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经济论文是对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做出的的结论性总结。撰写经济论文目的在于，在经济学、金融、证券、贸易等相关理论指导下，从宏观和微观的两个角度，分别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公司企业的典型案例等加以深入分析，继而得出理性的结论，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方案，不断扩充经济领域的学术理论，扩大经济学研究范围和领域，可以学以致用，去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篇经济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一
1 绪论
1.1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城镇化是当今中国备受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关乎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我国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晚，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逐年增快。截止 2014 年底，以人口指标来衡量，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4.77%，相比于 1978 年的 17.92%，增长了 36.8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任务仍然艰巨。过去几十年，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镇化发展规划不合理，盲目的建城造成土地利用效率低，资源浪费巨大，大城市人口剧增还带来了诸多的城市病。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部，不利的自然条件和气候使得其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再加之基础设施不完善和不稳定等因素，要缩小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更加需要贯彻城镇化的宗旨理念，根据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切实做好城镇化发展规划，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走具有新疆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城镇化，就是在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村社会构建与城市相似、逐渐转变为城市的过程。从全国来看，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虽相比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有所回落，但转移数量仍然较大。对于城市来说，大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对于农村来说，同样的土地由更少的人进行耕种，提高了单位劳动力效率，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家庭增加了收入。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虽然较大，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却与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相匹配。农村劳动力应如何合理的流动，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向互动作用如何，对新疆经济又有何影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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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本文的研究综述从两个方面进行归纳阐述，即城镇化角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角度。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说，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说，有关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丰富。由于城镇化一词带有中国特色，在国外的研究中，将其表述为城市化。因此，在下文对国外研究的分析中，将城市化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Brantley Liddle（2013）结合两种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发展存在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能够加速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然而，MingxingChen, Hua Zhang, Weidong Liu(2014)[2]等人采用过去三十年全球的截面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结果显示，一个国家人均 GDP的高低，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但经济增长并不是影响城市化的因素，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得出结论，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其次，关于城市化动因的研究。CHIEW PING YEW（2012）[3]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由政府主导的，并且全国的城镇化发展热潮依然正在升温。政府的目的主要是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完成地方业绩，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吸引投资的政绩工程，而并不完全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建设适宜人类生活的城市。Julia Zinkina 和 Andrey Korotayev(2013)[4]分析了埃及城市化的动因，发现城市人口停止增长但埃及经济却出现了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再者，关于高城市化发展水平之后，如何继续发展的研究。Hans ThorAndersen, Lasse Moller-Jensen 和 Sten Engelstoft(2011）[5]以丹麦为例，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 85%之后，已经不能再使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应通过一个替代的概念演示接下来城市的增长格局。在增加流动性和改进劳动力市场上对政策理论进行创新，尤其是对不同产业在生产和服务上的转型，会成为今后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及城镇化发展政策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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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基础及概念界定
本文的理论及概念均从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两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是新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取数据及概念界定，均包括兵团在内，不再单独对兵团进行分析。首先，对相关理论进行概述。
2.1 理论基础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某一区域内，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优化，农村不断发展转化为城镇的过程。在城镇化过程中，技术落后的传统部门逐渐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部门、现代化的服务业，传统部门则通过引进技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为城镇化提供保障。从经济角度看，城镇化是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提高的最终目标。从社会层面讲，城镇化改变了社会人口的结构和分布状态，调整了产业结构，改变了各产业间的发展状态。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经济水平、人口素质、社会健全程度等多方面综合的体现，也是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阶段。城镇化的建设离不开经济的支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高水平的城镇化又会为工业化创造条件，推动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进程，两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虽然两者关系密切，但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发展，例如工业发展跟不上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就无法为城镇化提供后备资源，就会影响城镇化的建设。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人口拥挤、交通困难等各种城市病，不但影响了城镇化的建设，也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保障社会健康良性的发展，必须保证稳健的城镇化建设，协调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保证两者步调一致，协调发展，避免两者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城镇化是一个过程，在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可将其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相关的研究分析总结来看，城镇化的第一阶段是城镇化，在此时期，经济和社会相比之前得到了显著发展，城市中企业逐渐增多，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将农村劳动力吸纳到城镇的企业中就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第二阶段是郊区城镇化，城市的发展辐射到了郊区，促进了郊区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郊区的就业机会。由于城市中心人口承载压力过大，郊区土地相对廉价，可更好地与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相互配置，郊区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人口向郊区转移。第三阶段是逆城镇化阶段，人口的移动开始出现逆转，即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具体来说，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萌芽期时，富人为了享受生活，移出城市转入郊区；形成期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开始迁入农村地区；发展期时，城市产业向郊区转移，郊区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更加健全；成熟期时，郊区拥有了城市的各种功能，完成的转化为了城市。第四阶段是再城镇化阶段，是在逆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通过政府干预，相关部门积极调整产业政策、治理城市病等措施，再次吸引人口向城市流动，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功能和内涵，即出现了所谓的再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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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概念界定
其次，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由于本文侧重于研究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效率，因此，对以下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城镇化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农村转化为城市，或者城市规模扩张，而是要实现城镇的科学高效生产、增强和丰富城镇的功能、提高城镇社会文化素质、丰富人们的生活等，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城镇经济水平，把城市建设成适宜人类生活居住的多功能载体。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城镇化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核心，越来越注重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同时，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为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而不断努力。尤其是自 2012 年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真正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城镇化的建设中，力图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城镇化发展水平是指在某个区域内，城镇化发展所达到的规模、层次、速度和水准，它既可以是一个绝对数，表现为总量指标，也可以是指数，表现为相对指标。在本文中，通过选取多个指标测量城镇化发展水平，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相对指数形式来表示某一区域城镇化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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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17
3.1 城镇化发展现状............17
3.1.1 全国城镇化发展现状.......... 17
3.1.2 新疆城镇化发展现状.......... 22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25
4 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29
4.1 城镇化评估指标选取.............29
4.2 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模型构建.......... 30
4.3 数据来源及处理...........31
4.4 新疆整体城镇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结果.......... 31
4.5 新疆主要地州城镇化发展水平实证分析结果............ 33
5 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35
5.1 基于 DEA 方法建立 BCC 模型.......... 35
5.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35
5.3 实证分析结果.....35
5 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吸纳效率的实证分析
以第四章测量的新疆及各地州城镇化发展指数为基础，结合 2009-2014 年新疆及各地州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5.1 基于 DEA 方法建立 BCC 模型
DEA 的中文全称为数据包络分析法，通常用来测量一些决策部门的生产效率。常用的 DEA 模型有 CCR、BCC、ST 等，本文采用 BCC 模型，衡量不同规模报酬状态下的相对效率值。城镇规模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BCC 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测量决策部门的生产效率，在 CCR 模型中引入了规模报酬概念，这样就能够更加全面的对吸纳效率进行评价。所以，本文为了使研究的结果更加真实可靠，在分析模型中选取了 BCC 模型。本文采用 BCC 模型评价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效率，被评价的决策单元为新疆整体及选取的 7 个地州。本文将第四章测量的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作为投入因素，即 BCC 模型的输入指标，将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作为模型的产出因素，即BCC 模型的输出指标。将以上概念具体化为如下数量指标：输出指标选取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输入指标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在数据的选择上，由于统计年鉴中个别指标某些年份的数据并不全面，无法准确的划分城镇每年劳动力来源和数量。因此，为了保持数据统计口径一致，本文将每年城镇人口的增加量等同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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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合本文第四章与第五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从 4.4 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逐渐减小，人口素质与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影响逐渐增大。两者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呈现出逐渐降低的态势。也就是说，目前新疆城镇化建设相比于以前年份，对经济的依赖性降低，社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人口素质与生活水平指数所占权重逐步增大，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增大，表明城镇化发展越来越重视提高人口素质、引进高水平人才、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环境质量指数所占权重 2014 年增长幅度明显，表明环境质量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影响骤增，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会转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2） 从 4.4 的分析可以看出，四个一级评价指标中，除环境质量指数 2013、2014 年有所回落外，其余指标 2009-2014 年均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这意味着经过六年的发展，新疆整体经济、社会、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以及环境质量都有了大的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明显。
（3） 从 4.4 的分析可以看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城镇化发展指数 2012-2014年逐年下降，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和田地区，2014 年城镇化发展指数相比 2013 年有所回落，其余年份各地州城镇化发展指数总体上呈现较快上升趋势，各地州城镇化发展指数差距不大。
（4） 从 5.3 的分析可以看出，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吸纳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效率为 1，说明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处于 DEA 生产前沿上，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达到相对有效状态。但从劳动力转移的绝对数量上来看，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并不多。以 2014 年为例，新疆城镇新增人口为 51.98 万人，全国平均城镇新增人口为 58.22 万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换言之，新疆处于低水平相对效率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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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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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992 年起，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其主要特征为私有资本的进入，改革初期目标是为了缓解供水企业资金不足和供水效率低下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各项资金的不断增加，结合城市缺水的现状，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重心也逐渐从引入资金转变为效率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供水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中国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情况，从而引出本文研究的意义和内容，并简述文章的研究方法以和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1.1 研究背景
