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一：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研究
1 引言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目的
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自然灾害、能源枯竭、生产安全事故等公共危机问题愈发突出。而公共危机的发生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纵观近年来各国的危机事件，从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2009 年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的动乱，2010 年俄罗斯发生的连环爆炸，2011 年台湾 300 多家品牌塑化剂超标，2014年席卷非洲的埃博拉病毒，马航失联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日本地震等众多风波将政府推向风口浪尖。同时，媒体快速的介入到公共危机事件中来，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这也是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应变能力的较大考验。
而对于大庆市政府来说，作为一个石油资源型城市，在面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自然资源浪费、石油泄漏、燃气、化学物质爆炸等公共安全类事故时有发生，这不但给广大公众的生命财产带来较大的威胁，还对自然环境及经济的稳定造成巨大损失，进而时刻考验着大庆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所以，提高大庆市政府的处理公共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尤为重要，有助于提升大庆市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为了提升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本文以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的现状，探讨问题所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成因分析，并结合问题与产生的原因提出进一步改善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措施，由此，可以补充我国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同时为政府的行政能力提供参考，进而逐步实现社会和谐及公众幸福。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目前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暂不成熟，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资料不是很完善，同时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不健全以及人们对危机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将直接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的建设与实施。
将大庆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提升到政府行政能力提升层面，为东北地区政府的功能及行政能力提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视角。同时，鉴于中国对危机一直抱有的是危机发生后治理，而不是危机发生前预防的传统思维，我们尝试创立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体系，提出公共危机管理从事后处理到事前预防的核心发展理念，丰富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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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公共危机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在社会的各个阶段，公共危机总是周期性的出现。在 18 世纪初期，西方学者最先将危机理论运用于国家政治安全的领域和自然灾害领域，因此，公共危机一直是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不同的西方学者对危机有不同方面的理解。1972 年，赫尔曼给危机下了个最初的定义。他认为，危机是一种决策主体目标受到威胁的形势。1980 年，福斯特也对危机作出了定义，并且提出了危机的特征。他认为，危机有 4 个特征，即需要快速作出决策、缺少具有危机处理经验的员工、缺少相关的物资、时间有限。1989 年，荷兰莱顿大学的罗森塔尔教授在赫尔曼的基础上，对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在《应对危机：应对灾害、暴乱与恐怖主义》的一书中将危机定义为，“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并且在当今社会也广泛运用。1993 年，巴顿在罗森塔尔教授给危机下的定义的基础上，首次将危机的定义扩充到组织和员工的名誉方面。1997 年，里宾杰教授将危机定义为，对企业未来存在可能获利、成长、生存、发展起到威胁的事件。2004 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社会一直存在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我们人类面临威胁的根源。他建议，可以形成一种全球道德共同承担风险的政治性试验，并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
在 20 世纪 90 初期，西方的企业蓬勃发展，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危机问题，因此，学者将目光放在了企业危机管理方面。1985 年，美国学者史泰芬·安德尔在其出版的《企业危机管理》一书中，对危机管理的环境及对危机在预警方面做出了系统的解读，在当时以及至今社会都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指导意义。美国学者菲克认为，危机管理是一门艺术，对于有计划的消除和规避风险，使企业更能掌握自己前途的艺术。日本学者龟井利明对日本企业高速成长中出现的危机十分忧虑，成为首位日本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者。
同时，在这个公共管理理论快速增长的阶段，各种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机构及公共危机评估指标应运而生。例如，在瑞典就成立了危机管理研究培训中心等类似机构，来协助政府或企业处理危机事件。而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与国家应急管理协会也共同研发出一套用于美国各地使用的应急准备能力评估指标，同时对美国所有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其评估结果在美国及世界各国均非常具有影响力。同时西方各国还将危机事件总结成公共危机事件例案库，从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丰富了公共危机管理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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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地方政府
由于各国的管理体制不同，因此各国对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美利坚百科全书》认为：“地方政府，在单一制国家里是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在联邦制国家里则是联邦成员政府的分支机构”。《拉图斯百科全书》认为：“领土行政单位，既适用于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也适用于联邦制国家内拥有的主权的州。”我国《辞海》中认为：“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对称。设置在地方各级行政区域内负责行政工作的国家机关”。《中外政治制度大典》认为：“地方政府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除了中央政府以外的国家机关，狭义的地方政府是指直接治理一个地域及其居民的一级政府，即地方政府”。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是单一制国家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级政府，但是不包括联邦制国家的成员政府。我国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泛指基层政府，具有地域性和权利限制性，其存在和权利范围由中央政府决定。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就是其权利和管辖范围被限定在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域，并且从属于国家政府及省政府的一种政治机构。
2.1.2 公共危机
各国对公共危机的定义各不相同，不同研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危机进行了阐述，尽管内容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对危机的本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诠释。赫尔曼认为：“危机就是一种情境状态，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是受到威胁，在改变决策之间可获得的反应时间有限的，其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桑德里尔斯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所面对的危机就是指中央决策者面对这样一种场景：重要的价值受到威胁，而且可以采取处理行动的时间十分有限，同时环境的变化有高度的不可确定性。”按照国外学者的看法，公共危机是指在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潜在的负面影响突然显现，且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及社会安全。而我国国内的学者，为了与企业及其他单个组织相区分，将“公共危机”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进行定义。朱德武认为：“公共危机通常是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周长青等认为：“公共危机是指对社会公众具有巨大现实或潜在危险的事件。”综合看来，我国的学者主要认为公共危机是一种具有紧急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并危害社会基本价值及行为准则的事件。根据公共危机的性质不同，我们可以将公共危机分为四类：自然灾害类、事故危害类、公共卫生事件类、社会群体性事件类。随着近几年经济的飞速发展，矿产石油类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运输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的频发，让我国对事故类危机事件愈发重视，本文将以事故类危机为论述对象，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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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论文相关的理论依据
2.2.1 社会冲突理论
传统的冲突理论认为，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并注意到社会不协调且存在冲突的一面。同时，认为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均衡模式所能解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体系也处于不断变化、不均衡地运动状态下。社会中的各个因子间的相互作用也都包含着冲突的因素，这些变化地社会因子就是社会发展变化地来源。20 世纪中期，社会冲突理论的提出丰富了传统冲突理论，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引起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在社会团体中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进而产生的一种必然产物。然而，社会冲突并非仅仅导致社会的不协调现象，还具有社会整合功能。一定程度上的不同利益间的冲突可以促使政府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自觉进行调整，从而有效控制社会冲突。
科塞提出的安全阀理论就是对其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的拓展，安全阀理论认为，冲突自身就是一种释放敌意并维持群体关系的机制，社会可以通过建立适度宽容、开放和灵活的社会机制来缓解社会冲突的压力，释放社会成员的紧张情绪。
2.2.2 危机决策理论
决策管理学派的美国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一种决策，在管理过程中，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于危机管理来说，危机决策也一直贯穿于危机管理活动中。同时，西蒙将决策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具有一定的常规性，是一种可以反复运用的决策。而非程序化决策认为这种情况是之前并没有预料过的，是一种不好把握的决策。而危机决策就是这种非程序化的决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没有先例可以遵循。
当公共危机发生时，仅仅依靠政府一个部门的力量来处理危机是不够的，要充分发挥政府内各个职能部门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公共危机管理效能，从而在公共危机决策系统中可以各司其职，高效的处理公共危机。
2.2.3 危机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在其出版的《21 世纪的治理》中提出，政府的治理和政府的统治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认为，治理是一项活动的管理机制，虽然没有得到上层领导的授权，却可以有效发挥作用。詹姆斯倡导多元化的治理理念。治理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管理活动目标而进行的管理活动。也不一定非得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实施。然而，今天的“治理”并不是说不要政府的力量，而是把政府的力量作为核心力量，社会各个团体组织积极协调配合的管理理念。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结果的好坏并不仅仅取决于政府自身的努力程度，还取决于社会各个群体的理解、参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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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现状分析..............11
3.1 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现状...............11
3.1.1 大庆市政府与企业之间缺乏沟通.................12
4 国内外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经验和启示..............19
4.1 国外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现状分析........... 19
4.1.1 美国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 19
5 提升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原则及措施.................27
5.1 提升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原则.............. 27
5.1.1 以人为本原则...................27
5 提升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原则及措施
5.1 提升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原则
经济的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也有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堆积往往就会导致公共危机的产生，因此，不论是中央层级的政府还是地方层级的政府除了具备一定的公共危机意识，还需要具备以下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原则，以保证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做到准确、高效。并且，通过公共危机管理原则及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实践活动二者之间的相互协调、配合，达到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及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目的。因此，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原则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是非常具有必要性的。
5.1.1 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这一理念是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中正式提出的，这就是要求政府在处理任何事务中都要做到将公民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上，同时保障公民的生命及财产不受侵害。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是党组织根本宗旨的体现，同时也是实现政府为民执政的根本要求。因此，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最初目标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要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贯穿其中，必须把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公共危机发生时，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公民的健康及财产安全，随后会出现社会乱序，进而影响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需要政府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的作出权衡，在此时，政府的管理原则就体现在危机的关键时刻选择什么进行维护。如果此时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执政原则，在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措施都会造成公众情绪的不满，进而不能更好的处理公共危机。例如，2015 年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天津市委领导及党中央领导迅速赶赴第一救援现场指挥工作，事故发生后，对受灾群众进行集体安置等。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事件中不断强调无论如何也要全力抢救伤员，及政府在新闻媒体中首次公布此次事件中死亡的人员名单，体现了政府人文关怀的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对以人为本原则的贯彻落实。同时，鼓舞了救援组织的士气，也让受难群众重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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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大庆市是东北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较为充足的地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石油泄漏、天然气爆炸等事故类现象频发，也给大庆市人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大庆市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使用的措施是否等当关系到社会大众的人身安全、矿产资源的保护，同时对政府的公信力与政权的巩固存在重要影响。大庆市政府作为社会各界社会团体的核心力量，为科学高效地应对危机的发生，大庆市政府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飞速，大庆市在经济上取得了较理想的成功，一味地发展经济致使大庆市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屡屡发生。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我国也在修订添加有关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危机管理体系制度。但是，还是有一些不足暴露出来，比如大庆市政府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大庆市政府缺乏危机意识、大庆市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强、大庆市政府危机预警系统不完善、大庆市政府体制机制不健全、大庆市政府危机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等。 本文中通过介绍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现象，分析影响大庆市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原因，并运用列举及比较分析法介绍了美、日两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时所运用到的办法及形成体系，再根据我国大庆市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存在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出适合我国大庆市政府所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法。最后，提出了提升大庆市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一些参考意见。主要包括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高政府及公众的危机意识、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创新体制机制及提高危机信息的披露能力与畅通危机信息传递渠道。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二：基于平衡计分卡视角的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研究
1 导言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70 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在信息化和金融危机冲击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财政危机，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降低，政府存在行政效率低，资源配置不合理等诸多问题，为扭转局面，西方国家开展了政府再造运动，调整政府角色，改变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人民、政府与企业等诸多关系，实现了管理体系的优化与完善，这场政府再造运动，提倡将竞争机制与效率的概念应用到政府行政管理活动中，推崇应用企业中的绩效测评方式、战略管理方法进行政府管理改革，提高政府公共绩效水平。
绩效管理的管理理念引入中国已有很长时间。国内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并未生搬硬套国外先进绩效管理理论研究，而是量体裁衣,结合中国行政体制与国情进行实践创新与改革。现有部分地方政府实施绩效考评工作，如甘肃省政府、厦门市思明区、青岛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随着社会环境与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牡丹江市政府在绩效管理方面也做过改进，但也未走出原有模式套路，考评方式形式化，注重短期目标忽视长期目标，没有把评估充分发挥到日常管理活动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绩效考评体系。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牡丹江市政府实际出发，在研究牡丹江市政府现有行政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借鉴总结以往国内外经验，通过分析牡丹江市政府管理体系现状，基于平衡计分卡视角构建了适用于其绩效管理的绩效评估体系，并且提出完善绩效管理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牡丹江市政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绩效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改善并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借用绩效管理基本理论及平衡计分卡理论，为牡丹江市政府提供目标性理论框架及实践操作工具，以期推进绩效管理水平。平衡计分卡是有效的绩效考评工具，以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公民、财物四个维度构建公共部门发展的战略目标，通过对现有机构的资源整合确立具体评估指标体系。平衡计分卡体系设定与公共部门管理目标相契合，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能够兼顾政府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成本及效益，效率与满意度等多角度平衡。通过这样的战略目标管理方式对牡丹江市政府绩效管理体系进行完善，有效证明了平衡计分卡是卓有成效的绩效评价手段，同时对层次分析法赋予权重的方式进行了改进，降低了原有个人主观性所带来的误差，为牡丹江市政府及我国地市级城市的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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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国外研究动态
