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种国家间产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势互补的合作方式，是一种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概念最初来自 2014 年 12 月14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两位领导人将中国优势产能与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需求对接达成“中哈产能合作”计划[1]。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正加快实现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达国家则致力于再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更新升级，二者对提升工业能力和完善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强劲，需求规模巨大。国际产能合作是一种跨越国家地理边界，涵盖消费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综合的投资方式，它在促进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和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优于比较单一的跨国直接投资方式。国际产能合作更能满足各国合作需求，实现各国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从而将为全球经济和各国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辽宁省是全国制造业大省，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辽宁工业发展很快，已经拥有了较多的优势产业，为辽宁乃至全国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工业制成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导致企业库存大量积压。近两年辽宁经济增长低迷，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愈加明显。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辽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分别为 29650.18 亿元、1047.02 亿元、2509.8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增幅、利润增幅、利税增幅分别为-31.7%、-43.8%、-30.6%，处于历史低位。制造业主要子行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均降幅较大。在这种背景下，2015 年《辽宁省开放驱动战略实施方案》将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作为加快推进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重要驱动之一，2016 年《辽宁省外经贸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将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列为“十三五”时期全省外经贸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同年辽宁省政府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建立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委省协同机制的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辽宁省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2017 年辽宁省将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作为“走出去”五项重点工作之一，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促进辽宁省制造业的发展。开展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已成为辽宁突破瓶颈、摆脱困局的重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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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际产能合作相关文献
产能合作实践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期，重点是“产业转移”，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多种方式，将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带动转入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内学者对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背景对国际产能合作机制进行研究。毕燕茹（2010）基于产业结构演进国际化互动的大背景研究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产业合作特征，得出区域内产业合作的整体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演进的，并结合中国与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深化中国与东亚国家产业合作的思路[2]。安宇宏（2015）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 3 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内涵进行解读[3]。白永秀、王泽润和王颂吉（2015）对我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产能合作的背景和条件进行分析，并对合作的领域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产能合作的机制[4]。张洪、梁松（2015）创新应用了共生理论来研究国际产能合作，通过研究中哈产能合作发现中哈产能合作在组织模式上具有连续性，在行为模式上呈现由非对称性向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趋势[5]。赵德宇、刘苏文（2016）通过分析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途径以及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得出了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风险及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国际产能合作风险防控的主要措施[6]。熊勇清，李鑫（2016）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产品输出型海外市场模式面临的“三种双向压力”等现实困境，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实施的预期绩效，得出要以“生产嵌入”作为“载体”和“纽带”，以“市场嵌入”和“文化嵌入”作为战略重点的结论[7]。
1.2.2 国际产能合作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相关文献
国内文献除概念性的探讨,以及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原因、进展、风险及策略的分析外，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重点区位和重点领域的选择，以及相关支持政策和合作机制的构建等问题。其中，陈衍泰，范彦成，李欠强（2016）借助负二项回归面板模型，在国家距离视角下考察了产能合作的东道国选址问题[8]。曾芳兰（2016）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计算东道国投资环境的综合评分和排名，以判断各国投资环境的优劣[9]。李钢、董敏杰（2009）以我国和印度为例，分析了我国与印度的产业竞争力，得出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是两国合作的切入点这一结论[10]。张其仔（2015）计算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12 个国家相关产业的市场占有率等一系列指标，用以判断相关产业开展产能合作的潜力[11]。赵东麒、桑百川（2016）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对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 10 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现状以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我国与相关国家产能合作的方向[12]。此外，陈伟光，郭晴（2016）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桑百川、杨立卓（2015） 从国家竞争性和互补性的角度，阐释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方式[13][14]。杨挺、李志中、张媛（2016）从价值链的角度，谭秀杰、周茂荣（2015）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投资潜力和区位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阐释了我国与这些国家的产能合作方式[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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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国际产能合作区位选择理论分析
2.1 国际产能合作理论分析
2.1.1 国际产能合作相关概念
广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指以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契约性国际生产为实现路径的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国际化经营。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是指在某一产业的国际化过程中，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生产环节在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间实现产品生产和销售。狭义的国际产能合作存在于特定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规划和采购，生产环节的技术、工艺和生产能力以及下游领域的贸易、服务和标准化管理等环节[36]。本文研究采用广义上的国际产能合作，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作层面不断提升。在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存在着国际产能合作，国家层面、区域经济层面和世界经济层面更存在着国际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的宏观基础是双边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区域经济组织和世界经济组织的协定等相关贸易协定。