城市供水行业是城市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内容，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并迎来史上最大的城市化浪潮。1978 年到 2014年，中国城市数量由 193 个扩张到 664 个，城区人口也由 0.77 上升到 3.77 亿，城市人口密度增长近三倍。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加快与城市人口增加，带来了城市供水服务需求的急剧增加。如图 1-1 所示，2003-2014 年全国城市用水人口总体上呈不断增长态势，从 2003 年的 2.91 亿人口增加到 2014 年的 4.35 亿人口，增幅 49.49%。虽然全年供水总量也从 475.25 增至 546.66 亿立方米，但增幅仅 15.03%，面临如此巨大的供水市场需求，城市用水供给量显得格外有限。随着供需矛盾日益激烈，城市缺水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水利部有资料显示：依照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截至 2014 年底，中国的 657 座城市中有将近一半处于“缺水”和“严重缺水”状态。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也敲响警钟：中国可能即将发生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面对严峻的城市水资源供求态势，我们须通过提高“供水效率”来保证用水数量与质量的供给。然而，在理论上，城市供水行业是一个具有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网络型产业，并且在我国同时具有行政垄断的性质。垄断的存在扭曲了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从而无法运用传统的利润率等绩效指标来衡量城市供水行业和企业的绩效。因而，效率便成为衡量城市供水行业绩效的主要指标。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具有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双重垄断属性的供水行业长期仅依赖于政府单一的投资与管理，这种行政垄断不仅导致了水资源的浪费和供水效率低下，同时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面对投资不足与供水效率低下的双重问题，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萌芽由此开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迅速，为了缓解供水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开始在供水行业中引入私有资本。随后历经了三个阶段：1.1992-1998 年，少数国际大型供水企业尝试性进入，政府的对供水行业的行政垄断被打破，初步向政监分离转变。2.1999-2002 年，国际大型供水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相继进入。3.2003 年至今，国际大型供水企业与国内民营企业大量进入，特许经营制度被确立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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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城市供水行业作为最重要的城市公用事业之一。面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以及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供水缺口逐渐扩大，而城市供水漏损率却居高不下，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提高供水效率将是未来城市水资源管理的核心。在经历了三个阶段引入私有资本的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后，供水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已得到缓解，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的重心也逐渐从引入资金转变为效率的提升。因此以私有资本进入为核心的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是否真的提高了供水行业效率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本文具体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国内学者对供水行业效率研究成果较少，且对效率的测度大都集中在省级层面，本文从地级市层面上展开研究，来探求中国城市供水行业的效率，样本量大，得出的结论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二、运用基于 VRS 假设下的 BAM 模型测算中国城市供水行业效率。相比以往国内学者采用的最简单的投入导向型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一方面避免了传统的 DEA 模型存在线性模型假设、径向性（Radial）、角度性（Oriented）和主观设定方向向量等缺陷，提高了测度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可以对无效率来源进行分解，进而对症下药，提出提高效率的方法。 第三、在现有的对供水效率的研究成果中，国外鲜有学者考虑到漏损水这一“坏”产出，而国内更少学者关注过这一要素。本文将漏损水量视作“坏”产出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分别从“量”与“质”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城市供水效率，从而研究私有资本进入对其影响，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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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面对严峻的城市水资源供求态势，我们必须通过提高“供水效率”来保证水数量与质量的供给。然而，从理论上来说，由于城市供水行业是一个具有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网络型产业，并且在我国还具有行政垄断的性质。垄断的存在扭曲了投入和产出的价格，从而无法运用传统的利润率等绩效指标来衡量城市供水行业和企业的绩效。因而，效率便成为衡量城市供水行业绩效的主要指标。 由于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方法具有不需要对生产函数做先验假定、不需要参数估计、允许无效率性存在等特性和优点，国内外学者将其当作经济绩效评价的重要工具。它整合了多种包括投入和产出的绩效指标，能够全面测量绩效，因而国内外多数研究运用了这种方法。
2.1 对城市供水效率的研究
纵观国外文献，Thanassoulis(2000)运用 DEA 方法对 1992-1993 年英国和威尔士的供水和排水企业的效率进行了研究，这篇论文是为英国水务办公室（OFWAT）1994 年进行水价调整提供依据的报告。随后，Thanassoulis(2002)又将 DEA 模型运用到 1994 年英国和威尔士 10 家供水和排水企业的效率测度中。而 Anwandter and Ozuna (2002)则采用 DEA 方法测算出 1995 年墨西哥 110 家供水企业的效率。Woodbury and Dollery(2004)以 1999-2000 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73 家供水部门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 DEA 模型估算了供水效率，发现技术无效率比规模无效率更加重要，必须将服务质量的产出考虑进效率的测度中。Tupper and Resende(2004)则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出 1996-2000 年 20 家巴西水务企业的效率，发现管网密度和售水率对效率有重要影响。García-Sánchez(2006)通过 DEA 模型考察了 1999 年西班牙 24 个城市的供水行业的效率，发现管网和人口密度对于效率有显著的影响。Coelli and Walding(2006)运用 DEA 测度出澳大利亚 18 家水务企业 2002 年-2003 年供水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及每一家企业 1995-2003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发现资本的数据以及供水产业的价格平减数据需要改进。Erbetta and Cave(2007)将数据包络分析发运用到 1993-2005 年 10 家英国和威尔士供水和排水企业的效率评价中，发现管制变化使得技术无效率降低，价格上限管制使得投入更加接近成本最小化水平。García-Vali?as and Mu?iz(2007)运用 DEA 方法测度了西班牙 1985-2000 年 3 个城市的水供给行业的效率，考虑了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后，提高了研究对象的效率水平。随后，Picazo-Tadeo et al.(2008)也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了 2001 年西班牙 20 家供水企业和 20 家供水排水企业的效率，发现售水量对于企业的排名没有影响，质量对于技术效率的测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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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私有资本进入对城市供水效率影响的研究
英国水务行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举实行私有化，在此之后，水务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在许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中开始兴起（World Bank，2003；Baumert and Bloodgood，2004）。私有资本的进入究竟对水务行业有何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外国学者们大多研究了不同所有制的供水企业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虽然研究成果较多，却始终未给出统一的答案。 有的学者认为，私有企业相对国有企业由于基本无法获得政府的经济支持，并且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因此将拥有更加严格的监管机制，同时积极探求更先进的技术，致力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Raffiee et al（1993）利用 1989 年美国自来水厂协会关于 238 个国有水企业和 33 个私有水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成本最小化弱公理对各个水企业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私有水企业比国有水企业更有效率。Bhattacharyya et al(1995)则运用 SFA 方法测算了美国 1992 年 190 家国有供水企业和 31 家私有供水企业的成本效率，发现小规模的私有企业更有效率，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相对更有效率。 然而，另一些学者并未发现私有资本的进入对供水企业的效率有积极影响。 Lambert and Dichev(1993)以供水量作为单一产出，采用 DEA 方法对 1989 年美国 238家国有企业和 32 家私有企业的供水效率进行了测算，发现技术无效率是无效率的主要源泉，公有制和私有制并没有明显差别。Saal and Parker（2000）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研究了1989 年英国私有化和水务行业效率关系，也未发现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而 Estache & Rossi(2002)在对 1995 年亚太地区 29 个国家的 50 家供水企业进行研究时，发现所有权对效率并没有影响。García-Sánchez(2006)用 DEA 模型测度了 1999 年西班牙 24座城市供水行业的效率，同样得到类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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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15
3.1 研究方法 ........... 15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17
3.3 主要指标的统计描述 ....... 19
第四章 实证结果分析 .... 22
4.1 中国城市供水行业效率变化趋势及差异分析 ........ 22
4.2 无效率来源分解 ........ 27
第五章 私有资本进入对城市供水行业效率影响 ........ 29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29
5.2 模型设定和回归结果分析 ........ 30
第五章 私有资本进入对城市供水行业效率影响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为了吸引投资从而缓解水务行业建设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为了向国内引进先进技术，将私有资本引入水务行业。随着城市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推进，我国城市供水行业在开放市场、引入竞争等方面做出了大量探索。这一部分本文将使用计量研究方法考察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后，私有部门进入对中国城市供水行业效率的影响。与前文保持一致，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我们对供水行业效率的考察依然从“量”与“质”两个方面进行。
5.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有私人资本进入。国内文献有关私有资本进入的度量指标比较多，却不统一。王宏伟和郑世林（2011）考察私人部门进入对供水行业绩效影响时，以是否有外资或者民营企业进入为核心变量，并且在此处设定了虚拟变量，采取类似方法的还有王岭（2013）；王芬和王俊豪(2011)及肖兴志和韩超(2011)都以非公企业总资产和国有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表示非公资本的进入情况；于良春、程谋勇（2013）在研究引入竞争与水务行业效率关系时，用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行业总产值比例、非国有资产占资产总量的比例来衡量非公资本的参与对水务行业效率的影响。由于地级市层面不同类型的企业资产数据较难获得，本文以某地级市供水行业是否存在非公企业来表示该地区供水行业私有资本进入情况。实证中，存在私有资本进入（即包括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的情况时private 为 1，反之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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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2 年全国各地级市供水效率水平并不高，不论在是否考虑漏损水的情况下，13 年间平均效率值小于均值的地级市数量都超过了一半。并且 209 个地级市效率值呈正偏态分布。从供水效率总体变化趋势来看，2000-2012 年间，我国各地区供水效率存在波动，尤其是在 2006 年供水效率值出现了下降，2007 年开始回升，说明国家的相关政策对供水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从供水效率地区间差异（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来看，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效率在 2000-2012 年并没有稳步提高，存在波动和下降。13 年间西部地区的供水效率最高，东部地区其次，而中部地区最低。在有效供水方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松弛变量值大，无效率相对过高；而在劳动投入、动力投入、资产投入方面，东、中部地区明显比西部地区过度投入情况更严重；与此同时，中部地区的漏损水无效率值相对过大，这反映出中部地区供水行业管理能力较差。从供水效率地区间差异（按缺水程度划分）来看，2003-2012 年五个不同缺水程度的地区供水行业效率存在波动，水资源丰富地区供水行业效率普遍较高，而与之相反的是严重缺水地区，其供水效率普遍较低，并且效率表现明显比水资源更为缺乏的极度缺水地区表现更差。从不同竞争格局下的供水效率差异来看，2000 和 2001 年仅有国有资本的地级市平均供水效率要高于存在私有资本进入的地级市。而这一情况自 2002 年起明显扭转，且拥有私人资本的城市供水行业效率值远高于仅有国有资本的城市供水行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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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三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15 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5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6.47 万亿元，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3589万人。1978-201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6%上升到 9.6%。近几年，随着科技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海洋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但我国在海洋方面的科研投入相当不足，对海洋科技的投入所占比例很小。与世界海洋强国相比，海洋科技经费投入，海洋科技人力资本，以及海洋科技产出水平还存在差距，所以需要加强海洋经济发展，加快海洋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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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科技时代的今天，海洋科技在现代海洋经济的开发进程之中扮演着关键的基础性角色，科技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现代海洋经济有别于陆域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技术密集特征[2]。国内外学者通过索洛余值法，DEA 数据包络法、指标法和价值分析法等方法对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但到目前为止测算科技进步贡献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方法。与陆域经济相比，海洋经济的规模、结构和投入存在差异，在劳动、资本产出弹性数据上也不相同。国内学者定性、定量分析了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但定量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结果也存在众多差异，大家也莫衷一是。本文尝试测算我国和沿海 11 个省（市）近年来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并进行横、纵向分析，以期为提高我国海洋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及其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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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综述
早在 18 世纪，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 Adam Smith 就认识到科技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数学家 C.E.Cobb 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P.H.Douglas（1928）通过分析 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的历史数据，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 生产函数），此函数反映了劳动、资本与产出之间的关系[3]。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1942）在 C-D 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定义了全要素生产率，使测算科技进步成为可能，但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只包括劳动和资本这两种有形投入而没有包括无形投入[4][5]。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Solow（1957）提出索洛余值法，将总产出看作是资本、技术、劳动三种投入要素的函数，扣除资本、劳动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将剩余全部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称为技术进步，并通过这种方法实证分析了美国 1909-1949 年的科技进步[6]。 Arrow、Solow、B.S.Minhas 和H.B.C.Henery（1961）等人假定投入要素和产品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下，推出投入量与产出之间关系有不变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CES 生产函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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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海洋经济和科技进步现状