国外在政府绩效管理方面的研究由来已久。英国政府对绩效评估的实践由来已久。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领导核心的保守党获得执政资格，对英国政府进行了大幅度创新改革，新公共管理序幕正式拉开，有着丰富企业运营经验的雷纳爵士被任命为顾问，撒切尔夫人指示雷纳对部门工作效能进行考量，主要从目标、结果、成本控制、工作效率几个维度出发提升绩效水平，若机构的职能不能与组织发展相协调就要改良或取缔，自 1979 年至 1986 年期间英国政府共计实施 300 左右项计划累计节省 10 亿英镑，政府人员编制缩减，政府部门也由原有提供服务模式向购买服务模式转变，之后几年，英国政府颁布《地方政府法》。该地方法提出最佳绩效评价制度。评估过程中重点考察某一项职能存在的必要性，是否达到既定目标要求。另外与平行机构进行对比，评为最佳绩效的政府。并且每个机构要在每个年度要呈报绩效价值测评报告，接受地方审计署审计查验。
美国政府也对绩效评价进行了实践探索。在美国绩效活动中的处于管理地位的是国会议员、行政首脑。现行政府绩效体系主要是 Campbell 研究所的评价指标体系、预算办公室所应用的评价体系、德克萨斯州的评价体系。Campbell 研究所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主要有五个方面：财政管理评价指标、人事管理指标、信息技术管理指标、领导能力、环境基础设施指标，美国绩效评价委员会建立了以投入产出指标、成本效益指标、行政服务能力指标为基础框架的体系，而在实践评估过程中，美国各州、市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一般使用的二级、三级指标达到 160 种到 1000 种不等，美国管理预算办公室在 2002 年提出的通用化测评指标包含一下方面：其一，低收入保障房绩效对比性指标，其二，就业率薪酬增长指标。其三，灾害治理指标。德克萨斯州是开展绩效活动最早的地方，评价体系也是美国各州的标杆。形成了以社会使命为战略发展方向、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平衡计分卡体系，涵盖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公众满意度、组织成员发展、内部过程优化四个维度。评价体系指标量化以及多维度测评是美国州政府评价体系的重点之一，是不可缺少的要素。自发起绩效评估后各州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公信力得到扭转，制度化的考评以及量化的评估模式也使得各级政府形成了独具特色、适宜发展的评估模式。
英美等一些西方国家绩效评估体系相对完善，到目前为止理论研究成果较多。在国际上政府绩效管理也是研究热点，绩效评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代表性著作有尼古拉斯亨利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他在书中谈到政府对公共事务或项目评估分五个阶段，分别是效率、 管理、预算、 民营化、 政府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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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 相关理论基础
2.1.1 新公共管理理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为应对财政危机及绩效赤字，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政府由传统的、官僚的、转化成具备弹性、适应变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在不同形式下这种模式有不同称谓，例如新右派、企业型政府、管理主义都统称为新公共管理。涵盖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应用、顾客服务导向化、行政环境内竞争机制的引介。总体来说，新公共管理以自立人为假设，是基于传统的管理主义和新泰罗主义为基础发展而来，它强调市场机能与市场环境导向性的公共行政，是实现理想政府治理的努力方向。但其是否意味着公共部门治理的新典范时代到来，目前无法下结论。如同学者凯特（Kett）所描述的那样历史许会记在公共管理是信息时代的革命，但三点必须小心处理，第一重塑理念，进行思考。第二管理过程是否与核心程序（人事、预算）相连接。第三，是否与治理结构（宪政体制、民主体制）相呼应。
2.1.2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
Murphy（1990）认为绩效是个体在组织中工作目标与组织目标相关联的一种行为考评。Compbell（1900）指出：“绩效被视为一种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行为表现。”绩效管理通常被看成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分为绩效计划、绩效实施与辅导、绩效测评、绩效改进。具体如图 2-1 所示。
依据绩效来评估公共部门管理效果。其内容广泛复杂，包含政府成本，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公共部门治理水平等方面内容公共部门绩效若详细划分有四个方面：第一经济绩效，主要可以依据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就业率衡量。第二，社会绩效，如治安情况绿化率，公共产品服务设施等指标衡量。第三政治绩效，政治绩效表现为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第四文化绩效，是学习能力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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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衡量绩效的标准
绩效研究学者 Flynn 认为衡量绩效应涵盖四个维度，也即 4E 指标，首先是效果（effectiveness），很多难以量化的公共服务就是依据效果作为考评服务的重要指标，效果一般情况下是指实现公共目标的程度，例如公共设施改变程度、满意程度等等。效果着眼于目标与成果。一般而言以产出与结果进行衡量。然后是效率（efficiency），效率包括生产效率、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指生产和服务的平均成本，而配置效率指政府提供产品服务能否满足相关利益者的不同偏好。与经济学家提出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即资源配置能否达到多数人最大的利益。然后是公平（equity）。传统行政偏重效果与效率，容易忽视公平。自 新公 共 管理 理 念开 展 以来 ， 公平 成 为了 重点 考 评指 标 。行 政 学家 弗 里德 里 克森（Friderickson）认为社会公平包括：单纯的个人公平（equity）与分部化公平（segmentedequity），集团性公平（block equality）与机会公平（prospect equality），以及世代间的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ality），最后一个是经济（economic）。在进行绩效衡量时，最初会想到的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程序，组织花费的金钱数额，也就是经济指标要求以尽量低的投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4E 指标是一般性的行列绩效的标准。
在实践过程中，绩效指标设计收到多种因素制约，学者卡特（Neil Cater）认为好的绩效衡量指标要符合以下标准：（1）界定清晰并且要具有一致性。（2）由组织所有者应用，杜绝依赖外部因素。（3）与组织目标需求达成共识。（4）被评估单位与成员不可干预绩效指标运作。（5）必须有综合性与界限范围。（6）建立的指标所使用信息一定要广泛且正确。（7）符合组织文化。
本章节阐述了绩效评价的概念、特征及方法，首先明晰了绩效、政府绩效、政府绩效评价相关概念与内涵，介绍了绩效是如何从企业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然后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理论、平衡计分卡理论、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接下来是陈述了衡量绩效的标准，绩效的衡量是绩效评价的核心环节，同时最困难的过程就是确定指标体系，明确衡量绩效的标准是指标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对概念的明确以及对评估理论的掌握是本文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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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现状分析....................14
3.1 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取得的成效.................14
3.1.1 绩效评价方式得到改进.................14
4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模型研.......18
4.1 平衡计分卡的应用..............18
4.2 对平衡计分卡原有框架的调整思路...................18
5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22
5.1 构建平衡计分卡评价体系的要点................22
6 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有效运用的对策措施
6.1 建立多重绩效评价形式
目前牡丹江市政府是从各部门的抽调人员组成工作考核组后将测评结果向黑龙江省绩效办公室提交考评结果，评价机制较为单一。制定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首先是要认清工作职能与职责，制定出年终测评方案实施规范细则，对绩效考评组进行培训，成立监督检查组。绩效考评组要明晰工作职责，坚持公正民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对考核部门按统一标准，统一规范查访考核,对部门所呈报材料如实汇总整理，确保考核公平公正，其次要优化工作成员结构，参与人员的多样性能够确保公正客观。可成立专家委员会，增加群众志愿者社会评议员。一方面保障理论技术上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在了解民情基础上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多角度全方位的评价体制是体系正常运行的保障。
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引入能够促进评估体制的客观公正，强化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强化公民参与度。甘肃省最早引入第三方评估，委托兰州大学对绩效进行评价。应用第三方评估要确保评估信息的准确性，应做到以下几点：（1）多元化收集整合信息：采集相关绩效信息后整合日后查询提供便捷。（2）明晰第三方评估职责：第三方评估独立于政体之外，具有独立性。实施过程中要明确第三方评估职责，确保其实施过程的自由度。黑龙江政府在 2011 年采取第三方评价机制，针对社会满意度进行了评估。但最初形成第三方评价机制模式是在 2012 年，省政府成立了考评考察工作组，第三方成员组有部门团体、群众代表组成。牡丹江政府可参照以上方式，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多维度对绩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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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政府绩效管理是新公共管理的前沿课题，是依照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方法最大程度评估政府部门行政管理实施效果，以此为基础提升改进绩效管理实施方式。本文在中外政府绩效评价实践基础上，以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为背景，分析牡丹江市政府现行绩效评价管理体系现状以及存在问题、问题成因，运用平衡计分卡原理构建适用于牡丹江市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价体系，并且提出保障此评价体系顺利运行的措施及建议。论文的研究成果与创新点总结如下：
（1）确立全面且科学的指标。研究过程中参考中外政府先进绩效管理理念与方法，分析平衡计分卡应用政府部门的可行性，结合牡丹江市政府社会经济形态，从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四个维度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财务、公众构建了指标体系，这些指标涉猎广泛，从经济到民生到可持续发展都有涵盖，特别加入了现行牡丹江市文化旅游、12345 民生热线的考评指标。
（2）多种绩效评价方法融汇运用。本研究融汇运用多种绩效评价方法构建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指标分级则参考关键绩效指标法，在指标确立的过程中参考平衡计分卡体系中的四个维度进行确立。对于指标权重，采用改进后的层次分析法确定。多种绩效评价方法的融汇应用可以取长补短，去粗取精，这样能够综合各个角度构建出合适的评价体系。
本文针对牡丹江市政府绩效管理评价体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与实践性。但是综合分析后发现有诸多因素制约着地方政府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政府运行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目标管理能力亟待改进，管理监督举措不够完备，没有出台相关配套法规体系，阻碍了整体深化，提高行政效能。优化绩效管理体系需要从政府职能结构、组织效率、权责一致，制度约束方面着手，市级政府机构相比较而言较为精简，依绩效评价体系辅助管理可以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牡丹江市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对目前我国市级政府具有参考借鉴价值，从近些年牡丹江市发展重点“抓经济、惠民生、促发展”来看，强化公共事业管理，强化民生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绩效评价向专业化绩效管理也是政府绩效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三：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对策研究
1 引言
1.1 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贫困问题是阻滞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因素。如何消除贫困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面临的任务和责任。在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在农村，农村贫困问题制约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何有效的实现农村扶贫开发任务，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我国在 2001 年和 2011 年分别对扶贫开发制定了《扶贫开发规划十年纲要》，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等政策相继出台，使得 2015年贫困人口从 7017 万人减少到 5575，减少了 1442 万人，取得了丰硕的成绩。
但是，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仍存在着诸多困境，正处于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新的扶贫标准，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现行的农村扶贫开发模式，在执行过程中还有一定的偏差，工作机制还有待健全等诸多因素，使得我国扶贫规模和难度较大，扶贫开发出现更多的新的问题。
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黑龙江省有着特殊的区位特征、经济发展特征、社会文化特征等，其内部存在着垦区、矿区、农区、林区等类型的区域，不同的区域产生的贫困原因也不同，能够采取的扶贫方式也不同。虽然，在国家扶贫政策和方针的指导下，黑龙江省也相继出台了《黑龙江省政府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等一系列扶贫工作措施，但是，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仍然使得扶贫工作困难重重。
因此，在政策背景、现实背景下，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任务仍比较严峻，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积极破解面临的困境。有必要对黑龙江省整体的农村扶贫开发形势和现状进行深入的客观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挖掘原因，探索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应对之策。
1.1.2 研究的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现状的深入分析，找出当前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国内外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快黑龙江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为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任务有效实现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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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研究现状
贫困问题研究源起于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空想社会主义对贫困问题研究进行了丰富，它是基于政治制度视角探究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马克思又基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视角，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做出了延伸。后来，马尔萨斯通过“人口法则”阐释了贫困源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土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尽管关于贫困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歇，但是一直没有得出贫困的明确定义，真正意义上贫困的定义是郎特里和布思提出的，而这一定义的提出已经到了 19 世纪末。他们的对于贫困的定义对后续贫困问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意义，内容是：“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一些国际机构对贫困问题也很重视，比如世界银行在 1981 年《世界发展报告》和 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都对贫困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对贫困进行了定义：1998 年，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对贫困进行了描述：“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美国的劳埃德·雷诺兹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说：“所谓贫困问题，是说在美国有许多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之有起码的生活水平”。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贫困问题，对于贫困的产生，贫困的解决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研究主要内容。资本视角是诸多发展经济学家进行贫困研究的切入视角，他们比较一致的观点就是认为贫困出现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投入不够。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贫困恶性循环陷阱”理论，它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格纳·纳克斯提出。还有对其进一步深入的是“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它是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提出的。随后，“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被英国的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用来解释贫困产生的原因。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对于减少或消除贫困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它也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出现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观点都集中在资本视角上。之后，贫困的研究，开始向其他视角展开，突出的是认为人力资本是考量贫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许多学者开始把人力资本当作解释贫困产生的因素进行分析。代表学者是西奥多·舒尔茨，《贫困经济学》作为他的重要代表作品，于 1965 年发表，他把资本划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指出人力资本是决定是否能脱离贫困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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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贫困的基本概念
目前，关于贫困的含义还未达成统一的定义，对贫困的界定标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一是贫困内涵是多元化的。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有些学者重视物质贫困，有些学者强调精神贫困，有些学者关注的是城市贫困，还有学者探究农村贫困。研究的方向和视角不同，所界定的贫困含义也就会不同。二是贫困范围难以有效衡量。由于贫困的内涵式多元的，所以贫困范围的界定也就会难以统一衡量。比如有人物质上不贫困，但精神上却贫困，有人在这个地区是不贫困的，在其他地区又是贫困的，有人在农村是不贫困的，在城市却是贫困的。因此，无法明确的界定贫困的范围。三是贫困是动态的。贫困不是永久不变的，在环境改变，能力提升之后，就可以脱离贫困。而如果自然、经济因素改变，又会返回贫困。
国际上对贫困的定义主要有：在 1981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支出贫困是指“不具备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贫困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对生活水平加以衡量；“也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诸多社会、生活福利”。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再次对贫困给出了评价，包括了自我调控风险的评价标准，以及表达诉求方面的评价标准，不仅仅物质、健康、教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21 世纪贫困”给出专门的界定，认为“贫困远不止通常说的收入不足，实质是人类发展必须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恰恰这些要素才能把人们引向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1989 年，欧共体对贫困进行了定义：“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给出了定义：“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综合国内外和官方专家对贫困的定义，可以发现，由于研究方向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得出了不同的贫困定义，本文沿用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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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村扶贫开发相关理论基础
2.2.1 涓滴理论
涓滴理论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强调利益均沾。指的是在经济运行中，政府的财政补贴应当首先支付给规模较大的企业和机构，之后再进入规模较小的企业和机构，以及消费者，继而促进经济发展。某种意义上，是强调不单独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优惠，而是借助优先富裕的地区和群体带动其他贫困地区和群体富裕的过程。该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可以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改善现有经济环境，政府通过必要的转移支付等方式，将经济增长的收益以补贴等形式转移给其他人民，继而实现有效的就业增长和收入增加。
涓滴理论认为经济不平等是应该存在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流向，增加投资效益。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决策被涓滴理论影响，政府不再将对穷人的救助当做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而是采取促进投资的方式实现反贫困。
