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制度与政治态度的理论关联
1.1 制度
若要探究制度的奥秘，从新制度主义范式中寻求答案无疑是一条捷径，尽管新制度主义“包罗万象”的特质使得该范式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成为一种“繁复”的分析路径，但新制度主义流派众多，且聚焦制度的界定、形成、变迁、运行、与个体的关系以及“好”的制度等相关议题形成了丰富的理论②，而与旧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对角色、观念、话语、价值等个体要素的妥协则为研究制度形塑政治态度的因果机制提供了空间。
1.1.1 制度的内涵：人为设计的规范集合
关于制度的界定，新制度主义提供了成百上千的宽泛思考，由于该范式对制度“包罗万象”的理解，使得该基础性议题至今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且备受质疑与争议。总括而言，对制度界定的争议与质疑至少体现在制度的边界、本质与类型三个层面。
其一，有关制度的边界之争主要体现在组织是否应属于制度的范畴？有学者指出诸如利益集团、政党等组织都可以被理解为制度③，强调组织是嵌入在制度当中④；而有的学者则明确对制度与组织进行了严格的区分⑤，但事实是多数情况下二者的边界在新制度主义流派中尚不清晰与明确。其二，新制度主义范式主要就制度的本质是一种惯例、规则、程序与秩序或是观念产生了争议。如马奇和奥尔森将制度的本质理解为“反映集体与个体的特性、利益、价值和观念”的惯例⑥，制度是一种价值的支配；奥斯特罗姆则强调制度的规则属性，决定了个体行动转化为集体决策的秩序⑦；彼得·豪尔从运行角度提供了制度作为程序与秩序的一个面向⑧；而维维恩·施密特则将制度转向了观念与话语的解释力①。尽管细究之下不同流派的界定彼此兼容并蓄，但对制度本质的理解却是各有侧重。最后，制度的类型划分在该范式中亦不统一。由于新制度主义对个体行为的关注，多数情况下制度被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②；然而，亦有学者通过列举法对制度进行了划分，如竞选规则、政党制度、政府组织、工会组织等，范围从政府机构，到更全面的国家结构，再到诸多社会规范③，此外还有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区分④。制度的类型划分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是不同学者在制度界定基础下的延伸。
上述质疑与争议充分展现了对制度理解的复杂性，但这并不表明制度无法捕捉，恰恰相反，在错综复杂的制度争议之中，制度的内核是清晰的，即制度（Institutions）是人为设计的、具有引导性和约束性的规范集合。这一定义明晰了制度的边界与本质、功能与目的，并可以据此对制度进行类型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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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治态度
不同于态度研究贯穿于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整个历史当中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③，政治态度的研究从政治心理学本身的进展来看，将其视之为“态度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可能会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民意调查的出现使得态度研究开始向政治领域扩展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理论层面上政治态度研究更多传承了社会心理学的态度理论且尚未实现完全的超越，只是凸显了态度的政治性面向①，甚至有学者在政治心理学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并未将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囊括在内②。因此，有必要对政治态度进行重新认识。
1.2.1 政治态度的界定：对政治系统的立体评价体系
由于政治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为预测西方选举行为与选举结果服务，因而有关政治态度的相关研究表现出鲜明的“工具化”倾向，这种倾向使得政治态度研究在经验层面“大放异彩”的同时，也将其延伸至很多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当中，造成了在诸如政治态度的内涵界定等基本问题上的简单化与模糊化。总体而言，已有关于政治态度的内涵界定基本可以划分为延伸性概念、结构性概念与替代性概念三种类型③。
延伸性概念凸显了态度的政治性面向，一般对政治态度没有专门而严格地界定，而是将社会心理学的态度概念延伸至政治场域④。随着政治态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政治态度是一个结构性概念（Structure concept）⑤，即认为政治态度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概念⑥，而这一结构状态取决于诸如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等成分的组成及其关系上⑦。此外，替代性概念是建立在政治信仰（Political belief）、价值（Value）、政治立场以及意识形态等替代基础上的概念体系⑧，最为常见的就是左右派别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⑩等意识形态的替代。可见，关于政治态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种不同取向的界定在共同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基础上各有侧重、也各有长短。延伸性概念较好地延续了态度在政治系统中的表达，但却无法体现政治态度的独特属性；结构性概念可以清晰展现政治态度的内部结构，避免了延伸性概念的简单逻辑，但也极易陷入成分此消彼长的争议泥潭之中；而替代性概念虽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测量概念，但却使政治态度成为价值与意识形态的“附庸”，其内涵完整性以及适用性更是“大打折扣”。
基于此，本文认为政治态度是民众对相关政治系统所形成的立体评价体系。这一界定明晰了政治态度的主体、客体与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平衡政治态度政治性与心理性的交叉属性，又可以完整展现政治态度的全貌与特征、以保持政治态度的独立性，同时还可以打破情境与群体边界，并广泛适用于非西方国家选举政治体制以及非选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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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程序
