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难主题：迟子建的叙事选择
第一节 苦难：文学的永恒性主题
苦难，文学表现普遍的也是恒性的主题之一。所谓苦难，从狭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现实苦难（艰难生存或不幸的遭遇）和精神苦难（悲伤与痛苦）；从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则可将其理解为社会苦难（如贫穷、战乱、动荡）和大地苦难（自然、生态苦难）；而从哲学角度进行理解，则可以将其看做是人类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和永无止境的痛苦遭遇。这是通常意义上对苦难及其内涵的定义，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界定苦难，如洪治纲先生从生命主体的角度出发描述苦难，“苦难就是人的生命在现实秩序中无法获得正常的维持，由此而产生精神上的某种失衡状态。”认为苦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客观世界的不合理性钳制了个体精神和心灵欲求的发展，导致人性的屈从、变异和扭曲，使人失去了自我本色。也有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苦难：“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认为苦难由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等情感组成。鉴于苦难在理解上和形态上的多样性，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多方说法，将苦难理解为：对生命主体造成巨大物质生存威胁或精神伤害的事件与境遇，既包括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与生存困境，如战争、贫穷、死亡，也包括个体在精神上因诸如婚恋无望、亲人逝去抑或犯罪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它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伴随着整个人类生活，是人类历史和生活无法规避的本质困境。
苦难既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无法规避的本质困境，而文学又是人学，其所表现的对象、题材都与人息息相关，两者便无可避免地结下了不解之缘。文学对苦难的反映，也即对人的存在本质或生活本质的反映。陈晓明先生曾慨叹：“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他指出“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的本质”并认为苦难在文学艺术所表现的情感类型中占据优先等级，包含着人类精神所有的坚实的力量，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是终极的价值关怀，而且追根究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从古至今，苦难主题在各式各样的文学中或隐或显，似乎只要人类仍在无尽地延续，苦难的诉说就不会停止。有论者就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文学史就是一部描写和揭示人类苦难的历史。一部作品只有触及了苦难这一文化主题，才有可能具有历史厚度和情感深度；一个作家只有洞察并深刻表现了这一文化主题，才有可能进入伟大作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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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历与地域：苦难的体验
如果说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偶然显露出来的苦难意识是因其无法规避人类生存境遇中的本质属性而无意为之，那么迟子建一直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俗世生活里生命个体或弱势群体的苦难遭遇并执着于人的生存困境的书写则不仅止于此。她之所以对底层小人物的艰难生存和痛苦遭遇予以持之以恒的关注和书写，并对他们抱以深切的同情和温情关怀与其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成长环境及生活地域不无关系。
据现代心理学表明，童年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个人的性格、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这一时期初步养成或树立。即便有关童年生活经历的记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但它的影响作用却不会消逝，它会隐藏在人的潜意识之中，内化为性格乃至人生的一部分。通常来讲，作家天生就比一般人要敏感的多，童年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往往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甚至会决定其作品的基本走向与风格。与很多作家相较而言，迟子建早期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小时被送往有着淳朴民风的北极村生活，秀丽的边地风光和来自亲人的疼爱让她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以此奠定了其写作的温暖基调。但是，北极村并不是没有苦难的乌托邦，边地的寒冷，生活的艰辛、贫困，亲邻们的忧愁与痛苦都给年幼的迟子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其成名作《北极村童话》中，迟子建就以略带忧伤的笔调写了苏联老奶奶的孤独与死亡以及姥爷丧子而不能言的苦痛。在姥姥家生活的日子大多是温馨快活的，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比较小。迟子建自己家的生活则相对严峻紧张，她之所以被送到地处北极村的姥姥家就是因为父母唯恐“童言无忌”惹来政治是非。