减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试图通过发展较好的地区利用涓滴效应，将发展优势扩散到其他落后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怎样借助这样的涓滴和扩散效应实现协调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扶贫开发内在的具有某种这样的特征，可以通过扩散和涓滴效应研究促进农村扶贫开发的模式。
2.2.2 目标瞄准型减贫理论
目标瞄准型减贫理论，从以往的减贫理论忽略贫困人群的力量出发，强调贫困人群也是经济增长，脱离贫困的重要推动力量。需要结合贫困人群的需求，设计政策框架，分配服务和资源，鼓励他们参与脱贫过程的设计、评估。通过制度使得贫困人群提升自身能力，有效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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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发展概况....................10
3.1 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发展历程...............10
3.2 黑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和扶贫开发现状..............11
4 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17
4.1 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17
5 国内外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及启示...................22
5.1 国外农村扶贫开发的经验.................22
6 促进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
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的攻坚目标是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确保全省现行标准下 211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8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为实现这一攻坚目标，提出促进黑龙江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
6.1 健全精准扶贫开发工作机制
6.1.1 强化动态贫困识别机制
依据精准扶贫标准，实时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进行筛查，保证贫困人口有进有出，做到动态监测和及时调整，做到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尤其是处于贫困线边缘的人口，做到有效精准识别，防止遗漏。对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进行跟踪，采取动态的管理，控制好新进、延续和退出的重要环节。严格展开系统核查，依据逐级抽查、互不交叉和“双随机”抽取的管理原则，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省级抽查、市抽查、县抽查的分级全面核查，及时纠正识别偏差。
6.1.2 完善扶贫措施执行机制
在完成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动态核查基础上，应当设立具体的精准扶贫台账，实现“卡-册-簿-档”一体化的制度，即贫困户有卡、贫困村有册、贫困乡有簿、贫困县有档。保证扶贫工作能够做到了解贫困产生原因、掌握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正确解读扶贫政策、明确扶贫的总体目标，承担扶贫工作责任。依据“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对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实现精准把握，实施“一村一策”和“一户一法”的精准措施。运用特色产业引领、社会医疗和福利救助、教育提升脱贫能力、整存搬迁等方式对现有贫困人口进行脱贫，同时运用社保政策兜底方式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实施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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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农村扶贫开发是消除贫困，实现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面临着各种困难。黑龙江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扶贫开发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在发展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对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面临诸多的问题。主要是贫困人口数量较大及驾驭资本能力较弱、脱贫稳定性差、返贫多因性、贫困人口参与意愿和主体作用没有得到较好的调动和发挥、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有待完善等。
第二，借鉴了国内外农村扶贫的经验。英国多元福利救助模式、巴西社会发展战略模式、孟加拉乡村银行扶贫模式、广东省“双到”扶贫模式、河北旅游扶贫模式和重庆农村科技扶贫模式都对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有较好的启示作用。主要是加强与社会组织合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完善扶贫监督机制等。
第三，提出了黑龙江农村扶贫开发的对策。主要是完善精准扶贫开发工作机制、鼓励社会参与、健全农村扶贫开发的问责和监督机制、优化政策和制度保障促进脱贫等方面。
农村扶贫开发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长期努力，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深入挖掘可行的思路和对策。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四：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研究——以J省R市为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截至到 2014 年 12 月，中国行政区划统计中共计有 1442 个县，其中 368 个县级市，县级以下公务员近 430 万，占全国公务员行政编制总数比例的 60%，科级职务以下的人员占公务员总人数的 92％以上2。由于县级公务员将近占了全国公务员总数的 2/3，基数庞大，而相对应的职位又较少，因此县级公务员的职位晋升空间较小。另外，县级公务员的工作区域相对于全国地区而言，主要在基层，而基层公务员的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工作条件艰苦等已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得以发现并解决，长此以往，不仅使得县级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出现消极怠工现象，而且最终将影响政府行政工作高效率的实现。尽管国家近年来不断出台的多项利于公务员的政策，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往往在政策出台前进行决策的调研对象不够全面，通常仅调查到县级的主管单位就了事，而且调研的方式也不够全面，听听主管部门领导的工作汇报，而鲜少去听听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的建议和意见。县级公务员作为国家或省级颁布政策的收受主体，能够发声的渠道少之又少。
J 省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对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J 省共计有 78 个县，其中包括 10 个县级市，县级以下公务员近 12 万，了解该省的县级公务员满意度状况有助于发现当前阶段中部地区的公务员存在的重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对提高中部地区公务员的满意度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
二、选题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首先，它丰富了国内对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方面的研究。虽然学术界对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其一，国内选取的调查对象的县级地区十分有限，有些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县市，并不能代表国内整体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现状。其二，国内学者对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在样本的选择上仅限于公务员的某一特征群体，如青年公务员等；再加上各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情况不同，比如公务员工资组成部分中的 45%就是地区附加津贴，地区差异较大，各地公务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研究结果也有失代表性。本文选取中部欠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希望可以为国内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作一个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方面的研究。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内涵。国内对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激励理论中的内容型激励理论和过程型激励理论，而较少用到人性假设理论。本文基于麦格雷戈的 X—Y 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县级公务员是带有不同的需要和动机加入公共组织的，包括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的人性假设来理解公务员的行为方式和工作态度，继而针对不同的公务员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使公务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作出有效的工作成绩，最终提高政府部门的绩效。因此，本文选取 X—Y 理论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 X—Y 理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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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满意度最早被使用在私营部门中，私营部门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而较高的员工满意度对提升私营部门的盈利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欧文·休斯曾写到“所有的政府活动都需要组织与人员——公务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经济行为界限明显的偏离公共部门而向私营部门转移。经济资源和政府职能的转移势必会影响并依赖于公共部门中的工作人员。在公务员的拖沓及效率低下引起公众质疑的背景下研究公务员工作的满意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规模和职能的扩大，除了最高层的公务员从事政策建议的工作职责外，其余大部分公务员都提供着服务的职能。因此，Caiden（1982）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获得的雇佣条件是相同的，对于公营部门来说可以采用相同的雇佣标准。雇佣标准的趋同意味着用于测量私营部门工作满意度的工具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当中来。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工作满意度被译成英文为 Job satisfaction ，狭义的工作满意度（narrow job satisfaction）是指员工是否对工作充满热情，是否热爱工作，而广义上的工作满意度（generalized job satisfaction）则是对工作的方方面面的满意程度，比如工作环境、人际关系、晋升渠道以及对工作的认知等。工作满意度的定义最早由美国的 Hoppock（1935）在《Job Satisfaction》一文中提出，他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工作者对工作情境的一种态度和情绪上的主观反应，主要来源于生理和物质属性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工作倦怠感、工作条件、工作内容、领导方式等。美国心理学家 Frederick Herzberg（1959）在《工作的激励因素》一书中提出了hygiene-motivational factors，即著名的激励—保健理论，因其中包含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这两个因素，故而又被称为双因素理论。它认为员工在工作中的内在驱动力皆是由这两个因素引起的，只有在二者因素都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员工才会朝着目标不断迈进。激励因素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会大大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保健因素得不到满足会导致员工不满情绪的产生，但是却不会起到增强积极性的作用。瑞典学者 Hulin（1969）认为工作满意度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分别是工作本身、工作报酬、职位晋升以及人际关系、工作所处的环境等。对不同因素的满意程度则代表着员工在其工作的过程中不同的情绪感受或心理满足感。
早期的工作满意度研究主要集中在私营部门，其真正被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研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传统的人事管理被新兴的人力资源管理所取代，这种变化趋势也逐渐被扩展到公共领域。因此，国外学者在借鉴企业员工工作满意度研究的基础上，将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扩及至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大体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人性假设的角度；二是基于工作生活质量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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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基础与理论依据
第一节 研究基础
一、工作满意度
我国学者对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文参考目前为止最著名的研究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方法——工作描述指数法（JDI），取其中工作本身、工作回报、单位管理、职务晋升、人际关系这五个维度来给出工作满意度的涵义。
（一）工作本身
工作本身指的是与工作本身有关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它包括了工作任务、工作环境、胜任感、工作效率、性格与岗位匹配感、工作具备的挑战性、发挥自身专长、个人价值的实现、工作资源、社会地位、工作压力承受度、职业稳定性。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工作动机的主要动机来自于内部，因此工作本身作为内部激励因素便成为了最主要的维度。
（二）工作回报
工作回报在双因素理论中被赫茨伯格划分为保健因素，认为它的满足不能够带来工作满意度的提高，但是不满足却会导致工作满意度的降低。工作回报是指工作能够给人带来物质上的回报，包括工资水平与生活需求的平衡、工作量与工资回报匹配度、福利、本职业的薪酬满意度。拥有一个公平、合理的报酬制度是决定公务员工作高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三）单位管理
单位管理是指管理和制度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单位整体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效率，所占用个人的休息时间，在制度具体实施上的公平性，培训机会，绩效考核制度、人事管理以及总体上的管理制度。好的组织管理制度是合理的，好的组织结构是权责明晰的，有助于使公务员产生满足感，提高其满意度。
（四）职务晋升
公务员中的职务是指工作中具有的头衔称谓，代表着职责的大小和工作能力的强弱，例如县委书记、县长等；而职级是一种资历的体现，指的是与职务层次所对应的级别，比如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县科级正职等。我国针对县级以下机关由于受机构规格的限制而过分看重职务的现象改变了以往职务晋升的唯一途径，作出了在县级以下机关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目前我国公务员的晋升通道主要有职务和职级两种。职务晋升维度主要包括职务级别是否达到理想状态，对现有的晋升通道是否满意以及单位所提供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五）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的维度包括单位整体的人际关系、工作受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度、沟通是否畅通以及与领导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能够使公务员处在更加愉悦的环境中工作，身心愉悦，就会导致满意度的增加。
（六）工作满意度的含义
本文综合以上描述工作满意度的五个维度，将工作满意度定义为用数字来衡量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方方面面的一种心理状态，其中包括对工作本身、工作回报、单位管理、职务晋升和人际关系的衡量，将这五个维度的指标通过评价得出的分值运用加权运算得出员工对工作满意度的现状并找出短板，从而达到提升满意度，改进管理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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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依据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又称为“理性——经济人”、“实利人”或“唯利人”，这一人性假设最初起源于 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交换的经济理论中，它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工作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经济报酬。著名的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人事管理理论中的 X 理论都是以这一理论假设作为基本假定和前提。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它将政府中的公务员看作政治市场上的经济人，认为政府公务员是一种作为政策执行者的经济人而存在的，公务员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他们会在外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便不难解释“寻租”等腐败现象的滋生，最终导致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
公务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当薪酬、福利等来自工作上的回报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时，必然会使工作的满意度降低，满意度的降低使工作失去了积极性，工作效率随之下降。
二、公共人事管理理论
公共人事管理理论以人性假设的视角分析公共部门中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创立，并于 60 年发表展并趋于成熟。创始人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基于 1943 年提出的马斯洛需要层次说概括出著名的“Y 理论”。
麦格雷戈的公共人事管理理论以人性需求为其假设前提。认为人是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当初级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了较高满足后，而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感情和归属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传统的人事管理理论——X 理论便不能够发挥它原本的激励作用。因此他对人的需求特性和行为动机有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全新认识，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人事管理理论——Y 理论应运而生。Y 理论这一假设前提打破了以往传统人事管理所认为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将组织中的人以成本转换到以资源来对待，强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工作为中心。当人们处在较低需求阶段时，工资条件和回报、津贴加上监督、控制的手段往往能产生很强的动力，一旦低层次需求满足后，人们的需求便趋向于社交的、人格的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因此，公共人事管理新理论——Y 理论认为人们天生对于组织上的需要采取积极的、配合的态度。
在麦格雷戈看来，人们这种主动的、积极的天性为了能够满足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会促使人们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而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也达到了个人的目标。根据 Y 理论的指导思想，麦格雷戈认为人事管理是一个帮助并引导人们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者需要为人们创造机会，挖掘其潜力，为其工作排除障碍并且鼓励其发展。而这一过程明显区别于 X 理论指导下的人事管理过程——是一个为适应组织的需要，不断指挥人们工作，推动、控制并改正人们行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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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 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研究假设与问卷设计 ..................... 19
第一节 R 市基本概况 .......... 19
第二节 问卷设计................. 19
第四章 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实证研究 ..................... 24
第一节 个体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24
第二节 调查问卷效度与信度检验...................... 25
第五章 提高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对策与建议 ......................... 43
第一节 强化物质激励作用...................... 43
第五章 提高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以 J 省 R 市公务员为研究样本，运用李克特评分加总式量表对问卷中的问题进行计分，将得到的数据通过 SPSS 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分析得出要提高县级公务员的总体满意度，需要对工作本身、工作回报、单位管理、晋升以及人际关系这五个维度给予重点关注。根据这五个维度得出满意度分值的高低并结合实地调研中所出现的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分别是强化物质激励作用、加强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健全公务员遴选机制以及促使权责的一致性。
第一节 强化物质激励作用
对于物质上的激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工资水平显然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地区的津贴又占工资构成部分的 45%，因此缩小东中西部工资水平的地区差异应是重点。根据经济人假设理论，政府公务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许多县级公务员不愿意呆在县域里，与工资回报少，补贴低，这些与其相对较差的工作条件、繁重的工作任务以及工作压力大、晋升空间小等不构成公平的匹配，因此为了建设县域留住人才，提高县级公务员的满意度，就必须在物质上给予最大程度的回报，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才能最终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如果公务员被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物质方面的需求“套牢”， 不仅无法维系公务员对工作的热情，而且长期用这种被动、消极的心态驱动工作，无疑是对其廉洁奉公意识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物质激励，公务员无力关注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就无从考虑为促进个人的职业发展，在培训方面进行投入，长此以往，公务员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得不到提升，必然会影响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乃至整个县域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一、构建公平合理的报酬制度
