开了人类信息传播史上的革命性一页。尽管互联网的兴起分流了电视的受众,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网络技术、年龄、职业、学历等的限制,互联网的普及率远不及电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也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8.8%"。而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统计的2013年全国广播影视发展概况,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8.42%。电视早已成了一种生活惯性,电视的普及广度远远大于互联网,电视栏目依然是大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大众渴望更多的渠道表达诉求,加之受互联网思维强调互动性、共享性、开放性的影响,电视节目不在仅仅承担"传者"的角色,传统的"传者一受众"模式已经不适应观众的需求,观点与舆论单一、一律的布道说教式图景不能满足参与时代来临时,大众从接受者向参与者转变的意愿,电视节目的制作逻辑也发生转变。现代传媒封闲式、沙漏式的运作模式已经没有生存的市场,现代传媒的时代转型为实践协商民主提供了平台。
改革开放后,温州自然和政策资源匿乏的现实,激发了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文化基因,率先运用市场机制来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形成著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史晋川认为:"湿州模式是一种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先发优势释放了市场的活力,充分调动了温州人的积极性,迎来了温州经济的发展高峰,从浙江省内比较落后的城市发展到如今省内地区生产总值第三的成就。物质财富的积聚加速了社会的全面转型,潜在矛盾和冲突的引爆点密集,处于多发、频发的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温州近年来增长速度的减慢,温州模式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学者不在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温州模式的生成逻辑,郁建兴教授提出了温州模式研究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在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框架下研究温州发展的新动力向新温州模式过渡。温州转型要求公民参与和社会力量的培育,温州各行为主体开始摸索有效扩大公民参与的载体和方式。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关键渠道和专业性的协商机构,在不断摸索、创新协商的有效形式,协商民主理论与温州政协创新需求契合。电视时政类谈话节目是温州政协扩大公民参与的有效尝试,媪州现代传媒转型与湿州政协的创新驱动,为实践协商民主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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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选题的意义
不仅要思辨协商民主可能是什么的理论应然研究,还要考察协商民主己经是什么。协商民主在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进入了协商民主的政治试验阶段,用试验、实践检验协商民主的理论构想,并根据实践的写实进一步修正、弥补理论的缺陷。协商民主是对西方理论的"舶来品",怎样完成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和落地生根,实现理论与中国具体情境的帮合,探索实现协商民主价值理念的可操作方式。
—、理论价值
第一,促进协商民主理论的本±化,建构通合中国情境的协商民主理论。西方产生协商民主的背景与中国有着发展阶段的落差,加上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西方的协商民主研究并不能完全切合中国的现实,通过对中国案例的分化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协商民主,推动协商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提高协商民主理论解决中国治理困境的效能。在新的发展阶段,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形成系统化的适用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体系。
第二,促进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实践研究的深化。协商民主历经20多年的萃取与提炼,理论层面向纵深发展。解决现实多维度问题的需求使协商民主从先期的理论抽象思辨,向更注重通过具体的政治实验和体制机制的设计实现协商民主理想的实用取向转变。通过怎样的运作模式和载体才能演绎协商民主的价值,成为信息时代专家、学者探索的落脚点。现代传媒通过技术性操作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新时期政协通过媒体构建协商平台的一种尝试。本文选取政情民意中间站为代表的时政类谈话节目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协商民主理论进行剖析研究节目的协商运作還辑,充实了协商民主的实践研究内容,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让协商民主的理想照进中国协商的具体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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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工具:协商民主理论概述
第一节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历程
民主理论一直困绕着调试包容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冲突推演,从古典民主理论的公民大会、自由主义民主的代议制、协商民主深思熟虑的偏好,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通过不断地尝试,寻求怎样的参与广度和深度才能释放民主的潜在效能,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最好方式。协商民主是古典民主的复兴与时代性的修簿,地域的扩展和群体规模的膨胀加速了小国寡民限定下直接民主的不合时宜及代议制的产生,信息时代的浪潮和多元文化的枉会又催生了竞争性民主的反思,在选举民主中导入平等、理性的讨论和协商。德雷克泽认为:"大约在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呈现出明显的协商转向,在协商转向之前民主理想被看成主要通过诸如投票和代表机制的方式来实现集体决策偏好和利益的聚合;在协商转向之后,民主的合法性实质则应经由某一集体决策的所有相关者致力于这一决策的真实协商的能力来获取"。协商民主是反思美国宪政体制进而蔓延到整个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物,是在多元、风险社会的现实中探索实现民主新方式的一种期待。
斯蒂芬艾斯特在《第三代协商民主》的文章中,提出协商民主已经"发展成熟",经历了一种"经验转向"。他把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划分成三个时代,第一代协商民主的代表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着力点是协商民主的规范性、应然性、正当性、组成要素和理想条件的构建,为协商民主理论提供了基础框架的支撑。但由于未考虑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仅仅依托理性交流的形式,产生了偏好会统一改变、达成共识的不实际预期。理论和现实的张力,让第二代枕商民主理论者在考虑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时候,着重考虑社会的复杂性,突出代表是詹姆斯博曼、艾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弱化了偏好统一改变、强共识的倾向,增加了理性交流之外的如修辞、讲故事等交流方式,但第二代协商民主在确保协商民主嵌入复杂社会中得以实现所需要的制度设计方面,没有提出多少实质性的细节说明和突破。第三代协商民主者如瓦尔特巴伯、罗伯特巴特莱特、艾温欧佛林和约翰帕金森,突出了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日益重要性,强调在不同情境下协商民主可行的制度化途径,提倡协商民主实证研究与规范理论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三代协商民主更关注经验性和实践,构思了更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细节性的协商民主制度,把协商民主理论运用到具体的治理情境和问题解决中。第三代协商民主经验研究的转向及关注解决特定情境下具体问题的解决,彰显了研究协商民主理论在实际中如何展开运作的发展趋向。经过30多年的发展,西方的协商民主从开始的理论建构和阐释发展到经验研究和操作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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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相关概念阐释
一、公共协商
协商民主突出了协商的作用,深思熟虑的集体理性反思、审议是公共协商的基础。博曼认为:"公共协商是交换理性的对话性过程,目的是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人际间协作与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情形,协商与其说是一种对话或辩论形式,不如说是一种共同的合作性活动"。博曼关于公共协商的定义是深层次的拓展理解,公共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协作,是弱化集体行动的低效,诉诸集体的力量。拉德兹认为:"公共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公共政策的过程,不要理解成政治讨价还价或契约性市场交易模式,而要将其看成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更直观的拴释了协商民主中公共协商的内涵,协商是一种真挈的交流形式,它强调理性的观点,强调辩论、倾听、回应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诉苦、操纵、强迫和欺骗的手段,强调协商者基于公共利益表达观点和审视判断,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算计和计较。公共协商凸显了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沟通的合作方式,用对话化解冲突、增进理解,成为寻求解决问题和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策略选择。
二、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元素
协商民主理论目前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关于协商主体、协商话题、协商范围、协商结果的运用还有许多争议。如图2-1所示,展现了协商民主的协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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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温州政情民意中间站与时政类开放式谈话类节目协商的一般特点...19
第一节人民政协与温州政情民意中间站的生发情境.............19
第二节温州政情民意中间站节目协商过程透视...........20
第四章政协协商、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30
第一节政协和电视媒体在协商巧程中的功能.............30
一、政协是促进协商的推力和"通关人"..............30
第五章政情民意中间站作为政协协商民主机制的限度..............40
第一节参与者协商能力、地位的不平等.............40
第六章政协依托电视时政类谈话节目提升协商绩效的对策分析
第一节提高大众参与能力,优化政协委员构成结构
协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参与者合理、理性的观点,而不是情绪化、狭隘化的宣泄、诉苦、抱怨。在协商的过程中需要精英的参与来增加理性的因素,提高协商的质量。托马斯认为:"公民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他们表达的未必都是公共利益,参与者经常代表的是所属组织和群体的需要,表达着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公民的普遍利益"。精英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倾向,在栏目中精英即嘉宾是协商平台的主角,他们的谈话支撑了节目的进行。但台上的嘉宾应该成为台下观众谈话的"中立的旁观者",现场观众的谈话、表达应占据重要比重,现场嘉宾的作用更多的是专业性知识的指导和答疑,要适当缩短嘉宾的谈话时间,增加现场观众的表达。同时公民也有自己的利益导向,也要增加参与者的代表性和包容性,现场来宾根据话题的内容确定参与人员,每期节目既要有自愿参与的观众,也要有随机抽取观众这种被动参与的方式,不能仅仅依赖于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与。要不断完善协商主体参与的机制,规范政府官员、嘉宾和普通民众参与的步骤、程序,减少权力、财富、身份等因素对平等的影响。同时,创新政协委员的推举方式,充实政协界别的分类,优化政协委员的姐成结构,完善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在街道和乡镇一级建立政协委员的常态化联络点,拓展基层参与协商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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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民主理想的核心一直围绕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对话拓展。科恩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在中国,通过协商的方式扩展民主的深度,首先要提高协商的质量,在地方更多的是在公共治理的层面的参与和对权力的监督。现代信息技术为提高协商质量,形成新媒体、大数据为载体的多元参与的协商与治理。协商是现代必不缺可少的善,时政类谈话节目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扩展了协商的空间,成为权威、高效的协商场域,是下一阶段依托传媒进行协商制度创新的着为点。在传媒协商制度创新的同时,与政协、人大、政府等进行对接,实现政协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的落地。时政类谈话节目要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机制,需要大众媒介自身的完善和背后权力结构的调整,需要通过新技术作为粘合剂整合各种参与为量,培育社会力量,形成具有影响为的合力。更需要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提高时政类谈话节目作为协商机制的可操作性、合法性和权威性。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五：官僚制与自主权:政府部门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结构优化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普遍经验与中国视角
英、美政府机构中设立的各种"专业机构"广泛影响到了世界各国。伴随着行政国家的产生,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独立机构,因此规模不算大的部口、大量独立机构成为美国行政机构的两大支柱。80年代末,英国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市场化浪潮中,吸收了美国独立机构的经验,将难市场化、又不适宜作为政府部门内设职能部门的某些职能,成立了大量半独立于大部门的执行机构。近二十年来,英国的执行机构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它不仅波及到了新西兰、荷兰、丹麦、德国、法国、瑞典、西班牙、芬兰等欧洲国家,还波及到了加拿大、日本、坦桑尼亚、爱沙尼亚、香港等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影响到了欧洲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虽然专业机构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改变,但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r然已使其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些专业机构设立的直接目的并非权力结构的调整,当然其客观上也确实带来了权力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英国的执行机构模式则造成了大部门内部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对分开的权力结构。
