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近十年来，政府试图通过农业产业化来实现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增长，以产业化的发展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产业化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农村企业带动农民进行发展生产。而农村企业扎根农村地区，生产原料来自农村，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共担风险，是国家产业化扶贫中的重要环节。农村企业一边连接着广大农户，一边连接着市场，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农村企业可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转移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对劳动力进行各种就业培训。另一方面，优化了农业种植结构，将分散的土地经营模式转向了集中连片的发展模式，并为农户提供了各种信息、资金上的支持等。学术界将这种以当地农村资源为生产原料，以周围农户的参与和生产主力的企业称为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对农户收入增加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企业存在违约现象，以及农民将初级产品卖给龙头企业，企业进行生产加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大部分的利润与农民没什么关系，对农民增收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尽管农村龙头企业是产业化扶贫的重要推动力，但是企业都是为了寻求利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坏农户的利益，因此需要村级组织包括村委会和合作社作为中介调节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保障农户利益。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以小农经营为主，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程度化低、市场竞争力差，使得产业化扶贫的工作遇到了困难，需要村级组织包括村干部和合作社作为中介进行有力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灵活运用财政资金，将村基层组织、专业合作社纳入到产业化扶贫的运行机制中。农村专业合作社是由农民按照自愿的原则参与成立的，代表农民自身的利益。而村委会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能够对自己村子的发展优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村级组织立足于农村，能够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位置，发展特色产业，他们是农民的代言人。因此,国家的产业化扶贫需要借助村级组织的力量在农村推行。
产业是贫困农户实现稳定脱贫致富的希望。提高村干部等村基层组织带领农民致富的能力，以村基层组织引领产业扶贫，为产业扶贫工作做出贡献。比如,正宁县宫河镇党委为了把村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上，将村干部、农村精英和村民们联结成一个共同体，积极探索适合村子发展的农业特色产业链，形成了能够带动周围村子一起发展的示范产业区。目前，全县万名农民党员聚集在农业产业链上，共建立各类“党群致富联合体”128 个，培养党员致富“明星户”940 个，已结成帮扶对子 3255 对，培养党员致富带头人 1710 名，连接带动农户2.1 万户，生产经营的范围已经不只局限于种植和养殖产业，也发展了与其相关的加工、包装、销售各个环节。村主任、村支书等基层组织在带领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消极行为。由于村干部的工作繁琐复杂，然而目前村基层干部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导致部分村干部或是消极怠工、在其位不谋其职，或是从中攫取灰色收入。而且发展农村产业不是衡量其绩效的唯一指标，部分村干部对此持消极的态度。因此，仅仅依靠村干部组织来实现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是不够的，需要合作社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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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根据上一小节提出的问题，提出如下 1-1 研究框架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提出产业化背景下，需要村级组织来作为中介和桥梁推动农业产业化政策在贫困地区的实施，运用理论分析、质性分析和模型分析分别构建理论框架、再细化理论框架，最后再验证理论模型，来分析村级组织对收入意识、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是如何对它们产生影响的。
依据上述研究框架，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以及已有研究回顾，并对现有的理论与现实研究进行综述。其中包括产业化扶贫理论以及产业化需要村级组织村委会干部以及合作社作为中介和桥梁的相关研究综述。并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本研究的意义。
其次，将农户收入分为收入意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三个角度，分别运用理论分析、定性分析和模型分析三种方法来分析农户自身的生计资本、村干部、合作社分别对这三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
最后，分析农业产业化背景下，村级组织如何改善农户的收入意识、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来促进收入增长的相关结论，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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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已有研究回顾
在研究背景中提到了国家推行产业化扶贫政策需要村级组织作为中介和桥梁，本章通过已有学者对村级组织在产业化扶贫中的重要角色地位的研究进行回顾，为本文分析村级组织在产业化扶贫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2.1 村级组织是产业化扶贫的途径
我国传统的扶贫方法是中央自上而下实行的“救济式”的农民被动接受的扶贫。中央进行财政拨款、发放救济金、救济物品，这种简单的“输血式”的扶贫只能暂时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造成返贫现象多发的情况(丁国光，1997；白丽、赵邦宏，2015 等)。因此，只寄希望于中央有限的扶贫基金的投入来解决我国大规模的贫困现象是不可能的。中央转变传统的扶贫方式，实行产业化扶贫，农业产业化要求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贫困地区经济规模小、经济基础差，发展集约型经济所要求的生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以及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等经营条件，贫困地区的农民都无法提供。因此，需要村级组织来作为中介和桥梁，发挥它们的带动作用，引导农民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的生产链条中（赵玉、刘娟，2013；焦国栋，2014 等）。众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普遍认为产业化扶贫需要村级组织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在小农经济下，农民生产规模小、生产观念保守、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没有大的提高，单个农户的小生产与社会的大生产、和复杂的市场条件相脱离，这就一定程度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因此，需要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形成足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市场的力量。