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顺应了经济潮流，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在实行改革开放的 40 年里，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速度和规模都得到了迅猛发展。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14 年我国共对全球 186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并创下 1231.2 亿美元投资额的业绩，双向直接投资额首次接近持平；2015 年我国的 OFDI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投资流量首次居于全球第二位，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投资额高达 145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3%；2016 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我国共对全球 19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流量为 1961.5 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同比增长 34.7%。虽然我国OFDI 的规模和速度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但仍存在投资区域集中、产业分布不均、投资回报率低、东西部投资差异大等问题。近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格局都与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国必须转变发展视角来面对新格局带来的挑战。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一带一路”途径 64 个国家，是贯穿欧亚非最长的经济走廊，为沿线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随着倡议的落实推进，我国企业更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2013-2016年，我国与沿线各国的贸易额为 3.1 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 19.3%。2015年，我国对沿线各国 OFDI 总额为 148.2 亿美元，占我国当年 OFDI 总额的 12.6%，同比增长 18.2%；2016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145.3 亿美元（较 2015 年略微下降），较 2013 年增长 14.3%。可见，随着倡议的不断落实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加入到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来。 中国加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改善国内产能过剩，加快经济增长，促进沿线国家的沟通合作，而且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外汇使用效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在我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对因东道国政局不稳定、经济金融波动、大国博弈等因素给我国投资企业带来的投资风险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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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综述
一、国家风险的内涵
对于国家风险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银行跨境业务，当一国金融机构或政府给另一国企业或政府提供跨国贷款时，可能出现的海外贷款风险就成为国家风险或主权信用风险。自从国家风险一词出现后，国家风险迅速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争前恐后研究的话题。通过对国家风险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企业家和政府更好地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方式、发展规律以及风险产生机制等，有利于企业或政府制定良好的风险防御机制，及时调整国际投资战略以减少国家风险带来的损失。此外，政府通过深入研究对外投资的国家风险，还可以及时调整国家的外交战略，制定更加有效的国家政策。
纳吉（Nagy，1978）提出“国家风险是企业进行跨国贷款时所面临的可能损失的风险，是由国家宏观层面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而不是投资企业引起的”。纳吉认为的国家风险是由国家宏观层面事件造成的，如：政治经济形势、国家政策的变动等。企业是国家风险的被动接受者，国家风险对企业的冲击也是不可抗的。纳吉对国家风险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学者对国家风险的研究开启了新视角——不同投资领域的企业对国家风险的关注点也是不同的，且国家风险具有链式传导效应，因此国家风险的内涵就不仅仅包括债务视角下的国家信用，还包括人文、政治、法律等多种相关的社会因素。20 世纪 90 年代后，西方大批学者，如莱尔巴斯、梅尔德伦等都对国家风险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展。
莱尔巴斯于 1999 年对国家风险的概念进行了完善，他认为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均会产生主权信用风险和国家风险，且会对投资国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强调，投资国应对东道国的市场进行分析并合理评估东道国的国家风险，以此来减少投资带来的损失。由于莱尔巴斯主要是从债务危机和国家主权评级的角度来定义国家风险，忽略了金融稳定、经济环境、政治、社会稳定性等研究角度，这也是他对国家风险定义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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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OFDI 的现状、特征及风险状况
第一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发展现状
自 2013 年“一带一路”伟大构想被提出以后，共商、共建、共享的协同发展理念引起广泛共鸣，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深化了沿线各国合作伙伴关系，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合作成果。继 2014 年我国 OFDI 流量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后，
2015 年我国的 OFDI 再创新高，首次晋升为资本净输出国。2016 年，我国的 OFDI 增速高达 44%，OFDI总额达 1701 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一、投资规模不断增大
近年来，在美国制造业回归、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冲击下，世界经济秩序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坚持对“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如图 2-1，2006-2016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流量、存量都呈现上升趋势。2015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 OFDI 流量为 189.3 亿美元(占当年中国 OFDI 流量总额的 12.99%），存量为 1156.79 亿美元，较 2014 年增长25.11%，占 2015 年 OFDI 存量的 10.54%。2015 年，我国共对沿线的 49 个国家（比 2014 年增加了 2 个）进行了直接投资，OFDI 主要流向泰国、俄罗斯、老挝、印度、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家。2016 年，我国对沿线国家 OFDI 流量较 2015 年略微降低，投资流量、存量分别为 153.4 亿美元、1294.14 亿美元，存量较 2015 年增长 11.87%。2016 年我国共对沿线 53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比2015 年增加了 4 个国家，主要流向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从图 2-1 可以明显看出，不论从流量上看，还是从存量上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在个别年份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但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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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特征