正如纳卡诺认为的那样,政策理念的传播是一个高度主动性的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行动者解禪和界定从其他国家借鉴过来的政策理念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同样表现出了这样的现象。中国的政界与学术界,从国外的改革经验中吸取着智慧,同时依据本国的国情和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对国外实践与理论阐释的中国视角。
例如,"大部门制"这个词汇,在英国虽然存在但使用并不广泛,在美国则几乎没有见过这样的词汇。在对国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形成了"大部口制"、"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等中国视角和基本策略。在对国外专业机构现象的进行中国视角解释的背景下,就产生了将"大部门制"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结构"相结合的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领域里,注重从英国等执行机构改革的国家吸取经验,对执行机构改革形成的"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对分开"的权力结构产生的浓厚的兴趣。而且人们普遍将"监督权"也一同进行审视,开始探索"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兰权结构’'问题。这些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在国外的实践与理论中都是较少使用的,但它们又是对国外实践与理论的总结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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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核心概念的界定及其相关说明
本文所涉及的几个容易带来误解的核也概念,需要首先明确界定并做出相关问题的说明,以降低问题的复杂性,避免理解和推理的障碍。本文并不打算为一些学科常用的基本概念增加具有争议的解释,也并不打算为这些常见概念做出梳理,而是为本文问题的研究提供清脯的概念基础。因此,本文较少进行常用基础概念的内涵界定与梳理,而较多地提供一个它们在本文中的使用说明。
一、三权结构
"三权结构"是本文需要首先界定的基础性核心概念,并且需要围绕这个概念说明三个问题:
1、"三权结构"及其与"权力三分"的区别
所谓的"结构"一词,是指组成整体的各个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决策权、执行极、监督权H种权力构成了权力结构的整体,三种权力是权力结构这个完整整体的三个成分,三个成分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形成权力结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权力关系,由三种权力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才形成了所谓的权结构"。"三权结构"与"权力三分"具有明显的区别。权结构"立足于分析三权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分"还是"合"都需要纳入分析视野,一并进行研究而得出整体的结论,研究目的在于发现整体的结构性规律与逻辑;而"权力三分"则不同,虽然承认一定程度的"合",但立足点在于"分",研究目的在于寻找三权分开的规律或路径。
之所以采用"三权结构"的概念,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考虑:(1)本概念是带'决策权与执行权难以分开"的情况做出回应,例如执行中必然需要做出决策、决策的过程中也需要执行者的参与、政策过程难以分成清贿的阶段等。通过本文的研究,基于市场化原则形成的专业机构较为清晰的显示出三权相对分开的权力结构,基于独立性原则的部门内机构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三权分开(如政监分开)结构。基于官僚制法定管辖权部门内设机构、基于独立性原则的部门外专业机构、基于参与原则的专业机构,虽然形成了程度各异的执行自主权和决策自主权,带来了三权配置方式的变化,但也不能认为是王权分开的结构。(2)本概念基于对"决策权与监督权关系"的考虑。一是部门的监督权坦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它还是隶属于部口最高领导,与决策权具有紧密的关系:二是部门权力结构中存在决策权对执行权的监督,在这些情况下决策权与监督权并没有分开。因此,使用权结构"的概念就可以分析这些不同的结构形态,得出相对全面的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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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官僚制政府部门的三权结构:结构优化的基础形态
第一节官僚制政府部门三权结构的基本形态
一、官僚制"金字塔式"三权结构
所谓的"结构"一词,是指組成整体的各个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结构主义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一种重视关系的态度;按照这种态度,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要人必须接受成分,也不是要人必须接受这样的整体而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而是在这些成分之间的那些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组成的程序或过程,因为这个全体只是这些关系或组成程序或过程的一个结果,这些关系的规律就是那个体系的规律。"决策极、执行极、监督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权力关系,由H种权为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才形成了所谓的三权"结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兰种权力构成了权力结构的整体,兰种权力是权力结构这个完整整体的三个成分,三个成分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形成权力结构。因此,政府部门三权结构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兰权关系,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兰者组成的程序或过程。
1、官僚制三权基本结构及其权力线
权力关系都具有"单向性或非对称性,即某些人有影响他人的权利,而反过来就没有类似的权利。"不同的权力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关系,"如果人人平等就不会有政治,政治必然包含着上下级关系。""同等实力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就说明没有权力。"各政府部门内部就形成了这种传统的等级间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中,部内的多个层级与分支构成了金字塔组织,由一位部长执掌。在组织结构图中,政治权力沿着纵向的、直接的权力线,从部长自上而下流到金字塔组织的各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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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官僚制三权结构中的等级间有限制约
官僚制的总体特征是权力的集中化,是决策权对执行权的控制和监督,是三权相对混合的结构。官僚们的行为受到正式规则的制约,在一种规则控制关系中成为官僚制的从属者,实质上是自主权的缺失。然而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结构中,理性官僚制的发展及等级结构中权力的运行规律,一定程度上仍然形成了等级之间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机制主要体现为下级执行权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能够自下而上的对决策权和监督权构成反向制约,是一种对自上而下权力运行和传递的反作用力。正如弗尔曼认为,"我们应当种非常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执行,即执行是对美国政府体系的一种制约。"官僚制理性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一方面饱受官僚制权力集中的苦恼,一方面也存在相对成熟的层级间制约机制。由此,最终形成了"强决策监督权——弱执行自主权"的三权基本结构形态。
一、下级执行自主权对上级决策权监督权的制约
尽管官僚制以权力集中而著称,官僚制中的上级决策权监督权与下级执行权相比具有优势地位,但在这种集权的官僚制结构中,下级执行权仍然存在一定形式的自主权,使下级执行权对上级的决策权监督权产生制约力量。由此,理性的官僚制本身才能实现平衡,避免权力的过分集中。
1、"法定管辖权":官僚制结构中的层级间分权
反向制约官僚制结构的集权化倾向,形成下级执行权对上级决策权监督权制约力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官僚制的"法定管辖权"原则。即通过一般的法律规则,为"金字塔"组织各层级的每个职位规定固定的管辖极限。"当管辖'权限"原则得到充分实现时,等级制的隶属关系——至少就公职而言——不再意味着‘高级’权威有权简单地接管'低级’权威的事务"。而官僚制的"金字塔"组织结构中,下层的官僚执行上级官僚的决策,上下级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划分。当法定的"管辖权"一旦确立,下级的执行权就不能被上级决策权监督权简单干涉,也就为下层的执行权提供了一定的执行自主权空间。日本学者辻清明就将这种法定管辖权与执行相联系,认为官僚制"对组织的必要活动合理分业化,根据表现组织目的的法规所定的权限,正当的赋予执行的力量。"这样,处于金字塔组织结构下级的职权固定化的官僚,就形成一定程度的下级执行权对上级决策权监督权的制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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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官僚制三权结构的调整:执行自主枚与决策自主权..............63
第一节市场化:决策与执行分开中的执行自主权..............63
一、执行机构的市场化逻辑与行政信条.............54
二、执行机构模式下的组织形态与三权结构............65
第四章官僚制三权结构的再建构:自主权网络与等级控制...........106
第一节执行化构模式三权结构中的等级与网络............106
一、执行机构模式及其三权结构的功能评价..............106
第五章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普遍共性与中国特性..............139
第一节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比较与结论..............140
第五章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普遍共性与中国特性
第一节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比较与结论
通过官僚制三权结构的逐步优化,政府部门的权力结构形成了基于官僚制、市场化、独立性、参与性等多种原则与逻辑的混合体,成为不同的原则与逻辑所要求的结构特征相互结合的多元复合结构形式。政府部门权力结构的这种权多元复合结构"有其存在与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不同的国家和环境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体现。
一、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的特征
所谓的三权多元复合结构,是指在官僚制三权结构的基础上,通过结构的分阶段优化,将基于官僚制、市场化、独立性、参与性等多种原则与逻辑的专业机构及其权三结构特征进行选择性结合,将多元相互对立的组织权力结构特征及其价值诉求有效整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复合结构形态。在这种多元的价值与结构工具的复合过程中,体现着诸多相互对立的观念与结构性要素的结合和重构,形成了政府部门权力结构如下几个特征;
1、综合与分散;综合决策监控权与分散专业自主权
由于官僚制建立在专业化的基本原则之上,因此基于专业性要求的职能和权力"分化"就成为官僚机构的重要的结构要素,它寻求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超然的、独立的或者不完整的一部分"。相反的一面,由于这些专业而分散的部分致力于追求自身自主权的最大化,势必造成分散的机构之间形成各种形式的竞争和冲突,带来官僚机构群体当中职能和权力的交叉重叠。这样,就形成了官僚机构中与"分散化"相对立的结构性要素:"综合化",即通过机构的合并与整合,将职能相关和重叠的分散化机构整合成数量较少的规模较大的机构,来解决机构分散化巧来的冲突和过度竞争。分散化是对专业化的追求,综合化是对专业化结构负功能的纠正。如果将分散化与综合化进行整合,那么分散化可以在保持专业性的基础上维护综合化的专业性,综合化可以在承认分散化的前提下实现对分散化权力冲突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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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本章首先对英美等国家政府部门三权结构优化所遵循的普遍性原则与逻揖进行总结,提供一个解释性框架。然后在解释的基础上顺应中国行政习惯与传统,尊重中国自身改革逻揖,明确国外经验的可吸收因素,进而提出相应改革建议。最后对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局限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研究做出展望。
第一节结论
英美等国家政府部门三权结构优化遵循着普遍性的原则和逻辑,最终形成了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在比较的视野下,中国政府部门三权结构及其变革过程具有普遍的共性与自身的个性。
一:三权结构优化的普遍性原理与遇辑
本文通过对英美等国政府部门组织及其三权结构的深入细致考察,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得出了政府部门三权结构优化的普遍性原理与逻辑。
1、官僚制三权结构是政府部门三权结构优化的基础形态
官僚制三权结构是政府部门三权结构优化的基础形态。官僚制兰权结构呈现出下列基本结构特征:官僚制组织结构中的上级掌握着决策权,而下级则执行上级的决策,上级对下级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每一层级的官僚权力都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混合。上下级之间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配置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即执行中的决策、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对性和相互转换,"下级旨在执行上级目标的决策,在上级看来就是执行。"官僚制的三权结构在合规则控制、命令控制等控制形式下,实现决策权、监醫权的集中化。
结构正功能持续维持着官僚制兰权结构的存在,负功能则为官僚制三权结构提出结构优化的需求。通过基于不同原则的专业机构执行与决策自主权,为官僚制三权结构的优化提供动力,并促成了它的结构转换与调整。然而,新的结构势必产生新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新的负功能必然带动新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这样,就产生了执行自主权与决策自主权的网络化与官僚制价值的回归。最后,融合各种不同原理和结构性要素有机结合,形成了政府部门三权多元复合结构。因此,功能持续优化是三权结构优化的直接动因。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六：网络互动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自主性的中介作用
1.绪论
本章将在论述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并锅述本项研究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后,进而据此提出具体的研究思路。最后详细说明了本文章节安排。
1.1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1.1.1研究背景