从北极村返回自己家后，政治运动一度波及其父母家庭。父亲的被批斗、撤职不仅使得一家人处在高度的政治恐慌中，生活也因收入的锐减变得颇为艰难，不得不拮据度日。死亡更是如阴影一般伴随着迟子建的童年，她不仅参加过无数次别人的葬礼，见证了许许多多的死亡，她的祖父和父亲也在其尚还年幼的时候相继逝去。其中，对其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的父亲的早逝对迟子建及其家人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白雪的墓园》、《重温草莓》等小说中都可见父亲死亡给她幼小心灵带来的伤痛。同时，父亲的早逝也使迟子建一家原本就不堪重负的生活变得更为艰辛。这些童年的伤痛经历隐隐化为迟子建小说中的忧愁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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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难形态：从生存之苦到精神之困
第一节 成长与婚恋中女性的苦难
在男权历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往往比男性更为艰难，似乎身为女性天生就注定要比男性承受更多的人生苦难。女作家萧红在临终之际道：“我最大的悲哀与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身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对女性的艰难生存状态和苦难命运尤为关注，她以一个女性言说者的身份讲述着女性在成长或婚恋中的悲惨遭遇，诉说着她们的创痛与不安、困境与无望。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女性历来是作品的主角，她的很多苦难书写也都经由女性表现，但这里的女性苦难特指因性别而遭受的不同等待遇，而不是与男性同等地位上“人”的意义上的受难。迟子建笔下，女性无论年龄长幼，都各自面对、承受着那些生命之重。
成长本就并非一件易事，女性的成长尤为如此。在迟子建笔下，少女的成长更像是一场场磨难和劫数，她们不但要过早地领略生活的艰辛，还时时面临着被男性猥亵欺压的危险。迟子建的首部长篇小说《树下》（原名《茫茫前程》）就以略显沉重的笔调讲述了少女李七斗饱含苦难的成长历程。敏感而早熟的七斗，于母亲自杀死亡后，被送到姨妈家生活而后遭到姨父的奸污。迫于生存的艰难境况，不敢对外伸张的她只能在姨父的觊觎下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活着，但却依旧无法彻底摆脱姨父无孔不入的性侵，她企图向父亲求助却只等到父亲死亡的消息。接着，姨妈一家的惨死使得沦为孤儿的她连寄人篱下的生活都不再拥有，只能开始自己孤独的“流浪生活”。在此期间，她经历过只维系了一天的婚姻，也曾因宽慰船长而被人诬陷为“女娼”，遭受他人的冷眼与轻视并因此被航运公司调离总部，分配到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地方工作，最后好不容易嫁人为母，丈夫却怀疑她的贞洁和儿子的血缘，唯一的孩子多米也因患血癌而夭折。在这部小说里，命运似乎将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七斗这个原本纯真的女性身上，少女七斗的成长史简直就是一部女性成长的苦难史。然而，在迟子建的创作中，七斗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成长中身心遭受重创的女孩，她笔下塑造了一类这样的少女：她们敏感而早熟，被生活过早地推向困境，无奈地承受着生活和成长的苦难。比如《岸上的美奴》里丧父弑母的美奴，母亲患病失忆后，这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女孩一方面要做家务、照顾生病的母亲，维持着家庭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母亲有违伦理的举止让她觉得羞耻，陷入无尽的烦恼，人们的非议与暗讽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般压迫着美奴，她甚至想投江自亡。最终，巨大的压力和极度的厌恶迫使她作出了弑母的行为，成为一个“有罪的孩子”。还有《麦穗》一文中被图画老师诱奸后被迫中断了学业的少女西西，这些少女失却了他们那个年纪该有的快乐与幸福，遭受着未成年少女本不应承受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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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记忆中的民族苦难
每一个民族的传承与发展都是一个艰难而困苦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西方的入侵、抗日战争的爆发与建国后的各种政治斗争都让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们饱经苦难与沧桑。中国文学历史叙事中的苦难书写，也因而所在多有。对迟子建而言，历史题材的写作在其创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在新世纪之初，她对历史书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长篇历史小说《伪满洲国》为开端，她陆续发表了《花瓣饭》《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白雪乌鸦》等一系列与历史相关或取材于历史的小说。“苦难是历史叙事的本质，而历史叙事则是苦难存在的形式。”在迟子建“还原历史”的过程中，深埋在厚重历史下的苦难也随之一并“复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在迟子建笔下，历史记忆中的苦难突出表现为疫病、战争与文革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劫难和创伤。这种历史苦难不再是个体的苦难，而是波及整个地区或民族的苦难。
