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兴起与特色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与译介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西方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被传播，中国学者将其译介，其中涉及很多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著，对它们的了解是走近女性主义叙事学重要的一步。
（一）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叙事学是两条没有交点的平行线，只是此时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和排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遇到发展困境。当它们相遇并取长补短之际即“拯救”了彼此。
1981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兰瑟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这本书被认为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山之作，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在此之后，出现了一些将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相结合的著作，如布鲁尔的《放开说话：从叙事经济到女性写作》（1984 年）质疑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忽略社会历史语境的批评方法；沃霍尔的《建构有关吸引型叙事者的理论》（1986）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探讨叙事策略；兰瑟同样于 1986 年在美国《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这篇宣言性质的论文中，她首次使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该论文分析整合了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的特点，论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不过这篇论文遭到了以色列学者狄恩戈特的批评，他们分别在《文体》杂志 1988 年第一期发表了《叙事学和女性主义》、《范式转移：女性主义与叙事学》与之展开论战，这使得女性主义叙事学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扩大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沃霍尔的《性别化的介入》（1989 年）和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 年）问世，作者更详尽的介绍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特点、研究方法，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批评实践。其中兰瑟的《虚构的权威》还入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推出的“新叙事理论译丛”由黄必康进行翻译出版，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学者进行研究，中国也有很多的论文、著作发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自身不断成熟完善的同时，也丰富了其他相关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它也成为后经典叙事的三大分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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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式
兰瑟、沃霍尔的理论是现在中国学界主要使用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方式，对她们的主要研究方式进行阐释可以清楚地感知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来源，笔者在这里阐释的主要依据是《虚构的权威》与孙桂芝的《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这两本重要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
（一）叙述声音模式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中研究了三种叙述声音模式：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她用作者型叙述声音指称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述状态”①，也就是说此类叙述模式的叙述者不参与故事内容，独立于小说讲述的故事之外，这类叙述声音一般不指明叙述者的性别特征，读者容易将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另一方面，因为不指明叙述者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借用这种方式写作可以遮蔽自己的性别参与到男性文化权威中，更容易受到读者的认同，可以借用男性权威来展现女性的自我意识。
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叙述者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类似于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讲故事的“我”是故事的主角，以“我”为中心讲述“我”的经历。兰瑟认为个人型叙述声音的权威低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权威，一方面，叙述者“我”的地位取决于读者对叙述者和小说人物动作的反应，个人型叙述者只能讲述有限视角下自己的经历，它不具备作者型叙述者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另一方面，个人型叙述者将公开自己的性别特征，文本在传播与解读时可能受到来自读者的抵制与非议。另外，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往往在形式上被当做自传。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指“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①她又将其分为三种可能：某叙述者代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形式和群体中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并且，她所说的集体型叙述声音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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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本土化研究实践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本土化解读
中国学界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引进与介绍，不同于“拿来主义”，是批判整合性的理论分析。国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多数学者是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专业，他们注重的是理论的厘清，申丹在《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一文明确指出旨在廓清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长处与局限性，清理理论上的某些混乱。以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研究也是规范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畴，清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具体研究方式，同时注重对重要概念的介绍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方式相关理论的解读，最重要的是指出相关理论方法的特征尤其是弊端。
（一）理清学科范畴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本身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研究理论与方式，梳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和目的，理解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内涵，探讨这一叙事范式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唐伟胜在 2007 年、杨永忠与周庆在2012年和 2014 年发表过对此的研究论文解析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特质。
唐伟胜在《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中主要是对兰瑟、沃霍尔以及凯斯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进行讲述，通过评介沃霍尔的《介入的性别差异》、《痛快的哭吧：女性化情感与通俗文化形式》；兰瑟的《虚构的权威》以及凯斯的《编织情节的女人》等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经典论著来探讨女性主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沃霍尔的叙事干预理论与兰瑟的叙事权威是他着重介绍的对象，目前来看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如兰瑟的广泛，对沃霍尔理论的应用主要是其叙事干预理论以及她对不同性别写作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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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在一部作品中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甚至是叙事权威与叙事干预等等都是不可分割的，笔者在这里将其分割成每一部分具体呈现它们在研究中的应用以此更直观地表现每一个理论的具体实践与发展，也便于观察它们的时代特征与历时性发展。
（一）叙述视角的研究应用
女性主义叙事学较为关注的一个范畴是叙述视角的选择蕴含的性别政治的表达。西方学者对叙述视角理论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沃霍尔的《眼光、身体与<劝导>中的女主人公》。在这篇文章中，沃霍尔批判女性主义批评者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劝导》进行字面解读进而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立场出发将小说的聚焦人物作为叙事技巧分析其意识形态作用。沃霍尔认为虽然在“故事”层面上《劝导》中的女主人公最终只是成为了一个男人的妻子，但是在“话语”层面具有颠覆男权的作用。申丹在《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中指出“作为其他人物的观察者和其他眼光的过滤器，安妮具有穿透力的眼光洞察出外在表象的内在含义，体现出在公共领域中对知识的占有和控制”①，换句话说，通过安妮（女主人公——聚焦者）的眼光可以看到女性眼光下男性人物的动机、反应与欲望，颠覆了女性只是被观看的位置，解构父权制下看与被看的双重对立。
从张爱玲的小说到 90 年代私人化写作，中国女性写作逐渐关注自我，女性的意识不断凸显，女性主体性得以建构。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逐渐由“被看”的客体变成“看”的主体。中国学者利用叙述视角理论对不同时期的女性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张爱玲、严歌苓、林白等作家作品的解读。张爱玲的小说是通过女性聚焦者将战火纷飞的时代环境融入到日常生活，在忽视女性特殊感知的年代，张爱玲的女性视角展示了女性内心的欲望、纠结的情感以及荒凉的时代结局。林白的写作明显张扬女性意识，她的主人公已经变成了极具代入感的“我”，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我”已经成为反思自我的力量。从张爱玲的女性聚焦者到林白的“我”，找寻的是中国国内女性主体的生存与成长，而严歌苓作为新移民作家，她的一系列小说则充盈了异国他乡女性的生存与女性自我的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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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44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展望.............................49
第三章 现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国实践的问题
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舶来品，在发展中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一是中国本土的女性叙事造成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对其模式化的利用。
（一）宽泛的“女性叙事”
有些学者指出：“所谓‘女性叙事’就是立足女性立场，以女性主体为主要叙述对象的文学叙事，即讲述女性生命成长的‘故事’。这里的叙事特别关注女性的精神追求、理想愿望、心理意志、情爱诉求和存在价值等人生要义”①。刘云兰在《论当代女性主义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变》中也提出“女性叙事是与男性叙事相对而言带有强烈性别意识的叙事方式，它通过对女性情感经验、欲望经验等的抒写，高扬女性意识，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的审美价值追求，表现女性对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认识和理解，从而为女性争得社会话语权”②。在中国学界传统的关于女性叙事的研究是分析女性作品中呈现的女性书写内容与女性人物的感觉、情感以及形象以此表达传统学界文学标准下女性作品呈现的对人性、文化、历史等的思考，如分析 90 年代女性的“私人化”写作聚焦于身体言说与狭小空间的特征。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则主要是通过女性作品的叙事形式分析女性的叙事姿态与话语权威，这样的阐释使得女性作品逐渐远离传统文学标准建构属于女性叙事的审美标准。只是在中国现有的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是中国学者没有分清女性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区别，只是依循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式，进行印象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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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