作为服务型政府制度设计中的预期或非预期产物,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直接影响了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社区治理的整体绩效。因此，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问题研究,对于破解当前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供给不足、水平较低的困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服务功能,而理论上说服务功能又与其自主性特征正相关。不过,这种认识认识认识与许多经验证据不符,也与较巧的理论认知抵御。实际上,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特征问题一直以来是公民社会研究当中的重要议题。早起的自主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描述社会組织与政府关系的结构性框架,但对于二者关系的基本判断与事实并不相符合。上世纪90年代早期源于托竞维尔传统的么民杜会概念常常被学者们引入研究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然而诚如哈马斯所言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当时的中围并没有出现(哈贝马斯,1999)。邓正来、景跃进为代表的学者基于中国经验批判性地提出了构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然而,后来十几年间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按照学者们构想的愿景方向演进。事实上,现今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基本情况是它们既没有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化的公民社会,也没有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王诗宗,宋程成,2013)。基于此,为了探究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真实存在关系,晚近学者提出诸如"依附式自主"、"在参与中成长的公民社会"等概念性分析框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虽然这些研究的解释力多数是局部的,限定在某个领域内的,但是它们至少说明了杜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之外,我们还应当考量能动性视角,而在结构性关系之内,对于自主性的多维度分析也是千分必要的,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这些新认知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具有某种规范意义。通过对自主性概念的不断延展,才是促使其与其他理论的整合,从而构建起自主性与服务绩效之间的复杂关联机制,突破对于自主性与服务绩效关系的一般判断。与此同时,社会网络理论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组织绩效的重要理沦基础和工具。网络分析方法重视对于组织与其他主体间的结构化和能动化关系,网络研究者认为组织与所在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影响了其组织绩效。网络分析当中的许多理论构念对于解读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提供了概念性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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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政府意义
首先,理论界虽然对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抱有极大的期望,也试图以网络环境、自主性等概念解释社会组织的服务绩效,但有关解释往往是碎片化的,且无法与经验完全契合。本文的研究将追求各种解释之间的融合,以更具普遍价值的机制性解释推进理论的进步。
其次,现有研究当中论述城市社区社会組织与政府及社区之间关系的较少,包含网络互动等外部因素的互动机制研究留有较大空白。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网络中的组织间行为与外部要素之间存在关联性,而这些关联性往往导致了结果(绩效)的差其。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公民社会)视角则简单地断定了自主性与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通过引入狂会网络理论把自主性与化部要素和服务绩效联系起来。本文咖力图实现网络分析与自主性研究的综合,最终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精致的分析框架。
再次,虽然时至今日,用于研究中国社会组织自主性的理论和概念已不计其数,其中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拥是和研究成果较,但是官们的缺陷化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局部的,个案的例证无法支撑宏观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等理论框架均属于结构性视角,这使得它们在解释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能动关系时束手无策。本研究试图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界定出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性的概念,归纳出相应的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充分揭示各种行为主体的能动性,这或将对中国社会组织自主化等相关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
最后,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方法较单一,多以案例研究为主。本研究试图依靠面板数据,运用数据统计方法对网络互动、自主性与服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本研究将尝试提供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全新方法论。同时也为政策调控和政策效果方针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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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文献回顾
2.1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研究
本文将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組织与政府间合作研究的梳埋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西方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二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的实践。
2.1.1社会狙织提供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
2.1.1.1社会组织姐织对"政府/市场失灵"的回应
对于政府为主要公共服务供给者的质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西方社会出现的福利国家危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方面有供给不足的现象存在,另一方面也无法满足公民对于异质化服务的需求。在此社会背景下,各个西方国家纷纷展开了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期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的现状。在这场变革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在么共服务供给方面,如何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自身的运作要改变过去传统官僚制的风格,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改革政府的管理活动,对于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如何建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市场与非市场机构之间的支持框架亦是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
对于在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的改革依主要需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第一,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性质。第二,在具体服务机制当中,服务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生产是明显有别的。它是整个民营化概念的核心、,是政府角色界定的基础。第三,市场与政府在运作过程中存在无法避免的外部化效应，并且二者合作领域中的外部性效应无法仅仅通过二者自身的能力加解决。这种政府与市场的困局在二者具体的公共服务合作项目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导致失败背后的逻辑是部分由政府贿买的公共服务成本需要依托市场机制转嫁给消费者,但消费者却并不会愿意为可以无偿获得的公共物品付费。这种"搭便车"现象的长期存在使得政府与恭营部门的合作难以为继。而当情景发生在几个提供同种公共服务或者公共物品的私营部门之间时,情况并没有好转。市场机制下,主体间的自由竞争时,么共物品的价格并不会因为私营者在服务质量上的优势而升高,因为公共物品本身的价格弹性较小,因此,私营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受到负向激励较多,长此以往,私营者将逐渐失去提供更高质量和更多数量服务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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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社区及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
中国社区的"行政化"现实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框架在社区层面得以适用。依据围家与社会理论所提供的基本逻辑,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在中国社区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是如何展开互动的,现有的机制是否有效保证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其绩效如何？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将从三方面梳理社区杜会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有关文献;一是社区管理中的体制研究,二是社区社会组织的体制研究,王是社区服务供给的机制巧究。
2.2.1社区管理中的体制研究
对于社区管理体制的研究首先必须精确理解中国社区的内涵,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的内涵己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要准确把握中国社区的现实特化,我们可以通过己有文献从社区的实际始理主体和外部制度框架两方面着手:第一,社区的治理主体。陈伟东等人提出了"理念主体"与"行动主体"的概念,并借助这对概念对社区治理主体进行分析，很明显看到理念与实际行动当中的主体存在差异,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在杜区层面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正如,陈幽乱所言在当代中国社区治理中,如何界分"公"与"移"成为关键性的问题。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划分,导致了学者对于中国社区的类型学划分:我们从治理网络扩展的方向和范围、协作的形式两个维度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划分为王种基本类型: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和行政化社区。从文献中可知,虽然部分学者对于"社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倡导不遗余力,但是社区以行政主导的管理体制格局是基本事实。第二,外部制度框架。首先,陈伟东认为社区氏经成为多种利益主体博弈的公共空间,社区权利关系的多元模式是与权力和资源分配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徐晓军对权力与权利因素进行讨论,认为代表国家权力的社区党支部、半国家半社会的社区居委会及非国家(社会)的社区物业管理公司是社区权为矛盾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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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概念界定与研究框架.............45
3.1概念界定..............45
3.1.1研究对象的界定............45
4.网络互动、自主化与服务绩效的探索性案例研究..............51
4.1研究方法说明.................51
4.2研究设计................54
5.网络互动、自主性对服务绩效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构建.............72
5.1网络互动对服务绩效的影响..............72
6.网络互动、自主性对服务绩效作用化制的实证检验
通过第四章的探索性案例分析和第五章的概念模型构建,本章节将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对"自主性对网络互动与服务绩效关系的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和相关假设进行大样本的统计检验,并对统计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讨论。
6.1研究方法
为了提高实化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研究方法义须与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相吻合。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都是社区社会组织层面研究,由于无法从数据库等公开渠道获得关于姐织网络互动、自主性、服务绩效及负责人信息等变量数据,因此,本文通过发放问卷的方法收集数据。
6.1.1量表设计
量表设计主要具体包括量表内容介绍、量表设计过程和误差预防等相关内容。
6.1.1.1量表内容
调查问卷结合研究命题设计了;社区社会组织基本信息、网络互动测度、自主性测度、服务绩效及策略性回应等5项内容。
6.1.1.2设计原则
本研究量表依据荣泰生(2010)对于常用研究量表的分类所设计。以评定量表为基础将态度量表题项设置于评定量表组合之中,其研究目的在于测量受测者针对本项研究观测指标的评估,同时兼顾受测者对于某项观测括标感受的采集。
具体方法上,本项研究采用非比较式评定量表法与李克特量表法相结合的方式对问卷进行结构化,定量化处理。目的在于使得受测者单次仅对一项观测变量的指标进行评估,而对评化结果可以进行量化处理,有利于后续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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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下,针对当前社区社会组织自主活力薄弱,服务绩效偏低等关键性问题,基于社会网络、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整合,构建了一个"以自主性为中介变量,网络互动对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进而参考借鉴国内外网络互动、组织自主性、策略性回应影响组织绩效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可供实证检验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的系统论述,本文对研究问题"自主性对网络互动与服务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检验。本章将归纳和总结全义的研究情况,阐明主要研究结论、理论贡献和对实践的启示。最后,本章在分析本文的研究不足和局限的基础上,探讨与文研究相关的未来研究方向。
7.1主要的研究结论
