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各国纷纷积极应对，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张性经济政策导致的加杠杆，直接造成了我国宏观杠杆率整体水平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的局面。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 年至 2019 年，我国居民、政府、非金融企业三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上涨，涨幅分别为：37.9%、10.2%、56.1%，合计上涨 104.2%。高杠杆率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的现象。在我国宏观杠杆率提升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却放缓甚至有所下降。2008 年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为 141.2%，2019 年的为 245.4%，年均上升9.47 个百分点，而经济增长率则由 9%下降至 6.1%，跌幅超过 32%。这表明，加杠杆已经违背了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初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也曾在 2016 年--2019 年连续四年在《第四条磋商》中提到我国的债务水平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去杠杆这一概念，目的在于通过去杠杆保护我国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2016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在国家层面提出去杠杆，并强调运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手段开展去杠杆工作。2017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于会上再次作出有关去杠杆工作的指示。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妥善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性去杠杆”于 2018 年 4 月 2 日首次被提出。“结构性去杠杆”具体指的就是在去杠杆工作中要根据部门以及债务类型，有指向性的去杠杆。
我国在区域发展方面成果显著，但整体来看，各区域之间发展并不协调。我国目前南北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东西部差距也越来越大，各区域软硬件设施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距。其中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落后。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为我国的未来搭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新舞台。次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意见强调了我国新时代发展中要统筹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进行区域协调发展； 2019 年 9 月习总书记在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2020 年 5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区域发展这一政策一定要扎实推进，要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黄河流经九个省区，自然条件存在发展优势，能源禀赋度高，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其经济增长对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结构安排
1.2.1 研究目标
探究黄河流域各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黄河流域作为我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天然绿色壁垒，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天然使命，黄河流域的发展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其经济增长对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单单是经济的“量”，同时还有经济的“质”。黄河流域的战略地位意味着，它的发展对于沿线省区市县乃至全国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探明黄河流域分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就显得非常关键。各部门杠杆率的构成有何差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何不同？分别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分部门杠杆率对于黄河流经济增长是否有异质性特征？这些问题都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探明方向。
1.2.2 研究内容
本文将围绕黄河流域分部门杠杆率展开研究，着重探究黄河流域居民部门、地方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三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程度。本文构建了分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详细测算现阶段黄河流域三部门杠杆率水平并简要分析分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并分别采用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模型检验的方法，构建出针对黄河流域的分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与数理作用关系，对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最后，依据相应结论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分部门杠杆率定义
“杠杆”和“杠杆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中，“杠杆”指的是财务杠杆。财务杠杆是指在筹资过程中，适当筹融资，利用现有资金获得超额收益。如今，负债经营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选择，已然发展成现代企业实现经营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负债使得企业个体能够在自有初始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以小博大”，从而获得较大的资产规模。
杠杆率的定义可以参考郭新华等（2016）[1]在微观层面上的定义，即某一经济主体通过举债的形式所得资金与其所控制的资产规模之间的比例称之为杠杆率。宏观杠杆率反应了全社会的负债规模，能够直观表示一个经济体的金融稳定性。宏观杠杆率主要包括政府、金融、非金融企业、居民四个部门的杠杆率。Ray 和 Dalio（2013）[2]认为债务余额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可以代表宏观杠杆率。宏观杠杆率代表着债务水平与偿付压力，往往被用作衡量金融稳定性，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波动，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意味着更容易引发债务危机。而宏观杠杆率的测度，学术界暂无定论。央行课题组（2014）[3]认为，负债和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并不对等，负债具有刚性，但是资产却随时处在变化之中，是一个循环流动的表现形式，而企业在某一时刻的金融资产并不是用来偿还这一刻本息的主要资金。另外，在计算杠杆率时又需要具有及时性的确切的资产负债表，这在现实中一般都难以获取。李扬等（2015）[4]选取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测算杠杆率，相对来说能比较完美的解决上述问题。
2018 年 10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在会议上提出要在保证总体杠杆率水平逐步降低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结构性去杠杆，即在去杠杆工作过程中要区分部门差异、债务类别差异。目前，暂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有些经济部门需要适当加杠杆，有些经济部门需要降杠杆。虽然分部门去杠杆政策提出仅三年时间，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分部门杠杆差异问题却由来已久。通俗地讲，分部门杠杆差异指的就是不同地区的杠杆率水平是不相同的，不同部门的杠杆率水平是不相同的，甚至是不同的企业类型的杠杆率水平也是不同的。根据国家 NIFD 数据显示，从 2000 年至 2018 年，无论是宏观杠杆率还是分部门杠杆率均有相当幅度的增长，且各部门之间有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各部门构成杠杆率的指标不同，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与房地产市场发展息息相关，政府部门杠杆率主要受政府的支出、收入所影响，而企业部门杠杆率与企业的融资方式有很大的相关性。显然不同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首先需要梳理分部门杠杆率的内涵。
.....................................