合作社在产业化扶贫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由农民自愿参与成立的、是符合农民利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它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决基层政府单独包办不了、企业单独带动不起来和单个农户办不了的事情，不仅农民需要合作社的带动，而且政府和企业也需要合作社作为中介与农民进行沟通（曾尊固、熊宁，2000）。赵玉(2013)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政府直接与农民进行合作存在一些障碍问题，政府不会像村委会干部、合作社那样了解贫困村的发展状况和优势产业等，在财政补助方面会存在资金投入分散、投入不足等情况，因此需要合作社等组织作为桥梁和纽带，来与农民进行合作和沟通。同时也强调了村基层组织在农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他认为村主任与其他村委会成员大多是村里有能力和有号召力的群体，他们向下传达落实政府关于产业扶贫的计划，应该利用他们的领导力和号召力激发农户的参与热情，将农户带到产业化的链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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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村级组织在产业化扶贫中的作用
在产业化扶贫中，村级正式组织中村干部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任轶，2013；李志军、徐创洲，2009；刘辉、梁义成，2012 等）。村干部在国家扶贫政策的贯彻执行和为村民谋取福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村庄里政治经济活动的主导者（任轶，2013）。同时村干部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本也优先获取了经济优势。并能利用自己的各种政治、社会关系为村里争取建设项目，是带领村民集体寻找致富门路的重要力量（郑明怀，2011）。胡静（2010）通过计量结果得出村干部的素质、村委会为村民提供的各种致富项目、村内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都影响着村子的贫困程度。因此，应该强化村干部的文化水平和能力建设，认真向村民贯彻国家的经济扶贫项目，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
部分学者从合作社对农民的影响方面来研究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民增收的途径（许林，2013；王勇，2010；孙才仁，2014；王亚峰，2012；许庆等,2008 等。）其中，从农产品价格方面考虑，合作社作为农户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可以向农户反映农产品的价格信息，也可以拓宽农产品的销路，保证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农产品，（黄珺，2005；赵春淦，2003 等）。在生产成本方面，制度经济学认为，建立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交易的频率和交易主体的数量。农民加入合作社，会降低承担的市场风险，减少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降低生产成本。此外与单个农民购买相比，合作社大批量的购买生产资料价格会更低，减少农民投入的成本，提高农民收入（杨汉林等，2012）。从生产规模和生产结构方面，有规模才有规模效益，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形成农产品生产基地，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改变原始粗放的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发展优良品种，促进农作物的专业化生产和区域性的布局（旷爱萍 2010；许林 2013）。在金融支持方面，合作社作为一个合作的组织，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地位，相对于单个农民个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贷款，为扩大生产筹得资金（孙才仁，2014；戎承法、胡乃武等 2011）。在信息、技术支持方面，合作社对于新的农业技术的推广、新的设备的采用和合作社社员的人员培训方面都有促进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提供物质上和人力上的保证（曾尊、熊宁，2000）。同时，合作社也是农户连接农村企业的一个中介，农村企业承担着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等环节，企业一边连接着广大农户，一边连接着市场，在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脱贫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雨蕾、李宗璋等，2013；陈灿，2007；闫玉科，2006；王亚飞、黄勇等 2014 等）。在种植结构方面，农村企业通过与农户签订契约，按照契约为农户提供关于生产种植的信息和服务，不仅能显著降低农产品销售中的市场风险，还有助于优化农户家庭种植结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 (Andrew G，2002；David H，2003) 。合作社可以改变单个农户对龙头企业的局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的市场地位，有利于维护农户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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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级组织对农户收入意识影响因素分析...................11
3.1 理论分析....................11
3.2 案例分析..............13
4 村级组织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因素分析.................23
4.1 理论分析................23
4.2 案例分析....................24
5 村级组织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因素分析..................31
5.1 理论分析.........31
5.2 案例分析............33
5 村级组织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上面两章分别从农户收入意识和收入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本章是从农民的收入结构这一角度来探讨农民增收的途径，将收入结构分为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农民单一的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收入来源开始变得多样化。通过分析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指导作用。本章共分为三个小结，第一小节总结以往学者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农户收入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第二小节，运用对村委会以及合作社负责人的访谈，细化了影响收入结构的理论框架。第三小节，运用大规模样本调查的数据，建立多元 logistic 统计模型，验证上述理论模型。
5.1 理论分析