本文在明晰了网络互动对服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凸显了自主性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并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网络互动通过影响自主性进而作用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绩效。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1)网络互动对服务绩效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其中,社区网络互动对服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网络互动对服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网络互动对于自主化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其中,社区网络互动对资源自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网络互动对决策化自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网络互动对资源炬自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网络互动对决策性自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自主性对服务绩效的影响是多维度的。资源性自主对服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决策性自主对服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二,自主性对网络互动与服务溃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资源性自主在社区网络互动与服务绩效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资源性自主在商业网络互动与服务溃效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决策性自主在社区网络互动与服务绩效之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决策性自主在商业网络互动与服务绩效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七：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研究
第 1 章 绪论
1.1 论文选题依据
1.1.1 选题的理论意义
1980 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我国当时唯一一家国有保险公司，开始恢复经营，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快速成长，尤其是近 10 年，行业发展突飞猛进，截止 2013 年底，保险业整体保费收入达到 1.72万亿元，升至世界第四位；总资产规模达到 8.3 万亿元；2013 年底，商业保险经营主体为全社会被保险人提供近 30 亿份保障计划，累计赔付支出超过 3 万亿元。1由此可见，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在社会保障、社会管理、资金融通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中国保监会作为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机构，始终坚持落实依法监管、科学监管、有效监管、服务监管等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对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进行研究，是探索与完善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理论需要。
1.1.2 选题的实用价值
我们在看到保险监管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应清晰的认识到：我国保险业过去 35 年高速发展过程中，行业发展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和缺陷：如垄断或不完全竞争、财务数据真实性、信息不对称、行业公信力较低、媒体正面宣传力度较弱等问题对保险业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的功能产生的较大影响，这一切表明：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政府监管仍然处于起步并有待快速提升的阶段。提高与完善政府对行业的监管有助于我国商业保险市场进一步发展，并使之与国际保险业接轨，能够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竞争。
本文将从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监管现状为出发点，通过研究国际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历史演变以及借鉴发达国家保险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政府监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历史演变，包括政府监管主体的体系变革、监管法律制度变迁、监管政策出台与更新等，对政府监管方面的不足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对监管改革发展的趋势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为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并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保险监管体系、法律制度以及健全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行为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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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及理论基础
截止目前为止，在国际范围内，保险监管仍没有严格独立的理论体系，对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理论基础的研究涉及到不同学科和领域，西方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与金融学四个方面。各学科均从自身理论依据出发分析了保险监管的相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保险监管的价值取向，对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同时对文本研究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1）经济学角度
①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
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保险监管，长期以来存在着理论博弈，即 “商业保险市场是否需要政府监管？”、“对商业保险市场应否实施政府监管？”。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监管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行业竞争，他们主张尽力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行为，让“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而规制经济学站在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对经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这一理论进行了否定。
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规制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流派中，保险监管理论主流源自于政府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监管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共利益。英国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是这一理论的主张者。他认为：市场是存在着失灵的，政府监管是为了应对市场的这种不完全性缺陷。其含义是：在存在着垄断或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确定性、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各行各业中，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导致的负面影响，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护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有必要由该国政府主导对这些行业中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从而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保险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体现在保险监管实践中的现象是：由于保险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着公民人身及财产利益、企业经济安全、社会福利保障等，尤其是其负债性的经营特点要求各国政府对保险行业一直采取比其他行业更多的监管措施，如设置最低资本要求、强制性的信息披露要求、保险资金运用限制等都可视作政府维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保险市场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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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商业保险概念及我国市场发展情况
2.1 商业保险概念理解
2.1.1 商业保险概念
所谓商业保险是指按照实施方式分类，区别于国家强制保险的一种保险行为，是在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下，保险公司与投保人本着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签订保险合同而形成的关系，其经营则是交由专业的的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关系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资源签订合同关系，按照合同要求投保人将保险费支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因为伤病或者死亡，以及按照合同约定对可能因事故导致的财产损失给予保险金赔偿。
2.1.2 商业保险内容及特点
2.1.2.1 商业保险特点
商业保险公司是我国商业保险的主要授权经营者；受我国法律保护的保险合同对商业保险所体现的保险关系有明显的反映；商业保险对象包括了人以及各种有形、无形的物，即标的可以是人的财产、生命、身体以及相关的利益、信用等等。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商业保险市场的产品提供方，与我国社会保险、政府保障与社会救济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社会保障补偿体系,因此商业保险公司首先是承担着提供稳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服务；其次，由于保险业负债经营的特殊性，商业保险公司也必须实现企业盈利，并且努力实现最大利润，以便于保险对象能够享受最大限度的经济保障。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商业保险的功能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即：保险保障功能、资金融通功能以及社会管理功能，商业保险的三大功能板块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其中，保险保障功能是商业保险的基本功能，体现着保险行业的立业根本，具体表现为人身保险的定额给付与财险保险的损失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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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历程
2.2.1 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创立与发展
1875 年 11 月保险招商局的创立是我国民族保险企业诞生标志，它是晚清时期轮船招商局创办。保险招商局成立后，业务增长快、规模大，不过因为承保能力不足而不得已而成为外商保险公司的分保。1876 年轮船招商局又通过公开招股的方式创立了仁和保险公司。后来，其它一些保险公司也不断出现，例如安泰保险公司（1877 年）、济和船栈保险局（1878 年）、香港万安保险公司（1882 年）、华兴保险公司（1905 年）、华安水火保险公司（1906 年）等等，这些民族保险公司都是通过许多企业家的民族资本创办的。大批民资企业家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为我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晚清期间，从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的创办都之后三十年间，我国保险业在外商保险垄断的情况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很多民族资本进入到了保险行业中，民族保险企业越来越多，从 1894 年到 1911年，我国民族保险企业数量达到了三十多家。期间也出现了部分十分著名的保险企业，比如华城、华安保险公司，它们的出现为我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过，当时的民族保险业刚刚起步，因为民族资本实力太弱而缺乏发展后劲，不少保险公司的资本都很少，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刚创办不久就倒闭了，没有什么影响力，有的甚至都没有办法考证其名字和成立时间。除此之外，民族资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很强，明显地阻碍了本国民族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很多保险公司都受外资的牵制。晚清我国保险业中百分之八十的资本都是外商占据，民族资本只展百分之二十左右。
保险业的发展程度可以反映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上个世纪我国现代保险业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五十年代，我国现代保险业起步时期，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时期，此时保险业务发展正处于探索阶段，保险业务很少，不过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初期，保险业对国家企业社会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六七十年代，此时我国现代保险业正处于发展低谷期，因为文革等历史原因的影响，内地保险业务几乎全部停办了，只有五大口岸城市还保留着涉外保险业务，保险业停滞发展将近 20 年，严重影响了现代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八十年代，此时是现代民族保险业的复苏发展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险业也因此而强势崛起，在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保障等方面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服务，不过保险业的市场经营主体依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大，垄断着保险市场；第四个阶段是九十年代，此时是现代民族保险业的按照时期，保险业不再是一家独大，垄断的局面渐渐被打破：国外保险公司开始进入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例如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就是这个阶段在我国第一家成立的外资保险公司。到了 20 世纪以后，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迅速，按照加入 WTO 的承诺，我国保险业成为了金融业中开放程度最搞、开放过渡期最短的行业。1我国保险业过渡期在 2004 年 12 月 11 日正式结束，保险业开始全面对外开放，并带有很多的新特点，越来越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规范化。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保险业发展充满了生机活力，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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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 17
3.1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概念................. 17
3.1.1 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 ................ 17
3.1.2 商业保险公司监管与商业保险市场监管的区别 ............. 17
第 4 章 国外商业保险市场发展及政府监管借鉴......... 28
4.1 国外商业保险市场发展及经验借鉴.............. 28
4.1.1 国外商业保险市场发展历程 ................ 28
4.1.2 发展模式 .................... 29
第 5 章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监管发展趋势及完善监管的对策建议................. 36
5.1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监管发展趋势....... 36