2.1 海洋科技发展现状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海洋科技事业才开始发展。国家海洋局在 1977 年提出实现海洋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海洋科学技术具有重要发展地位。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在过去十年发展迅速，在海洋科技上不断加深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发展迅速。我国海洋科技进步将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效率三个方面进行介绍[41]。科技投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获得科技产出，促进科技进步，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海洋科技投入包括海洋研究机构、海洋科研从业人员等。2001-2013 年，我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由 104 个增加到 175 个，增加了 68.3%，海洋科研人员则由 14206 人增加到 38754 人，增加了 172.8%，其中 2013 年 R&D 人员为 27424 人。海洋科技产出是海洋科技资源的转化水平或利用程度。海洋科技产出包括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出版科技著作、发表科技论文数、专利授权数、拥有发明专利数、承担海洋科技研究课题总数等。 2013 年．我国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收入达 26556353 万元。发表科技论文 16284 篇，出版科技著作 384 种，专利授权数 3430 件，拥有专利数 11564 件，2001-2013 年，海洋科研机构课题数由 3093 增加到 16331 项，增加了 428%，增加极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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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海域辽阔，依次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大陆海岸线达 1.8 万多公里。我国海洋生物种类繁多，含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巨大开发潜力。但我国海洋经济起步较晚，与世界海洋经济相比，我国海洋经济滞后近 10 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将海洋经济提升到新高度，加大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增加海洋科技投入。 我国海洋经济保持快速增长，2001-2015 年，增加值由 9518.4 亿元增加到 64669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 14.7%。2015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64669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6%，涉海就业人员达 3589 万人。其中，海洋产业和海洋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38991 亿元和 25678亿元。海洋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3292 亿元、27492 亿元和 33885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5.1：42.5：52.4。我国海洋产业发展迅速，2015 年，我国海洋产业总体保持稳定增长。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 26791 亿元，同比增长 8%。海洋三大产业划分为：海洋第一产业是海洋水产业；海洋第二产业主要包括海洋盐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船舶工业；第三产业则包括海洋交通运输、海洋信息服务业、滨海旅游及其他产业[42]。我国海洋渔业和盐业产量较大，多年排名世界第一，造船业排名第三，而港口数量及货物吞吐能力、滨海旅游业收入也位于世界前列。以下是我国较大规模海洋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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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模型 ....... 15
3.1 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 ......... 15
3.2 索洛余值法的使用 ..... 17
4 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实证分析 ....... 19
4.1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 19
4.2 测算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 ......... 20
5 结论与建议 ....... 29
5.1 加大科技投入 ..... 29
5.2 加快海洋经济发展 ..... 30
5.3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 30
5.4 制定提高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政策 ..... 31
4 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实证分析
4.1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在陆域经济中一般用于 GDP 作为总体经济的测算指标，测算海洋经济可以选取海洋生产总值（GOP）作为产出量。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论文对海洋生产总值进行定基化处理，由于还没有海洋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动指数，采用 GDP 平减指数对海洋生产总值处理。海洋生产总值以 2000 年为基期的 GDP 平减指数对数据进行调整。劳动投入可采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表示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但我国还没有统计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很多学者采用劳动者人数、工资等表示劳动投入量。而劳动者的素质不一，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但海洋经济中并没有统计这一指标，采用当年涉海就业人数替代劳动投入量。2006 年海洋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导致数据不可比，将采用涉海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速度推出 2002-2005 年的涉海就业人数的估计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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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较高，2001-2013 年，全国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61.64%，资本贡献率为 12.94%，劳动投入贡献率为 25.41%。“十五”期间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62.23%，“十一五”期间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71.04%，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较快。
第二，就各地区而言，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相差较大，“十五”期间各地区，广西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最低，为 33.57%，而其他省市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60%以上，“十一五”期间，河北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37.46%，其他省市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也比较高，在 70%以上。2001-2013 年，天津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最高，为 79.58%。各省市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65%以上。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天津和上海是我国海洋大省（市），海洋经济发展良好，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处于平稳较高状态，而广西和河北海洋产出量较小，海洋经济规模较小，海洋经济科技进步贡献率波动较大。
第三，在海洋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率最大，科技进步是海洋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科技进步对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提出进一步加快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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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四
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2008 年美国爆发了金融次贷危机，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严重影响，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受阻，国内投资严重下降。为缓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此同时还放宽了货币政策。2008 年底中央政府实施了“一揽子”投资计划，包括中央政府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和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该计划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投资规模[1]。“一揽子”投资计划的实施制止了经济下行的趋势，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2009 年和 2010 年 GDP 增长速度分别为 9.2%、10%。但是“一揽子”投资计划在保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由 2012 政府债务统计报告可知，2008 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根本原因。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达到 10.7 万亿元，其中，将近一半的政府债务产生于 2009年和 2010 年。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却不断减少，也就说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正在减弱。2010 年末我国地方本级财政总收入为 7.3 亿，其中包括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2]。即使将地方政府全部收入用来偿还政府债务，仍不足以偿还，由此可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不容小觑。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我国政府也认识到政府过度举债的弊端。地方政府应该清醒认识到政府债务的两面性[3]。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债务工具，在合理范围内，利用其为地方经济发展筹集资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政府债务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科学管理，及时偿还到期债务，保证地方财政稳定运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因此，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体系，已成为社会各界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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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所以西方学者很早就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大多数研究成果产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首先，介绍经典财政联邦理论。该理论产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以 Tiebout Musgrave和 Oates(1967)为代表，他们主要研究了政府举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们认为：在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在合理范围内举借债务是可取的，这不仅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生产效率[4]。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出现了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现象，这引起了当时众多学者的讨论。Joseph EugeneStiglitz(1986)在对该现象进行研究以后得出以下结论：政府债务的风险大小取决于债务资金的利用方式。他认为如果地方政府将债务资金用在学校、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上，那么债务风险很低，因为这些项目在未来将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地方政府将举债得来的资金用在工资支付或者民众消费上，这样的政府举债行为是不合理、不可取的。因为这种举债行为不仅影响社会福利，而且还会弱化政府未来清偿债务的能力，进而产生巨大的政府债务风险[5]。上世纪 90 年代，Alessandro Missile(1997) 以经合组织成员国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稳定性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影响。Alessandro Missile 经过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合理范围内举借债务有利于经济增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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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本文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地方政府债务的相关概念
各门学科对债务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债务有多种含义。从法律角度讲，我国民法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而负有责任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从会计角度上讲，债务是指由单位或个人承担的现时义务，该义务是由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它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20]。债务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账款等；从经济学角度上讲，债务是指期到期，负有偿还责任的主体必须返还的资金。债务基本形式为借款、本金和利息；《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规定:“负债是一级财政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偿付的债务。包括应付款项及按法定程序及核定的预算举借的债务、借入的财政周转金等。”由定义可知：债务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关系，它通常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许多学者做了相关的解释。总体来讲，地方政府债务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表述方式，其分别站在了法律角度和财政角度。在财政角度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为履行政府职能，以自身信用为基础举借债务而采用的一种收入手段。站在法律角度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要按照协议或者合同的约定向债权人承担的资金偿付义务[21]。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种类而言，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Hana Polackova(1998)在对地方债务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将政府债务划分为四种，即地方财政直接隐性债务、地方财政直接显性债务、地方财政或有隐性债务、地方财政或有显性债务。这种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分类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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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基础
上世纪末，奥地利和意大利学者首次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萨缪尔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主要讲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等问题。公共产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政府举债的原因[2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它是调节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在一定经济领域内，市场是失灵的，例如垄断、公共产品等。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的不同之处就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正是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才导致了市场失灵，即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是低效的或无效。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应该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按照提供主体的不同，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地方性公共产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例如义务教育、国防、社保等；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政府，例如基础教育设施、道路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必须要有针对性，切不可千篇一律，一刀切。各个地区的居民都有自己的消费习惯和风俗习惯，因此，每个地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标准是不一样的。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需求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会更加有效，合理。反之，中央政府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就显得不太合适。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必然形成财政支出，按照普遍划分标准，财政支出可以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主要针对的是政府当年提供的公共产品，例如社会保险、社会医疗等。这些公共产品由当年财政收入负担即可。资本性支出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投资收益来弥补当前的投资，所以当前政府可以举借债务来进行投资，用项目未来取得投资收益来偿还债务。由此，地方政府债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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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风险成因分析...... 14
3.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14
