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 言
1.1 研究背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地下水逐渐成为我国华北平原农业生产的主要灌溉水源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地下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过度的地下水开采带来了地面下沉、海水倒灌、水质变硬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有效的控制地下水超采已然成为困扰众学者的一大难题。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于 2005 年 8 月首创了“一提一补”水价制度，试图用“提价+补贴”的新形式水价实现农户利益和资源保护的共赢。
1.1.1 我国水资源危机
水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虽然全球范围内，水资源是最普遍、数量最充裕的自然资源，但其中 97.5%是海水，不适于被人类利用，全世界实际可利用淡水资源的最大数每年只有 9?105 亿 m3（Shiklomanov，2000）。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有限的水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世界各国对水的需求，预计到 2100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120 亿，水资源总需求量将超过 1.2?106 亿 m3（Saleth，2002）。为此，各国政府对水资源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关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早在 1988 年就提出：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
我国是水资源非常短缺的一个国家，虽然，水资源总量达位居世界第六的 2.8 万亿立方米（中国水资源公报，2013），但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2000 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为贫瘠的国家之一。而我国北方的缺水形势尤为严峻，北方地区拥有全国 45%的人口和 64%的耕地，但可用水资源仅为全国可用水资源的 19%，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占南方人均量的 1/3（王金霞，2008），海河流域基本是有河皆干，黄河流域在上世纪末基本是年年断流的状态，直到本世纪初加强了全流域调度管理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秦长海，2013）。
我国华北地区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335 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 1/6。由于地表水的匮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地下水灌溉已成为该地区农户最主要的灌溉方式。长期的地下水超采使得华北平原地下水水位迅速下降，其中黑龙港流域深层地下水的水头最大埋深已超过110m（费宇红等，2009），地下水埋深仍以每年 2 米左右的速度下降。同时，该地区已形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深层地下水沉降漏斗，目前，河北省地下水超采面积突破 67000km2，占平原区国土面积的 90%以上，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仍在不断扩大。对地下水过度开采使得大量机井报废，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还引发了地面下沉、海水倒灌、水质变硬、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的严重后果，生态代价惨重。然而即便如此严峻的形势，农户在灌溉过程中仍大量使用漫灌等高耗水的传统灌溉方式，显然人们尚未意识到地下水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如果被开采枯竭将导致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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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目标与内容
1.2.1 研究意义
“一提一补”水价调节机制由桃城区水务局于 2005 年首创并用于实施，用以缓解当地严峻的地下水超采形势，经过近 15 年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但始终陷入难以推广的困境。本文试图搞清楚几个问题：首先是“一提一补”是否是一种双赢的水价调节机制？即是否能实现公共资源和农户利益的双赢局面，主要从两大方面三个部分内容来展开研究：第一，“一提一补”水价政策是否真的能节水？第二，该机制是否能提高农户利益，或至少不是农户利益受损？主要从作物单产和收入两个方面展开；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难以推广？也就是说“一提一补”水价机制是否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如果能解决这几个问题，不仅对地下水超采地区实现“节水保粮增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对在全国各地下水超采地区范围内“一提一补”水价政策的推广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1.2.2 研究目标
本文拟从农户角度出发，利用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的实地调研数据，从用水量、当地主要作物产量和农户收入等三个方面研究“一提一补”水价政策的实施效果，综合评价水价提高以后农户生计的变化和农户节水量的变化，为解决现行政策下存在的问题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寻求利用经济手段限制地下水超采的突破口，以期实现农户生活水平的稳定和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目标。
1.2.3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提一补”水价改革节水效应研究
根据已有文献和理论知识，筛选控制变量，建立 DID 模型对“一提一补”的节水效应及原因展开研究。对于一个水价政策，人们最关心的是它的节水效果。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研究用水量的变化是什么因素引起的，从节水技术的采用和种植结构的调整两方面展开研究。
（2）“一提一补”水价改革对作物单产的影响分析
在第一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再继续利用倍差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针对“一提一补”对作物单产的影响展开研究。
（3）“一提一补”水价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若“一提一补”水价改革对作物产量会有影响，那么笔者更进一步就“一提一补”水价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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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
2.1 地下水相关研究进展
2.1.1 地下水形势
地下水每年为全球提供近 30%的可更新淡水资源，远远超过河湖（0.3%）、湿地及冻土（0.9%）等提供的淡水资源量（WMO, 2005）。全球 40%的粮食得益于地下水的灌溉，在许多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地下水已成为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水源。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全球每年地下水开采量约 5500 亿 m3，到 20 世纪末，全球地下水开采量已超过 7500 亿m310 年间，地下水开采增长量超过 2000 亿 m3/a（闫丽娟，2013）。
随着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地下水供水量以年均 2%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国近 2/3 的城市使用地下水供水，40%的耕地使用地下水灌溉，90%以上的农村人口饮用地下水（胡爱兵，2005）。在地下水实际开采量中，灌溉用水比例约为 54.3%，而在海河流域粮食主产区，这一比例为 67%（闫丽娟，2013）。
Cao 和 Wang（2008）的研究将我国华北地区地下水资源开采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地下水开采起步阶段（1949~1960），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地下水资源逐渐开始被利用但开采规模较小，农户开始打井利用地下水资源；到第二个阶段是地下水开采加速阶段（70 年代早期-70 年代末），开采总量已具相当大的规模。第三阶段是从 80 年代初至今，地下水资源继续被大规模开采，而地下水的过度开采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难题。