第二，合作领域不断细化。国际产能合作由大类产业层次向产业链层次转移。从现代产业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角度来看，国际化经营的最高形式主要还是以对外直接投资体现的全产业价值链的产能合作为主。国际产能合作存在于一个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产业链中，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推进产业和生产能力的输出。同时，产业内主要企业的生产经营是面向全球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生产体系，而不再以一国或少数国家为基地。
第三，跨国公司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跨国公司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目的是使跨国公司及其母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第四，国际产能合作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国际产能合作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其次，国际产能合作促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直接投资，提高跨国公司投资收益率。再次，国际产能合作输入国可通过引入技术和资本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国民福利。最后，通过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输入国可以缩短本国产业升级的时间，增强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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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位选择理论分析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种跨越国家地理边境的新的投资方式，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合作环境存在着极大差异,直接影响到产业优势的发挥、影响到产业的整个国际生产布局,并进而影响到国际产能合作的收益及成败。所以进行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合作目标国的选择,即国际产能合作的区位选择。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最早研究区位选择理论用于解释不同的农产品将在哪里生产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上，逐渐重视了对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区位选择的代表性的理论包括：Weber和Losch（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古典区位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KiyoshiKojima（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以及 Dunning（198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
（1）古典区位理论
古典区位理论由成本决定论和利润决定论组成。它们都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该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为廖什。
廖什(A.Losch)的市场区位理论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理论，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市场区位理论将空间均衡的思想引入区位分析，研究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
廖什认为，每一单个企业产品销售范围都是圆形的，这个圆形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又因为产品价格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单个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圆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在现实中生产产品的企业有很多，并且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由此形成了圆外空挡，即圆外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不能得到市场的供给，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这种圆形市场仅仅是短期的，因为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所以圆与圆之间的空挡被新的竞争者所占领，圆形市场被挤压，最后形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廖什认为工业区位应该选择在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市场地域，他把利润最大化原则同产品的销售范围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经济个体的区位选择不仅受其他相关经济个体的影响，而且也受消费者、供给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空间区位达到均衡时。最佳的空间范围是正六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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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辽宁省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区位选择实证分析...........................13
3.1.1 辽宁省制造业发展现状............................ 13
3.1.2 辽宁省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现状分析.................... 14
第 4 章 辽宁省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区位选择对策建议...................28
4.1 与高水平国家产能合作的对策建议.....................28
4.2 与合作动力不足国家产能合作对策建议.............................29
4.3 与蒙俄两国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对策建议..........................30
第 5 章 结论..........................32
第 4 章 辽宁省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区位选择对策建议
4.1 与高水平国家产能合作的对策建议
与辽宁在制造业上匹配度高，且双方利益分配适中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泰国、捷克、白俄罗斯、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马其顿等国家应成为辽宁高端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对象国。这些国家多为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的中东欧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辽宁具备与中东欧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辽宁工业基础雄厚，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这与中东欧地区部分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面临升级改造的现实状况形成互补，市场前景广阔。例如 2018 年全力推动建立的辽宁沿海经济带中国-中东欧“16+1”经贸合作示范区，能够打造辽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平台，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推动辽宁省更多企业“走出去”。与这些制造业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合作的重点是要增强辽宁省企业和产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强政府的各项保障机制，创造健康的市场环境。
（1）增强企业和产品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一方面，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增强企业国际产能合作竞争力。应助力行业的重大重组，助力强势企业携手合作、“抱团取暖”，推动中小型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优质强势企业主导、大中小型企业协调发展的局面；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推动科技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助力制造业向柔性化、服务化以及智能化发展，从而提高辽宁省制造业企业整体水平，增强与制造业水平较高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提高辽宁制造业产品竞争力。变革辽宁省目前过剩行业耗能高又低效率的发展模式，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有的贴牌、仿制生产模式逐步向自主创新转型，培育“辽宁制造”、“辽宁建设”品牌，从而提高辽宁省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与制造业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为此，一是要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出现产能过剩行业产品的科技含量，生产由量变到质变。二是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改进企业的运营模式，对帮助产业升级的科学技术成果要予以重奖。三是政府和银行信贷层面上，要帮助扶持成长型和创新型企业。只有自身修好“内功”，辽宁省制造业企业才能更好配合国家“走出去”战略，才能真正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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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
本文基于合作主体能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产能合作的稳定持久发展这一理论基础，通过研究辽宁省与“一带一路”沿线二十四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结构大小、匹配程度和利益分配关系，判断辽宁省制造业国际产能区位选择，并为辽宁省制造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区位选择提出针对性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