3.1.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来源及用途..... 14
3.1.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的风险.......... 15
3.2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分析.... 16
3.3 本章小结........... 19
第 4 章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及预警分析..... 20
4.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 20
4.1.1 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指标......... 20
4.1.2 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方法......... 20
4.2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分析............ 21
4.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证分析............ 25
4.4 本章小结.......... 33
第 5 章 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借鉴........... 34
5.1 美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借鉴.... 34
5.2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借鉴.... 37
5.3 本章小结.......... 38
第 6 章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6.1 建立科学的政府行政体制
在借鉴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时，我们可知，日本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我国相似，所以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相关成功经验。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所以市场经济中仍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 。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政企职能不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过多地履行市场职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地方经济建设，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度增长，加剧了债务风险。为了合理防范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必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线，早日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一方面，将政府职能逐步转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上面来，重点关注纯公共产品的生产，避免政府过度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对于地方经济建设，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应建立市场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最少的政府支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益和效率，合理编制财政预算，避免资金闲置和资金短缺并存的局面。继续深化行政事业机构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严格控制“三公”费用的开支，减少财政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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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现阶段，我国政府债务呈现出规模大、结构复杂等特点，这对我国政府债务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如何防范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众所周知，风险预警是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环节，因此，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研究对于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和规范政府债务管理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8 个省及直辖市的债务风险进行衡量后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在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研究中，本文选取了 13 个相关指标并且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四个主成分因子。由得分系数矩阵可知：四个主成分因子分别是政府支出风险、政府偿债风险、债务规模风险以及宏观经济风险。
(2)我国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收入有限，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资金需求量大从而产生大量地方政府债务。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财政收入雄厚，有很好的偿债保障，故东部地区政府债务风险相对较低。
(3)在借鉴美日发达国家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现状，本文提出了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完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整顿并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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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五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是关系民生的重大问题，因此一旦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不仅损害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也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作为食品，保证其安全是核心价值，要降低劣质食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就要提高食品整体的安全质量，这样才能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的居民对于食品的消费，已经不再停留在解决温饱的层面，而是将食品质量和安全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吃饱”，取得取而代之的是“吃好”，基本上实现了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因此，食品安全逐渐成为到广大消费者关注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肉类制品逐渐成为居民食品消费的主要内容，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制品消费国。肉类制品之所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是因为它营养成分丰富，不仅增强了人们的身体素质，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因消费者对肉类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才会更加重视肉类制品的安全性。 在国内，肉类制品逐渐成为我国居民餐桌上的主要食品，在食品消费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在国际上，我国是最大的肉类制品出口国，在国内外市场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其生产流程上的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和质量监控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肉类制品的食品安全不断受到挑战，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肉类制品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各地区也均作出过相应举措。但似乎直到2011 年双汇瘦肉精事件曝光后，社会各界才真正对肉类制品的安全问题引起重视。肉类制品安全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故，而是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信心被动摇，也使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形象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如何从根本上降低肉类制品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维护我国食品安全的国际形象，确保“舌尖上的安全”，是当前食品安全现状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提出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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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从研究背景上不难看出，当前我国肉类制品的处境不是很乐观，解决国内肉类制品安全问题已经刻不容缓。食品安全工作的核心是以预防为主。而我国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事前机制还很不完善，多数是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进行一系列的补救。但是亡羊补牢的做法无法从根本上补偿消费者身体健康受到的危害。在肉类制品的整个链条中，最关键的是生产环节。因此，从结果治理转变为过程治理，从事后规制过度到事前规制，将肉类制品生产环节作为重点，可以大大提高进入消费领域的制成品的质量，从而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概率。 我国肉类制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在于企业对自己的生产行为缺乏自律，另一方面在于，政府的规制体系存在缺陷，规制手段匮乏，对社会上广泛的食品监管力量又不能为己所用，让不法肉类制品生产企业有机可乘。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让肉类制品生产企业钻了政府规制的空子，政府也没有建立完备的机制来约束生产企业的行为。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完成以下目标： 第一， 通过文献搜集，对食品安全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重点研究风险规制理论的 内容，并初步掌握风险规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作用原理； 第二， 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从肉类制品的生产环节考察和分析风险因素，从经济 学角度解释生产安全风险发生的机制，归纳总结风险类型； 第三， 在河北省肉类制品生产安全风险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河北省在肉类 制品生产环节的规制方法，即规制体系、法律体系以及规制手段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 第四， 基于上述研究的结论，对河北省如何更好地实现对肉类制品生产的规制提出 意见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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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食品安全基础理论
2002 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确定了食品法的基本原则，对食品的定义是：“指那些经过加工、半加工或未加工、意欲加工以及可能会被人类使用的任何物质或产品。”①我国的国家标准《食品工业基本术语》中对食品的定义是：“可供人类食用或饮用的物质，包括加工食品、半成品和未加工食品，不包括烟草或只作药品用的物质。”②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对食品的定义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包含两个含义，即供给安全和质量安全。从当前情况来看，食品供给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食品质量安全却不容乐观，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如何保证食品质量的安全，假设食品供给是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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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应用风险理论来规制食品安全。1991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关贸总协定（GATT）建议在制定食品相关的决定时应应用风险理论④。1995 年联合国 FAO/WHO（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了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新理念。1998 年在罗马召开的 FAO/WHO 联合专家咨询会上，形成了《风险情况交流在食品标准和安全问题上的应用》的报告，标志着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相继对食品风险规制在食品标准问题上的应用进行了完善。 欧盟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立法体系。1964 年，欧盟颁布了第一部食品卫生法规，到了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盟已经有了一系列综合性的针对各种食品安全的卫生指令⑤。但是，随着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欧盟食品安全体系遭遇严峻的挑战。1997 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食品安全绿皮书①，认为现行的食品立法没有满足消费者、生产商等方面的需要，对此欧洲议会强烈要求对立法框架做出改进。在绿皮书的基础上，欧洲委员会于 2000 年 1月出台了《食品安全白皮书》②，通过立法改革来完善欧盟“从农场到餐桌”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保障措施，对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管，包括饲料生产、初加工、食品加工、储存、运输和零售等环节。在白皮书的基础上，2002 年 1 月 28 日，欧洲议会与理事会颁布实施了 178/2002 法规，即《通用食品法》，该法规确立了欧盟食品法的总体法律原则和规定，建立了食品风险规制机制。 2009 年，美国成立了一个由多部门共同协作并组成的“食品安全工作小组”。该小组随后在新草案的制定过程中对食品安全规制提出了一项新的管理模式，主要有 3 条核心原则：（1）提前预防；（2）加强监管的执行力度；（3）提高应急反应和事件处理能力③。该项草案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并于 2011 年初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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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基础 ........ 11
3.1 食品安全的理论演进 ............ 11
3.2 食品安全风险 ......... 12
3.2.1 风险 .... 12
3.2.2 食品安全风险 ..... 12
3.3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 ..... 13
3.3.1 规制 .... 13
3.3.2 食品安全风险规制 .......... 14
4 肉类制品生产安全风险分析 .......... 16
4.1 肉类制品的定义及消费现状 ...... 16
4.1.1 肉类制品的定义及分类 ...... 16
4.1.2 肉及肉类制品消费现状 ...... 17
4.2 肉类制品生产安全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 18
4.3 肉类制品生产安全的风险来源分析 ........ 22
5 河北省肉类制品生产安全风险规制现状分析 ..... 29
5.1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混乱 .......... 29
5.1.1 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29
5.1.2 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 29
5.2 规制机构权利配置不合理 ........ 30
5.2.1 规制体系的设置 ............ 30
5.2.2 规制体系存在的问题 ........ 32
5.3 规制措施与手段乏力 ............ 33
5 河北省肉类制品生产安全风险规制现状分析
食品安全风险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失灵理论基础之上的，政府规制可以对市场失灵进行有效的纠正。在食品领域，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立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等是政府部门重要的规制措施，能够有效应对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和负外部性的不良影响，也可以打压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虽然政府规制不能完全消除市场失灵，并且政府规制也存在失灵现象，但是对于食品这样典型的经验品，政府进行规制的成本更低。然而，中国政府的食品安全规管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肉类制品规管体系同样如此。本章以河北省为例，分析当前河北省对肉类制品进行风险规制颁布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形成的规制体系，以及应用的规制手段，结合第四章肉制品生产安全风险因素的分析，试图对当前河北省肉类制品风险规制的实施现状进行客观的评价。
5.1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混乱