2.2 文献综述
2.2.1 不同杠杆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不同的杠杆率水平究竟是否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或者二者之间到底是正向的，负向的，还是非线性的波动关系，这两个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Campellom（2009）[5]等通过研究 2007 年的信贷危机发现，债务水平越高的企业往往越容易在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且冲击相对较大。而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国家是否能从经济危机中快速恢复甚至是全身而退，由这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决定。Rogoff 等（2012）[6]的研究也指出，从政府银行，到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都会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Rioja 和 Valev（2004）[7]在研究中发现，杠杆的提高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李扬（2012）[8]发现，杠杆率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但是当杠杆率一直上升到一定水平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不能无限制的提高杠杆率水平，而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内。刘金全等（2017）[9]的研究则发现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产生变化，短期内，杠杆率促进经济发展，中长期则不然。Wagner（2010）[10]认为，金融环境由于杠杆率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导致宏观经济越来越不稳定，金融风险越来越大。Elekdag 和 Wu（2011）[11]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他们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信贷增长速度过于迅猛或者是杠杆率水平太高，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高杠杆率都会相对抑制经济增长。Bencivelli 和 Zaghini(2012)[12]研究发现，不能任由金融杠杆毫无节制的上升，当它上升到一定水平时，必然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IMF（2015）[13]也研究得到了同一结论。他们通过研究历次金融危机发现，每次金融危机的出现时，都毫无例外的伴随着杠杆率的快速上升。Hofmann 等（2016）[14]认为杠杆率快速上涨会导致经济危机。李研妮、张尔聪（2017）[15]从研究中得出，经济增长与宏观杠杆率之间呈现反比关系。央行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节经济增长，且经济增长的变动与杠杆率的变化是负相关的。实证证明混合货币政策可以作用于经济增长。事实上，这一政策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可能造成宏观杠杆率的上升。
图 3-1 居民部门
第三章 分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15
3.1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模拟分析 ........... 15
3.1.1 理论模型构建 .......................................... 15
3.1.2 随机冲击及其动态均衡 ...................................... 19
第四章 黄河流域分部门杠杆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 25
4.1.1 经济增长绝对量现状 ..................................... 25
4.1.2 经济增长相对量现状 .................................... 27
第五章 黄河流域分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面板门槛效应分析 .. 32
5.1 变量选取 ........................................... 32
5.2 模型的介绍与设定 ...................................... 34
第五章 黄河流域分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面板门槛效应分析
5.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黄河流域沿线九省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测度，本文借鉴 Panizza 和 Presbitero（2014）[61]的研究，以黄河流域九省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ngdp）作为表示各省区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
（2）门槛变量及核心解释变量：黄河流域居民部门、地方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其数据已在前文第四章中测算得到。
（3）控制变量：除了核心门槛变量之外，本文还选取了一些控制变量。由于区域的异质性会严重影响实证结果。本文在选取控制变量方面，以实现变量之间较低的相关性作为主要判断依据。通过参考相关文献，本章的控制变量如下：第一，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一个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规模或水平，本文通过黄河流域沿线九省区人均 GDP 衡量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 用一省 GDP 除以该省的总人口求得。第二，金融规模(fsc)，本文用黄河流域沿线九省区金融业产出在该省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代表当地金融规模，金融规模是以黄河流域沿线九省区金融业生产总值除以各省生产总值求得，该数值越大，表示该省金融规模越高，一省金融规模越大。第三、通货膨胀率（cpi）,本文以一省份 GDP 平减指数来表示该省通货膨胀程度，通过 GDP平减指数可以度量一个经济体的价格波动程度，从而表现了一省的通货膨胀程度；通货膨胀程度可以衡量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稳定性。第四、城镇化水平(ur)，主要代表了一个地区城镇化的程度，本文使用最常用的计算方法，即用一个省份城镇人口在该省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相应的数值越大代表该省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五，资本形成率（cfr），本文通过用一省资本形成总额在该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代表一省资本形成率，用一省的资本形成总额除以该省的生产总值计算，由于资本形成额是由库存商品的净变动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值构成的，因此这一指标可以反映货币资源的分配。第六，技术研发（lnrd），本文通过一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即 R&D 经费的支出来代表该省的技术研发水平。长期来看，技术研发投入通过提升该地区创新能力而产生了对地区经济增长显著的促进效果，其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
表 5-1 主要变量及含义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了黄河流域沿线九个省区 2008 年--2018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模型探究黄河流域居民、政府、非金融企业三个部门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实证部分构造面板门槛模型对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最后进行门槛值识别和门槛效应估计得到了实证结果，通过以上步骤，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1.本文实证结果显示，黄河流域三个经济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非线性关系，即存在门槛使得黄河流域部门杠杆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杠杆率水平的变化而产生非线性变化。黄河流域三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现分段函数特征关系，分阶段作用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
2.黄河流域居民部门杠杆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具体表现为先降低后增长的趋势，黄河流域沿线各省整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均超过了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门槛值，即现阶段黄河流域沿线各省居民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均起促进作用，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黄河流域九省区可以进一步提高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
3.黄河流域地方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会阻碍其经济增长，且所表现出来的门槛效应是随着杠杆率水平的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效果，但是整体上起到了抑制作用。很明显可以看出，黄河流域政府和非金融企业两个部门的杠杆率都偏高，已经达到了阻碍经济增长的水平。因此，应将“去杠杆”的重点放到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两个部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