加薪、和津贴福利的发放，往往是按照年龄和一定的职务级别实行分配，因此对于工作年限不长刚入职的青年公务员来说收益较小，加薪的幅度小，而年龄较大、职务级别高的公务员往往收益较大。下一轮薪酬改革应当根据公务员职级与职务的不同合理规划薪酬体系，提升正科级及以下职务级别公务员薪酬的增长幅度，将其逐渐与处级以上职务级别的公务员薪酬的增长幅度拉到同一层次。除了根据工作年限发放工作补贴以外，同时还根据从事具体某岗位上的工作条件是否艰苦，工作任务是否繁重等现实因素结合实际将各工作岗位划分不同等级，给予公平合理的分配，这样不仅能够消除由于岗位造成的工作量不同带来报酬分配的不公感，而且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实行工作补贴会显著提高县级公务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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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提升提高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目的在于使得公务人员有良好的绩效表现以及较高的服务品质。而要提高公务员的满意度，政府组织在管理过程中就必须达到一切影响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工作生活质量标准。由于地区差异及实际情况不同，各地区及各部门之间的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程度也不同，对县级地区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本论文旨在通过对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进行分析，构建出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回归模型，通过分析相关因素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深入挖掘出影响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显著因素，并通过满意度总加分量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出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测评得分最低的因素，从而找出现阶段县级公务员主要存在不满的方面，从而持续推进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最终实现县级政府行政的高效率。
论文通过发放并收集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问卷，运用 SPSS 统计分析得出影响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工作本身、工作回报、单位管理、职务晋升以及人际关系。除了工作时长外，其他七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各个维度上均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差异，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总体满意度也存在显著影响。各个维度与总体满意度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均对总体满意度呈显著影响，并得出在影响县级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的五个维度中，对总体满意度作用大小依次排列为：工作本身>人际关系>职务晋升>单位管理>工作回报。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县级公务员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且在各个维度的满意度均值比较中工作回报维度的满意度相对较低，人际关系维度的满意度相对较高的结论。
根据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满意度较高，因此组织应当继续协调好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关系，保持良好的沟通环境，固化其作用。而对于满意度较低的工作回报上应当给予改良，建议组织准确识别每位公务员的个人目标，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起来，构建公平合理的报酬制度，并将个人目标与有效的绩效挂钩，且针对不同的个体特征采取不同的方式指导并帮助其扫除通向高绩效工作道路上遇到的障碍。最后本文结合实地调研中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强化物质激励作用、加强公务员职业生涯管理、健全公务员遴选机制以及促使权责一致性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五：整合视角下我国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研究——基于南通市S街道的实证调研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为了减缓大学生就业压力，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亟需人才的困境，自1995 年起我国不少省市地区就已率先开始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历经十年的探索和尝试，2005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明确提出从 2006 年起国家每年将有计划地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通过法定程序安排担任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相应职务，力争在三年到五年内实施一村至少有一名高校大学毕业生的目标。截止目前，大学生村官政策正式实施已超过 10 年。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在时任党中央 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给大学生村官们的回信中，他指出之所以这一项政策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批有科学思想、知识和眼光的新农村建设骨干力量；第二，保证党和人民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需要培养大批经受过基层特别是农村艰苦环境锻炼，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后备干部人才；第三，鼓励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需要大批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的高校毕业生发挥表率作用。故从政府来看，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目的在于：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培养党政后备干部人才和促进就业。对大学生本身而言，是实现理想、锻炼能力、提升水平和就业的需要。而对村（居）而言，该政策则是为了改善干部年龄、知识结构和培养村（居）合格的接班人。
然而从各地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情况看，结果却是喜忧参半：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政策目标，但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大学生普遍缺少基层工作的经验、择业动机不一，在融入农村环境上较为迟缓，也影响了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另外，大学生村官政策本身也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凸显出一些问题，如自身合法性不足、政策融合度较低、相关大学生村官保障机制也有所欠缺，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村官流失严重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虽然我国学者对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研究的切入视角单一，看问题不够全面容易导致结论的信效度低；二是研究方法虽多以实证为主，但调查对象多只限于大学生村官本身，少部分还以村干部、村民为调查对象，而与该政策执行切实相关的政府执行机构、高校就业促进部门等则鲜有研究者作为调查对象；三是已有研究普遍不善于将政策执行研究理论与我国实际结合，缺乏理论支撑，文章结构较为松散、逻辑性不严密。
总之，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执行偏差现象及已有研究的不足促成了本文对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的研究。从理论意义上讲，本文将有助于现行大学生村官政策和长效机制的完善与改进，进而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举措。从实践意义上讲，本文将对进一步改进大学生村官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工作，指导政府和高校加强对基层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提升社会公众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及大学生村官群体的认知和理解，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执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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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公共政策执行综述
1.2.1.1 公共政策执行的定义
西方学者率先展开了政策执行的研究。政策执行研究奠基人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从衔接政策制定和政策意图的角度，认为执行可被看作是目标的确立和适应于取得这些目标的行动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过程。范美特和范霍恩（1975）从执行主体的角度，将公共政策执行界定为：为了实现先前的政策决定中所确定的目标，接受有关政策指导的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个体（或团体）所采取的行动。查尔斯·琼斯（1977）则侧重执行的过程和步骤，认为公共政策是将一项政策付诸实施的各项活动，在诸多活动中，尤以解释、组织和实施最为重要。所谓解释就是将政策的内容转化为民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指令；组织就是指建立政策执行机构，拟定执行的办法，从而实现政策目标；实施就是由执行机关提供例行的服务与设备，支付经费，从而完成议定的政策目标。而我国学者多从过程的视角对政策执行作出阐释，较有代表的观点如下：台湾学者林永波和张世贤（1982）将政策执行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执行的机关和人员组合各种必要的要素，采取各项行动，扮演管理的角色，进行适当的裁量，建立合理可行的规则，培塑目标共识与激励士气，应用协商化解冲突，冀以成就某特殊的政策目标。陈振明（2003）认为政策执行是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政策执行总是指向政策目标的，且伴随一系列促使目标达成的行动，故将政策执行界定为：为了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1.2.1.2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综述
从上世纪 70 年代至今，西方学界对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多围绕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因素展开讨论，从而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的三种研究模式。
（1）自上而下研究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由于政策执行还处于研究伊始阶段，故该阶段的研究重点还停留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上，着重细节性的描述某项特定政策是怎样在一个或几个地区得到执行的过程。由此而延伸出的一种经典的政策执行研究方法便是自上而下研究模式，代表人物有普瑞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1973）、甘恩（1978）、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1979）等采取该模式的研究大都基于一种假设，即“政策执行始于中央政府的决策”。研究者们认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分开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各司其职。此外，政策执行被看作是政策制定的后续过程，两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政策设计的目标是否清晰、合法性是否充足、执行计划是否确实、能否妥善控制执行者的诱因和纪律等。由于该模式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故也被称为“理性模式”，但是该模式过分强调中央政府的政策及目标，忽视了基层执行组织与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能动策略。正是这样的理论缺陷使得该模式遭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人们开始把研究的目光从中央政策制定转向基层执行，也就是自下而上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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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概述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本文试图从政策、结构和行为三个视角较为完整地剖析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问题。本章内容分别对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主要内容、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情况和公共政策执行的相关理论作出阐释，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提出合理的理论假设，为后一章节的实证调研奠定基础。
2.1 政策视角——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主要内容
大学生村官政策制定是否科学、合理，是该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这一 小节主要根据官方文件资料阐释大学生村官及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主要内容，具体如下：
2.1.1 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村官是对“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的一种通俗叫法。大学生村官并 不是实质上的“官”，他们的职务是村党支部（党总支、党委）书记助理和村（居）委会主任助理。根据官方文件，一般来说大学生村官的岗位职责是协助做好服务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服务基层建设、各类民政事务和行政事务等。由此可见，大学生村官一般是在农村从事辅助性和服务型的工作。本文所讨论的“大学生村官”，根据绩效表现，可分为进入“两委”①的大学生村官和普通岗位的大学生村官；根据在职与否，可分为在职大学生村官和离职大学生村官。
2.1.2 大学生村官政策
2.1.2.1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演变历程
1995 年至 2001 年是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萌芽期。1995 年，江苏率先开始聘任 大学生村官。随后，海南、浙江、广州、辽宁等省市开始试验性地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这一时期该政策的特点表现为，规模小、形式多样、安排不完善、影响力小，但是逐步为知识分子回流基层社会开辟了正式渠道。2002 年至 2005 年是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探索期。随着社会各界对新农村建设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日渐突出，大学生村官政策在全国得到了普遍认可，并得以扩大推广。这一时期该政策的特点表现为规模较大，运行机制较完善，影响力较大，在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稳定农村社会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5 年至 2008 年是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验期。大学生村官计划由此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直到 2008 年初全国共有28 个省市区实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这一时期大学生村官队伍迅速壮大，各项运行机制趋于完善。2008 年至今是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成熟普及期。2008 年初中组部等部门决定，用 5 年时间选聘 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这一官方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该政策在全国的各个省市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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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构视角——我国基层治理的基本情况
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的社会环境在基层。根据政策执行理论，环境是影响公 共政策执行的又一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前的基层治理背景详细分析。
2.2.1 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最早是由我国学者费孝通提出。他认为，由于生长在乡土社 会的人们的活动范围在地域上有所限制、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所以形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人情”或“面子”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摆事实”、“讲道理”、“劝说”、“谴责”、“诱导”等方式成为日常重要的权力技术。在这样的社会里，讲人情、给面子也就成为了一项长期的互惠合约，根据不同的场合、情况介入礼物、问候、访问和帮助的互换，这构成熟人社会里独有的伦理体系，当社会中的人与人相处时，这一套伦理体系将指导和规划他们彼此的行为。
基层社会除了仍是一个熟人社会，其与城市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语言沟通上，基层社会中并没有使用普通话沟通的习惯，大多情况下人与人使用方言沟通。如若陌生人进入到基层社会，仅凭是否会熟练操持一口“土话”，就能迅速拉近或拉大陌生人与当地人的距离；在作息习惯上，基层社会里的人习惯“早起早睡”；在娱乐方式上，基层社会相对单一、时间也相对固定，如下午打牌、闲聊，晚上看电视，周末出门消费等；此外，基层社会的工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状况也相对落后，尤其是农村社会，交通不便也是问题。
基层社会中，多数是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且因 为外界对基层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较大，故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社会中的人更加注重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这里的私人利益相对于公共利益，短期利益相对于长期利益，“自私”、“浮躁”、“急功近利”是当前基层社会中人的最为直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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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的实证调研 ...................... 35
3.1 实证调研的开展 ...................... 35
3.1.1 实证调研单位情况介绍 ................... 35
第 4 章 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的构建与反思 ........... 53
4.1 调研结论：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的构建 ................. 53
4.1.1 大学生村官 ................. 55
第 5 章 总结与展望 .................. 64
第 4 章 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的构建与反思
4.1 调研结论：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 S 街道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际落实情况和 S 街道大学生村官生存现状的调研，本文形成了展现影响进入村（居）“两委”的优秀与一般岗位的大学生村官、在职与已离职大学生村官工作情况的对比情况（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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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总结与展望
大学生村官政策自执行以来，为我国基层建设、党政后备干部队伍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具有先进知识与理念的青年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与此同时，国家主导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策目标、是否真正为基层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一直是公众热议的焦点。
本文立足这一焦点，从政策、结构与行为三个视角探究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执行问题，在对大学生村官政策主要内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基本情况和公共政策执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的理论假设，并通过对南通市 S 街道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情况的实证调研，尤其是通过对S 街道进入村（居）“两委”的大学生村官、一般岗位的大学生村官和已离岗的大学生村官的对比，基本印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进而建立了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支撑体系。
本文认为，影响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是大学生村官自身，包括大学生村官自身的职业认知与定位、工作胜任力和心理调适能力；二是大学生村官所在的村（居）环境，包括大学生村官所在的村（居）环境的认同、支持和接纳程度和发展机遇；三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包括大学生村官的选聘机制、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流动机制等。其中，村（居）环境和大学生村官政策会进一步影响到大学生村官的心理调适能力，大学生村官政策中的培养机制、激励机制和流动机制会间接影响到村（居）干部对大学生村官及其工作的认同与支持程度。但通过“优秀”大学生村官的调研，本文认为，大学生村官自身，其中包括对大学生村官岗位有明确的认知和清晰的发展定位，具备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工作胜任力，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以及善于变通、迎合环境的变化，并善于抓住村（居）之于其自身的发展机遇，才是大学生村官政策有效执行的最关键因素。
此外，通过实证调研中的观察、访谈等，本文认为 S 街道政府执行大学生村官政策、实现大学生村官政策目标的整体效果较好，但也存在“形式主义”——忽视对大学生村官群体培养效果的评估、缺乏对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关怀以及激励机制效果不佳等问题。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转变传统看待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中关于“利益、身份、跳板和互惠”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大学生村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建设性思考：大学生村官政策应尽可能满足大学生村官政策相关者的诉求和利益、大学生村官应积极融入村（居）环境、合理规划发展以获取实质上的“身份”、实现“跳板”的价值以及村（居）组织应在认同的基础上努力接纳和关怀大学生村官群体等。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六：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苏州市乡镇政府的实证研究
第一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综述
（一）政府信任研究综述
