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为特征,以利益分割模式变更为标志的转型期注定是我国的多事之秋,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充分凸现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稳定风险丛生的现实。目前学术界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多限于对独立案例的分析以及末端应急处置对策的探讨,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分割,从多学科视角出发,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实现关口前移,侧重风险治理,开展跨学科研究。本文以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风险理论为分析框架,着眼于转型期宏大社会背景下形成群体性事件的的社会稳定风险的衍生、演化、突变的路径分析,致力于探索消解和控制社会风险的对策,通过源头治理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平稳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第一节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始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 放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资本与市场的风险逐渐显现,并开始浸润到生产和生活的每个领域。资本的选择性和市场的逐利本性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不公平竞争的后果则必然是财富分配的不公,随着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原来的两个阶级与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不断解体并迅速分化,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完成了内部分化,新生的阶层逐渐形成。新阶层在财富占有上的不同又给予了他们重新进入市场获得财富的不同机会,机会的不平等再次使得人们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贫富分化持续拉大,随着社会阶层之间门滥日益增高与阶层之间排斥色彩日渐强烈,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逼底层精英难以改变自身状态。其次,经济先行、政治跟进的分步式改革模式,在年代使社会上最困难的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受益,90年代起,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但对权力的约束机制之后的现状,使得这一时期,一方面社会资源大量涌流,一方面掌握或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不受制约,因此出现了大量依靠权力一夜暴富的阶层,而同时,农业成为改革红利穷尽的产业,打工族大量涌向城市,且无相关这会保障,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种种的不平等使得数千年浸润于“均贫富等贵贱”社会理想中的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情绪。再次,物质财富的逐渐丰裕本身催生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荨重私权和保护私权的公共需求逐渐显现,一旦出现公权力侵犯私权事件,人们不再选择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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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的回顾与述评
就论文涉及范围,所需考察的文献包括三个方面:公共政策规制方面的文献,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的文献,社会风险研究的文献。目前上述领域主要有三个学科给予了关注: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1.2.1国外研究现状
1.2.1.1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研究
公共管理学学者一般通过对公共政策的讨论展开对风险治理的研究。英国著名行政学家胡德等在其著作《风险的治理——理解风险规制机制》中对风险规制进行了分析。胡德将风险治理的体制分为体制背景和体制内容两部分,体制背景包括风险的类型、公众的偏好以及组织化的利益;体制内容主要讨论了国家如何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进行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者的态度、信仰和行为习惯等。并通过蹄选控制系统和风险管理体制的指标构成评估矩阵,分析各种风险控制的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寻找风险控制的有效运转的动力机制。罗伯特吉尔指出政治不稳定根源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当人们预期期望难以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因此,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人们的需求期望与社会满足之间的差距。佩鲁恂提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六种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和整合危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面临多重危机,与这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有着密切关系。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社会结构和传统习俗都会发生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社会不稳定。亨廷顿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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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怀疑与分裂: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
本章主要讨论转型期中国遭遇的社会风险这种社会风险的典型特征在于由部分社会公众或团体因不满现存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而采取的可能导致社会失序和混乱的越轨行为,其本质是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什么是转型期,转型期的特征是什么?转型期这一独特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哪些类型的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第一节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理论
2.1.1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核心
“社会转型”思想是西方结构主义功能学派现代化理论的经典思想,但其却并未提出“社会转型”的公认定义,国内学者对社会转型也有不同的认知。郑杭生认为,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社会转型。”罗谟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指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由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发达国家的转型则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冯绍雷认为,“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世纪70年代以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所伴随的社会转型。”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转型的内涵、外延的认识并不一致,但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认同,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更加现代化和更新现代化的变迁过程。这种转型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体制转型,即“分步走改革模式”首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化。“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 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尤其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几乎同义。三是指社会形态的变迁,“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是社会系统从一种结构形态向另一种结构形态的过渡,这一过渡过程表现为社会系统全面的、结构性的调整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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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风险