河北省用于食品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一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 年 11 月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 年 6 月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3年 3 月 1 日起执行）；二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法规。包括《兽药管理条例》（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等；三是河北省及地市级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根据法律和法规制定的规章。如河北省对渔业、清真食品等制定了相关管理条例，并对食品标签标准进行了规范，对生猪的屠宰也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和标准化管理办法等。除此之外，2006 年河北省农业厅下发了对畜禽、水产品等进行专项整治的通知。商务厅对生猪屠宰、加工行业的治理设立了专项方案，并定期对肉品进行抽检。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为协调监督部门，制定了对各县（市）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的规制政策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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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河北省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与以往相比并没有质的改变，政府各部门的管理条块分明，但是整合起来却无法形成一张无缝隙的、涵盖整个食品生产流通过程的规制体系。因此要更加明确各个规制主体在食品安全各个环节的责任，合理分配规制权限，打造肉类制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完善行政梯度设置原则和额度。各级规制主体承担起各自的职责，省级部门负责协调整体工作，县区级政府部门监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乡镇级严格管理各自辖区的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河北省对施行的国家标准要严格执行，并严格按照标准对食品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督促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按照标准规范自己的生产行为。同时，要做好前期的研究工作，不能单纯照搬国家标准，要加大对标准设定的技术支持，做到食品标准走在企业生产前面。 其次，加大对食品标准体系的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建立标准化生产的意识，只有企业自觉按照标准进行生产，才能大大提高食品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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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六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近些年来，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联合欲打造新一代的全球金融及贸易规则，因而先后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等谈判。中国目前国内金融制度和体系如果仍然保持固有不变的模式，再不寻求突破以求融入国际金融市场，那么这将是另一种新形式下的“闭关锁国”。因而，在现有国内资本项目受到控制和人民币外汇受到管制的条件下，研究建设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这将为在维持国内金融体制基本不变的现状下，弥补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为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接轨寻求突破口。其次，在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对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最后，在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过程中，研究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可以为我国国内目前正在进行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宝贵的理论经验。其次，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我们知道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美国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首先是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借助美元霸主地位，推行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全然不顾国际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使得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更使得改革新美元体系，为新的国际金融规则提供了可能。通过对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为中国融入和建设国际金融市场提供理论支持。最后，在国家宏观政策上，也正在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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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内容和基本框架
本篇文章一共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二至五章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最后一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分析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梳理了相关的文献综述，并对其进行了评述；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进行了阐述。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阐述和总结离岸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价格形成的理论。首先，对离岸金融市场的理论进行归纳，包括离岸金融市场的概念、形成理论以及发展历程和特点等；其次，分析金融市场价格形成的理论，其中从利率、汇率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和阐述；再次，对本章节进行总结。第三章分析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现状。首先，根据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进行总体结构的阐述；然后分别从香港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利率和汇率市场三方面对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进行分析，并对各个市场的发展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第四章分析了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理。分别从香港人民币利率市场、汇率市场的决定因素及形成机制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进一步分析随着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不断地发展和规模的继续扩大可能会对在岸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时结合现实情况，总结和分析了目前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以何种传导路径和方式影响在岸金融市场。第五章研究了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传导效率以及结合分析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建立数学模型，借用分析工具进行实证分析，以人民币利率、汇率的价格指标来具体研究香港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间相互传导的情况，提出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传导效率的问题，并同时给出了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的对策。第六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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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离岸金融市场及价格形成理论基础
2.1 离岸金融市场理论概述
学者在讨论离岸金融市场形成的理论中形成了众多的理论，而解释离岸金融市场形成理论中金融创新理论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而交易成本创新理论、规避管制型创新理论以及约束诱导型创新理论是金融创新理论中比较著名的三种理论。交易成本创新理论(Hicks J.R.1963，Niehans J.1971)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主导因素，金融创新因而是科技进步引起交易成本降低的一种反应，经济个体对需求预期的变化受交易成本高低的影响，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使得货币走向更高的趋势，从而将会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换媒介等[31] [32]。规避管制理论(E.J.Kane，1985)认为当金融机构内在要求与外在市场机制及市场力量相结合，有需求发生规避规章制度与金融控制的时候，就有了金融创新行为发生的可能性[33]。而约束诱导型创新理论(SilberW.L.1975，1983)认为，在微观金融组织受到来自企业内部自我的约束及外部政府管制的时候，金融组织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通过创新改变自身所受到的约束，让创新的成本低于企业得到的最大的利润，金融组织就会有进行创新的动力，最终开发出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34] [35]。制度学派理论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两个角度考虑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Levich(1989)设计了一个“净管制负担”（Net Regulatory Burden，简称 NRB）的量化指标，包括对银行存款法定准备率的要求、对居民和非居民征收利息收益税或股息资本收益税的税率、对包括利息和股息在内的财务公开程度三个方面的变量[36]。运用该指标发现，伦敦的净管制负担在几个国际性大城市中是最低的。所以，欧洲美元市场会最早出现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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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市场价格形成理论概述
伴随着经济学家们的不断研究，已经产生了多种利率决定理论。其中主要理论包括有：古典学派的存蓄投资理论、凯恩斯学派的流动偏好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可贷资金理论以及利率决定理论的宏观模型—IS-LM 模型[49]。古典学派认为，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在它自身内部包含着达到和维持充分就业的强大力量，这些力量会防止经济背离充分就业。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储蓄与投资的真实数量都是利率的函数。投资函数和储蓄函数共同决定了一个均衡的利率。古典学派认为，储蓄决定于人们对消费的时间偏好。不同的人对消费的时间偏好不同，有的人偏好即期消费，有些人则偏好在未来进行消费。而现实中，大多数的人偏好在即期消费，如果增加储蓄，就要要求他们放弃当期消费，此时投资者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利息补偿。利率如果越高，意味着对这种放弃的补偿也就越多，那么储蓄也会相应的增加。由此得出一般情况下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如图 2-1 中的 S 曲线所示，储蓄是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上升的。投资主要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收益和利率。资本的边际收益代表了投资收益，而利率代表投资的成本，只要资本的边际收益高于利率，投资就有利可图，企业也就越倾向于增加投资。然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会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因此均衡状态将是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等于利率，此时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投资是利率的减函数。如图 2-1 中 I 曲线所示，投资是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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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现状分析......25
3.1 香港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 .... 25
3.2 香港离岸人民币利率市场 .... 28
3.3 香港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 .... 31
3.4 本章小结 ........ 34
第 4 章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理......35
4.1 香港离岸人民币利率市场价格的形成机理 ...... 35
4.2 香港离岸人民币汇率市场价格的形成机理 ...... 38
4.3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影响在岸市场的传导路径 .... 40
4.4 本章小结 ........ 43
第 5 章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传导效率分析....44
5.1 人民币利率价格在香港离岸与在岸市场间的传导效率分析 ........ 44
5.2 人民币汇率价格在香港离岸与在岸市场间的传导效率分析 ........ 53
5.3 建设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对策与建议 ........ 61
5.4 本章小结 ........ 66
第 5 章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传导效率分析
5.1 人民币利率价格在香港离岸与在岸市场间的传导效率分析
数据的选择主要是要能够真实反映离岸与在岸人民币利率市场间的传导效率的现实情况，而在所有的利率种类中，同业拆借利率可以反映市场对人民币需求的情况，若要选择基准利率作为研究对象，而香港离岸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机制还不存在，因而最终确定分别选择了上海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HIBORCNY）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离岸与在岸人民币利率市场间的传导效率，这将相对更加的科学和具有说服力。数据选择的时间跨度为从 2013 年 6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09 日止，并同时剔除人民币离岸与在岸两个市场非同时开放以及非工作日的数据，最终获得 226 个日数据样本，期限种类分别有隔夜、一周、二周、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并对人民币离岸与在岸在不同拆借利率期限结构下分别表示为 SHIBORD、SHIBOR1W、SHIBOR2W、SHIBOR1M、SHIBOR3M、SHIBOR6M 和 LIBORD、LIBOR1W、LIBOR2W、LIBOR1M、LIBOR3M、LIBOR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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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有效的渠道。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建设，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也有助扩大境外人民币的投融资渠道，提高境外经济主体对人民币的信心。当然，发展离岸市场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积极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建设中，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风险跨境传动，促进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的良性互动。文章分别从香港离岸人民币货币市场、利率和汇率市场三方面对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进行了现状的分析，继 2010 年 7 月修订的《清算协议》以及2010 年 8 月颁布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大政策之后，香港人民币资金池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截止2014年2月香港市场已有超过9000亿规模的人民币，人民币需求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务结算市场上反映出了不断增长的趋势，在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扩大之际，其离岸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地发展，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在岸市场间价格变化相互间联系不断加强，趋势也逐渐趋于相似，但是由于受到在岸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开放和回流机制限制，香港离岸与在岸市场上的人民币价格变化又表现出一定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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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七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这说明了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并将其视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战略任务。2010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显要位置，指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急迫性，并主张推动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2011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将经济结构调整作为 2012 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六大目标任务之一。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要认识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及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如何进行改变。本文就是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视角来试图解释这种现象，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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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我国当前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为了实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向的正确把握，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本文对过去五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评价，从中找出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及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基于这些研究，本文就能准确定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工具组合及调控力度；最后，总结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尚未取得成功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上述研究目标的实现，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原因，然后提出今后经济增长的具体方向以及转变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认识，并能够有效帮助我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朝着有利于经济稳定、健康的方向的转变提供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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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和作用的方式。从国外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历了规律性的演变，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中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同的特点。Rostow（1960）通过结合历史演变过程和经济增长数据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以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Samuelson（1965）按照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把经历过工业化革命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和现代经济增长阶段[2]。Porter（2002）根据经济增长的源泉将经济增长的过程依次分为要素驱动阶段（依靠自然资源）、投资驱动阶段（依靠资本投入）、创新驱动阶段（依靠技术进步）、财富驱动阶段（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3]。虽然以上不同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阶段命名，但他们所做的阶段划分中增长方式的内容却基本相同。可以总结为下面的三个增长阶段，在每个阶段中经济增长方式和理论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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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定位
2.1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历程