首先是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民族苦难。任何一种战争，无论其正义与否都将会对身处战争场域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的民间百姓，造成巨大的伤害。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无疑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它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是史无前例的。全面审视迟子建的作品，不难看出其历史写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她笔下的历史书写鲜少脱离故乡东北那片饱受苦难与列强凌掠的土地，往往与之休戚相关。而东北恰恰又在近代日本侵华战争中首当其冲，它在 1931 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 ”事变后迅速沦陷，此后便一直处在日本长达十几年的残暴殖民统治之下。为掩饰其侵略行为，日本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傀儡政府“满洲国”，借其名义肆意欺压迫害中国百姓。2000 年，迟子建发表的首部长篇历史小说《伪满洲国》就以东北那段特殊的历史为书写对象。“伪满洲国”对整个国家来讲是一段耻辱的历史，而对生活在那里的东北人民来说，它不仅于此，那更是一部切身难忘的苦难历史。在这部“史诗性”巨作中，迟子建借着当时的相关历史资料以一个历史后来者的身份，细腻而冷静地描绘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东北各阶层所带来的无尽苦难，再现了日本战争侵略和暴力统治下，东北民众生命与尊严所遭受的摧残与践踏，为读者呈现了战乱下东北沦陷区民不聊生的艰难生存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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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超越苦难：文本救赎与叙事消解.......................22
第一节 小说世界里的救赎之道......................22
一、坚忍豁达的心态........................22
二、审美幻象的营构.................25
第四章 苦难书写的价值与超越的限度...........40
第一节 温情批判与人性反思................40
第二节 构筑生之温暖与希望..........................44
第四章 苦难书写的价值与超越的限度
第一节 温情批判与人性反思
关于迟子建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评论界历来臧否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其小说最显质的特征，它在为不少人所称道的同时也时常为人所诟病。而究其为人诟病的缘由，主要是不少论者认为其温情叙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现实的残酷与人性恶的一面，过度消解苦难，美化现实。早在 1997 年的一次访谈中，文能前辈就为此当面向迟子建提出质疑，坦言她个人认为温情既寄寓了迟子建身为作家的理想，是其小说的特点与长处，但同时也造成了其局限：太过温情的笔触遮蔽了人生某些残酷的世相，阻遏了其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更深一层的探究和揭示。方守金先生也认为迟子建的温情与善意“有时在小说里像黑龙江水一样无止尽的流淌”缺乏底线，并就《岸上的美奴》和《白银那》两篇小说中的温情表达做了具体分析与批判。而有感于迟子建对“温情叙事”钟爱不已的吴义勤则指出:“温暖有时恰是一种麻醉剂,它削弱了文学的批判性,并使作家在‘现代性’的认识上陷入了简单的‘反现代性’的怀旧与感伤思想中。”意指迟子建过度的“温情”妨碍了其小说文学批判功用的发挥。面对一众评论家们的质疑和善意提醒，迟子建却坚定执着地“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并表示永远都不会放弃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她认为温情的过多表达对其作品所造成的某种局限，主要原因不在于温情本身，而在于其表达温情时有时力量过弱，未达到‘化绚烂为平淡’的功力。即便迟子建一再为其温情表达作出此番解释，但由于其“温情”特质的太过显著与出众，不少论者在探究其小说创作时依旧只注意到或片面强调其温情叙事，而忽略了其沉重的底蕴，难以正视其作品中的苦难书写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性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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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苦难是人类难以抗拒的生命体验之一，是复杂生活加诸于生命主体之上的重负。作为文学表述方式的苦难书写是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其背后蕴藏着作家对社会历史人生的审视与思考。身为一个作家，迟子建时刻秉承着对自我身份的明确认知，不忘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使命，将苦难作为其恒性的书写主题之一。她用文字写出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中生命主体的苦难生存状态，不断挖掘历史和生活的真相并持之以恒地寻找着导向超越与救赎的途径。没有刻意渲染的恶劣生存环境，没有过分突显挣扎与死亡的惨烈，苦难在迟子建笔下只是生活中不和谐的插曲，唯有读者用心去体会才能从其文字中感受到一种令人痛苦的悲凉与无奈。当然，在其近作中，其苦难已然有了更为沉重直接的表达。但是，自始至终，在苦难面前，迟子建没有绝望迷茫。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她，被岁月的冷风吹打了半个世界，在写作中孤独前行了三十多年，她深知这世界的寒流有多刺骨，也深知这世界的温暖有多辽阔。她的笔下既流出了长夜，也流出了黎明。在书写苦难的同时，她致力于对生之坚定信仰和主体精神的高扬，用温情、人性与爱浸润着读者的心扉，读者总能在其中获得超越苦难的勇气和力量。迟子建这种苦难中见温情与希望的创作精神，使其小说产生了永久性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