2.2.11社会风险相关概念
2.2.1.1风险
风险真正作为学术命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肇始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贝克在其巨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贝克认为,工业社会之前的风险都是个人的风险,是像大自然这样人类无法支配的力量所带来的,更准确的说,早期所出现的这类情况,应该被称为“危险”。而真正的风险概念,则是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是一个具有反思性的概念。“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
吉登斯认为,风险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概念相联系。风险属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因为在传统文化中,人们用运气、命运或上帝的意志来说明不确定性,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用“风险”一词来说明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险”一词带有从哲学意义上对安全进行审视的意味。在转型社会,人们并没有完全认同风险的说法,运气、命运还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对灾难和事故的哲学认知之中。但从风险的本源上来看,风险一词既包含不确定和损失性也包括可能的收益。
显然,风险社会的话语体系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难以套用其理论体系讨论我国面临的问题。本文中借用风险社会的概念并非要讨论“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而是旨在借用这种分析框架讨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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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对抗与冲突:社会风险突变........37
第1节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37
第4章社会风险衍生、演化与突变的路径分析......66
第1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风险生产的逻辑起点......66
第5章暴力革命与政治改革:社会风险的爆发与应对方式……85
第六章协商民主:社会风险治理的一种可能路径
转型期背景下,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框架首先应建立在对社会冲突的风险源以及风险丛生现状的正确认知之上,因此,理性的风险文化应该承担起引导人们直面社会冲突愈来愈剧烈的现状,以及公权力失控及其对私权利的侵犯于公民社会日渐增强的权利意识之间的矛盾,一方完全享受权利,而另一方则需承担义务;一方享受改革成果,而另一方却要承担改革成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近年来各类群体性事件数量的迅速增加宣告了国家治理中心风险治理模式的失灵,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治理模式的图景日渐清晰,该模式中各主体的权利与职责、参与的渠道、参与保障以及有参与能力的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培养等将是决定该模式能否实现对社会风险有效治理的关键。
第一节协商民主的价值:社会矛盾化解前置的有效形式
在穷尽了体制内救助渠道之后,民间“维权”越来越多地选择了被认为是“弱者的武器”的群体性事件以期引起社会关注。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釆取“以暴制暴”的“刚性维稳”方式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刚性维稳”的缺陷在于,事件看似得到了解决,但是,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不仅加大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感情裂痕,而且,促使民众把不满和怨恨更深地隐藏起来,愤怒仍在集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发酵,矛盾远未消除。因此,“刚性维稳”模式非但无助于社会稳定,反而更容易激化官民对立情绪。
寻找民间“维权”和政府“维稳”的交集,从源头上遏制社会稳定风险的衍生和演化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江苏启东涉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当地民众意见进行了抽样调查,在份样本中,的公民认为政府决议需听取民意。网友“亮剑出山”认为,国人的环保意识在增强,过去那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暂时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过去那种靠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长官意志来决定人民群众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尊重民意、依法行政方为治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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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论与展望
第1节研究结论
论文从社会转型的本质与核心的讨论入手,通过对转型期背景下两类四例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肆意侵犯是当前社会稳定风险的根源,协商民主是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有效途径。
1.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肆意侵犯是当前社会稳定风险衍生的根源
本文认为,导致社会冲突的社会风险源是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实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之间的矛盾。建国以来,由于特殊政治文化传统以及苏联政治模式的影响,我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城市实行单位化,人们的公民身份为政治身份取代。十年文革,公民权利更是一度被无情践踏。改革 放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城市商业贸易兴盛,农民得以脱离农村进城打工,工人可以离开工厂、知识分子可以离开事业单位下海经商,由此逐渐实现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身份政治化演进为社会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重新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客观评价,“权利”一词逐渐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口耳相传、在各个场合进行热烈讨论的热词,社会公平、身份平等、公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梦想。生活资料的丰富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催生了权利意识的觉醒。经济改革单兵深入,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使得科层制下的一些官僚,并未意识到公众权利保护的公共需求的增长,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的执政理念尚未改变,继续在“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旗积下对民众的土地和房屋进行强征强拆,甚至罔顾居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肆意引进高污染工业,导致民众与地方政府严重对立;由于蔑视公民监督权,一些官员肆意妄为,贪腐享乐,官员的行为标杆示范作用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伦理,致使社会以强凌弱、坑蒙拐骗成风,不仅损毁了党执政合法性,而且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
参考文献(略)
从对抗到合作:冲突社会下的风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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