5.1.1 反欺诈、非法集资与反洗钱监管 ......... 36
5.1.2 金融集团监管趋势 ................ 36
第 5 章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监管发展趋势及 完善监管的对策建议
5.1 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监管发展趋势
5.1.1 反欺诈、非法集资与反洗钱监管
现阶段保险业欺诈案件、非法集资和洗钱活动频繁发生，对行业稳定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做好保险业反欺诈、反洗钱和处理非法集资工作意义重大，需要不断加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保监会要持续加强对保险非法集资领域中反洗钱的监管，不断健全稽查制度体系。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保险稽查审计指引》、《保险司法案件管理工作规则》和《保险案件调查办法》等手册，并对《反保险欺诈工作指引》与《反保险欺诈工作方案》等制度规范进行了制定。除此之外，要查式调研保险集团公司与个别保险机构，加强检查数据的真实性，提高对数据的管理力度。做好案件管理，有效防止案件带来的风险。定期开展案件处理专题工作会议，提高对大案要案的处理力度，同时制定案件风险监测量化指标，研究设计案件管理信息系统，并做好案件风险提示等工作。按照《反保险欺诈工作方案》，要求公司尽快建立完善的反欺诈案件内控体系，大力开展保险案件管理工作，同时要将《保险业反洗钱管理办法》落到实处，确保我国保险反洗钱工作接轨于国际。
5.1.2 金融集团监管趋势
虽然我国现阶段仍然实行的是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即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别对所属金融机构实施分业监管，十多年来通过各部门不断加强各自领域的监管基础性工作，不可否认都有取得了较好的监管效果，但纯粹的金融行业分业监管模式已无法完全适应金融一体化趋势。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金融机构逐步走向集团化形式，呈现出综合化经营趋势——导致经营风险进一步增强。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市场集团经营模式主要有三类：保险控股集团、非保险金融机构控股集团、工商实业控股保险集团。我国商业保险市场政府监管部门已开始积极探索并分析集团经营风险，颁布了《保险集团公司管理办法》等系列规范性文件，将保险集团经营模式纳入正式监管；与此同时，应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合作，信息共享，积极参与国际保险集团规则的统一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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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
现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让人们日常生活发生很多变化，并且在这些变化之下又存在很多风险。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出现较大变革，这些变革是为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让之前国家所承担的大部分风险逐步选变为由个人承担。为确保这些变革既要能推动经济发展，又不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破坏，要让其与商业保险发展进行有机结合，让个人风险能够在购买商业保险之后实现风险转移。到目前为止，我国商业保险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自我国加入 WTO 之后，从保险服务领域开发上讲，这让我国保险业在举步维艰的发展同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怎样预防与解决风险，不断对保险监管体系进行完善，是我国保险业应对 WTO 挑战的主要任务。我国目前还缺乏对商业保险监管方面的深入研究，这正是本人写这篇论文的主要动机。本人自认才疏学浅，研究保险监管的时间很短，资料收集的还不够全面，所以缺乏广阔的研究视角，理论水平还有所不足。即使如此，在完稿之际，本人心里还是有很多欣慰。这篇论文只是本人研究商业保险监管的一个开端，但指明了我今后研究商业保险监管的方向。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八：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兼对沪皖两村治理现状的考察
1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战略目标。大事必作于细。乡村是国家的细胞，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中央历来把“三农”问题作为“一号问题”予以重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深刻认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告别长达 30 年的高速增长，进入盘点、转型、稳中求进的状态。探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促进乡村社会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积极破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保障乡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社会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在其自身发展和探索中已经取得了一些现代治理的初步经验，但仍需要解决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很多重大和深层次问题。而在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乡村治理则相对落后，无法适应乡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陷入治理的困境。因此，总体上说，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1.1.2 研究意义
本篇论文的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于对乡村治理的研究，一些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进行多角度的探索，取得的成果也很丰富。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乡村治理学者们，立足田野的调查和实证分析，对乡村治理内涵、乡村治理主体、乡村治理关系和乡村治理困境及对策等方面都给予大量的研究。这一方面为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当下乡村社会，特别是在新常态下，其内外环境都发生较明显的变化，有效的治理必须随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定，这也是学者们可以对乡村治理孜孜不倦进行探索，且乡村治理研究弥久历新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乡村治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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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课题。对于其研究，国内外学者们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
1.2.1 国外有关乡村治理的研究
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通过档案和实地考察，在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华北农村，家庭式农场经济出现“内卷化”现象。“内卷化”是用来刻画中国顽固的小农经济的著名概念。学者萧凤霞，通过多年在中国华南地区实地考察概括出：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主要通过地方贤人来治理乡村社会；而现在，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下行农村，农村社会成为国家权利控制体系的细胞。美国学者欧博文认为，影响中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和执行要素主要包括：该村受到上级行政部门关注的程度以及村民与村干部的利益博弈。爱德华·弗里曼、保尔·毕克伟、马克·赛尔登等三位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乡村治理不但要继续解决好农民税负问题，还要解决好农村市场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宗族关系和亲属关系在乡村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尤为突出。
总结，国外学者们对于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呈现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采取实证调研，在大量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二是，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乡村治理的主体、关系和要素等方面，但对于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相对较少。
1.2.2 国内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在 90 年代末，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概念，开始被国内学界使用，不久便流行开来。
第一，有关乡村治理内涵的研究。最早在 1998 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而后，根据各自的研究视角，学者们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界定。例如，徐勇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就是村治，为达到一定目的，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整个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的政治活动。郭正林认为，性质不同的各种组织，包括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老人协会等村级组织，民间的慈善志愿者协会、红白理事会、宗亲会、文艺团等民间团体及组织乡镇的党委、“七站八所”扶贫队、妇联等政府及其附属机构，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一起把乡村的事情办好。贺雪峰认为：怎样对乡村进行管理或乡村自己如何实现自主管理 ,从而保障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就是乡村治理，它具有强调地方自主性和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能力的两个偏向性的所指。周运清、王培刚则认为：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村民的信任；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符合村民的需要；良好的冲突协调机制，管理村域冲突。这是乡村治理必不可少的三层内涵。党国英认为，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政府机关和乡村其他权威组织为主体，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相关活动就是乡村治理；主体的产生方式、组织机构、资源整合以及它同乡村社会所形成的基本关系就是乡村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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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2.1 治理理论
“治理”一词有的学者认为其是舶来品，有的学者认为其实不然，中国古已有之。其实，对于“治理”一词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具体阐释。 第一，从我国传统语境角度解释。一是，作为整修，改造。早见之于描述治水，尤其是指用疏导的方法治理黄河。例如，“言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二是，作为管理、统治或得到有效管理、统治。例如，“君施教以治理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关治理。”三是，用于指秩序、稳定的理政成绩。例如，“上曰：‘玄在郡连年，若有治理，迨迁之，若无异効,当有召罚。”。
第二，从学科理论角度解释。“治理”与“统治”具有相同的词源——船舵，表示主导、驾驭某事物。后来，它逐渐只是代表统治的思想与等级化的权利、垂直的指挥关系。例如，进行宪法、法律的执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治理才进入公共政策分析领域，学者们赋予新的含义：
一是，治理的缘起。“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最先见于 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增长》。在 1992 年，世界银行将其年度报告改为《治理与发展》。从此，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流行术语，多学科领域中的排头兵。关于治理的缘起，可以归之如下：从实践上说，社会资源的配置，单单靠市场和国家都会失效。例如，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因为西方学者们看到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并举的现象。所以他们主张以治理概念替代“统治”。从理论上说，与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例如，学者吴志平则认为，治理理论的兴起与 20 世纪 70、80 年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主要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原有范式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描述现实世界。从技术上说，治理的产生受现代的信息技术的影响。
二是，治理的定义。关于治理的定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与传统统治差别。例如，彼埃尔·戈丹认为：治理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从缘起上便须区别出来。有的学者强调治理机制。詹姆斯·罗西瑙认为所谓的治理是贯穿在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特别是公共领域，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管理机制。它不仅包括政府机制，还包括未得到正式授权的非政府、非正式机制。俞可平给治理所定的基本含义：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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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治理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2.2.1关于乡村治理内涵的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
其一，乡村治理并不是一种现代现象。若把“治理”一词解释为管理、统治或得到管理，乡村治理，就是对乡村的统治和管理，那么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国有着多么悠久的农业发展史，就有多么丰富的乡村治理实践。
其二，乡村治理就等同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它将村庄治理权归还村民群众，真正实现乡村治理民主化。目前，我国乡村治理是建立在村民自治基础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治理就等同于村民自治。例如，徐勇、郭正林、贺雪峰、卢福营等学者他们在给乡村治理下定义时就强调自治村民对村域的活动进行管理、调控，达到有序发展的目的。
