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目的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工业化的成功助推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但是“有增长、无发展”，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发展并没有同步，也没有同步改善经济结构，特别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粗放式”发展方式，在不少地区、不少产业中，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现象仍然突出。
发达国家百年工业发展史上同样出现过污染问题，只是后来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问题才逐步解决。中国不可能再次走西方国家将污染包袱“甩锅”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已经鲜明地打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必须实现绿色发展。因此，中国内部需要解决好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的问题，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指明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民生问题，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粗放式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此，探讨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的内在关系是极有必要的。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快要结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应该发生转变，增长的驱动力从依靠要素投入为主向全要素生产率倾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是创新，我们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必须考虑资源消耗的降低、污染排放的减少。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是，对于新经济、新兴产业的发展而言，环境质量的高低会影响地区的招商会环境与劳动力供给，又会对产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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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与内容
1.2.1 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法。在总结环境规制、绿色发展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环境规制的影响机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以及纳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后的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2）数据统计分析法。本文选取了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变量作为衡量指标，并通过收集数据对相关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能比较客观的对我国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进行反映。
（3）实证研究方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法对中国 283 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然后运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此外还会进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以及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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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2.1 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综述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已有文献为了探究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众说纷纭。概括而言，当前主要存在三种。
2.1.1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
对中国省级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徐常萍，吴敏洁，2019）。徐开军和原毅军（2014）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从污染物排放和污染治理费用两个角度分别验证了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认为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学者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认为环境规制能有效驱动产业结构调整，而且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更大一些（原毅军，谢荣辉，2014；余东华，崔岩，2019）。谭静和张建华（2018）采用合成控制法，以 2003 年设立的碳交易机制进行准自然试验，实证结果表明，碳交易机制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但“倒逼”效应大小具有区域异质性。卫平和余奕杉（2017）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创新能力强的区域，“倒逼”效果更加明显。
逯进、王晓飞和刘璐（2020）从地级市的角度采用 PSM-DID 方法研究了低碳城市试点的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的设立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学者从经济分权的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对 279 个地级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认为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对中西部的推动作用比东部更突出，而且对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具有正向溢出效应（郑金玲，2016）。郭晓蓓（2019）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影响的“资源挤占”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此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制造业产业内结构升级，却有利于制造业产业间结构升级。
有些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必须通过某种机制，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例如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以通过进入壁垒和国际贸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梅国平，龚海林，2013）；还有学者发现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途径（肖兴志，李少林，201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国际贸易、进入壁垒、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五条路径，从而对产业结构变迁产生影响（龚海林，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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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综述
大量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说，从分行业或分区域等视角，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总结已有文献的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促进、抑制和非线性关系。
2.2.1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Telle 和 Larsson（2006）基于挪威工业层面的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是积极的，具有促进作用。还有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促进作用（黄清煌，高明，2016；温湖炜，周凤秀，2019）。还有学者从工业层面进行了研究，实证表明环境规制能较大程度地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原毅军，谢荣辉，2015；陶锋，王余妃，2018；刘祎，杨旭，黄茂兴，2020）。王恕立、汪思齐和滕泽伟（2016）从服务业的角度验证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吕康娟、程余和范冰洁（2017）从制造业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验证了“波特假说”。
2.2.2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消极影响
对西部地区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影响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李春米，毕超，2012）。环境规制不利于西部工业低碳经济全要素增长率提升（雷明，虞晓雯，2013）。刘海英、谢建政和张纯洪（2014）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消极的。李志华、王文倩和王凤祥（2019）采用2000-2016 年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图 2-1 理论模型
第 3 章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研究..........10
3.1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10
3.1.1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分析 ................10
3.1.2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分析 ...........................11
第 4 章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18
4.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其计量模型.......................18
4.2 数据来源与测算..............................19
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30
5.1 主要结论...............................30
5.2 政策启示.....................................31
第 4 章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1.方向性距离函数
由于当前面临能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以及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目标，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势在必行。经济绿色发展模式要求低能耗和低排放，并逐步实现经济发展与低能源消费以及低污染排放的目标。在节能减排的目标下，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绿色生产效率（陈阳和唐晓华，2018）。本文将根据能源和环境研究方法论的演化历程，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作为统一分析框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着社会发展，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有其渐进演变的过程，主要分为五类：①最初不考虑污染、能源等因素的，王兵、吴延瑞和颜鹏飞（2010）将其称为市场全要素生产率；②考虑污染物排放，但污染物排放作为投入变量；③污染物作为产出,但没有考虑其负外部性，这会带来测度误差（Nanere et al.，2007）；④污染物排放当做非期望产出变量，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研究（F re et al.，2001；陈诗一，2010；杜龙政，赵云辉, 陶克涛等，2019）。
根据已有的研究，方向性距离函数（DDF）能较好的处理含有“坏”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本文将采用 DDF 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Oh（2010）提出的全局 Malmquist Luenberger（全局 ML）指数法测度中国 283 个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该方法具有累乘性，适合时间段较长的测算，结果会更加准确。
表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考察了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绿色TFP的提升是否受产业结构的间接影响进行了检验，其中产业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整体升级，后者着眼于产业升级的动态化。得到以下结论：
（1）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条路径对城市绿色TFP提升发挥积极作用，其中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2.1%，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5.3%，表明环境规制可以借助产业结构整体升级（INDIC）、产业结构高级化（OIS）来促进城市绿色TFP的提升。
（2）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结果的可靠。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关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GTC）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的，第一，存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中介效应，即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5.8%。第二，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高对技术进步起到促进的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4.6%。
（3）进一步的门槛检验表明，城市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变量均需达到一定的门槛值，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才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越过门槛1，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才会由负转正，这就要求城市产业结构的整体状态的良好；越过门槛2，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会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越过门槛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4）研发投入对于城市绿色TFP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对提升城市绿色TFP具有重要意义，这实际上也验证了在中国情景下的“波特假说”。政府干预、城市规模对于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也显著为正，说明城市财政的支持、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外商投资、制造业集聚、出口阻碍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