1、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类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比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内部腐败事件频发，政府工作人员庸政、懒政等，导致政府信任受到了广泛关注，总体而言我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公民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关系，另一个是公民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有研究表明，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政府层级越低，信任度越低”的趋势。公众（农民）对主要政治机构有高信任(Shi，2001①；Li，2004②；Wang，2005③)，一些学者从文化价值、后物质主义、威权主义角度提出解释(Shi，2001；Wang，2005；马得勇，2007④) 。程倩（2009）认为政府信任指国家权力实施过程中所设计的对象，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的社会公众，对行政体系总体的，即对行政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状况的合理期待，以及行政体系对这种合理期待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关系⑤。Stephan 将政府信任分为三个维度，即能力维度是指公众认为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其目标的程度；仁慈维度是指公众认为政府表现对公民的真正关心的程度；诚实维度是指公众认为政府很好地履行了其职责，公务员廉洁自律的程度⑥，符合本文表达的概念。
2、政府信任的前因变量
关于政府信任的前因变量，主要有以下几个分析角度：一是政府作为方面。如陈明哲的研究表明，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因素依次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形象、制度公开化程度不高、行政行为不当、行政能力欠缺⑦。调查发现，公民之所以不信任地方政府，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政策偏差，导致民生问题出现，尤其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正如Nye将其总结为政府无效率、浪费公款并花费在错误的政策上。另一方面是执政方式不当，如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暴力执法、暴力拆迁等。Volcker认为公民对政府效能的整体评价较低，是政府信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尤其表现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公众在这方面的感知更加突出（Volcker，1999）。Core同样指出政府的浪费与行政效率低下是导致公民不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胡荣指出信访制度失灵是农民政治信任流失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公民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是因为政府政策执行不到位和政府官员的不当言行以及贪污腐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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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一）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兴起，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它强调人类行为中的心理因素，被称为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因此，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社会交换理论由霍曼斯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有布劳、埃默森等。
社会学家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任何人际关系，其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只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精神和物质的交换过程达到互惠平衡时，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而且只有在互惠平衡的条件下，人际关系才能维持。霍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活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其本质都是一种交换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交换关系，社会即为个人行动和行为交换的结果。此外，个体除了争取与他人的交换平衡，也追求交换收益，即获得的回报的价值与付出的成本的差异达到最大化。他指出人们在进行交换活动时不仅限于物质需求，也包含认同、关注、信任等精神需求。
布劳的理论虽然是以霍曼斯关于交换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但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受到社会交换的影响，社会交换只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提出必须符合两个要素才能使行为变为交换行为：一是该行为的最终目标只有通过与他人互动才能达到；二是该行为必须采取有助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布劳将社会交换界定为“当别人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作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他认为社会交换是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他们都通过交换得到了某些需要的东西②。
布劳的交换原理包含理性原理、互惠原理、公平原理、边际效用原理与不均衡原理。影响社会交换的最基本的社会原理是互惠原理和公平原理。互惠原理是指一旦发生社会交换, 受惠一方就必须承担和履行回报义务。一旦破坏和违反了互惠规范，交换过程也就自行中止，甚至会导致冲突③。互惠原理认为人们之间交换报酬越多，越可能产生互惠的义务并以此来支配以后人们的交换。公平原理是指人们建立的交换关系越多就越有可能收到“公平交换”的制约，在交换中越是不能实现公平规范，被剥夺者就约会倾向于惩罚违背规范的人。理性原理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个体是“理性经济人”，人们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效用、利润或社会效益，用数学公式表示就是：行动发生的可能性=价值×概率。边际效用原理是指一个人越是经常地得到某种报酬，那么随着报酬的增加此人所获得此报酬的满足感和价值感就会减少。不均衡原理指的是在社会单位中，某些交换关系越是稳定和均衡，其他交换关系就越可能变得不均衡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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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政府绩效的不同维度对政府信任有何影响，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有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客观绩效已无助于政治信任的维持，而公共产品方面的治理绩效（如降低失业率、基尼系数和提高人均福利支出等）更有助于塑造政治信任（孟天广等，2012），而在政府部门中，由于深受唯GDP政绩观的影响，经济绩效对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是否更强？这也值得进一步探究。同时，根据Berman等研究指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可以有效降低公众对政府的批评、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因此，推断尽管存在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可能具有直接影响效应，但是简单把两者联系起来不够严密，是否在两者中间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这也是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参与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公民在评议政府行为、参与民主决策时对政府评价比较高这一现象。如果除了政府内部评价外，公民无法参与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那么他们往往就不愿意以主人翁的态度去提出绩效改进意见，如果在政府绩效评价过程中，缺乏良好的公民参与，那么公民往往对政府的绩效感知满意度较低。据此推断，公民参与会调节政府绩效中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公共事业以及内部流程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一）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
政府部门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有效的绩效评价工具，是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公共事业与内部流程构成的一个整体，由此，从政府绩效的四个层面出发，逐一剖析不同维度的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社会稳定是和谐社会的晴雨表，是指公众对政府当前社会治安、医疗保障体系、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的满意度。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诸如苏州通安、云南孟连、各地扶贫事件、PM项目一闹就停等，这些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负面影响，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变得日益脆弱，导致地方政府信任受到质疑，说明公众对于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因此，深入、客观、科学、综合地审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公众对政府尤其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问题，对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发生了巨大转变，公民在教育、医疗、环保、社会保障等方面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然而，转型期我国也面临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社会矛盾凸显，这对农村地区造成的影响尤其重大。乡镇政府作为处理农村事务的一线基层政府，直接面向农村的各类矛盾与冲突，一旦处理不当，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更会加剧此类现象，势必使农民难以信任政府，也会导致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是关系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事实。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而近些年却达到甚至超出了0.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高于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②，这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由此，导致公民产生明显的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贫富差距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日益惠及大众，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城市低收入居民、农村贫困人群和农民工等，他们的生活水平相较过去有了质的飞跃，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均衡带来了权利不公和机会不公，这背离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公平的表述。养老金“双轨制”等政策倾斜，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配鸿沟，在横向比较中，弱势的一方自然会产生心理落差，觉得其他群体获利更多。相对剥夺理论有助于解释此现象，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往往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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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相关数据的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地调研方式获得。主要的抽样策略是：根据苏州市四市六区的乡镇（街道）情况，随机抽取 10 个乡镇作为政府绩效的测评对象，而问卷的受访者是随机抽样选取的调研对象。调查问卷主要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发放：（1）通过委托自己的师兄师姐（乡镇街道部门），请求他们在自己所在地区发放纸质问卷。（2）跟随苏州大学社会公共文明研究所测评小组从事调研，同时委托小组其他成员帮忙进行问卷调查，这样调查便于数据获取。为了确保较高的问卷回收率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采取结构化问卷。问卷涉及政府绩效、公民参与和政府信任等很多问题，都是与乡镇地区密切关联的，便于问卷填写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第二，在调查过程中告知被调查人员的回答仅供科研使用，并对相关人员的资料进行严格保密。问卷调查时间为 2015 年 9 月至 10月之间，期间共发放问卷 970 份，最后回收问卷 925 份，删除所有选项均为一项、连续三项缺选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计 870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9.7%。问卷具体详情见表 1。
（二）研究工具
本文涉及政府绩效、公民参与与政府信任，因此对变量的准确衡量是结果可靠性的前提保证。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调查问卷在参考国内外大量调查问卷且保证具有较高信度与效度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特色的文化及国情，进行相应修正。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应用国内外已被使用过且被认为有效性较高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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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31
一、效度与信度分析..................31
（一）政府绩效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31
（二）公民参与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31
第四章 提升苏州市乡镇政府信任的对策建议.................39
一、政府绩效层面.....................39
（一）构建平衡计分卡模型的绩效指标体系....................39
（二）明确政府绩效改进的重点...........40
第四章 提升苏州市乡镇政府信任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一章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共事业、内部流程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同时公民参与在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之间起到部分调节作用，即在良好的公民参与氛围下，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以政府绩效、公民参与为主要视角，从以下两个主要层面鼓励公民参与，从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
一、政府绩效层面
（一）构建平衡计分卡模型的绩效指标体系
绩效指标体系的建构是绩效评估的关键性工作。其科学性如何直接决定着绩效评估结果。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过程中往往直接导入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忽视政府与企业的客观差异，一味地追求数量指标的构建和完善，认为量化指标就是科学的指标；同时，在具体评价项目的选择上，GDP 崇拜思想泛滥，这与唯数量化指标联系在一起，反而降低了政府绩效指标的科学性。此外，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忽视了政府绩效评估的成本支出。这些问题都客观上要求我国构建一套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既包含有反映政府行政管理的社会收益和成本支出，同时由于政府职能的客观属性，决定了单一的数量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政府绩效水平，因此，“在确定政绩评估指标体系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对定量指标之外内容的了解和考察，注意定量与定性评估的结合，避免在政绩评估中出现唯指标、简单化的倾向，保证评估结果更客观、 更全面”。
因此，平衡计分卡模型政府绩效指标体系必然应该反映科学发展、统筹兼顾发展的理念，变经济发展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此外，政府绩效评估同样会有政府成本的输出，特别是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越完整、 越专业、越细化，其成本的支出也越大。所以，平衡计分卡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在设计时还必须考虑成本问题，寻求指标设计和成本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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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引入公民参与作为两者之间的调节机制，打开了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之间的“黑箱”。基于前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所提出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与平衡计分卡理论，以公民参与为调节变量探讨了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理，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苏州地区的部分乡镇作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应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政府绩效的感知维度的分析结果均表明，良好的绩效是转型期中国公民政府信任赖以形成的主要根源，而且经济发展的合法性效应已逐渐被社会稳定、公共事业、内部流程赶上并超越，后者逐渐成为生产政府信任的新源泉。（2）公民参与调节了政府绩效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在公民参与情境下，政府绩效与政府信任的影响显著高于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为此，政府部门应通过多种渠道让公民对政府事务提出建议、监督，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3）个体层面公民对政府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公共事业、内部流程方面绩效的积极评价都显著地促进着政府信任的提高，且其影响远大于人口学特征等控制变量。（4）从总体上看，乡镇政府信任的人口学特征对政府绩效感知评价的影响并不显著，乡镇政府绩效的感知评价是相对有效和可靠的。
本文的研究探索了政府绩效的各个层面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以实证方法进行检验，为如何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来提升政府信任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进一步了解了现阶段政府绩效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调查样本源于苏州地区，研究结论在其它地区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本文以乡镇政府为研究对象，因此结论不能简单推广至其他政府层级。第二，研究数据主要是横截面数据，日后需收集纵向数据进行研究；第三，尽管调研所采用的问卷较为权威，但所获得的数据主要是主观数据，没有能够获得客观数据。鉴于这些局限性，研究结论只是探索性的，在今后会进一步验证和深化此研究。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七：公共服务外包中的政府责任研究——面向常州城乡居民医保资金购买商业保险案例的探索
第一章 关键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梳理
一．关键概念
本文旨在对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的责任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需要厘清医疗保障、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医保结余资金、政府责任等相关概念。
（一）政府责任
政府责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管理学中是一个比较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等对其均有论述，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责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政府可以在为了公众利益时撒谎。在今天看来，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是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国家。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只会招来麻烦，当亚里士多德自己阐述政治体制时，他却大量利用了柏拉图的建议。例如，《政治学》第三卷这段话就是《理想国》后几卷的回响或附和：政体或政府，也就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由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执掌。正确的政体形式必然是由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为了公民共同的利益进行施政的政体形式；然而，倘若以私人的利益为施政的目标，无论执政的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都是正确政体的变体。这些蜕变了的政体无一愿为公民谋取共同的利益。
中国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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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理论
综合国内外近年来的研究，许多理论都曾被运用于公共服务外包研究之中，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及社会选择理论等。虽然这些理论的来源及层次不同，却都曾被应用于公共服务外包研究，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渐呈现出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态势。
（一）福利经济学
1、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可以说是关于福利，特别是社会福利的一个理论内容。个人福利是指一个人活得的满足，她可以看做是“幸福”或“快乐”的同义词，人们通常将福利理解为“幸福”或“幸运”，这是有其语义学根据的。在英语中，福利（welfare）一词，是由“well”（好）和“fare”（生活）综合而成的，含有“按了的人生之路”、“快乐的生活”、“追求快乐的人生”等意思，如韦伯斯特新世界大学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给“福利”下的定义是“一种健康、幸福和舒服的良好状态”。至于汉语，《后汉书》就记载“仲长统敞言理乱：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这里的“福利”是“幸福利益”之意。由此可见，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福利可以定义为能够让人们生活幸福的条件。
关于福利的内涵，各国都有不同的见解。19721 年发表的《日本经济白皮书》把福利定义为“为生活提供的方便”。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E·恩格尔认为，福利就是“达到满足日常生活欲望的状况”。美国经济学家汉斯·范登·德尔和本·范·韦尔瑟分认为，福利是一个主管的概念，是指收入、财富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或者说是指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②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测试这样来认识福利的，他首先把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营养、居住、保健等，这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类是基本的文化需求，包括教育、鱼类、休闲及人们生活的保全；第三类是在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和文化需求获得满足之后而向往的更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它是在前两个需求获得满足的基础上，追求满足更高层次需求的过程，即是福利。
