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主体：红柯文学小说艺术论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研究，透过红柯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抒情的笔调不仅是营造氛围与意境的技巧，也是他对当下现实进行辩证否定的姿态与角度。其实，红柯的这种抒情实践并不是先例，中国现代文学自发展起就担负起了重要的使命，实现民族的解放独立、走向现代化始终是文学的主题，在民族阶级矛盾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就涌现出一批抒情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家接续起中国传统文学的抒情性特质，以伤感的基调表达知识分子感时伤世的现实精神，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时代环境原因，抒情文学并未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呈现出藕断丝连的发展态势，在左翼文学不断发展壮大下，抒情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多股文学思潮的兴起，抒情性的文学创作又出现回潮的迹象，汪曾祺、迟子建等作家延续传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三十年代抒情文学相近的品格。这些当代作家处于中国社会剧变的新时期之下，目睹了中国发生的新变化，以笔记录下变化在他们内心所激起的情感浪花，而且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他们的创作更加接近地域化，他们的思想价值和人生追求通过诉诸地域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抒情小说并非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有其现实指涉性。

第一章红柯与古典抒情文学的关系

第一节红柯与古典文学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长河之中，“诗言志”命题的提出不仅规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功用，也确立了古典文学的抒情精神。诗歌作为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经典范式，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直至晚清、近现代，学者们对小说等文学体裁的重视使得中国的文学格局发生了大的转变。不可否认的是，在各时期除过占支配性地位的文学体式之外，还生存着其他的文学体式，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定时期文学的复杂与丰富。在各个时期文学力量的博弈之中，其间存在着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我们可以称之为绵延不断的文学传统，它是一种文学延续性以及文学创作经验的承接。在中国古代文学之林中，诗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以诗歌为出发点建立起一套庞杂的理论体系。尽管在传统文学到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诗歌不再占据创作的主流地位，但可以看见诗歌的内在精神在其他文学体裁之中得以存活和发扬，诗歌的艺术思维被许多抒情小说家吸收借鉴。
三十年代的抒情小说继承了古典文学经验，并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学，成为一种民族化的现代实践。它生长在夹缝之中，在家国与阶级的裂隙之间寻求着话语权，在此前已经有了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的抒情实践，但这些抒情创作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三十年代的抒情作家有意规避掉先前抒情创作中的陋习，在部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同时，从传统文学中去发掘资源，使抒情实践更加意味隽永，充满古典韵味。而且这些作家没有退居到个人世界的象牙塔里面，而是关注着现实，从生活中感受着苦难欢欣。他们思想之中还是以传统的知识分子自居，在二三十年代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以抒情写作这一在当时充满悖论性的方式表现着自己对家国的寄托。赵学勇对此的评价是：“讴歌人性美与大众关怀意识有相通之处，情感抒发与现实责任承担也并不冲突。”五四时期的抒情小说表现了一批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情怀，他们以我手写我心的真诚记叙展现了转折时代下人内心的阵痛和济世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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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红柯小说的古典韵味
红柯作为有志于展现西部精神的一位作家，以民族化、本土化的眼光发掘西部生灵之光，抛洒自己对西部的一腔热情，他炽热的情感正是因为有着西部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支撑才显得真挚动人。他认同文学的抒情性，认为抒情性是和人的生命意识相连接的，越是摄人心魄的生命形式越值得人去高歌雄唱。对文学抒情性的体认拉近了红柯与古典文学的距离，二者达成了一种契合，他赞叹李白诗歌惊人的想象和令人动容的气势，他欣赏民间文学对美好爱情的歌颂，他感怀于古典名著中的诗性与诗意。文学应该有着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追求与形而下的物象，物象只有依托心灵，内化为心灵体验和生命体验时才能保证情感的真实流露。因此，红柯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了灵感，将古典文学中发达的意象系统和写意系统化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使得小说内蕴更加隽永，充满诗性情调。
（―）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早期的《周易》将意象表述为“意”与“象”的关系：意是象的根本、深层结构，象是表意的基础。在古典文论中，意象与传统诗学中“兴”的形象思维和艺术手法相联系，与早期的《周易》有所不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象体系主要是寄托作者的情感，而《周易》中的“象”主要是为了取譬喻理。叶嘉莹先生说过：“在中国诗歌中，写景的诗歌固然以‘如在目前’的描写为好，而抒情述志的抒情则更贵在能将抽象的情意概念，化为可具感的意象。”中国历代文人在表情达意上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书写意象的方式，将自然外物同化为心灵上的“第二自然”，以视听上的自然图景来展现人之心灵图景，同时某一类意象在历代经过不断的沿用和加工可以转化为一定时期内的文化审美，从而一种文学结构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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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抒情主体的再造