2.1 研究方式的选择
研究方式（Research mode）主要是指资料收集与分析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以认识与解释各类社会问题与现象。研究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研究的需要以及研究方法的应用，并对应着不同的技术与方法。根据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对数字资料与文本资料的收集以及分析需要，本文选择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调查研究与实地研究两种方式。
2.1.1 调查研究：量化研究的主要方式选择
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是量化研究法最常使用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式，通常采用结构式问卷或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关于被访者的背景、行为、信仰或态度的大量信息①。调查研究用透过样本的方式去推断总体的特性，因此调查研究对抽样工作极为重视，一方面样本要有足够的随机性与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样本人数与抽样误差的负相关关系，抽样样本在调查研究中多为超过千人的大样本设计②。但调查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被访者对结构式问卷与结构式访谈的回答能否真实反映其内心想法与态度，而不是迎合社会所期待答案的“社会赞许性”（Socialdesirability），或者回避、夸大所面对的问题与感受。调查研究于本文而言意义重大，首先调查研究本就是收集与分析被访者态度信息的常用方法之一，恰恰适用于对 S省农民政治态度的现实图景进行描述性统计；其次，鉴于在此基础上制度与政治态度的相关分析需要，本文亦采用相关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对二者进行了回归系数的强度分析，通过相关研究这一调查研究资料分析的子类型可以确定二者的相关方向与强度。
2.1.2 实地研究：质性研究的主要方式选择
然而，即便是进行诸如回归分析以及路径分析等相关分析，距离真正的因果机制仍旧存在距离③，这是选择调查研究方式难以解决的缺陷。因此，在发现制度形塑政治态度因果机制的过程中，我们仍需应用另外一种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式——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实地研究是照片、地图、开放式访谈、观察、文档等一系列质性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方式，实地研究从一个松散的问题开始，选择一个团体或地点进行访问，并在环境中获取社会角色进行观察，一般而言，实地研究包括民族志、参与者观察与深度访谈三个子类型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首先使用深度访谈与参与者观察两种方式，对乡镇官员、村两委班子以及普通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并在农村当中仔细观察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从而对收集到的质性资料进行整理，形成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方法对调研报告中的质性资料进行编码建模，从而根据关键节点对制度形塑政治态度的因果逻辑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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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量化研究中的问卷设计及信、效度检验
量化研究一般需要采用具备科学流程的调查研究方式收集与分析资料，其中结构式问卷（Questionnaire）是调查研究方式中收集资料的重要工具，科学的问卷设计既可以通过一系列具体指标完整涵盖与反映概念的内涵，而且可以得到最接近被访者真实想法与态度的回应。鉴于本文使用量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 S 省农民政治态度的现实图景，并对制度与政治态度进行相关研究，因此围绕制度自变量、政治态度因变量以及经济收入、关系资本、农民阶层②、人口统计学等控制变量，本文设计了《政治态度及其制度影响因素的调查问卷（S 省农民卷）》（见附录一）③并对其进行了信、效度检验。
2.2.1 问卷设计
根据理论建构，结合既有研究中的指标设计，本文在“探索性工作”④的基础上对问卷题项进行了设计、检查、调整与补充，最终采用框图法形成了问卷初稿并开展了试调研工作⑤。而针对试调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主观评价法对问卷进一步研讨并修订、删减与补充，剔除了相关性不大的题目，最终形成一份相较成熟稳定的问卷。本文的自变量为制度，因变量为政治态度，各变量具体指标及问卷题项设计情况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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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S 省农民“非均衡”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制度的回归检视................................99
3.1 农民政治态度的不一致性：对内容体系的评价有别.....................99
3.1.1 农民对官员的消极性评价..............................100
3.1.2 农民对官僚组织的质疑性评价.....................................101
第四章 制度供给、统合机制与农民政治态度的不一致性......................129
4.1 制度供给的逻辑........................................129
4.1.1 核心制度的整合性供给..................................129
4.1.2 政策规则的聚合性供给.................................133