其三，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对乡村研究的成功嫁接。20 世纪 90 年代后，治理理论流行开来。在国内，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们予以广泛关注。他们结合中国“三农”的实际情况，吸收治理理论，赋予乡村治理新的内涵。乡村治理成为对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延伸。从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正式制度下的村级组织、上级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未必能很好的管理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实现乡村善治，乡村治理强调在某些具体领域，来自市场上的企业或者社会组织能让资源更好的配置，治理的主体不再囿于正式制度安排下的村级组织和上级政府等而要根据资源配置的具体情况，灵活决定。一方面，突破在村民自治下治理主体的局限，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传统参与组织基础上，增加各种农村组织、村小组、农民协会以及宗族、外来社会组织和企业团体。这些组织都应充分发挥各自主要资源优势，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积极参与达到善治目标。另一方面，打破传统三重关系，即：乡镇党委与农村党支部之间的领导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关系；乡镇党政机关与村级组织在贯彻党的方针，执行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过程中的行政关系，重新建立持续协同合作的网络关系。乡村治理为实现善治，多元主体应重新确定一种网络关系：成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而且公、私部门的界限变得灵活，相互依存持续合作。
任何社会相对与过去而言都是现代社会，关于现代化的内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大量研究。例如，亨延顿为代表的政治学方向、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学方向、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方向、英克尔斯为代表的人文学方向和布莱克为代表制度学方向。但是，概而言之，首先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过程。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对过去的、传统的持续性改变。其次，在结果上，现代化是进步和单方向的，呈现出复杂性。某些方面有可能在进程中出现一时的停滞，倒退，但是长时间上看，现代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应该是基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应是人心所向的。当下，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中的理性化等。因此，治理现代化是相对传统治理进行持续改变的动态过程，是在适应现代化基本趋势和要求下的实现善治的过程。结合乡村治理理论，可以得出乡村治理现代化定义,即：适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要求，多元化主体在制度性程序框架下，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持续协同合作从而达到乡村善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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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 13
3.1 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 13
3.1.1 新中国建立前................... 13
3.1.2 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 14
4.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条件............... 21
4.1 新常态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21
4.2 农民流动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驱动力................. 22
5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26
5.1 抓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26
5.1.1 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厘清乡村治理事权............ 26
5.1.2 改革公共财政，夯实乡村治理财力基础................. 27
5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劈柴看纹，行动看路，要完成乡村治理的三个“转变”，实现具有公共精神、法治、民主、公共责任、科学技术等基本要素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一是要抓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主要包括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改革公共财政，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加快自治组织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以及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治主体价值取向，以法律制度为治理活动的程序性框架，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权力结构，以公共责任为主要标准的治理绩效监督，以综合信息平台为主要载体的治理技术支持，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为基本要求的现代治理政治建设，保障政府、市场、社会的持续协同合作，实现多元共治。
5.1 抓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一方面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乡村治理中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村民自治法律制度不完善，党和政府、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关系不清，事权不明有关。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首先要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另一方面“治理”理论强调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做好事情不止于依靠政府行政命令或运用权威。把治理理念引入乡村治理，强调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企业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能够更好地解决适应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5.1.1 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厘清乡村治理事权
“乡村治理中主要的问题存在于制度的安排，因此，制度创新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当下乡村治理关系出现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自治权力的侵蚀、村委会超自治权、村两委争权等问题, 其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是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目前，与乡村治理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党的基层工作条例，但相关规定都比较原则化、抽象化，乡镇政府、村支部和村委会在实际执行时，往往无所适从。因此，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进一步规定乡镇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的关系，明确村两委职责，划分领导权与管理权，厘清村党支部、乡镇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各自的权力范围，即：党支部行使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基本方面的领导；政府行使监督权和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组；村级自治组织行使管理权，管理着本村域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同时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要求，提出建议；党务、政务和村务具体化、程序化。此外，村干部的责任追究机制，村级组织的民主理财等也需要以法律制度予以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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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本结论和研究展望
6.1 基本结论
乡村治理现代化涉及到亿万农民的福祉，是乡村社会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应对三农问题，积极破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实现乡村善治必要之举。本文通过查阅、研读乡村治理相关文献，掌握乡村治理的基本理论。通过走进安徽省固镇县王庄镇大蒋村和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两乡村，实地观察、访问，了解治理现状。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比较分析，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对传统乡村治理治理的持续改进，是在适应现代化基本趋势和要求下，多元化主体在制度性程序框架下，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持续协同合作从而达到乡村善治的过程。公共精神、法治、协商民主、公共责任、科学技术是构成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素。
第二，乡村治理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财力保障、治理主体和治理关系等方面。乡村治理的财力不足，自治组织的作用削弱。村民缺乏主体意识，村干部素质状况堪忧，没有及时转变政府职能以及传统官僚制影响，严重制约乡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村两委、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关系不清，事权不明，治理关系失衡使得乡村治理雪上加霜。
第三，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包括三个“转变”，即：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业产业化经营转变；从政府、村委会为治理主体到多元共治转变；从政府与社会压制性关系到政府、社会、市场协调合作转变。
第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一是新常态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二是农民流动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驱动力；三是社会组织发展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多元主体；四是政府体制改革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政治环境；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统一价值信仰；六是依法执政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五，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一是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厘清乡村治理事权；二是改革公共财政，夯实乡村治理财力基础；三是转变乡镇政府职能，促进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相协调；四是加快自治组织发展，加强乡村自治组织服务功能；五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稳步推进；六是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乡村治理活力；七是强化市场机制作用，提高乡村治理效率。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完善以法律制度为治理活动的程序性框架，构建以协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治理权力结构，形成以公共责任为主要标准的治理绩效监督，打造以综合信息平台为主要载体的治理技术支持，推进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为基本要求的现代治理政治建设，保障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持续协同合作，多元共治。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九：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研究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1.1.1 管办不分弊端未能解决
从 1994 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至今已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程，中国足球也曾经历过职业化初期短暂的繁荣，但是由于改革前没有进行良好的长期规划，所以随着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足球开始遭遇各种问题，如职业联赛中假球、黑哨和赌球频频出现，各种球员丑闻不绝于耳，国家队的竞技水平越来越低，成绩越来越差，最终下滑为亚洲三流球队水平。
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先后对足球管理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由于在传统举国体制下管办合一模式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主要管理方式，改革的措施始终无法跳出举国体制的大框架，导致大众对足球产品多元化需求和政府供给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政府和市场在配置足球资源作用力大小的矛盾日益突显。
1.1.2 管办分离为足球改革重要举措
目前，中国各行各业都在走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管办分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深化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国家体育总局率先发起了以足球职业联赛为试点的体育体制管办分离改革，虽然改革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但是改革的整体方向无疑是正确的。2015 年 3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国办发〔2015〕11 号）（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足球再一次成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制高点，而这次改革也被誉为是建国以来力度最大、思想最深刻、变动最彻底，最具创新意义的综合性体育与社会变革行为，有着超体育、超文化和超当下的积极意义。在此方案中，明确提出将对中国足协进行调整改革，要求其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协，彻底改变中国足协与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班人马”的组织架构，真正实现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管办分离。在职业联赛方面，方案要求进一步改进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和职业联赛体制。特别提出将来要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全面负责组织和管理职业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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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研究是对管办分离理论的完善和丰富。自新公共管理学以来，管办分离改革理论不断得以完善，以中国医疗领域的管办分离研究为例，事业单位的管办分离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中国足球领域管办分离改革理论却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较为浅显。本文从管办分离的基础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方面出发，通过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管办分离改革研究，整合出管办分离在足球职业联赛领域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现状、成效、困境及针对性建议，尝试形成系统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理论体系，以期对我国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参考。