第一节文化对红柯的塑造
红柯的文化观中有着传统惴道文化的浸润，儒道文化给予了红柯小说关注现实的品格以及和谐共生的理想追求，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时常泛起一股波涛，这股波涛是西域文化对红柯的召唤，在其所受文化影响之中，以伊斯兰文化、游牧文化为核心的西域文化最为深刻而持久，红柯曾坦言自己在离开新疆之后，对新疆的印象越来越清晰，距离感让红柯燃起了创作热情，与其说是距离产生美，不如将其看作是西部与陕西关中文化碰撞的波涛，在文化的你来我往之中，红柯对西域文化体认、投诚，濡染上西域文化中的刚性精神，从而完成了对文学、自我的改造。
任何作家在进行地域化写作时都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作家产生地域认同感的基础，文化身份也并不是从一而终的，它随着作家在地域间的迁徙而不断地发生变化、重组，斯图亚特.霍尔对此的看法是：“文化身份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变化’，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而是在现实过程中不断受到外力影响而漂浮着变化着的存在”。现代化的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在流动之中个体关于文化的记忆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最终使得个体的文化身份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红柯初到新疆时，是作为文化的“他者”去体验异于中原文化的西域文化，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少数民族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的活力上。尽管红柯有意要改造中原文化，但他并没有完全忘本，相对封闭的周文化与开放的草原文化共同作用于红柯，他在两种文化间反观自身，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红柯是定居在西安后开始大规模地创作以新疆为题材的小说，他是两个地区的流寓者，在关中城市他书写着记忆中的新疆生活，作为城市的关中和作为乡土的新疆在红柯笔下发生了置换，城市呈现出封闭的状态而新疆是开放、充满活力的，在红柯眼中，城市的封闭在于主体人心灵上的萎缩、精神上的困乏，新疆的自然乡土则体现了一种健康的精神状态。此外，红柯认为历史上的唐长安能呈现出恢弘的气象，是因为“领有西域大漠，肢体完整、头脑清晰”，此后随着时间推移胡人、汉人的文化交流被阻隔，出现了文化断层。所以说红柯有着文化野心，他希望打通西部与中原的地域分割，以一种朴素的大地意识建立起中部与西部的文化“龙脉”，尚理的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非理性文化相互融合，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这是思考红柯本人的文化性格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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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东西方文学阅读影响
文学阅读经验在一个作家的成长之中显得尤为重要，阅读提供的不仅是文字语言之美、故事之精彩、经历之丰富，更多的是字里行间所凝结的情感力量与内蕴意涵所激起的作者与读者间的共鸣与共振。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特定时期的文学创作都会因袭前人留下的文学经验，想要做到完全独立的创作是不现实的，没有阅读的积淀、没有模仿练习的过程，就不会有创作过程的生发，阅读为创作奠定了基础。红柯曾说：“模仿着写作，似乎是生活中的唯一的亮点，包括许多梦想，它们能够提供一种抗拒现实的力量。”阅读、模仿是进行创作的必由之路，在红柯的阅读经验中，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文学和异域文化下的文学都对他起到了塑造作用，形成了他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阅读的滋养下他追寻一种别致的文学审美理想。因此，红柯小说的抒情艺术与其阅读经验是紧密联系的。
（一）中国文学的内在转化
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红柯广泛涉猎，他直言大量的作品阅读让他常常处于梦幻、振奋的状态。在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中，红柯涉猎的有诸子散文、唐诗、阅读历史著作、古典小说，在诗歌之中他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在《天才之境》中，红柯盛赞李白这位具有中亚血统的诗人，“胡羯之地的精悍之血滋养了诗人的任侠与狂傲”，从李白到整个隋唐王朝身上都流淌着胡人的血液，所以整个王朝才能呈现出一种大气磅礴的气象。红柯认为李向及其诗作最具有标识性的特征便是想象与力，这也是李白诗歌的艺术生命，他的诗歌描写中原却展现中亚地区的速度感与空间感，作品中的空间置换感给予红柯强烈的震撼，中原山水的空灵与西部的雄浑毫无排斥地结合在一起，红柯还将创作与诗人个性、人格结合在一起，认为李白身上存在一种大丈夫气概，是西北大地剽悍精祌与英雄之音的外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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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红柯小说抒情方式的再造..................35
第一节内在空间的扩展..................35
（一）意识流动..................35
（二）魔幻和超现实..................35
第四章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红柯小说表征................53
第一节商业意识形态下的抒情回潮................53
（―）情的复归与精神返乡................54
（二）现代性文明反思................53

