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叛逆之起：“同归殊途”地奔赴革命
（一）时代感召：理想、信仰与家国情怀
革命是推动社会进程的方式之一，“宅门逆子”奔赴革命与 20 世纪中国客观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们选择革命，是为了帮助国家和民族摆脱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和追求幸福生活。从选择到坚持，体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转变，逆子们付诸于实践并持之以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被后来的梁启超浓缩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暗合了古来有识之士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份情感一直以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与民族血液中，在 20 世纪初国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集聚成对“救亡”的呼吁和奔走。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直拥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以同盟会为前身的国民党信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却未在掌权后宣扬和发展自身的思想文化（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其理论体系。同时，有的放矢地普及和宣传,率先以文学为武器的觉悟和做法比国民党更有先见之明，而这也是“革命文学”最初指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原因。
在革命的不同时期，作家在塑造为了理想和信仰一心革命的“宅门逆子”形象有着各自的目的和指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革命信仰”在早期的革命文学中既已存在，如阳翰笙小说《女囚》、创造社与太阳社诸多理论文章等都透出强调革命信仰存在和意义的痕迹，但少有对革命者的理想信仰的详细描述。本文研究的“宅门逆子”的有关作品，发表于 1949 年之前的仅有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一部。碍于时代和作者的局限，李杰复杂的心理历程中没有直接涉及有关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内容；他对家的仇恨和背叛，更主要是恋人身死的缘故。而现代家族叛逆者研究绕不开的高觉慧和蒋纯祖，一个是充满“五四”气质的爱国青年，一个是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者。他们并没有真正投入到革命的大潮中，也不曾与家族彻底决裂。觉慧和蒋纯祖可看作是“宅门逆子”的“前辈”，虽有爱国救亡的意识，却未明确自身的政治信仰和理想。这一现象的产生，和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无关系。动荡的时局没有给人充分思考的时间和余地，“救亡”的急迫足以成为驱动青年们离开安逸家园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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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浪漫回声：婚恋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从“五四”吹响追求个性解放的号角开始，争取婚恋自由即是青年人向传统旧家庭发出抗议的内容之一。“个体从传统的旧家庭的出走。其原因并非经济或政治，多数是婚姻自主问题。”①胡适在《终身大事》中塑造的反抗父母之命、门户之见并追求婚姻自主的新女性形象，令易卜生的“娜拉出走”命题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而“宅门逆子”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奔赴革命，用革命实现个人理想，为国家民族进步奉献自身。
伟大的目标总是容易淹没微小的初衷。在革命的“光环”之下，选择参加革命的青年人仿佛都必然怀着崇高的信念。加之左翼文学倡导的“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激进思想约束着作家在创作时遵循一种先行的、既定的价值轨道，使他们在叙述革命者的革命动机时产生了观念和表达上的错位。20 世纪 2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革命和恋爱的“试验”中，青年革命者走向革命的缘由夹带着非革命的因素。1928 至 1930 年间，“革命的浪漫蒂克”是早期革命文学（也称“普罗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其精髓则是蒋光慈开创的“革命+恋爱”公式。他在代表作《野祭》中，把革命者的情感认同建立在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共同追求基础上。这反映了蒋光慈对革命文学口号的积极响应，即爱情作为个体的情感应结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为更崇高的革命让位。到了《冲出云围的月亮》，他进一步通过文本将“革命”与“恋爱”糅合在一起，传达唯有革命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的主题。
今天人们提到现代文学中早期的逆子形象，总是离不开对高觉慧、祁瑞全和蒋纯祖等人的探讨。但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塑造的“宅门逆子”李杰，实际是后来诸多逆子形象的基础范式。严格来说，这部作品不同于蒋光慈以往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是一部以农村武装斗争为题材和主要内容的作品，但其中依然保留了“革命与恋爱”模式的内容。李杰与蒋光慈以往创造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有所不同，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讨伐的对象之一。李杰形象的建构，表明阶级话语开始渗透到文学当中。蒋光慈试图以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但又“习惯性地”借助婚恋自由问题引出家庭和逆子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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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之途：艰难的身份认同
（一）革命前：融入到群众中去
“宅门逆子”家庭出身的特殊性一开始就注定他们必须获得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也即工农大众的认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被纳入革命同僚的阵营。丁玲在《田家冲》中叙述地主家庭的三小姐回乡发动革命，却因出身而遭到贫苦农民们的冷遇，直到她完成了“农民化的身份转换”③后,才得以完成传播革命思想的目标。