一、产业分布
（一）能源是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投资领域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地域跨度广，各国资源禀赋差异巨大，且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互补，因此，我国对沿线的投资在产业分布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特点。如表 2-2 所示，2005-2016 上半年，我国对沿线能源投资占比高达 55.6%，居于各大投资产业的榜首。2015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中，能源产业占比为 44.64%，主要集中在原独联体、南亚、东盟等地区。2016 年上半年，我国对沿线能源投资占比为 42.7%，居于投资产业的首位。以此可见，我国对沿线的 OFDI 具有资源寻求型特征，2005-2016 上半年，资源类总投资占比为 67.2%，具体见表 2-2。所以，能源产业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中最重要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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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风险影响 OFDI 的理论分析 ..................... 26
第一节 国家风险影响 OFDI 的理论分析 ........................... 26
一、政治风险影响 OFDI 的理论分析 ........................... 26
二、经济风险影响 OFDI 的理论分析 ........................... 28
第四章 国家风险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 ............... 33
第一节 样本国家的选取和国家风险的分析 ........................ 33
一、样本国家的选取 ................. 33
二、样本国家的国家风险 ...................... 34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46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46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47
第四章 国家风险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样本国家的选取和国家风险的分析
一、样本国家的国家风险
根据国家风险指南（ICRG），国家风险指数衡量了不同国家投资风险的大小，国家风险指数越大，表明国家风险越小，反之国家风险越大。本文选取的43 个样本国家的风险状况如表 4-3。
如表4-3可得，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国家投资风险的高低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总体来说，国家收入水平越高，所对应的国家投资风险就越小。样本中 14 个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几乎都处于低风险的投资环境中，而 15 个中低等收入的国家中有不少国家的投资环境处于高风险。从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样本国家 2006-2016年国家风险的均值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国家风险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国家收入水平越高，CR 指数越大，相应的国家风险就越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样本国家中，风险最低的是位于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加坡，其国家风险指数 86.53，属于极低的风险水平，随后是文莱、科威特、卡塔尔等国家；风险最高的国家是叙利亚，其平均风险指数为 55.63，属于高风险国家，由于叙利亚近几年国内战争不断，该国的国家风险也逐年上升，其风险指数在 2013-2016年已连续 4 年小于 49.5，国内投资环境具有极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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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一方面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了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现状、产业特点、区域分布以及投资中所面临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又通过全样本检验、分样本对比检验的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风险对我国 OFDI 的影响。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的偏好性，这与大家普遍认同的风险规避的投资思想相违背。对此，本文认为：一方面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和我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的性质有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让沿线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建立起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世界。在投资企业中，国有企业、中央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他们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秉承着帮助沿线相对落后国家共同发展的初心进行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正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结构转变的巨大压力，导致部分企业急于向国外转移投资设备，在投资前没有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进行充分的调查，以至于投资具有盲目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对“一带一路”的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
第二：中国对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直接投资是“资源寻求型”投资，而对非丰裕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投资，政治风险对资源丰裕型国家直接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高于非丰裕国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丰裕的国家多伴随着较高的国家风险，由于能源产业又是我国对沿线国家的主要投资产业，所以，东道国丰裕的自然禀赋对投资风险具有一定程度的“屏蔽”效应。因此，这也是为什么相较于资源非丰裕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在资源丰裕型国家直接投资的拉动作用更明显的原因。
第三：我国对非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时更关注政治风险，对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时更关注经济金融风险。这是因为大多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政局动荡、民族矛盾冲突严重、基础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所以我国对该类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获取投资利润，更多的是承担国际责任，扶持当地政府的建设发展，所以相比经济金融风险，更注重东道国的政治风险。高收入国家一般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我国对该类国家的投资的目的更倾向于投资收益，相较之下，我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关注经济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