第四章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红柯小说表征

第一节商业意识形态下的抒情回潮
文学的转变是一定时期社会、个人价值目标追求的风向标，深入到人的内心层面上，文学的转变又反映了人的精神状态。历史上，现代抒情小说出现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在一个“非抒情时代”抒情小说却能够显示出时代的症候，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心灵阵痛凝聚在笔端，成为挥洒不尽的感伤与哀愁。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促使一部分作家视文学为“投枪匕首”，通过描绘血淋淋的现实从而激起大众内心的反抗、斗争意识，这是时代环境下的共识。然而抒情小说家另辟蹊径，从主观出发还原一个动荡的社会时局下人们最为真切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抒情与现实责任承担并不冲突，在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忘记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因而抒情小说并不是时代的绝缘体，它并没有一味地在伤感的情绪中顾影自怜，而是从更为深层的角度出发探寻时代剧变之下文学的价值意义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何在，这不啻为一种人文关怀意识。现代抒情小说的方式尽管是内化、主观的，但其最终指向还是社会和时代，其感伤悠远的氛围实则是传统文人“感时伤世”精神的再现，是建立在传统家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之上的情怀，因此谈及抒情小说所不能回避掉的正是抒情中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底色，这是抒情小说最富张力与艺术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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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红柯小说以其强烈的抒情性风格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漫游天山十年后他回到陕西进行以新疆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对于红柯来说，新疆是他精神的第二故乡，这个世界凝结了他向往诗意生活和美好健康人性的理想，漫步在他建构的西部世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饱满昂扬的情绪。
透过红柯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抒情的笔调不仅是营造氛围与意境的技巧，也是他对当下现实进行辩证否定的姿态与角度。其实，红柯的这种抒情实践并不是先例，中国现代文学自发展起就担负起了重要的使命，实现民族的解放独立、走向现代化始终是文学的主题，在民族阶级矛盾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上就涌现出一批抒情小说的创作，这些作家接续起中国传统文学的抒情性特质，以伤感的基调表达知识分子感时伤世的现实精神，将个人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时代环境原因，抒情文学并未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呈现出藕断丝连的发展态势，在左翼文学不断发展壮大下，抒情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多股文学思潮的兴起，抒情性的文学创作又出现回潮的迹象，汪曾祺、迟子建等作家延续传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与三十年代抒情文学相近的品格。这些当代作家处于中国社会剧变的新时期之下，目睹了中国发生的新变化，以笔记录下变化在他们内心所激起的情感浪花，而且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他们的创作更加接近地域化，他们的思想价值和人生追求通过诉诸地域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抒情小说并非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有其现实指涉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