1.2.2 现实意义
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进行研究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现实的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振兴足球，并以此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实际行动。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已经启动，但是，由于此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需要合理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满足现实的理论需求。本文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研究，试图进一步为足球联赛管理改革理清思路，深化改革成效，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需求。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研究有利于：（1）强化并明确政府代表（体育总局）公共管理职能；（2）有利于足球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3）有利于足球事业单位的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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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概念及相关理论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管办分离
对于“管办分离”的定义，赵立波（2012）认为事业单位管办分离是指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事业单位举办者的政府，将其监管者与举办者职能相互分离。管办分离是政府事业（公共服务）职能的分离，是政府对社会事业的公共管理职能（管）与举办事业单位形成的出资人职能（办）的分离①。刘继同（2008）从公共医疗部门的角度出发，认为管办分离是指分离政府作为服务供给者、出资者和监管者的职能，类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推进国有资本有序进退，成立专门职能机构进行统筹管理，卫生主管部门不再直接拥有和控制医院，转而成为医疗市场的监管者，履行政策制定、宏观调控和公共卫生管理的职能②。
综合来看，管办分离的核心就是政府监管者与举办者职能的分离。如果将管办分离应用到中国足球管理体制中，则为两层含义上的分离：第一层，体育总局与中国足协的管办分离，体育总局应该将足球事业全权交给中国足协来负责管理，确立中国足协为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不应该有过多的行政干预；第二层，中国足协与职业联赛的管办分离，职业联赛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职业化改革，非但没有达到当初设想的目标，反而是问题不断，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职业联赛的改革发展没有按照足球市场的规律进行。从世界范围的足球发展来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联盟管理模式是最好的职业足球联赛管理体制，这就需要中国足协与职业联赛真正的管办分离，把联赛的产权交给俱乐部，让职业联盟来负责职业联赛的管理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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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办分离改革的相关理论分析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在传统政府公共管理制度下，事业单位统一由国家管理，中国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直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事业单位，接受体育总局的管理。但是从新公共管理理论角度出发，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即体育总局的行政管理职能应该从具体的提供足球公共产品转向对足球行业的宏观监控，营造公平、公正的外部环境，吸引多元化社会投资进入足球市场。强调体育总局的“管”，将“办”的职能下放给中国足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提出者，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认为政治领域中的个人也是自利的、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的。将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分析扩展到政治领域，即政治市场，把人们在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过程视作“政治上的交易”，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一切人的行为动机，政府官员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会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影响，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自身也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政府也会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相信市场在经济生活中有巨大的潜在效力，不再寄希望于通过提高政治家官僚的道德水准或政府机构内部改革来改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状况，而是主张对政府机构进行市场导向性改革，完善竞争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尽量发挥市场的功能，减少国家干预。其结论是只要有可能，决策就应该交给私营部门。
在以往的职业足球管理体制中，政府代表体育总局或足球管理中心作为经纪人在做出决策时，由于监督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不健全，决策者更偏向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忽视了市场主体的需求，导致政府在提供足球产品时出现服务“失灵”现象。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必须进行足协与体育总局的管办分离改革，重新定位政府宏观监督的角色，推进中国足协实体化建设，将职业联赛交由职业联赛俱乐部组织成立的职业联盟来管理运营，确立足球产品提供市场化，并采取第三方监督，结合社会力量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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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职业足球管办分离改革现状分析.............. 22
3.1 中国职业足球管办分离改革历程................ 22
3.1.1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职业化初创期................ 22
3.1.2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进入矛盾突发期............... 22
4 国外足球发达国家职业联赛成功管理经验的借鉴与启示............. 40
4.1 足球发达国家职业联赛管理模式............... 40
4.1.1 英格兰足球职业联赛管理体制................ 40
4.1.2 德国足球职业联赛管理体制................. 40
5 完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策略.............. 45
5.1 明确并规范各方管办职能................. 45
5.2 加快推进足球协会实体化................... 45
5 完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策略
目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尚未真正从管理体制机制上形成成熟体系。为有效推动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构建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足球职业联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职业联赛形成良好治理模式和足球产品供给健康长远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六点对策建议：
5.1 加快推进足球协会实体化
日本 J 联赛之父川渊三郎在担任日本足协会长时，花了 4 年时间让日本 47个督道府县的足协都完成了法人化的发展，并接受统一培训，不仅实现了财务公开透明，更是让各个会员有了实权，为各地区的足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足球发达国家在足协实体化的发展来看，组织实体化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首先其性质为非营利组织，并作为足球单项协会负责管理本国足球事物，全权负责下属各地区足球协会和俱乐部的权威性机构，独立运行但接受各国最高体育组织的宏观指导和监督；其次要有相对完善的独立组织机构，如主席、秘书长、各类工作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等；再次，各国足协内部设有足球职业联盟独立负责管理职业联赛，如英超联盟等；最后，注重行业自律，并拥有独立司法机构进行监管，避免权力滥用。
目前，随着国家足球管理中心的取消，中国足球协会在改革中即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但是中国足协中 47 个省区市及行业足协会员却没有完全实现法人化和实体化，这样的非法人足球团体自制性较差、经济来源单一、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并且面临着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冲突，足球协会财务制度不完善，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出现腐败等违法现象。
我国地方足协作为国家足协的分支机构，为了统一实现真正的实体化，应按照中国足协改革的方式类似进行实体化改革：首先，实现各地区足球协会的法人化，赋予其对当地足球事务管理的权力，实行财务公开并进行财务和事业管理评估方面的培训；其次，逐步撤销各地方已经建立的足管中心并全面加大协会的管理职能，更好的发挥足球协会在管理当地足球事业的优势，积极带领当地足球俱乐部打造“百年俱乐部”的长远目标；再次，各地方足球协会的壮大离不开牢固的物质基础，加快足球市场的开发是实体化改革的关键任务，各协会应与当地的知名企业和财团积极合作，实现获得赞助、冠名费等多元化的经济收入来源，完善自我造血功能；最后，进一步推进各地方会员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在拥有专职工作人员和办公地点的基础上，完善协会章程和会员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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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管办分离的核心就是政府监管者与举办者职能的分离。中国足球管理体制中的管办分离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体育总局与中国足协的管办分离；第二层，中国足协与职业联赛的管办分离。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不可否认，但是管办不分的弊端未能根本解决，如产权主体缺失，行政干预过剩，市场机制失灵，法治建设滞后，舆论媒体失和。由此造成目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改革现状：管办机构设立重叠，人事结构设置不合理，股权结构不合理。
制度结构、利益冲突和实施机制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难点所在。制度创新不足导致利益主体间权力分配不均，利益主体多元化又产生多重复杂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改革的实施机制无法推进，三者间互相影响，相互作用。
西方足球发达国家职业联赛管理体制虽然在组织结构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联赛产权属于俱乐部、足协与政府和职业联盟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等特征上都是相同的。对我国的启示是：足球职业改革时应有充分的预期规划；本国的足球联赛管理体制也符合本国的文化以及足球发展规律；健全的法制环境是职业联赛健康发展的保障。
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积极借鉴国外职业足球联赛管理经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职业联盟，扩大职业联盟自主权，通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监管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创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的新型管理体制是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十：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变迁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汹涌浪潮。在此冲击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不得不重新审视本国行政体制、立法、政府职能及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90 年代初，苏联一夜间解体演变为 15 个独立国家，俄罗斯成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也进入了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全方位的改革阶段。而俄罗斯的行政改革有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因其是行政体制和政府职能的双向转变，俄罗斯行政与立法的改革之路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稳定与兴衰。苏联解体之后，原社会主义国家转而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三权分立作为西方国家政权机构建制的基本原则自然成为俄罗斯效仿的内容。但正如三权分立学说的确立者、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认为的，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和立法权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国家政权中最有影响的是行政权和立法权，权力制衡也就主要指这两种权力的关系。俄罗斯的三权分立更突出地表现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上，在理论上俄罗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通过的新宪法中。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则由总统和政府分享，据此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便具体化为总统和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俄罗斯自独立以来，历经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等的领导，其中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改革主要在叶利钦和普京时期的改革较为显著，而叶利钦和普京对于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改革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就为分析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不同给国家带来的影响提供了现实的比较材料。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府会关系紧张，总统与政府和议会之间矛盾重重，其原因是总统的强势导致权力失衡；而普京任内，虽然总统、政府和议会关系良好，俄罗斯府会关系出现所未有的和谐，但是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强人政治和大权独揽又妨碍了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发展。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对于西方政治的民主化方面上有着不同理解，他更加注重权力的均衡及多党竞争合作，但是上升至国家治理层面，举措甚微。因而研究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变迁对于了解前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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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于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方面的研究，既有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归纳，又有对现状问题的分析评价，现主要从中西两方面予以整理。