经济增长核算检验方法是指通过建立一个将产出(Y)与劳动(L)和资本(K)相联系的生产函数，通过这个生产函数来度量投入对产出的贡献，而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残差，即投入保持不变时产出的增长，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来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从统计年鉴中得到，而在竞争性要素市场中，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等于要素的收入份额，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出资本的收入份额来表示资本产出弹性。产出 Y 选用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3》公布的1978—2012 年名义 GDP 和基于 1978 年不变价格的 GDP 指数，可以计算出以2000 年不变价格的实际 GDP。关于资本收入份额 的计算中，因为目前统计资料的不完全，资本收入无法直接估算，所以本文先计算出劳动收入份额。而在模型中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和为 1，因此计算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也就知道了资本收入份额。本文采用李宾（2009）的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具体思路是分别计算出城镇人口和农村的收入，然后加总再除以当年的名义 GDP[61]。本文运用以上方法对2007 年以后的序列加以补全。通过将以上计算结算代入增长核算公式(2-1)，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如表 2-1 最后一列所示，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动趋势，为了清楚表现经济关系的变化趋势，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将经济增长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主要经济变量的平均结果如表 2-2所示，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有着不同的特点。1978—1984，从 1978 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这个转折点开始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都大幅度的提高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同时经济效率也有了显著提高。与之相对应，1984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第一个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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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规律与特征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用了200多年的时间成功的使经济摆脱了贫困，并且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对正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下面本文分析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及其特点，以便进行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在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中，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资本比率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利率都保持不变。然而，其他变量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初级阶段中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造成资本产出率上升；而在高级阶段中情况则相反。这表明在初级阶段中生产函数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从而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导致了资本报酬下降。相反，在高级阶段中生产函数的大幅度移动阻止了资本报酬下降。在不同阶段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小及其贡献程度也不相同。当然，在实际中判定一个经济增长处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需要实证的分析，它根据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发展高级阶段时间的早晚而不同。下面以美国经济增长历史为例来说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类型的转变。Abramovitz（1993）应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美国 1800—1966 年的经济增长历程[62]。简要结果如表2-4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之前即 1800—1890 年资本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小于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的贡献，同时资本劳动比率大于劳动生产率。这些变量的变化趋势符合初级经济增长的特征，并且在初级阶段中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即 1890—1966 年，美国的经济走向成熟，此时经济增长表现出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上升并且贡献率达到 70%以上。这些变量变化趋势符合高级阶段的特征，此时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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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22
3.1 技术进步的方向.......... 22
3.2 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短期影响.......... 26
3.2.1 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初级阶段.......... 26
3.2.2 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与高级阶段.......... 28
3.3 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长期影响.......... 29
3.4 本章小结........ 31
第 4 章 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转变方法.......32
4.1 技术进步方向变化原因..... 32
4.2 应用诱致性创新.......... 34
4.3 本章小结........ 36
第 5 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37
5.1 发展科研教育....... 37
5.2 完善制度体系....... 38
5.3 加速市场改革....... 39
5.4 本章小结........ 39
第5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措施
5.1 发展科研教育
教育和科研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保障。因为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可以显著增加我国高技术水平的人才，而新知识的创造和技能培训的传播都依赖于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人才，这就意味着随着教育科研投入的发展，可以增加我国科研创新的数量从而提升技术水平。同时，教育和科研具有较高的回报率，不仅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私人回报，还因为知识的公共品属性而具有很大外部性的回报。所以说教育和科研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充分实现教育和科研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政策措施要做到以下几点：
1.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通过增加投入可以避免科研人才的流失和培养更多的科研团队，从而为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打下夯实的基础，同时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也是提高我国长期效益的保障。
2.调整教育和科研的结构 教育分为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相比于正规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落后，而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主要渠道，所以通过对教育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缓解我国职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
3.缩小不同地区间教育和科研的差距 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教育科研差距巨大，这种资源的不平衡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应注重加快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科研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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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通过经济增长核算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处在资源消耗大、增长依靠资本投入、收入不平等的初级阶段，以及三十多年的改革只是依靠人口红利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目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消失，很难再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依靠资本投入也依旧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只有通过技术进步使经济增长方式由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这里的技术进步指的不是单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而是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的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要想获得这种技术进步可以依靠诱致性技术创新来实现。知识创新和技能培训依赖于受过深度教育的高级人才，所以深度教育有很高的社会回报率。因此，我们需要增加教育与科研的投入。但教育回报有一定的时滞性，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会需要很长时间，开发出广为应用的技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教育的短期回报率低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抱有短期内获得教育投入回报的期望，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在教育内容方面不仅要增加一般高等教育的投入还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禀赋使投入更有效率，并能够长期持续地获得回报。此外，我们要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性改革，包括要素市场改革和完善产权制度。目前的要素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定价扭曲现象，由于中国政府对银行业的垄断，导致资本的价格偏高，而相对于高昂的资本价格，技术型人才的市场定价偏低，这在源头上导致了不重视职业技能的提高，因此，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即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要素价格的改革势在必行。同时，政府还要加强产权保护，完善专利制度，这样才能鼓励创新从而为诱致性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初级阶段转向高级阶段。本文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用要素增强生产函数证明了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但在研究方法上，仅采用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核算方法不能很好地体现经济增长的结构与内含，此外，在偏向型技术进步方面则更是缺少实证检验，这些不足都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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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八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并逐渐成为威胁人类正常生活的重要问题。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中一个重要议题，因其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而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全球变暖将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和气候模式的改变，带给环境、人类社会和经济以巨大损失。1988 年 11 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综合研究气候变化学科发展现状，以及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2013 年的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 130 年里，全球升温 0.85℃，过去的 110 年间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 19cm，2003-2013 的十年间，全球冰川融化的速度也比上世纪加快数倍。因此，积极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刻不容缓。1992 年 6 月，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旨在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暖给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公约》只是一项框架协议，并未对各缔约方规定具体的减排任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因此从根本上缺乏对各缔约方的约束力。1997 年《公约》缔约方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为各国减少碳排放设定了工作框架。公约鼓励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即《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 I 国家)在减排中起领导和示范作用，并规定在 2008——2012 年内，发达国家要将其 CO2 等温室气体排放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平均减少 5.2%；对于发展中国家，公约鼓励发展中国家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进行减排，但并不对其规定减排义务。我国政府于 2002 年正式批准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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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减排已经成为全球舆论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在 2009 年召开，并将“碳减排”问题作为其重要议题。之后，针对碳排放责任界定的问题，国际学术界展开了新一轮的辩论。对于界定碳排放责任，目前国际社会通用的是生产者负责原则，即生产者对其境内生产能源、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负有全部责任。但是，这种规则制度并未将本国消费和出口加以区分，忽略了国际贸易带来的污染排放区位转移效应，容易造成“碳泄漏”问题，使得全球整体减排效果打折扣。对此，国际学术界提出了一种新的碳排放责任界定标准：消费者负责制，即由消费方对在其境内消费掉的能源和产品的碳排放负责。相比较生产者责任制，这一原则能够更为公平地确认出口国和消费国的碳排放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碳泄漏”的发生。针对消费者负责制原则，“隐含碳”的概念被提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合约》将“隐含碳”定义为“商品从原料的取得、制造加工、运输，到成为消费者手中所购买的产品这段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随着国际社会对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国际贸易中隐含碳进行测算和研究，基于隐含碳明确各国碳排放责任，也为国际社会重新界定各国碳排放责任提供了学术依据。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巴西在对外贸易领域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均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巴西经济的持续发展，巴西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十四大碳排放体（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从贸易方面看，其出口商品一直以能源和原材料初级产品为主，其中 2013 年巴西商品货物出口中矿产品、植物产品和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占据前三大贸易出口部门的位置，累计占总出口比重达到 49.60%（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数据）。因此，对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测算分析，可以从消费者负责制的角度重新界定巴西碳排放责任，为巴西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和节能减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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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国际贸易与环境相关研究综述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从理论和定量分析角度阐述国际贸易与环境变化的关系。Grossman 和 Kruger（1991）将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划分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因素，初步建立了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表明，贸易结构效应对环境变化的影响最大[1]。Dua 和 Esty（1997）指出，贸易自由化会使具有更严格环境政策的国家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环境管制相对更宽松的国家转移。而如果各国除了环境政策外其他条件相同，那么环境管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了维持或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而出现“向底线赛跑”的状况，污染企业就会在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大生产，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污染的天堂”（pollution haven）[2]。Vivek Suri 和 Duane Chapman（1998）在该问题上做了较早的研究，他们认为，在快速工业化国家，出口制成品所消耗的大量能源是造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曲线）向上倾斜的关键因素[3]。其中 EKC 表示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环境污染会增加，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造成的环境污染开始下降。Muradian 和 Martinez-Alier（2001）则提出环境成本转移说，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会促使发达国家以“合理”买卖的形式，进口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从而将生产的环境成本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承担[4]。Dinda（2004）在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集中于生产污染密集和能源密集型产品，而污染防治被忽视，最终导致大量污染的产生。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密集型生产一直支持者发达国家对于该类产品的消费需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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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外贸易隐含碳测算研究综述