与福利一样，“社会福利”也是一个人们经常使用却难以界定的词。社会福利是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福利的总和或个人福利的集合。早期福利经济学家把福利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社会幸福及其变化的经济原因的科学。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庇古（A.C.Pigou）认为，福利经济学“研究增进世界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福利的主要影响”。后来的福利经济学家多从另一角度给福利经济学下定义。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I.M.D.Little）认为，“最好是把福利经济学看成是研究经济体系的一种形态比另一种形态的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给福利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福利经济学是一门关于组织经济活动的最佳突进，收入的最佳分配以及最佳的税收制度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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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的受托责任框架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对公共服务外包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本章的内容旨从福利经济学、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服务外包理论四个理论基础出发，探索不同理论基础中医疗保险外包中的政府责任体系，从而总结出一套适应中国管理情境的整合政府公共管理外包的受托责任框架。
一．福利经济学中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责任体系
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应该承担以下责任：
（一）福利多元责任
福利经济学中福利多元主义是指社会政策的实施和福利社会的构建应由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家庭和个人等主体共同承担，不同的主体在其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体现不同的责任。在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的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各主体责任的界定和履行程度应予以关注。福利型的社会保障以《贝弗里奇福利计划》为依据，贯彻普遍性原则，口号是“收入均等化、就业充分化、福利普遍化、保障设施体系化”，保障范围 “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需要。
总之，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应该体现福利多元的责任，福利的供给应该有多方的参与。在福利提供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是唯一主体，应有多方的参与。这些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应该有彼此不同的角色、功能定位。政府的责任主要为担当规划、决策、引导者的角色，负责制定关于国家福利的政策、法律及一些规章制度、鼓励市场和志愿组织的加入、引导其良性发展。第三方组织，即其他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是服务的直接递送者，他们的责任是配合政府，但同时独立于政府行政职能之外，直接面向于福利需求者，整合社会福利资源反馈社会的需求，从而达到提高效率的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责任
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在什么条件下达到最优状态，同时怎样才能达到最优状态；二是国民收入如何进行分配，才能使社会全体成员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公平和效率是福利经济学追求的基本社会目标，也是它的基本政策目标，资源的最优配置意味着“效率”，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则意味着“公平”。笔者认为，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应该肩负公平与效率的责任。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公平与效率目标有不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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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责任体系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应该承担以下责任：
（一）制度制定的责任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它是根据社会群体的共同需求而由政府制定的。政府必须为实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的文件，保证市场机制在政府所制定的框架内运行。这就需要政府不仅要制定社会所需要的规范性文件，更需要政府使这些规范性的文件能够贯彻执行，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恶性竞争，促进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应制定不同层级的政策法规，确保这一改革高效、有序进行。一方面，应制定公共服务外包改革实施制度，为这一改革提供操作依据；另一方面，还应建立促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政策措施，为这一改革提供配套支持。
同时，政府及各部门还要加强政策研究、强化依法行政和司法保障工作力度，切实保护各类生产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外包市场有序运营，防范市场风险，保障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政府及各部门应加强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对公共服务外包提供者的服务绩效进行评估和监督，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社会民众获取更优品质、更多数量的公共服务。
（二）秩序监管的责任
政府进行公共服务外包改革后，服务采购产业将广泛兴起，外包服务市场进一步蓬勃，所以政府必须转变部门公共管理职能。由传统公共产品的服务提供职能转变为政策制订和服务监督职能，利用服务外包理论，将服务领域专业性强的服务提供职能剥离出去，在理论上真正实现管办分开，承担起外包服务市场监护者、监管者的职责，维护市场秩序。
同时，公共服务外包并不意味着否定原有公共服务机制的作用。“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向政府、市场和第三部分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①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此领域的责任让渡。在确保公共责任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对第三方组织要保持适度的管理和监控。监管过度容易导致社会组织丧失其独立性和主动性，成为准政府化组织；监管不力容易导致供给、公共责任的缺失。从根本上来说，政府部门与第三方组织是一种平等合作关系，监管的力度不能破坏这种平等合作的关系。另外，还要建立监管部门，明确其在正式制度制定和市场监管中的职能，进一步鼓励和推动外包第三方组织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监管主要是从宏观层面调控监督，使社会组织不偏离公共利益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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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常州职工医保闲余资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项目实施过程 ........... 40
一．项目动因 ...................... 40
二．实施过程 ........................ 41
第四章 常州案例中政府服务外包责任分担现状 .... 46
一．法律责任的履职状态分析 ................. 46
二．社会责任的履职状态分析 .............. 47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51
一．常州案例的结论 ................. 51
（一）法律责任上的缺失 ...... 51
第六章 公共服务外包中政府责任分担的建议
根据上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常州案例中的启示是可以推广至全国的，而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中出现的问题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为了便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责任分担，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完善政府责任分担的模型，如下图：
一.健全政府法律责任
1.建立健全法律规章制度
从法律高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提供强大的法律后盾，并对公共服务外包范围、参与主体、实施环节、监督管理做出明确规定，让公共服务外包有法可依。但是就目前而言，公共服务外包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目前我国对于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做出相关规定的法律仅有 2015 年 3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而且随着外包范围的扩大，法律中规定的采购范围已经不能满足公共服务外包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尽管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文件，但是大部分都是框架性的指导建议，其法律权威性和规范性大打折扣。公共服务外包更需要的是具有针对性的、更细致的制度建设作为依据，但是我国管办分离的体制还未形成，具体的成本核算制度、投招标制度、绩效监管制度等具体的制度性建设还没有进行，大部分的规范外包行为的条例都是在合同中进行载入。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突发性的问题或者是某个环节的专门性问题，就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势必会加大公共服务外包运行的阻力。
2.文件政策有效落实
政府应注重公共服务外包方面的法律法规、文件政策的有效落实，对外包相关行业的市场准入、价格执行等规定要严格执行。中央政府要宏观把握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的整体情况，制定统一的外包标准，作为地方政府参考依据，并规定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情况不同、环境发展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前提下，适时制定本地区具体公共服务外包实施细则或配套措施。从公共服务外包的决策阶段、招标阶段、外包监管环节的整个过程都要建立正当的程序制度，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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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公共服务的某些方面，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外包的方式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深入研究，大胆尝试，积极推进，需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外包是当前深化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促进转型发展，保民生、保增长、保稳定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大力推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努力打造法制政府、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
本文在参阅国内外关于大病医疗保险关系研究的理论上，对常州市医保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大病保险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应中国管理情境的整合政府大病保障受托责任框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建立健全法律规章制度。从法律高度对公共服务外包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提供强大的法律后盾，并对公共服务外包范围、参与主体、实施环节、监督管理做出明确规定，让公共服务外包有法可依。
2.强化社会责任。无论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是谁，政府始终需要对全体公民进行负责。在政府纵向权威与市场横向合作带来的各种责任与标准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且兼顾多重责任。因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民的需求，才是作为一个责任政府最终需要实现的公共目标。
3.建立多级公共服务外包财政支持体系。政府在进行公共服务外包的财政资金预算的同时，还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建立多级公共服务外包财政支持体系，加大对公共服务外包的财政投入力度。
4.规范政府监管责任。笔者认为，政府需要完善多方面的监管机制，以规范并约束外包第三方的行为，促进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
当然，本文主要通过理论研究，建立起符合中国管理情境的大病保障责任框架，通过对常州大病公共服务外包案例的研究来对政府责任缺失状况予以描述，论证此框架的可行性，提供了政府公共服务外包改进措施和建议。这只是基于理论层面上的研究，要研究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中所承担的角色和目前的责任缺失状况，这样的研究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研究任务甚为繁重。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八：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我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研究
第一章 福利多元主义与我国失能老人相关概述
一、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概述
（一）福利多元主义的缘起及内涵
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类社会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医疗问题等，与此同时，政府也成了福利的唯一提供者，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但是由此带来的巨大的财政支出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何种福利制度才是最合适的。因此，福利多元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有着重要的作用。
罗斯用的是三分法的分析方式，即福利的提供者有三个：国家、市场和家庭。这种分析框架为德国学者伊瓦斯所发展，伊瓦斯提出了福利三角的研究范式。他将国家、市场和家庭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化的阐释。这三个方面就是对应的组织、体现的价值和社会成员的关系。对应的组织有正式组织，公共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分。国家提供福利更加强调平等，市场体现更多的是自主选择，家庭体现的是团结和共有。福利多元主义三分法展现了三方的良性互动。国家将社会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市场为人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而家庭则为个人提供归属感。在特定的背景中，国家和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不足。
福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有的学者采用四分法的分析方式，就连伊瓦斯最后也采用四分法的分析方式。他认为“社会福利的来源有四个：市场、国家、社区和民间社会。”约翰逊也主张采用四分法的方式，他加入了志愿组织。吉尔伯特对于福利多元主义所持的观点和看法是和约翰逊一样的，他们都非常充分的肯定民间组织或者是志愿组织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福利多元主义是指福利的提供主体并不是唯一的，向家庭、市场和社会都可以作为福利的提供者，在以弥补政府在福利提供中的不足。
福利多元主义的三分法和四分法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最中心的思想就是福利的提供者是多元的，不仅仅是政府一方面的责任，家庭、社会、市场都应该参与到福利的提供中来，努力构建一个多元责任框架。在这个框架体系中，政府起主导的作用，其他主体积极的参与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各个主体之间互相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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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多元主义对我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启示
福利多元主义归根结底提倡的是福利提供的多元化，在福利国家，因为高额的财政支出出现问题时，福利多元主义的出现为福利国家走出困境提供了良方。它提出除了国家，家庭、市场、社会都可以是福利的提供者，都要在福利提供中承担相应的职责。失能老人的养老照护问题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因此，福利多元主义对我国解决失能老人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一直以来，我国失能老人的养老一直由家庭来保障，但是随着家庭养老保障作用逐渐的弱化，使得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失能老人养老照护体系。但是发展的事实表明解决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仅仅靠哪一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政府的财政有限，家庭保障弱化，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政府和家庭这两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充分市场、社区、社会尤其民间组织在失能老人养老中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得失能老人的养老照护与市场有着很大的关系，家庭、社区以及志愿组织该怎样起到良好的作用。解决我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必须根据我国实际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平衡不同主体在失能老人养老中的作用，让每个主体都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避免过分的依赖哪一个主体在养老服务提供中的作用，让老人在晚年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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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国失能老人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目前，我国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失能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也在不断的努力来应对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失能老人养老起步的较晚，再加上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在解决失能老人养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一、我国失能老人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自古以来，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有着深厚的情感寄托，受儒家思想以及传统文化的熏陶，尊老爱幼，赡养老人是一直传承的中华美德。老有所养，让父母可以度过一个安详的晚年是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在我国失能老人的照护中，家庭照护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目前，从各个方面看，农村传统的尊老道德观念趋向弱化，甚至有虐待老人的现象，少部分老年人生活难以维继，前景令人担忧。”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化，在实际的照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
1.家庭照护人力匮乏
多子多孙多福气一直是上一辈老人所持有的思想观点，认为子女数量多，在晚年时自己的养老就可以得到的更好的保障，在过去的家庭里，子女的数量较多，因此，子女成了父母到晚年养老的保障，子女、配偶在家庭照护中承担着主要的职责。现在大部分的老年人还是喜欢居家养老，因为家人在日常照料中更加的细心，给予老人更多的是心理的安慰，这点是老人最看重的。
但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家庭逐渐向小型化发展，每个家庭一般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一旦老人身体出现问题，生活需要照料时，子女的压力会很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竞争程度异常激烈，如果不积极的学习和提高自己，很容易被社会所淘汰，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要为自己的事业拼搏，同时还承担着抚育下一代的重任。另一方面，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年轻子女选择到大城市去工作，只留下父母在家里，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增多，一旦有老人有需求，子女来不及赶回来，有时候只能请亲戚朋友先照料，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根本无人可用，有的只能请护工来照顾，但是护工的照护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替代子女照护。
2.家庭照护质量低下
照顾失能老人在“孝”文化浸染的中国社会是家庭成员的职责所在，通常是老年配偶，子女、孙子女等后辈承担照料护理。她们大多是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只能提供一些最简单的日常照护，很多农村的失能老人一般就是保证一日三餐，有的连最基本的卫生照料都是没有的。在城市，很多空巢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花钱雇佣保姆来进行照顾，这些保姆大多来自农村，缺乏相应的专业照护知识，有的责任意识也不强，根本无法进行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康复医疗或者是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等活动。专业人员和专业照护知识的缺乏使得照护质量仅仅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很多老人因为各种疾病导致失能，照料费用和医药费用对于每个家庭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很多农村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经济上的困境根本无法保证老人得到很好的照料，最后有的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就放弃了治疗和照护。很多老人在晚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经济来源，一般就是靠离退休金、子女供给或者是社会保险和救济。社会保障的作用在目前对失能老人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没有了经济来源作为保障，再加上现在孝道文化的流失，在老人的照护都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同时，照护质量就不会成为首要的考虑因素，质量自然就不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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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家庭转变