长期的地下水超采已使我国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深层地下水沉降漏斗，全国以城市和农村井灌区为中心形成的地下水超采区数量已从 80 年代初的 56 个发展到 2015 年的 400 多个，超采区面积从 8.7 万平方公里扩展到 30 万平方公里（乔世珊，2008；吉炳轩，2016），而地下水埋深更是以每年 2 米的速度下降，带来了地面下沉、海水倒灌、水质变硬、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的严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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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资源价值和价格研究
根据经济学理论，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传统的水资源价值观建立在“资源无价”的基础上，认为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长期以来，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无法发挥资源分配杠杆的作用，导致水资源被过度利用，水资源危机日益严峻，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姜文来，1998）。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 “资源无价”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故水资源一般无价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与此同时，政府将大量公共投入用于大型水利设施的修建以增加水资源的供应，并予以水资源供给大量的补贴（刘静，2012；牛坤玉，吴健，2010）。一般认为，水资源低价或无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弊端：第一，水价太低使农户缺乏节水意识，导致了大量水资源浪费现象的出现，从而降低了水资源利用率；第二，低水价使供水单位无法收回供水成本，缺乏维护灌溉基础设施的资金，大量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于是，随着供水成本的上升，开源供水不仅无法满足人们用水量的增长，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国外对水资源价值问题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Young 和 Grey 通过实验证明水的价值不可能超过最经济水源的边际成本，Seagrave 等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的推算方法提出了在不同组合条件下的最佳解和水资源价值（姜文来，1998）。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加剧引起各国政府、多种组织研究机构、环境学家、经济学家的重视。Goldsmit（1982）的结论指出对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没有进行估价的原因主要在于估价方法困难和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Fakhraei（1984）对随机供水情况下价格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水量配给规律和价格稳定性影响，Moncur（1987）针对城市用水定价和干旱对策展开了研究，分析了水资源价格在干旱条件管理中的作用。之后众多学者对水资源的不同定价方法展开了研究（Tufgar，1990;Mann P.C，1987;H.Younkim,1995;Agarwal,2000）。Mahmoud Abu-Zeid（2002）的研究指出农业水价的构成中不仅需要反映水资源的价值，还应包括供水服务成本以及成本回收机制。Meinzen-Dick & Dosegrant（1997）表示制定水价应该建立在完全供给成本之上。当水的价格等于完全供给成本时，每个用水者所需要和消耗的用水量，是他从最后一单元水使用量所得到的效益等于最后一单元水的成本即水的边际效益等于价格时的数量，当所有用水者都达到这个均衡时，整个社会用水也会达到最大效益。然而，完全按照完全边际成本定价所需要的信息非常复杂。因此，即使是应用复杂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价格（Briscoe，1997）。在实践中，水价向上波动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因此受到收入分配和政治目标等因素的影响，水价将会低于它真正的价值（Tsur，1995；Postel，1999；Becker，2002）。但是大量研究表明，维持低水价的政策对提高水资源分配效率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Moore et al.,1994；Varela-Ortega. C.，1998；Beck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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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一提一补”水价改革政策背景分析 ................................. 17
3.1 我国农业水价改革历史与现实 ................................. 173.2 研究区域概况 .............................. 17
第四章“一提一补”水价改革节水效应分析 .................................... 24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24
4.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择 .............................. 24
第五章“一提一补”对作物单产的影响分析 .................................. 29
5.1 模型建立 ................................... 29
5.2 回归结果分析 .................................. 30
第六章“一提一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6.1 是利用倍差法对“一提一补”制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交叉分析。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所有户均收入都用消费价格指数 CPI 折算成 2001 年水平，一方面以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不同村政策实施年不同带来的麻烦。同样，取一提一补前一年户均收入水平和一提一补实施年户均收入水平的平均值作为一提一补实施前的值，取 2011 年户均收入水平和2014 年户均收入水平的平均值作为一提一补实施后的值，得到表 6.1 中的结果。由表中可以看出，试点村户均收入水平较高与非试点村，而表示实施效果的二重差分值?为正，表明一提一补政策对试点村农户户均收入可能存在正向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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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农户调研数据评价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一提一补”水价制度的实施效果，运用 DID 模型分别对用水量、作物产量和农户收入三个方程进行回归。从模型结果中主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一提一补”水价改革对于华北平原“节水稳收”有良好的政策效果。
实证结果表明：“一提一补”水价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减少约 20%的小麦灌溉用水，但是对于玉米和棉花用水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提一补”水价改革的实施对于玉米和棉花产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于小麦产量有 4%的显著负面影响，而小麦用水量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但是科技进步带动产量的提升能够抵消政策对于小麦产量的负面影响；同时，“一提一补”水价制度的实施并不会减少农户收入。
（2）“一提一补”水价改革在推广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试点村的现行水价依旧维持 10 多年前刚改革时的水价，如果去除通货膨胀因素，水价实质上是逐年降低，换句话说，较之提价前的水价，水价确实是提升了，但是较之农户日益提升的收入水平，水价实际上是逐年降低，若继续维持在这个水平，“一提一补”的政策效果将日益减弱；第二，缺乏完善的计量设施，由于灌溉用水量难以计量，农户使用地下水只需要交纳机井耗电的电费，然而单纯的电价不足以衡量水资源的真实价值，从而不能真正的对农户地下水超采行为形成约束，同时从推广层面讲，在其它不同水源的地区（比如有些地区的主要水源来自浅层地下水和地表水），如果缺乏完善的用水计量设施，“一提一补”制度很难得到推广；第三，“一提一补”补贴金额远低于种粮直补、农机补贴等其他农业补贴，导致农户的参与激励降低，影响了该制度的可持续性。
实证结果证明了“一提一补”的实施极大提高了农户的节水积极性，节水效果明显，与此同时，还证明了节水和保粮增收不能同时实现是一个悖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