“隐含碳”是指为了生产某种产品或服务，整个生产链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隐含碳包含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本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在该部门所需中间投入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目前，学界对于隐含碳的测算主要有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投入产出法和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生命周期评价分析（LCA）两种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法是一种对产品、工艺过程和活动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能量与原材料需求量及对环境排放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方法，比较适用于特定商品的量化分析，但是由于对数据要求较高且计算过程复杂，因此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并不多见。投入产出分析法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提出的经济分析方法，它是指在相应的经济理论指导下，依据投入产出表建立相应的投入产出模型，并以此来综合分析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之间依存关系的一种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可以反映部门之间的直接联系和全部的间接联系。投入产出法能够帮助核算经济生产活动中直接和间接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且允许对单个部门的直接和间接排放进行核算，因此在贸易隐含碳研究中，投入产出模型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而被广泛采用[6]。在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利用这一工具分析贸易隐含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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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巴西对外贸易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 10
3.1 巴西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10
3.2 巴西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分析........ 13
第 4 章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巴西......... 16
4.1 EEBT 模型构建 ....... 16
4.2 数据来源及处理...... 18
4.3 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分析..... 18
第 5 章 基于 SDA 方法的巴西隐含碳排放.. 25
5.1 SDA 模型构建 ........ 25
5.2 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26
第 6 章 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隐含碳分析
6.1 中巴双边贸易分析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成功实施，特别是 2001 年我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目前，在拉美地区，巴西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中国从拉美地区进口最多的国家。2005 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巴西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08 年，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巴西在全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家、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家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国家；同时，在拉美地区，巴西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58]。图 6.1 是巴西与中国 1989 年至 2013 年历年双边贸易情况，从图中可见，中巴双边贸易基本上呈现出稳健增长（1989 年至 2000 年）和快速增长（2001 年至 2013 年）两个趋势。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入 WTO 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巴西货币贬值，导致其商品国际竞争力增强，从而使得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1 年至 2013 年，中国与巴西双边贸易额由 32.30 亿美元增长至 833.28 亿美元，增长幅度达 2479%，年均增长达到 34%。另外，长期以来，巴西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大多为贸易顺差状态，特别是自 2001年以来，由于巴西货币贬值，巴西商品相对于人民币价格下跌，导致中国对巴西产品需求进一步增强，巴西对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除 2007 年及 2008 年外，中国巴西双边贸易中巴西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2001 年巴西在中巴商品贸易中的顺差为5.73 亿美元, 2002 年增加为 9.66 亿美元, 2002 年增加至 23.85 亿美元，这一数值在2010 年达到最高，为 115.2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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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异质性理论，利用 WIOD 数据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使用 EEBT模型对巴西 1996 年至 2009 年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进行了测算分析，接着使用 SDA结构分解模型对巴西对外贸易隐含碳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并对中国与巴西的双边贸易、贸易隐含碳及隐含碳驱动因素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近年来，巴西作为金砖五国的重要成员，经济增长及对外贸易总体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趋势，在全球的经济贸易地位不断提升。巴西是矿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资源型初级产品占其出口的重要位置。近年来巴西出口结构逐渐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移。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原材料及初级制品仍是巴西出口的主要产品。中巴双边贸易关系不断提升，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巴西也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2）从总体看，巴西二氧化碳排放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对巴西二氧化碳排放贡献较大的产业部门大部分属于资源消耗多、排放密集的产业。巴西在国际分工中主要出于生产链末端，产业结构不合理，碳排放密度高，其产品科技附加值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3）在研究期间内巴西的出口隐含碳一直远远高于进口隐含碳，巴西一直属于隐含碳输出国。除 2009 年外，巴西净出口隐含碳总体上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11%。在巴西的出口部门中，隐含碳最多的前六个部门依次为基本金属业、农林牧渔业、其他非金属制品业、食品饮料及烟草业、造纸印刷及出版业和焦炭、精炼石油制品及核燃料业。由于巴西农业和采矿业发达，因此一直是农产品和初级矿产品出口大国，因此农业部门和矿业部门出口隐含碳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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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经济管理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九
1绪论
1.1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十八大之后，城镇化成为全民关注热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两个重要维度。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表现为中国城市建成区快速增长，但城镇集聚的人口却没有同步提高，中国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小于土地扩张的速度。意味着大量的土地非农化转变成了城镇用地，但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却明显滞后。据统计，1996年中国城镇面积是1.3万平方公里，到2011年，中国城镇面积扩大到5.3万平方公里，增长了 3.1倍，而1996-2011年的城镇人口仅从3亿增加到6.9亿，增长了 1.3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各种产业，把大量的耕地、基本农田征用为城镇用地，导致很多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非常快（高国力，2013)。另外一组数据是：2000-2010年，土地城镇化速率是人口城镇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虑到人口城镇化质量不高，即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统计口径是以常住人口计算，截止到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常住人口统计为52.57%,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统计的镇化率大概只有35%左右。中国仍然有2.6亿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气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客观现实，那么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表现就更为明显。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土地面扩张的不对称，反映出来的就是城市人口密度在不断下降。从2000年到2009年，城市人口密度年均下降1.11％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中国城镇人口密度偏低，根据《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全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人口密度仅为265 A/平方公里，市辖区为618 A/平方公里，即便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也仅仅达到2238 A/平方公里，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密度，同期日本东京人口密度为4750人/平方公里、韩国首尔16700人/平方公里，意大利罗马2950人/平方公里。然而，中国土地资源极度稀缺，截至2010年底，中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中国可以利用的土地资源并不丰富，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土地资源十分贫乏，城镇人口密度偏低与中国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国情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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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相关概念界定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城镇化可以看成是一个动态转化的过程不同的学者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生活质量城镇化和制度城镇化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人口城镇化是从人口转移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含义进行的界定，Henzler (1963)指出，城市化就是人口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集聚过程?。Christopher Wilson (1986)将城市化理解为居住在城市地区人口比重上升的一种现象。可以看出，人口城镇化描述了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流入到城市的特征，是城镇化的表象，现在看来这一传统的定义已经显得过于狭窄，因为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且包含了在转移过程中与之相伴的社会、经济、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变。经济城镇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强调生产要素集聚，通过专业化的分工，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刘洁涨，2009?),如中国学者叶裕民（2001)认为城市化是非农产业在城市集聚的过程。空间城镇化是国内外学者从地理学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含义予以的阐述，描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地域空间的转换，是城镇化过程中的表象特征，并不能代表城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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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的内在关系
2.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化和集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提高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城镇化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也就涉及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刘易斯模型把国家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在这两部门收益差异的驱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转移（张培刚，2007)①。在图2-1中，5?点为无限供给的转折点，此时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刘易斯模型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分析视角和理论模型，人们在肯定刘易斯模型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缺陷，其中刘易斯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定以及模型中对农业部门发展重要性的忽视受到了很大的批评，特别是对农业部门发展重要性的忽视是致命缺陷，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中，没有农业发展的增长是不可想象的。费景汉和拉尼斯（GRanis-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阶段模型?，探讨了工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农业对工业扩张的作用不仅是提供劳动力，而且还提供农业剩余。Li和L2为两个分界点（见图2-2)。但是，费景汉和拉尼斯模型没有解释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保持不变制度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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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土地城镇化与产业集聚
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城镇土地作为投入要素表现出一种稀缺性，合理集约利用土地是实现城镇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看，单位面积的城镇土地承载着最优规模的产业，能够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所谓土地集约利用是指在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合理的生产要素，以达到土地土地收益最优化的经营方式。由于土地存在边际生产力递减的规律，单位土地上的投入要素是有限度和临界点的，当对土地连续投入资本和劳动力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产出时，这一临界点就是土地利用的集约边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实质上反映土地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即以最少的土地投入获得最高的土地产出。节约集约用地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城镇对土地的需求，又要科学合理引导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王志成，2009) 。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益，需要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中也包括节省运输成本，不少产业在靠近自然资源的地方聚集（金波等，2005) ,这些都处于区域自然要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这种区域自然要素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逐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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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协调发展......... 31
3.1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31
3.2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 .........33
3.3对城市资源环境的影响......... 36
3.4本章小结......... 41
4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发展现........42
4.1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发展历程回顾......... 42
4.2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发展现状......... 51
4.3当前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发展的基本评价......... 69
4.4本章小结.........86
5基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发展.............89
5.1模型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方法......... 90
5.2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93
5.3效率水平分析 .........94
5.4本章小结 .........102
7促进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7.1中国城镇化的阶段定位——快速发展期