1.家庭结构变化传统社会都是大家庭，老人所拥有的子女，孙子女人数众多，如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我国的家庭结构不断向小型化，核心化发展，4-2-1 结构的家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年人和一个或者是两个小孩，本身的负担已经很沉重，与此同时也没有更多的兄弟姐妹来分担赡养老人的压力。现代的人们不再是老一辈的传统观念，比如说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更多的倾向只要一个小孩，现在的子女大多是在外面打拼，跟父母一起居住的很少，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老人出现身体问题需要照顾时，就会面临很多的实际问题。
2.“代际倾斜”效应
现在的家庭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少数是两个孩子，三个小孩的都很少。小孩从小到大，做父母的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以至于有时候忽视了自己年迈的父母。每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当他们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下一代的生活和教育上时，很难抽出时间去照顾老人，尤其是失能的老人。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代际倾斜。在老年人能正常的照顾自己时候还好，一旦出现老人自己不能照顾自己情形，子女有时候会显得无可奈何，他们有着工作的压力，有着照顾自己的责任，剩下的留给老人的就很少。在人们经济越来越宽裕的时候，不赡养老人的人却越来越多。这给老人的身心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父母把我们养大，在父母你年老时给予及时必要的照顾是一种担当和责任，但是，有时候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照顾好下一代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自己年老的父母，尽量做到做子女的义务。
3.孝道文化流失
孝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提倡的优秀文化，家庭照护最主要的还是靠子女的孝心来维持。“百善孝为先”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这种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但是，如今，我们时常可以看见拒绝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事件，对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上去了，但是关于孝文化的传承做的还不够，有时候人们会因为金钱的关系而对自己的亲人变得冷漠。很多老年人在晚年会感觉很孤独。传统孝道文化在慢慢的流失，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老人在晚年需要照护的时候子女选择不管不问，没有尽到做子女的责任。“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资源丧失，年轻人尤其年轻媳妇尊老养老的道德意识薄弱，甚至根本全无。”父母辛辛苦苦的把我们养大，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话，他们是不愿意麻烦儿女的。作为儿女，无论条件怎样，给予父母在晚年以良好的照顾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如今，当亲情不在，利益为先，一切的尽孝都无从谈起，失能老人的照料又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事情，没有亲情孝心作为支撑，就没有行动起来的可能，那么，又拿什么来确保老人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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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内外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实践及启示..............22
一、国外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实践及启示.............22
（一）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实践分析................22
（二）对我国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启示.............25
第四章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解决我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32
一、政府：主导作用................32
（一）完善失能老人相关法律法规............. 32
第四章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解决我国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对策
一、政府：主导作用
（一）完善失能老人相关法律法规
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是世界发达国家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共同特点，每个国家都会根据本国的需要来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相关法律法规，因为只有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才可以保证养老各项措施更好的跟有效的得到实施。失能老人作为特殊的群体，本身就是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更应该要受到合法的保护。因此，对于那些不赡养失能老人或者虐待失能老人的子女或者护理人员要给予法律的惩戒。我国现有的关于失能老人的养老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因此，制定区别于发达国家但是适合我国失能老人养老的政策法规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是解决好失能老人养老的关键，因此，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长期照护体系是包含多元主体的，失能老人养老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家庭一般情况下承担着基础的作用，鼓励市场或者社会也积极的贡献一份力量，归根到底是要推动失能老人的养老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次，国外发达国家都建立起长期护理保险，有的强调商业保险为主，有的则是社会保险为主。因此，我国必须将长期护理保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把护理保险纳入到拥有的社会保险中，除了政府支付一部分外，还可以大力的发展商业护理保险，真正的去进行实地的调查，明确失能老人现在的养老到底存在哪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什么样的照护服务是老人最需要的，什么的照护费用是老人最可以接受的，根据这些制定比较有效和符合实际的护理项目，这些都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一系列比较清晰的规定，这样使得服务的提供者以及失能老人自身都可以选择合适的，这样也节省了很多养老资源。最后，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审查和监督制度。除了要制定上述所说的一系列符合老人实际的护理项目之外，还要对真正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避免出现执行不力和敷衍了事的现象。规定监督的部门和权限，对于照护服务机构，要明确的资格审查，对于失能老人本身，也要根据老人具体的情况判断适合什么样的照护，什么情况适合机构照护，什么情况可以在家居家照护，这些都要进行明确的规定，使得失能老人养老照护发展的更加规范。同时，对于照护机构的照护质量要进行严格的评估，因为这是使得老人得到有效照顾的保证。以明确的法律规定帮每个环节把关，做到有法可依，监督每项措施和每个环节都不出错，最终推动我国失能老人养老照护事业平稳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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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目前中国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其中失能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失能老人养老照护的复杂性给政府、家庭甚至是社会都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失能老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由于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较晚，同时针对失能老人的养老体系就更加的不完善。随着政府对养老问题的重视，失能老人的养老也有所发展，但是现阶段的发展无法满足目前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还存在着较多的制约因素，要使失能老人照护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突破各种发展的瓶颈，而这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本文详细的分析了目前失能老人养老存在的具体的问题以及出现的原因，剖析了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经验，以福利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解决失能老人养老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个多元主体的照护体系，包括政府、家庭、市场和社会。政府起主导作用，明确其在制度建设和政策支持以及法律法规制定方面的具体职能，同时发挥家庭照护的基础作用，市场的促进作用，社会的补充作用，各个主体之间相互弥补，共同推动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失能老人养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时也不是仅仅靠哪一个方面努力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构建起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实际，大力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老人希望被关注，也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美好的理想，但是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为帮助失能老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相信，失能老人的养老难题一定会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年优秀范文九：苏州社区支持农业（CSA）发展中政府职能研究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CSA 相关概念
（一）CSA的内涵
1.社区的概念
CSA 最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于瑞士萌芽，1965 年传入日本，70 年代引入欧洲，1985 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出现，2006 年在中国开始萌芽，到现在为止 CSA 已经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一定的发展，并且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于 CSA 这一模式，各国称呼不同，日本的“Teikei”、美国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法国的“AMAP”，但都与我国英译过来的 CSA 类似。在我国对 CSA 这一称呼不一，有社区支援农业、社区协力农业、社群支持农业等几种称呼，但以社区支持农业最为普遍。CSA 中对“社区”一词的理解比较关键。“社区”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意思为追求共同的目标物和亲密的伙伴关系。我国最早出现“社区”是在 20世纪 30 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把“community”一词翻译成“社区”。对于社区的理解，滕尼斯用抽象二元化分法对“本质（自然）意志”和“选择（理性）意志”推动形成的“社区”范畴作了解释，前者是以统一和团结精神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具有血缘、地缘、精神共同体等基本形式，后者以利益和契约为社会联系和组织方式，比如现代的政府、军队、党派等。随着“社区”概念逐渐受到英国社会人类学派和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的影响，对后者“选择（理性）意志”推动形成的社区概念演化成具体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在我国“社区”大都被理解为某一具体地方，比如“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对于 CSA 中“社区”的概念的理解，国内外学者大都一致认为是指某一区域内的群体集合，群体成员在生活上、心理上、文化上都具有相似认识和共同价值需求。
2.CSA 的定义
由于 CSA 在国内外依然处于发展变化中，因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相对权威的概念定义，但各国学者也对 CSA 进行了特征解释：
欧洲在关于环境问题的合作研究中把 CSA 定义为一个或者多个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有共同价值需求的社区，并建立直接供销合作关系，同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
美国伊丽莎白·亨得森将 CSA 解释为一种社会联系，即社区周围的农民与长期和这些农民直接交易的消费者之间的联系。Suzanne 认为 CSA 是指社区中的具有共同价值偏好的个人对某一农场做出支持，分担农业生产风险，共享农产品。英国土地联盟认为 CSA 是一种社区与土地关系的重新连接，消费者与农民开展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互惠互利。香港社区伙伴组织将 CSA 定义为一种在小区域内进行的较为公平的经济合作方式，这种方式需要生活在固定社区中的每个消费者都对农场做出承诺，使农场成为该社区的农场，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支持，共同承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分享收获成果，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城市与乡村内的社区相互支持和帮助，还能有效促进当地的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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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职能相关概念
（一）政府职能的内涵
政府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阶级产物，最初的职能是服务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府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行使代理权。关于对政府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认为政府是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的国家行政机构，广义上认为政府是国家行政人员行使行政权力，承担行政职责的所有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是国家权威的存在形式。
针对政府职能的概念的解释，国内外学者没有统一的解释，但对这一概念的研究主要从职责、功能、作用等方面入手。归纳而言，学者主要从功能说、职责说、职责和功能说三个角度来界定概念。齐明山、李善阶等从政府功能的角度定义政府职能，认为政府是根据社会需要而拥有的功能，是政府在国家和社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应起的作用。张国庆、张康之等从职责角度，认为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而承担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基本职责。谢庆奎、金太军、李文良等认为政府职能应该是政府功能和职责的总称，指政府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应当承担的职责和应实现的功能。
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理解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应该是对政府活动在各个领域的全部概括，反映了政府“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和“怎么做”等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这一角度，政府职能的概念可以表述为，政府运用公民赋予的国家行政主体的行政代理权管理市场和社会不能自行解决的问题，并协调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中职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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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苏州 CSA 发展的必要性、现状及 SWOT 分析
一、苏州 CSA 发展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任何阶段国家和政府都需要保护和发展农业。纵观我国改革开发以来发布的 18 个“一号文件”，从 19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2006 年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2007年“以工促农，以乡带城”、2011 年全面部署水利工作、2012 年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2012 年至 2016 年对农业现代化进行部署，我国在每个阶段对农业发展的要求不同。当前，面对粮食“三量”齐增、生态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等不和谐现象，党和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今后“十三五”规划的总方向需体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农业方面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注重农业“永续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国家政策规划看，CSA 的发展完全适应了未来农业发展的要求。
（二）实现苏州发展规划的需要
国家政策指导是苏州规划的重要指导方向，围绕国家要求，苏州在“十二五”规划中对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各类规划。在城市建设上，苏州以建设 “绿色苏州”、“生态苏州”为目标。在农业功能上，苏州将发挥农业 “生态、生产、生活、生物”功能为农业发展方向指导。CSA 属于有机农业，是一种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基础上进行的总结、扩展、提升，是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和基础。CSA 的发展是建设“绿色苏州”的需要。同时，发展 CSA 也是苏州农业现代化的需要，CSA 的发展是商业化的，需要现代农业科技技术和高素质农民人才支撑，并且经营中采用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技术、手段，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再者，CSA 相较于一般农业具有特殊的人文价值，促进了城市消费者与农民的直接沟通，这有助于增进城乡居民的相互了解和支持，推动城乡和谐，从这个角度来看，CSA 的发展促进了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三）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需要
从 CSA 生产的产品价值看，CSA 以提供有机农产品为主，与传统农产品相比较，有机农产品因安全、生态、口感佳、味美、营养价值高等原因，在国内价格是普通农产品的 2~5 倍，属于高净值的农产品。另外，CSA 区别于其他农业经营方式的是其“直销”模式，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购买农产品，减少渠道商的层层“剥削”，农民获利增多。除此之外，农民生产与消费者需要直接对接，减少农民盲目生产的风险，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效益，总体上发展 CSA 对苏州农业发展具有经济效益，对农民具有增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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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州 CSA 发展现状
（一）苏州 CSA 概况
苏州的 CSA 最早发端于 2008 年 4 月，目前整体还处于萌芽阶段。截止当前，苏州具有明显 CSA 模式特征的农场有 8 家，分别是五月田有机农场、悦丰岛有机农场、实在农庄、沙洲鱼菜共生农场、一碗阳光 CSA 有机农场、吴中区 CSA 粮食银行、欧耕尼克有机农场和麦田禾盛有机农场，其中吴中区粮食银行受众最为广泛，临湖镇湖桥村 5000 居民参与了行动，首批一万张会员卡已面向苏州市民发放，但吴中区粮食银行采用完备的粮油采购体系，虽然把好了“粮油食品安全关键”,也采用粮食银行预付款的营销方式，但其采用的是合作基地的模式，与东北的伊春、盘锦、五常以及苏北的宿迁、射阳等地，中粮集团、北大荒、响水米业建立合作关系，属于跨区域生产，这一点与 CSA 特征不符，严格来说不属于存粹的 CSA。
相对于吴中区粮食银行而言，五月田有机农场、悦丰岛有机农场、实在农庄、沙洲鱼菜共生农场、一碗阳光 CSA 有机农场等更贴近 CSA 的内涵特征。以五月田有机农场为例，其于 2009 年 5 月投资 2000 万建设，占地 300 亩，为追求土质符合有机耕种的标准，经过两年的土壤转换，2011 年正式投入生产，从 5、6 人的经营规模逐渐发展至今天 80 人的规模，年产 200 吨有机蔬菜，10 吨有机水果，发展会员 600 余家，从种植、采摘、销售采用物流一站式服务，产品供应苏州泉屋、天虹、新光天地等高端商超和五星级酒店，成为苏州知名有机农场。除了与商超酒店供应外，五月田有机农场还提供宅急配服务、直营门店服务、会员租种服务以及休闲观光服务，并且在中国人民大学程存旺博士“好农场”出资于苏州美好广场创办的农夫市集中担当主导农场，引导其他有机农场加入农夫市集，联合推广有机蔬菜和 CSA 模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访谈以及数据资料调研方式，笔者对苏州 CSA 信息做了简单整理，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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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在苏州 CSA 发展中职能缺位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 50
一、政府履行职能促进 CSA 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 50
（一）有利于纠正市场失灵 ................. 50
（二）有利于预防政府失灵 ............... 50
第四章 苏州 CSA 发展中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 55
一、苏州 CSA 发展中政府角色转换及角色定位 ................ 55
（一）苏州 CSA 发展中政府角色转变 ................. 55
（二）政府在苏州 CSA 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 ............ 56
第五章 国内外 CSA 发展的经验及对苏州政府职能作用的启示 ............ 60
一、国外 CSA 发展的经验 .......... 60
（一）日本 ............. 60
（二）美国 ............... 61
第六章 政府在苏州 CSA 发展中职能履行的建议
一、履行统筹规划职能：理清发展思路，科学合理布局
（一）分析市场潜力，科学规划布局
科学规划布局是统筹规划 CSA 发展中最主要的步骤，需要以市场调研分析为参考依据，以建立 CSA 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目标，以合理布局科学发展为宗旨，以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建立完善 CSA 发展的市场运作机制、协同推进 CSA 发展为指导思想。苏州 CSA 的发展是一项需要多区域、跨部门、各行业综合配合发展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环节，规划布局之前，建立政府内部管理执行机制，确保发展 CSA 的机构健全、责任落实、分工明确是顺利开展工作的组织保证。在 CSA 发展中，可由苏州市委市政府主要分管领导与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苏州 CSA 发展领导小组，并在市农委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开展工作，下辖市、镇以及部门均建立相应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领导小组负责思想指导和统筹安排，相关职能部门和党委机关，如宣传部、规划局、财政局、统计局、环保局、、农委农办等负责按照规划要求具体工作落实推进。具体制定科学发展规划中，统计局负责前期 CSA 市场调研分析，为领导小组提供苏州 CSA 具体情况报告，领导小组根据报告提出发展指导思想、制定全市 CSA 发展规划，各相关职能部门、党委机关以及农委下设办公室按照规划要求和 CSA 发展项目地址条件要求，具体细致到各乡镇对 CSA 进行定位布局，同时对 CSA 经营设置准入门槛，把握苏州 CSA整体发展质量。
（二）实施品牌战略，提升整体形象
