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结合相关理论基础和参阅材料，对我国信息服务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予以归纳总结，收集相关风险指标数据并整理加工后，采用科学的方法测算各项风险指标水平，从而得出被投资国的综合风险得分并予以预警，最后对各项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水平不断攀升。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8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1430.4 亿美元，略低于日本（1431.6 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排名较 2017 年上升一位。从投资流量看，虽然我国 2018 年对外投资同比下降 9.6%，但对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29%且连续 3 年下滑的态势，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依然跑赢了绝大多数国家。2018 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 1.98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荷兰。可见无论从流量还是存量数据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以及全球经济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有关部门亦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优势互补，还有利于我国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更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深。然而，部分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因风险识别能力不足、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风险控制经验措施以及手段有限等，未能有效控制和规避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各项风险投资风险，大大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效。
伴随着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逐渐分化、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调整等重大变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于 2013 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拟与世界各国在深刻变革环境下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带来了全新的国际间合作机遇，取得了超预期效果，包括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不断完善，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程度加深，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总额快速增长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等双边或多边文件，“一带一路”的范围和地域早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以欧亚大陆为主的沿线区域，延伸到了非洲全部、大洋洲、拉丁美洲等地。伴随着范围区域扩大、共建意识增强、合作基础加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和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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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国主要集中在市场开发率高、国内经济总量增长较为缓慢、关税优惠政策较多的国家，除此之外，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语言环境以及政策制度等也是影响投资者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受到国内资本投资的追捧，如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和具备一定技术含量的基础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1] [2]。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深化和信息产业的战略地位显现，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广泛关注。2015 年，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所所长郭华东在科技人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峰会上首次提出了打造“数字丝路”的建议，旨在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
目前，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较为丰富，然而关于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则相对空白，中国知网上刊载的关于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期刊论和论文仅千余篇。在存量研究成果中，对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多为针对国内主要城市信息服务业发展问题、提升信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信息服务业专业人才培养以及信息服务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选择等方面的研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被广泛的接受支持和信息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信息服务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关于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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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2.1 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信息服务业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2011 年以来，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如图 2-1 显示，我国信息服务业收入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010 年的 3.3%上升至 2018 年的 6.88%，八年时间里，信息服务业年收入增长超过 4 倍、信息服务业年收入在 GDP 占比增长超过 1 倍，可见信息服务业发展之迅速。

与此同时，政府出台大量政策措施推动和促进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信息服务类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带动就业人数逐年增长，如 2-2 所示，我国信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由 2008 年的 15 万家增长至 2017 年的近 72 万家，信息服务业就业人数从 2008 年的159.5 万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395.4 万人，十年之间，信息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增长近 5倍、就业人数增长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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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目前，我国信息服务业主要通过海外销售、全球研发、软件外包和资本运作几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2.2.1 对外贸易情况
从海外营销方面来看，中国信息服务业的跨国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快速增长。21 世纪初期，方正集团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多种报纸同时印刷，并中标日刊体育印刷社项目，由于该技术的投入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一时间在日本报业引起轰动，并迅速推广到了日本上百家报刊使用。
从研发和销售并重的模式来看，我国信息服务业以华为和中兴两家巨头企业最具有代表性。华为公司自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拓展海外市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华为公司已经在多个发达国家设立了研发中心。2019 年华为海外销售额折人民币 3520 亿元，占集团销售总额的 41%。2019 年，中兴实现国际销售收入 325.2 亿元人民币，占集团销售总额的 35.28%。然而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信息科技企业采取“禁售”、列入实体清单和处以巨额罚款等恶性手段打压，使得这些企业不得不逐渐淡出美国和西方市场，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国家开拓市场。
世界银行相关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服务业出口比重增长缓慢，年均增长率仅 5%。与此同时，我国信息服务业出口规模却不断扩大，特别是 2018 年，我国信息服务业出口额快速增长，较上年增加 69%，金额超过了 470亿美元，而同期进口总额为 237.7 亿美元，可见我国信息服务业出口额和增速远高于进口，形成了绝对的贸易顺差，说明我国信息服务业无论服务质量还是创新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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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 .....................17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现状......................17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现状..............................17
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文化风险现状............................19
第四章“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 ....................22
4.1 研究对象与模型.................... 22
4.1.1 研究对象............................ 22
4.1.2 模型方法......................... 22
第五章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 .............................51
5.1 风险产生的原因.................... 51
5.1.1 内部成因........................... 51
5.1.2 外部成因............................... 52

第五章 “一带一路”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

5.1 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差异是巨大的，加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退，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东欧、东南亚等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等因素，使得我国信息服务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加剧。本文试图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成因归纳为内部成因及外部成因，并分别将从这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其中内部成因是国内层面的影响因素，外部成因是国际层面的影响因素。
5.1.1 内部成因
（一）对外直接投资制度不完善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开放布局、拓宽开放领、完善开放体制，促进开放共赢，改革开放对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也必须认识到，我国对外开放只是迈出了小小一步，未来仍然大有可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金融保险制度的缺失也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做好风险防范和自我保护。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相比，我国只在行政部门颁布了有关外商投资的行政法规，而没有在框架层面发布法律法规，缺乏对投资者的有效监督和保护。
（二）对外直接投资专业人才短缺
专业化的对外直接投资人才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缺乏熟悉境外法律、市场分析、公关营销、和企业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人才，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培养国际投资者的教育培训体系。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大多停留在理论知识层面，缺乏社会经验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忽视了对现有海外员工的系统培训，导致企业从事国际业务的员工对当地的政策法规、投资环境、风俗习惯、沟通技巧等没有进行详细深入的学习。同时，大多数企业在被投资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畅通的人才渠道网络，不能及时掌握当地市场信息，这也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人才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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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由于境内外客观存在的差异，信息服务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着广泛的空间，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成败的关键则在于对风险的评估与防控，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本文通过查阅文献，结合相关理论基础和参阅材料，对我国信息服务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予以归纳总结，收集相关风险指标数据并整理加工后，采用科学的方法测算各项风险指标水平，从而得出被投资国的综合风险得分并予以预警，最后对各项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信息服务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互联网资源资等四方面的风险，本文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39个样本国家的政府效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营商环境和互联网用户数等21个风险指标进行科学分析，测算出信息服务业在样本国家投资的的综合风险。研究发现，被评估的样本国家中，委内瑞拉和伊朗的综合风险最高，其中委内瑞拉被列为红色预警国家、伊朗被列为橙色预警，上述国家的国内环境并不适合我国信息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因此不建议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希腊、塔吉克斯坦、安哥拉和苏丹等国属于黄色预警中风险较高的国家，信息服务业应该审慎在上述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捷克、沙特阿拉伯、越南、缅甸、柬埔寨和泰国等26个国家在黄色预警水平中风险相对较低，这些国家虽然整体风险达到了预警水平，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或行业资源等中某些方面可能存在相对的优势，因此企业可以进一步考量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有目标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新加坡、阿联酋、波兰、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和匈牙利等7个沿线国家并未达到预警水平，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在这些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可以为我国信息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参考和指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