1979年，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轨迹，在其《城市地理》一书中把世界城市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运动轨迹形象地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提出了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一般来说，城镇化可分为起步期（城镇化率小于30%)、加速期（城镇化率在30%-70%)、成熟期（城镇化率大于70%)三个阶段，如图7-1所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根据诺瑟姆曲线，城镇化率在30%至70%被认为是城镇化中期，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会进一步提升，但是提高的幅度将会趋减。综合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和政策导向，可以从以下方面来阐述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第一，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己进入一个重要转折点，城镇化率由加速推进转向减速推进；第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逐步转移，农村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将会明显减少（马晓河，2013);第三，中国已开始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时期，经济增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趋缓。经济增长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过去30多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李佐军，2013),城镇吸纳就业和接受人口转移空间逐渐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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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的内在关系，系统分析了三者协调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带来的影响，并测算出了当前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和效率，实证研究了影响三者协调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促进三者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的内在关系来看，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产业集聚是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人口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和产业集聚的核心要素。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协调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的改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过快或过慢及产业集聚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城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负的影响。基于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产业集聚协调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当前中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状非常明显，从国家层面上来看，通过用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来测度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发现，从2000-2012年，中国绝大多数年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都大于城镇人口增长率，除了个别年份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小于1.12外，其他大部分年份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均大于1.12,最大为2011年达到2.8185。从三大区域来看，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分别为2.33、1.40、1.80，都高于国际公认的1.12的水平，这说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城镇化都快于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扩张最快，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地区。从省级层面来看，各个省（市)、直辖市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不高且呈下降趋势，2006年中国城市城区人口密度为2238.15人/平方公里，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城区人口人口密度为2228.00人/平方公里，年均下降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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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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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服务经济重要吗？
对宏观经济做三次产业方面的划分源于费希尔（Allennsher，1935)、克拉克（Colin Clark, 1940)和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6，1949)。但是，最早宣告服务经济时代来临的是富克斯（Fuchs，1968),他从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了工业的角度指出，美国是第一个进入服务经济的国家，从服务业增长的原因、服务经济对生产率、价格、经济周期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随后，其他发达国家陆续进入了服务经济阶段。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服务经济能扮演经济增长的引擎吗？ “去工业化”会不会是经济灾难？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mnoL 1965 )最早通过理论模型指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服务就业比重持续增加将会拖累经济增长，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为“成本病”（CostDisease)。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1966)发展了凡尔登定律（Verdoom's Law)，认为出口可以增进出口产品的专业化，提高车产率，进而推动出口部门生产规模扩大，从而形成生产规模扩大与生产率提髙的良性循环，但是，服务活动是不能规模化生产，也不能出口的，所以服务业不利于经济增长。理论上的争论伴随着服务经济领域的快速变化，在增加值和就业领域都表现出更显著的“服务化”，企业组织也发生着怏速变化。在富克斯宣告了 “服务经济”来临后不久，1973年，贝尔（Daniel Bell)提出了 “后工业社会”的理论，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科技和知识处于主导地位，相应的，专业和技术阶层的地位将不断提高，社会价值体系也从经济模式转向社会模式 贝尔的理论准确预测了后来发达国家资本流动、贸易赤字和制造业的衰落，而且与后来非常流行的概念紧密相关，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等等。服务经济真有这么重要吗？或者服务经济主导的社会能出现吗？当时，英国学者格舒尼（Jonathan Gershuny, 1978)提出了最强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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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不平衡的服务经济
区位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以研究经济个体的空间选择及其影响为主，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建立在没有空间的虚拟世界之上的。199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研究。规模经济分析方法的成熟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对空间领域最重要现象——经济集聚的研究（梁綺，2005)。上世纪八十年代，己经有一批学者幵始关注服务业的空间问题，Mckee(1987)基于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强调了服务业空间的重要性，认为服务业可以通过促进新增长点的培育减少经济的波动；以尼尔?马歇尔（Neil Marshall)和皮特?丹尼尔斯（Peter Daniels)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家更是对服务业空间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述，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分析。近来，瑞典经济学家詹森（Jassen, 2013)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为服务业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这些围绕服务业的空间研究和服务业的不可存储和不可运输的特征，都说明研究服务业空间的重要性。在一国范围内，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会越来越多地向城镇之中和发达地区集中；而在世界范围内，更多的财富集中分布在少数地区（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导言里有一幅图，它是经过实际购买力换算得到的像出现在哈哈镜里的世界地图，在图中尤其是日本，地理上的撮尔小国，在这个世界经济地图上却是庞然大物；而广袤的非洲大陆却变得跟朝鲜半岛的面积一般大。从全球层面观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欧盟27国和东亚三区域的总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朱希伟、陶永亮，2011);在国家层面，以日本为例，2001年三大都市圈（东京圈、名古屋圈和阪神圈）的土地面积仅为其国土面积的10.4%,相应的人口占比却是48.6%, GNP占比为66.2%，工业产值占比为68.9% (刘贵清，2006)。在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不到全国3%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大陆21.29%的GDP和22.14%的工业产值（朱希伟、陶永亮，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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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服务业研究概述
服务经济的研究可追溯到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76)，在他那里还没有的“服务业”概念，对后世服务业研究最重要的影响是，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他认为，服务创造的价值不可储存，从而不能积累，而资本积累是财富增长的主要源泉，所以，服务业（那时主要为私人雇佣活动）是非生产性的。这与斯密所处的经济时代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需要更多的资本（黄少军，2000)。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斯密服务“非生产性”的思想。根据劳动价值论，服务就是劳动的直接使用价值，劳动本身就是交换对象，劳动过程没有固化在物质商品中，而是直接被消费掉了，所以，与进入生产的劳动相比，这种劳动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与这种劳动二分法相对应的是“服务泛化”的思想。作为主观价值论的倡导者，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因此，任何创造效用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典型的“泛服务”论者是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M红icBastiat)，他主张经济活动都是服务交换活动，人们并不能创造任何物质，人们只是相互提供服务，“不是服务的价值源于实物或物质，而是实物的价值源于服务”，而商品只不过是间接的“劳务”而已（德劳内、盖雷，2011;黄少军，2000)。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宣告了非生产性劳动的争论的淡出，主张避免使用对劳动的“生产性”划分，而且在主流经济学中没有了商品与服务的明显区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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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城市与服务业的互动关系
服务活动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互动过程，通常需要面对面或近距离的接触和交流，而城市化过程其实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因此，服务业与城市存在着天然的依存关系，服务业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就业渠道和产业基础，城市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理想的载体，从而研究服务业发展不得不关注城市经济，反过来，研究城市（尤其现代城市）经济增长也离不开服务业发展。现代经济增长。库兹涅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现代经济增长》（1989) —书中，他强调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比“工业化”更好地表示增长过程。对于结构变化，库兹涅茨重点强调了三点：一是工业化过程，“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专向非农业生产活动”；二是城市化过程；三是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在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政府消费之间分配，以及在这三大类用途的各自细目之间的分配都发生了变化” I5。他也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生产方式上的工业革命，同时也是农业革命和以通讯、贸易为代表的服务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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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制度背景.......... 42
第一节影响城市化进程的制度.......... 42
1.1.1城市的行政级别 ..........42
1.1.2城市偏向的制度.......... 44
1.1.3城乡二元土地制度.......... 45
1.1.4城市官员的评价机制 ..........47
1.1.5城市发展战略的演变.......... 49
第二节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制度.......... 50
第三节本章小结.......... 56
第四章城市内部空间扩张与服务业发展.......... 58
第一节概念界定.......... 58
第二节中国城市化的典型事实.......... 62
第三节城市蔓延与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72
第四节城市蔓延与服务业发展：实证研究.......... 83
第五节本章小结.......... 98
第五章服务业规模分布与城市规模分布.......... 100
第一节相关文献回顾.......... 10
第二节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定律 ..........107
第三节服务业规模分布的假说.......... 113
第四节中国服务业规模分布的估算..........116
第五节服务业、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 130
第六节本章小结 ..........135
第六章服务贸易及其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
如果说第四、五章研究的是国内服务^业的空间经济问题，及其与城市化的关系，那么，本章则是从服务经济的国际维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即服务贸易的布局问题，及其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是世界贸易中的突出现象，1980-2010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从3673亿美元增至36639亿美元，其在世界总出口贸易的比重也由七分之一增至近五分之一。在结构方面，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比重上升。同时，因为全球主要模式从以传统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为主向以产品内贸易为主，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布局，充分发挥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所具备的优势，即构造产品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从而造成服务业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国际资本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趋势，而在具体生产领域就体现在以商业存在的形式为主提供国际服务（陈宪、殷凤，2008)。因此，国内外对服务贸易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原因、竞争力及其效应等方面（江小滑，2008;郑吉昌、朱光旭，2009;姚战旗，2009;唐保庆等，2011)。比较前沿的研究是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框架分析服务贸易与服务业的关系、服务业生产率（杨致远，2013;胡宗彪，2013)。虽然炙手可热的新经济地理方法缘起于国际贸易，然而，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制造业和传统国际贸易，对于服务贸易空间的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服务贸易空间是本文的第三个研究主题，笔者在本章侧重于服务贸易对城市布局的影响，尽管服务贸易空间问题与新经济地理方法似乎是“干柴烈火”，但是，目前很难突破技术上的难题。与此同时，笔者采用了最新的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以描述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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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其他经济问题相似，服务经济在空间上也存在不均衡分布现象。传统上研究这个问题，主要从产业集聚及其各种测算指数角度分析，本文主要着眼于服务业与城市天然存在的依存关系，强调人口、土地城市化与城市体系演化都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这两个部分出发，研究城市内部空间变化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服务业在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规律，以及服务贸易的分布特征及其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针对中国城市空间蔓延，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推导，指出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制度框架下，上级政府对城市经济增长考核比重提高，城市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以及土地出让租金越高，城市政府就越有可能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经济增长，即城市土地规模不断扩大，出现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城市蔓延”现象。以城市蔓延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发现财政分权、交通便利性、收入水平都与城市蔓延呈显著正相关，但土地出让租金的替代变量房价与其呈负相关，不符合理论预期，这可能与房价样本数太小有关，有待新的样本数据进一步验证。
第二，紧接着城市内部空间蔓延的分析，文章通过引入区域需求密度和成本函数，研究了城市人口密度（或蔓延程度）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并提出假说：在服务需求分布比较均勾的城市区域内，消费者需求相似，服务的生产成本和分销成本分别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的情况下，需求密度越大，区域的产量也就越大。城市蔓延导致了人口密度下降，而人口密度与需求密度呈正相关，所以，城市蔓延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对于服务业内部，由于低价值、传统服务业受到的需求密度的影响大于高价值、现代化的服务业。所以，在理论上，城市蔓延对二者的间接影响也应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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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