第五章 制度传播、过滤机制与农民政治态度的不稳定性.......................159
5.1 制度传播的“异化”.......................159
5.1.1 传播框架：愿景式传播的浅表化倾向.............................160
5.1.2 传播介质：“放射型”传播的聚焦化倾向..........................164
第六章 制度执行、固化机制与农民政治态度的认可层次
6.1 制度执行的方式
制度执行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选择性政策执行”③、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④、“拼凑应对”⑤、“策略主义”⑥等等。尽管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理路探究了当代中国制度执行的方式，进而“拼凑”出制度执行的全景面貌，但应当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往往着重于不同制度执行方式的原因与现象进行阐释，对其效应“一言以蔽之”，而且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基于制度执行频频失败的思考以探究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⑦。事实上，制度执行立足当下的制度情境与政治格局⑧，既应关注在此背景下其失败的一面，也应注意到其成功的面向，同时不可忽视对其效应的深挖，唯有此才能解释为何农民政治态度定位于“高于顺从、低于认同”的认可层次。因此，本文首先聚焦于十八大以来基层组织的制度执行方式，但需要指出，通过扎根理论所得并非完整、全面的制度执行逻辑呈现，而是与农民政治态度有着密切关系的执行方式。
6.1.1 基层组织应对上级的制度执行方式
对于基层组织而言，乡镇政府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2020jcgb05）的政治情境下，不仅要“承上”以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的各项任务，更要在面对“财权没有，人权没有，物权，执法权都没有”（2018jcgb01）、“编制紧张，人员稀缺”（2019jcgb04）的情形下与村两委相互合作，“主要把工作安排给村两委，他们执行，我们配合并监督”（2020jcgb05），从而最终实现“启下”——制度与农民的现实互动。因此，基层组织完整的制度执行方式既包含应对上级的制度执行之道，又要囊括面对农民的制度执行之道。其中，基层组织应对上级的制度执行之道主要反映为序列化执行与“共谋行为”。
6.1.1.1 序列化执行：“轻重缓急”的制度执行之道
在应对上级的制度执行之道中，乡镇与村两委等基层组织首当其冲表现为对制度的序列化执行。在基层干部眼中，不同类型的制度（核心制度与政策规则）意味着不同的具体任务与现实目标，重视程度亦不相同，因此需要根据制度的“轻重缓急”进行执行的排序以便更好完成压力型体制下各项制度的硬性任务。“执行制度有轻重缓急，但必须应对，必须干这个事。但是需要分一二三四，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头，比如说这个脱贫攻坚，是硬性任务，推卸不了，临时性的搞什么学习，就不那么重视了，但不存在中央有政策，不执行”（2019jcgb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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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思考
关注政治态度及其制度逻辑既契合了当代中国对社会冰山之下民心民意的关切，又回应了通过制度建设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时代之问，尤其是在今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①，以农民这一足以窥视中国民众政治态度基本底色的群体为研究对象更具重要的现实价值。然而，从学术层面关注这一议题却存在诸多困境、争议与迷思，其中最为凸显的问题便是在识别因果机制的实证维度上，二者之间的界限依旧壁垒分明②，制度作为“因”常常通过角色③、偏好④、观念⑤等与个体的行为紧密联系，而政治态度作为“果”则多数聚焦于诸如心理⑥、生理⑦、政治社会化⑧、说服⑨等微观因素的形塑，缺少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与工具。
本文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二者壁垒分明的界限并对既有理论进行回应，尽管于笔者当下的学术能力而言是一个大胆和不成熟的想法，且在行文当中有很多不足与疑虑，但本文从始至终围绕“政治态度的制度逻辑”这一中心议题，在重新认识制度与政治态度并建构理论关联的基础上，以 S 省农民为实证分析对象，至少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代中国 S 省农民政治态度的现实图景是什么？该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民这一群体政治态度的特征，反映了中国民众政治态度的底色；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一系列制度究竟是如何形塑了农民的政治态度？从制度供给、制度传播与制度执行的过程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揭示，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制度形塑政治态度的普遍机制。以下本文将在基本结论与理论回应的基础上，就推动农民政治态度由非均衡向均衡的转变提出对策，最后对本文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进行说明。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究竟展现了怎样的基本图景？基于对政治态度是民众对相关政治系统的立体评价体系（内容、结构、层次）的认识，本文认为“非均衡”是当代中国 S 省农民政治态度的典型特征。“均衡”的概念提供了政治态度稳定、一致与高层次的相应内涵，强调制度所产生的态度支持制度并且彼此呈持续、稳定的支持之势①，而“非均衡”则意味着农民政治态度具备不一致性、不稳定性以及尚未完全步入高层次的特征，“非均衡”政治态度下的 S 省农民无疑从整体上对政治系统呈支持态度，但这种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亦反映出矛盾、被动的特点，他们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表现出“特定支持”而非“散布性支持”之势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