本文在对国内外收入结构的研究综述进行总结分析的情况下，总结了以下三点，首先是人力资本对收入结构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的投入对农户收入结构有显著影响（徐舒，2010；王弟海，2012；刘建进, 2004 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说过，人口教育程度与健康状况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会更加可能采用新的农业技术，收入也会比其他农户高一些。而加大对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可以让更多的农户从农业领域退出，实现转移就业，提高其工资性收入。有学者特别强调农民接受职业培训的作用，提出培训对农民收入增加的可能性比正规教育更大（王奋宇、赵延东，2003）。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可以增加农民去城市务工的机会从而增加工资性收入。而合作社作为一个农民集体参与的组织，可以为农民进行农业或非农业的技术培训，增强了农民自身的技能，有利于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其次，还有部分学者从城市化的角度来探索城市化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张占贞、王兆君，2010；张惠玲，2007 等）。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会推动第二、三产业发展，这会吸纳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的不断扩建，部分农村土地会被征用为建设用地，农民可以获得较高的土地补偿金或租金。城市周边农民的房屋也会因城市人口数目的增长而被租出，这将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城市所具有的先进文化也会逐渐改变农户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保守的理财观念，形成现代理财方式，这也会促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叶彩霞、李晓庆，2010）。城市化也会带来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张惠玲（2007）指出，城市化会促使政府在农村逐步实施医保、低保等社会保障措施。政府也逐渐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户的扶持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转移性收入。再次，有学者从金融资产方面来探究农村金融资产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曾令秋，2007；王歧红等，2008；李春波，2009 等)。农民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在其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土地、金融和住房等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积极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创新农村财政金融体制。要改善农民收入结构，需要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变革,优化农民的融资环境，发挥政策性金融、建立农业保险体系（聂华林、翟彬，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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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将农民的收入分解为收入意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三个方面。分别从理论上和质性分析，模型分析三个方面对收入意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中，依据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影响农户收入意识、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因素，构建了理论框架。在质性分析中，使用本文在样本村、合作社和典型农户的调查访谈资料，分析影响农户收入意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的因素，对理论框架进行细化。在模型分析中，使用本文在大规模样本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分析收入意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的影响因素，构建二元和多元 logistic 统计模型，验证建立的理论模型。分别以农户的收入意识、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为因变量，将农户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连同农村专业合作社、村干部等作为自变量，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各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得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检验相关假设。首先，分析生计资本、村干部、合作社等因素对农民收入意识的影响，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分析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比较农民的五大资本、加入合作社后的变化、以及村干部的影响、政府政策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否促使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再次，分析村级组织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分别分析五大资本、合作社、村干部、政府政策等因素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最后，针对农民增收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通过改善农民的生计资本、村干部充分发挥领头人，鼓励农民加入合作社、企业带动农户发展，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并提出针对性措施及意见。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
首先，在收入意识影响因素方面，农户人力资本中教育年限和接受过培训对收入意识的影响显著。农民接受的教育培训越多收入意识就会比较开放积极，反之，则比较保守。而农户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则对收入意识没有显著地影响；在家庭经营中，农户是否有非农经营活动和是否外出打工对收入意识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土地面积、房屋面积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则对收入意识没有显著地影响；在村干部方面，户主担任村干部和参与过村干部的选举也会对收入意识有影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村民其收入意识也会积极活跃；而政府补贴也会影响收入意识，政府在资金上给与农户一定的支持，会激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改变农户保守的收入意识。在合作社中，家人或朋友加入合作社组织、加入合作社后生产资料花费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减少自然灾害等损失均对收入意识有显著影响。农民加入合作社后收入增加了，参与意识会增强，会逐渐改变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的思想。
其次，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政府政策、地理位置等的宏观因素，也有农户自身的生计资本等的微观因素。具体来说，就农户个人信息而言，人力资本方面的农户的健康状况、教育年限以及是否接受过培训对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年龄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就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等家庭经营方面而言，土地面积、农作物的产量、房屋面积、是否饲养牲畜、是否有非农经营活动、外出打工等对收入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里的借入借出资金则影响不显著；在村干部方面，户主是否担任村干部对收入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是否参与选举和村干部是否与村民议事则对收入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合作社方面，家人或者朋友加入合作社、以及加入合作社后生产资料的花费和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均会对收入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在其他方面，村子的地理位置和得到政府的补贴均对收入水平有显著地影响。村子离镇市中心的距离越近，政府的补贴越多，农户收入水平就越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