与工农大众“共情”有助于“宅门逆子”获得前者精神上的认同感。对工农大众而言，地主是剥削阶级的代表，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对“宅门逆子”而言，他们自身可能是地主阶级，他们的父亲和家族更是被穷人所恨的反派。因此，激起他们对家族和阶级的仇恨情绪是走向群众的第一步。《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的恋人王兰姑因他父亲的干涉而不幸身死，造就了李杰的“仇恨之源”；《青春之歌》和《红旗谱》则共用一套情节设计：“地主父亲+贫农（或身份卑微的）母亲”的结构，促使林道静和张嘉庆亲情的离场。在母亲凄惨的处境中，他们对地主阶级的罪恶感同身受。双重的血缘也使他们“近距离”感受工农群众的阶级仇恨，进而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份更进一步。
“宅门逆子”需要舍弃原生家庭的生活习惯，身体力行地融入到工农群众的生活中，让他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本是阶级敌人的革命诚意。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回乡的目的在于发动土地革命，反抗以他的地主父亲为象征的“黑暗的生活”和“大部分的罪恶”。在矿工张进德质疑李杰的革命意图时，他诚恳地叙述了自己与家庭决裂、进入革命军和回来后的打算；和张进德在农民吴长兴家中吃饭时，他努力去适应粗劣的食物和不洁的环境。李杰意识到，想要获得信任，必须让他人看到自己舍弃“李大少爷”身份的决心。尽管如此，刚开始他只能做到“勉力着吞食下去”，所以对难以下咽的实感自责不已：
为什么张进德能吃得下去，你就不能吃下去？你这样能站在立在他们的对屋里吗？你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你这种大少爷的样子，能够使农民们相信你吗？不，你这小子还是去当你的大少爷吧，你不配做一个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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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时：在家族与革命间抉择
叛逆者的离家出走并不等同于与家族彻底斩断关系。一方面，他们并未断绝与家的经济往来，“宅门逆子”还会利用家族的地位助力革命事业。《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少祖出走后从不拒绝来自家中姐妹的金钱援助，甚至享受着这份“若即若离”的自由；《家族》中的宁珂，多次利用家族的声望营救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家族的财富能够转换为“宅门逆子”革命的一种原始资本。例如《红旗谱》《内奸》《橡树路》等作品中均有“宅门逆子”“劫家族而济革命”的情节。此外，即便一部分“宅门逆子”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他们还要面对来自革命集体对自身灵魂的拷问。
1.毫不犹豫地舍弃
50 至 70 年代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宅门逆子”呈现出精神上的“无家”状态。尤其是身处共产党队伍中的革命者，克服一切个人的情感是他们“必备”的精神品质，否则只会被归为“小资产阶级情感”而受到批判。于是革命经典中的家族叛逆者，要么是林道静式的竭力剔除原生家庭痕迹的改造者，要么是刘思扬、张嘉庆式的相对“成熟”的革命者。他们身上几乎不存在任何有关“家”的痕迹，“家”于他们而言是已经毫不犹豫舍弃的“旧世界”。尽管如此，“宅门逆子”仍然需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换取稳固的信任和认同。
大义灭亲的承诺和举动是传统革命小说中“宅门逆子”自我证明的常见方式。这也进一步表明，他们获得“合法身份”的有效途径是在“家”与“革命”两者间选择一方。《内奸》中财主家的少爷严家驹（后为革命改名为严赤）带头“共”自家田产，《橡树路》里方家老二的抄家弑兄、以及《忠臣逆子》中“我爸爸”烧毁自家地契并将财产充公等情节，无一不展现“宅门逆子”弃家而选择革命之心。这并非因《内奸》和《橡树路》作为“文革”之后的作品存在过度放大“宅门逆子”自证的嫌疑，因为即使在“十七年”时的革命经典《红旗谱》中，自小在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张嘉庆与其他“宅门逆子”相比看上去“略占优势”，也依旧绕不开这一“必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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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失落：被“规范”的革命者.........................................26
（二）“服从”历史：死亡结局的“命定”设置......................................28
四、全景之现：浮出地表的个人、家族与革命........................... 32
（一）重述家族文化.....................................33
1.“掘墓人”和“精神废墟”..................................33
2.走向认同的终点...................................34
四、全景之现：浮出地表的个人、家族与革命
（一）重述家族文化
家族文化主要包括调整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家族成员的家族观念及其对自身、社会与家族关系的认识。①其价值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经历了一番起落沉浮。“五四”时期，“家”是旧制度、旧文化的象征。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陈腐的宗法制度对国家的阻碍要求个体从“家”的牢笼中挣脱去谋求生路，家族文化的弊端也被无限放大。从三四十年代直至建国后的 30 年，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取代“家族”和“个人”的可靠话语——“阶级”“集体”成为了新的意识形态，逐渐渗透到文学的写作中。在此期间，家族只能遮遮掩掩的站在革命历史的身后，服务于政治既定的目标。“十七年”的经典小说《红旗谱》《三家巷》等作品中有关家族的内容，不过是为了“使现代性——历史得以在传统中自然地生长起来”②。家族自身不再拥有独立的文化内涵，其兴衰荣辱与家族成员个人成长和革命历史三位一体，抵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化。这种畸形的发展在“文革”时期达到了巅峰，最终给国家现代化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民族带去了巨大的精神创伤。80 年代之后，人们在回望历史时发现，家族情结一直埋藏在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家族的故事和文化，依旧能作为人们精神栖居的重要场所，也是延续民族国家记忆的载体。
再度兴起的家族叙事，给予人们重新思考家族文化价值的机会，家族与“宅门逆子”的关系以其指代的“家”与“人”也再一次得到作家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如此，在多元文化思潮的引领下，对于“宅门逆子”身份认同的问题，李锐、陈忠实等作家也在作品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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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