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从政府和议会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立足于西方民主政治的三权分立原则，着重探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制衡关系。我国学者对于俄罗斯独立以来的行政与立法关系问题的探究依据领导人的变迁主要分为两大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
蔡秋如在《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及对政治稳定之影响—叶利钦与普京时期之探讨》中梳理了俄罗斯自 1991 年民主化以来府会关系的变化，将叶利钦任期内对于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从最初的激进震撼方式转向温和最后达到稳定雏形阶段，深入分析探讨了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变化给国家带来的影响，不仅包括政治稳定，同时涉及经济发展、外交等诸多领域。对于普京时期府会关系的陈述，旨在与叶利钦进行对比，普京与政党及议会的良好关系，以及后来形成的“政权党”等为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力的恢复和政局的稳定奠定了决定性基础。蔡秋如在此文中得出了府会关系是影响俄罗斯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且府会关系、政党政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判别民主政治的标准之一，其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是现代民主政治判别政府类型的区分标准。严蓉在《一对冤家何时解？—析俄罗斯总统与议会关系》中将叶利钦时期府会关系的矛盾概括为“强势总统，权力失衡”，并且分析了总统、政府和杜马之间矛盾重重的原因所在，认为双方在经济改革、对外政策方面存在分歧，而症结则在于权力相争，最好的例子即是 1993 年叶利钦炮打白宫迫使议会解散事件。冯建玫、王伟在《由乱而治的俄罗斯政治转轨—从叶利钦到普京》中指出：普京政府的政治举措中第一点就是主动与议会各党派沟通，协调各大政治力量的关系。执政以来，总统、议会和政府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为普京的施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肖辉忠、燕玉叶在《90 年代以来的俄罗斯法制建设》中以俄罗斯国家杜马为主体，分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立法工作绩效，自普京当选以来执行权力与杜马关系发生的变化，指出杜马同执行机关长期以来在立法问题上难以保持协调，以及自身不能有效解决立法优先顺序等使得杜马在民众和媒体心中的印象很差，而与执行机关的矛盾原因是议会和执行权力之间缺少联系机制，比如政党，这就制约了执行机关影响杜马立法议程的能力和愿望。李心华、于秀科在《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宪法之争》中围绕总统与议会因制定新宪法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斗争切入，分析了俄罗斯行政与立法间力量博弈的现象，认为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宪法之争的核心，不在于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选择，而在于建立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政体，即由谁来领导政府的问题，也就是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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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概况
2.1 行政与立法关系涵义
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关系是现代民主政治之政府类型的区分标准，亦可说，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判别标准，是民主政治的真髓所在。各国宪法一致规定，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则由总统和政府分享，据此，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便具体化为议会和总统及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
行政与立法关系对政治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国家政策方向和政党政治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这其中，政党政治在影响行政与立法关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作为政府与议会间均有密切联系的政党，是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形式，政党仿若府会间的桥梁与纽带，决定着府会间关系的好坏与走向。简单地讲，一个占绝对多数的政党，在政府颁布法令、做出决定等事务时会以支持的形式体现作为执政党的身份，会引导大多数议会成员通过政府的决定，府会间呈现态势良好，相互合作的积极局面；反之，当议会中政党林立，各政党并不能占有议会绝对多数，那么这时往往各政党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行反政府之事。此时，政府推行、颁布、决定的事物通常会遭到议会阻挠与干预。
影响一个国家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总的说来有如下几点：第一，受现行宪政制度制约。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对于国家元首的权力制约是影响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一个方面。对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宪法规定了政府和议会间权力的划分及制约，在此基础上若对于国家事务等产生分歧时，政府和议会间各自权力的大小与行使便会成为府会间关系好坏的源头。在对于国家元首的权力制约上，某些国家的宪法规定并使得总统的超级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正规认可时，“强总统、弱议会”的局面便应运而生。总统权力的膨胀必然使得议会的权力受到挤压和制约，如果在此形势下议会中没有占绝对多数的执政党存在，那么必然导致议会各政党对于总统及政府的权力的不满，随之在国家政策、国内事务、外交等方面产生分歧与阻碍，这亦是导致行政与立法关系失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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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苏联行政与立法关系状况
在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快速改变苏联国内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苏联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方面的改革。但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着重点跑偏，改革并未带来显著成效。心急的苏联领导人并未意识到问题所在，反而将经济改革的挚肘归咎于政治体制的原地踏步，因此加速了改革苏联政治体制和宪制的步伐。在 1988 年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时提出了改革方案，即取消宪法第六条也就是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这一改革方案虽未获通过，但却在苏联国内掀起了一股“改革热潮”，崇尚西方民主化政治的民主派人士利用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失误的判断，趁机在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向苏共夺权，而面对此形势，苏联共产党并不能有效控制国内的政治局势走势。
在苏联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国内政治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由“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转变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其后又引入了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权力重心也随之发生了两次迁移。
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苏共领导人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高度集权的专横的制度，不利于权力制衡及国家发展。因而，苏共主张接纳西方式的议会制模式，以此来制约权力，消除垄断。苏共最终摒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使其成为西方式的议会党。1990 年以后，苏联走上了实质性修改 1977 年宪法的道路，从原本“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转变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再引入总统制，实际上是完成了议行合一到三权分立的转变。这一点从 1988 年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和 1990 年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可以得知，苏联规定总统是国家的最高执行长官。并且在 1990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引入了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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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15
3.1 休克疗法阶段：1991 年 8·19 政变后—1993 年新宪法产生..................15
4.普京时期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20
4.1 普京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的起因与目的.....................20
4.2 普京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的具体措施与结果.................21
5.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30
5.1 “普梅组合”分歧................30
5.2 梅德韦杰夫时期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几点举措...............32
6. 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6.1 关于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的现状评述
对于当代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的现状评述，首先离不开 2012 年俄罗斯又一轮的换届大选，因为在这之前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于前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以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身在俄罗斯政坛逐渐增强了一定实力，独树一帜。由普京支持并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未能占到 2/3 的绝对多数席位，①但是这并影响俄罗斯民众对于普京以及普京政治治国理念的怀疑，普京在 2012 年的总统选举中，依然以较高票数获胜，继续他的第三任总统生涯。而根据此前 2008 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条款，俄罗斯总统的任期由四年变为六年，至 2012 年起，并可以连任一届。也就是说，2008 年普京主导的宪法修正案中有关于总统任期的条款实际上是为自己连续执掌俄罗斯政坛最高权力提早做好的铺垫。根据此条款，普京至少还会出任俄罗斯总统 20年的时间。2012 年的总统选举也意味着普京开始独掌俄罗斯政坛的最高权力，“普梅组合”时代已成为过去。
但是，2012 年普京赢得总统选举后，广泛引起了西方乃至世界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俄罗斯自独立以来所倡导的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看来在普京这里是一种倒退，俄罗斯逐渐以“可控民主”等概念代替并且巧妙转移了人们对于这方面的思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时代的独裁沙皇以及高度集权的硬汉型领导人普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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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整篇论文基于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变迁，历经了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新普京时代，将各个总统时代对于俄罗斯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做了历史时间顺序上的梳理。从中笔者也掌握了俄罗斯国家府会关系及政党政治及其对国家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从叶利钦时期紧张混乱的府会关系使得整个俄罗斯国家陷入经济、政治、政府危机动荡的时代，金融寡头参与政治乱想严重，加上中央和地方势力分散，府会关系甚至紧张到“炮打白宫”流血牺牲事件的发生；再到普京时期，整合议会中各政党政治利益，平衡各方面权力关系，到普京着手大力推动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使得议会中出现了执政党和占议会席位绝对多数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出现，并且重拳出击制裁金融寡头，着重加强理顺中央和联邦地方关系，加强总统权力，基本形成了俄罗斯“强总统、弱议会”的局面。那个时期整个俄罗斯处于国力综合上升，政治稳定，府会关系和谐，总统推进行政与立法关系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等平稳阶段；到 2008 年年轻的梅德韦杰夫总统上台，他支持议会中多党竞争与合作，出台法律降低议会中政党的准入门槛，并且鼓励社会上非营利组织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且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为俄罗斯政坛注入了全新的执政理念，获得了议会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和精英知识分子层面的支持；到普京 2012 年第三任总统任期，根据 2008 年修改的关于总统任职的宪法条款，普京至少还要执掌俄罗斯政坛十年以上，这时随着俄罗斯政坛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深入和俄罗斯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反对党和精英知识分子层面对于普京传统保守独裁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作风开始有了反抗意识，未来俄罗斯的发展到底是继续走普京坚持的传统守旧，总统高度集权的“普京道路”，还是会依据俄罗斯当今国内的政治环境和民众意识进行俄罗斯政治全面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