物流和交通的快速发展为区域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 CSA 发展面临相邻区域 CSA 的竞争，品牌化发展战略是提升苏州 CSA 竞争力和产品价值，实现 CSA 整体规模经济效益的保证。品牌发展战略的制定需要苏州对相邻区域竞争环境的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必要分析，并根据苏州各区域自身特色，在品牌化发展思想指导下，对苏州 CSA 进行品牌塑造，制定品牌发展战略规划。苏州多数地区拥有特定的农业生态生产环境，具有特色农产品原产地条件下的唯一性①，因而特色农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如苏太猪、阳澄湖大闸蟹、洞庭山碧螺春、太湖三白、东山枇杷、杨梅、车坊水八仙等，多数已蜚声中外，但由于传统种养殖方式的变化，部分特色农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有的甚至由于生产不善，严重影响了品牌效应。在 CSA 品牌发展战略中，可以生产苏州特色农产品为基础，借助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带动苏州 CSA 的品牌发展，促进品牌双赢。同时，苏州农委农办可联合旅游局、文化局挖掘苏州特色农产品，通过地方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食品文化旅游活动以及线上线下 CSA 品牌推广评选活动等途径，塑造苏州 CSA 品牌，提升全市 CSA 整体形象和经营效益。比如，苏州可开展“苏州 CSA 名片”评选活动、“苏州最美 CSA”摄影或征文活动等，为苏州 CSA 发展增加文化内涵，助力苏州 CSA 品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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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农业多功能理论为指导，结合苏州 CSA 的发展现状、SWOT 战略分析探讨了苏州发展 CSA 的必要性，以政府职能理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为指导，分析了苏州政府履行职能发展 CSA 必要性、缺位的表现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政府角色理论、治理理论、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将政府角色定位为引导者、服务者、监督者和宏观调控者，政府在苏州 CSA 发展中可履行统筹规划职能、宣传引导职能、政策扶持职能、服务保障职能、监督规范职能以及组织协调职能。
对苏州 CSA 的研究至今处于空白状态，后续研究者的可多视角对 CSA 作具体研究，比如 CSA 研究方面，可对苏州 CSA 的发展现状、趋势、特征研究，生产者和消费者特征研究、信任关系修复研究，建立 CSA 社区基础研究，CSA 对苏州农耕文化传承作用研究，CSA 对社区关系建立的作用研究，构建苏州 CSA 发展模式研究等；政府推动 CSA 研究方面，可研究政府如何建立 CSA 人才保障机制、技术服务机制、社会资本引入机制,培育发展 CSA 社群文化基础,推动 CSA 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理论研究上，可研究农业多功能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农业产业链经济理论等对 CSA 发展的指导作用；实证研究上，可对苏州五月田有机农场、悦丰岛有机农场等成功发展的案例做实证分析，也可对国内外典型案例剖析研究，为苏州 CSA 发展提供发展示范等。总之，当前对 CSA 的研究数量少、角度单一、不够深入，研究者可多角度探索，为 CSA 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略）
行政管理论文2018优秀范文十：公共危机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信任修复策略研究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政府信任表现的不单是他们的整体能力，也体现了政府顺从社会发展和居民需求从而建立和公民之间的和谐相互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信任所表现的是他们的有效性以及合法性的情况。政府信任的提升不仅意味着政府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更有利于增强社会政治发展能力，推动社会发展进程。
而当前社会公共危机的频频发生，一方面给政府有效性的实现及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也使公众对政府能力的期望与要求有了一定提高，这就给危机情境下政府信任的维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政府若不能克服公共危机这种非常态环境所带来的困难和阻力，实现以其为主导的全面整合的有效危机管理，将会导致其自身执政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丧失，带来信任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的困境中停滞不前。但是，对政府信任而言，公共危机不仅仅只有单方面的负面效应。公共危机的非常态环境使得政府信任问题关注度明显提高，政府通过审视和反思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任问题，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到合适的信任修复策略并认真推行，为自身的经济转型打下良好的信任基础。而因此构建起来的良好信任基础，又可以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有效资源，提升政府对于危机管理的效率，让二者达到良性的循环。因此，面对形态各异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理公共危机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本文作者选择这个研究主题主要是有下面 3 个原因：
首先，对于公共危机情况下的政府信任的改善问题的研究可以有效的帮助政府更注重非常态的管理模式。因为它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和危害很大的特征，它的发生会给民众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风险。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氛围是复杂多变和信息量很大的情况，公共危机的管理对于政府而言是一种能力的测验，政府的能力不但体现在对于社会生活常态管理的好坏，也体现在是否可以有效的对危机预防，提前消灭危机的产生，或者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表现镇定，快速做出反应，将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点。因此政府不仅要做好对社会的常态管理，更加需要尽全力来建立有关的管理体系来防止、掌控以及处理将来可以出现的危机情况。
其次，研究公共危机情境下的政府信任修复问题可以帮助政府建立更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面对突发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假设政府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这样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政府表现的好可以很好的提升政府的积极形象，从而可以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它的突发性和危害性很大的特征使得危机在出现的时候，社会上的力量不能独自应付这些危机的出现，政府一定要构建以他们为主力的应对危机的体系，采用所有的可以使用的资源抑制危机的传播并消除它们，让社会回复平稳发展的水平，让民众的心理回复平和的特征，这样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大家的信任，提高公信力。这对于政府的常态管理是有好处的，也能积累大量的信用资源和经验以应对以后可能发生的危机，从而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让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率的面对以及消除危机，从而有效的增加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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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信任修复文献综述
1、信任修复的内容
“修复”在《辞海》中的定义是事物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样信任修复这个概念可以阐述为：恢复降低或者破坏的“信任”到原来的样子。在当前的研究中，和信任修复有一定的相关性的研究主要有：“关系修复（重新建立和再次继续）（Kurt T. Dirks和Hong Ren）、合作修复（Roy J. Lewicki）、声誉恢复（Mooweon Rhee）”等。可是和具象领域的研究对比，上面所提及的研究对象非常的广发。
不同的学者基于对信任的界定将信任划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三种构成维度，解释为行为、信心、愿望或者心里的信念等。其中，Mayer（1995）的三元论在信任修复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完备性。Nakayach在2005年的研究中，以Mayer的理论为基础，他表示信任修复在信任违背情况出现以后，从能力、真诚以及善意3个角度，弥补或者提高对方对它信任程度的感知。另外，在Mcknight（1998）的理论体系上，Kim、Ferrin、Cooper和Dirks（2004、2006、2007）认为信任修复应该分为信心信仰以及信任意向两个方面，他们表示其是在违背情况发生之后，提升对方关于信任的意向以及信仰的活动。Schweitzer等（2006）和Tomlinson（2004、2009）以Rousson（1998）的解释作为研究的基础，把这一概念阐述为把一部分或者全部的脆弱显示给对方意愿的修复情况。上面的研究人员对于这一定义的阐述虽然有一定的不同，可是都是他们的认识都是在认知的层面上。
对于信任的维度区分情况，Lewis等（1955）和Clark等（1997）表示其主要包含有认知以及情感2个层面的内容，这两者互相作用、融合一体。Lewick（i1996）在他的动态模拟模型中表示，信任违背情况的出现，不但对于之前的认知有一定的破坏，并且由于各样复杂以及混乱的情感出现，对于最后的结果有一定坏的影响。所以，违背情况的出现不仅会对原有的认知框架有损害的作用，并且对造成负面的情绪，在情感上也带来损害。Tomlinson（2009）表示，在修复信任中，采用减少受害方气愤或者惧怕等消极的感情和情绪，提升他们的积极情绪，对于两方将来的合作有很积极的作用，对于短时间的信任修复有很大的作用。Dunn和Schweitzer（2005）在他们的研究中表示消极的感情对于认知的评估会有一定的影响，导致受害人对于可信赖的感知的情况比实际情况要低很多，阻碍了信任的修复。上面研究人员的结果都显示，信任修复的内容应当涵盖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所以政府在修复的环节中，不但要注重认知层面上的修复，还要重视公众情绪和情感层面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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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博弈与互动：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信任修复的互动关系分析
一、有效公共危机管理对政府信任提升的推进
针对政府来说，高效的公共危机管理是一次在社会中整合有效政治资源、打造优良整治根基、推动政治进步的良好机遇。高效的公共危机管理不但能够帮助政府降低执政危机的几率，而且有利于以政府为核心领导的整个社会在面对危机时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从而使社会安定，使政府取得公众的信任。
（一）有效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效能的重要体现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高低反映了政府的行政效能，是对政府综合能力的考查，也是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根基。尽管针对公共危机的管理仅仅是政府职能与责任的一个方面，但是由于危机事件所具备的多发与重大影响性质，从而使公众对政府的职能与责任有了更大程度的重视，大多数公众根据政府处理危机局面的状况，将其作为评判政府的基点、准则以及对政府形象的大概认知。在危机状况中，政府能够展现较高的危机管理能力，并不仅仅依靠一些领导人应对危机时的正确决策就可以完成，是需要优化的政府组织结构、清晰地危机意识以及将公众置于首要位置的信念的坚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产生效应的结果，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本身正是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根基，是提供政府信任度的基础。
（二）有效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
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为社会提供良好的运转空间，并且也是提高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有力举措。公共危机这一现象原本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强烈的冲击，但是有效的危机管理又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充满了有利的因素。就一定程度而言，假如失去了社会稳定的大环境，那么就不会再有社会的发展，更谈不上政府信任。社会危机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紊乱会使和谐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遭受损害，会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予以考验，因此，便要求政府在应对危机、管理危机以及采取相应的危机管理措施之时，要能够将维护整个社会组织结构与保持社会价值观的一致性等方面进行通盘考虑，即要求政府最大限度的发挥在社会系统结构自行整合进程中的积极引导作用，从而把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利因素尽量减少；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以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视角为切入点，可以发现社会危机在某些方面为公众的不满提供了可供其发泄或表达的渠道，相比于使公众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的压抑与累积最终产生破坏性更强的社会革命来说，危机的出现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具有相对的积极影响。
（三）有效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信任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公共危机这种非常态环境下，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暴露政府行为的不足，但是也为政府努力提升其信任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在危机的紧急状态下，政府高度紧张，处于巨大压力之下，所以，其所做出的决定大多是没有充足的准备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便会将政府在以往常态运作时的弊端与问题完全显现，由此，便为政府提供了在社会危机处理之后的良好的反省机遇。可以使政府充分认识到自身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并以此为依据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建立相关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及其整体运作效能。因此，在社会危机中展现出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对于保持政府信任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警示，同时是加快政府实行自我革新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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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良好的政府信任基础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积极意义
公共危机管理能够对政府信任产生较好或是较坏的影响，但政府信任自身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且，政府信任与构成政府信任的各个要素及其影响因素之间都可能构成一种互动的关系。而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高低是影响政府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于危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种因素对政府信任塑造和提升的重要性和巨大现实意义。
（一）良好的政府信任基础是政府有效危机公关的重要前提
危机公关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提出，危机侵袭组织时，加强组织与公众的交流与传播会比之前所有时候都更加紧要。这里所提到的沟通和传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政府的信息公开，是公众知情权的体现；其次是在面对危机时，政府针对每个方面利益的合理调配；最后表现为对社会力量的积极动员。与以往常态下的政府运作相比较，进行危机管理时政府需要更为依赖社会力量，怎样实现政府和公众间的关系由以往的政治冷漠关系发展为紧密协作的伙伴关系，是政府在面临危机管理时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上述可知，政府危机公关的最终目标便是要尽可能的获取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然而政府公关是否可以按预期进行以及最终是否能够达到理想效应其主要的根基在于公众是否愿意和政府进行交流，因此，在此之前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与信任度便具备了十分重要的决定性。较高的政府信任度可以使政府的吸引力与向心力提升，这样就使得政府公众的关系能够有效地朝着和谐、持久的方向发展。
（二）良好的政府信任基础是政府危机管理效能提高的动力
良好的政府信任基础要求政府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尽量和公众预期值间的落差减小到最低，或者是可以一直站在社会发展需求的前端，从而以此为根基稳固政府的领导地位，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这便要求政府运作的各个相关组织、制度、程序及人员全部都要具备形象观念，从而力求实现最优化的状态。因此，政府的危机管理行为也一定可以在此种优良的社会氛围中，积极主动地提升对危机的认知，提高在危机的预警、应对以及消除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促使危机管理体系的健全与优化，并且能够在深层次的认知危机与危机管理的基础上，注重危机管理相关机制的建立以及提升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等，上述全部是优化政府运作体系的前提条件，是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展现。此外，就外部环境而言，优良的政府信任基础，为政府的优良能力以及和公众间能够建立优良的关系提供了论证，同时为公众提供了内心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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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压力与困境：公共危机管理视角下中国政府信任研究的特殊背景 .................... 29
（一）当前中国社会危机形态分析 .............. 30
（二）当前中国社会危机特点分析 ................. 30
第四章 审视与反思：危机管理视角下中国政府信任的现状分析 ............. 35
一、危机管理视角下制约中国政府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 .................. 35
（一）公共应急法制体系有待完善 ...................... 35
第五章 弥合与修复：危机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的修复策略 ................. 41
一、危机预警阶段：建立公共危机管理预警机制 ..................... 41
二、即兴反应阶段：即兴修复策略 .................... 42
第五章 弥合与修复：危机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的修复策略
一、危机预警阶段：建立公共危机管理预警机制
公共危机管理预警机制是整个公共危机管理过程的第一步，决定着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态势。因此，在常态管理中，政府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对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进行预警和监控。一套完善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系统：
第一，公共危机预警的监测系统。建立监测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及时发现危机征兆，准确把握危机诱因、未来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主要由以下子系统组成：(1) 信息收集子系统。该系统的任务是对有关危机风险源和危机征兆等信息进行收集；(2)信息加工子系统。该系统的任务是对收集来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归类、识别和转化，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3)决策子系统。该系统的任务是根据信息加工子系统的结果(信号和指标)决定是否发出危机警报和危机警报的级别，并向警报子系统发出指令；(4)警报子系统。该系统的任务是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中有冲突或危机的征兆时，立即向危机反应者和潜在受害者发出明确无误的警报，使他们采取正确的措施。
第二，公共危机预警的咨询系统。该系统主要承担的功能是定期信息沟通，提供与危机有关的研究报告，提出危机处置的建议和意见等。
第三，危机预警系统的组织网络。应该建立包含政府相关部门、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社会中介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危机预警组织网络，充分发挥政府权威主导、社会积极协作的作用。不管是在前期的危机预警、监控阶段，还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灾害救助阶段，都应当大力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大众结合紧密、公益性强等特点，积极吸纳非政府组织加入到危机管理的行列中。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工作人员，长期从事危机预警的分析、研究与及时报告工作；二要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监测、防范体系；三要建立畅通准确的信息沟通与处理渠道，尽可能化解矛盾、问题与纠纷。
第四，政府预警系统的法规体系。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制定出相关的制度与法规，规定预警机构有从相关部门、行业、企业、单位等获取有关信息的权利，相关部门、行业、企业、单位等也有向预警机构通报真实信息的义务。二是政府预警的法规制度要体现出激励奖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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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多元利益、多重竞争主体的存在以及公众逐步提升的自我意识和参政议政欲望的增强均给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为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使得其以更频繁的概率、更多样化的形式在社会上得以呈现。因而，公共危机管理成为现代社会里的一个重要命题，成为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公共危机带来的政府信任破裂问题，更是政府亟需有效解决的问题。本研究综合了归因理论、社会平衡理论、制度理论，从公共危机的非常态环境与传统社会相比表现出的独特性入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公共危机环境和政府信任的互动欢喜，提出了公共危机背景下政府信任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剖析了政府信任破损的成因，进而构建了公共危机管理情境下的即兴反应阶段、口头反应阶段、行为反应阶段和制度反应阶段的政府信任修复的四阶段模型，有目的性地提出了各阶段适用的修复策略，兼具理论基础与实用性。
同样的，本文也存在很多不足，以下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公共危机有不同的形态之分，本研究从整体的危机角度出发，将不同危机形态下政府信任的修复方式整合为一种。而实际上，从基本动因划分出的两种危机形态：对自然的因素所导致的危机和非自然因素所导致的危机，政府信任在两种危机形态下所表现出的下降或破裂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政府如何在更具体的危机情况下重建社会平衡值得深入研究。
2、在研究内容上，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修复问题，对有如政府信任与文化传统、政府信任的测量等内容的研究可作为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3、在对策思路上，本研究从公共危机管理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修复政府信任的相关策略，未与政府信任破裂的根本原因相结合，因此，构建政府信任修复的模型，针对公共危机背景下政府信任破裂的原因提出相应的修复策略，有待进一步研究。
4、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根据相关理论，结论是否准确还有待日后证明。综合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等不同研究方法于一体可以成为另一个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