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苦难催生的额死体验
第一节战争背景与穆旦的写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英两国出于各自的考虑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滨麵路协定》，成立军事同盟，中国派遣远征军进入细甸，支援英军共同抗日。1941年3月，穆旦响应国家的号召，放弃了联大教职，随军担任翻译官。然而由于盟军内部利益的复杂斗争，领导层在作战策略上的分歧和失误，及英细军在对日作战中的节节失利（猪队友），导致第一阶段的中国入缅远征军于混乱的指挥下在撤退途中踏进了细北的＂野人山＂一条死亡之路。第五军军长杜幸明事后回忆起这一段令自己险些丧命的旅程：
论述到这里，我们己经厘清了穆旦诗作中潜藏的主题，他钟爱表达痛苦的悲观品质在额死经历的直接刺激下得到激活和升华，并在其作品中反复表达、反复加强。然而这里又牵涉出更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穆旦这种阴暗的生命体验最初究竟从哪里获得？死亡的体验是如何影响他的也理，进而影响他的写作的？到后来50年代的经历，又使他的人格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的更深刻的阐释我们先暂放一下，待论述完另一位主角的相似特质之后，再作更细致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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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治运动与张贤亮的写作
据查被打为右派的有55万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部分都被平反），而年轻的张贤亮，就是这55万中的一个。张贤亮于1958年5月18日被送往位于宁夏郊区的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在这里经历了那场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受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从19598年开始，饥荒现象开始在全中国蔓延，到1960年下半年，人开始大批大批的饿死。由于前述历史问题，右派当时还留在大西北地区大大小小的农场改造。大西北±地贫癌、资源匿乏，又受极＂左＂的政治路线影响，右派饿死的情况非常严重，杨显惠纪实小说集《夹边沟记事》通过亲历者之口详细记述了当时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境内的劳改农场夹边沟的一些具体事件，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背景情况，在此不再赘述。张贤亮的日记体小说《我的菩提树》就根据1960年下半年其在劳改场的亲身经历，详细回忆并记述了零距离面对饥饿与死亡时人的状态：
不能说许多死的人是饿死的，因为每天至少有互碗野莱汤给犯人喝。但逐渐地虚弱，慢慢地萎靡，比突然死亡还耐人寻味。这时人的模样很像植物害的一种＂萎靡病＂……。
如果患了浮肺，那是先从脚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小腿、整个下肢、直到头部。和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样，脸，会肿得眼睛变成一条細缝，连光都选不进去，别说看东西了。但单纯有浮肿还不算＂死相＂，倘若肿的部位皮肤破裂，留出黄色的淋巴液，那就离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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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心理动力学视野下的病态文学写作
第一节从受虐心理到死亡本能
在第一章的论述中，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无论是穆旦抑或张贤亮，重复回忆各自死亡的经验必然不会感到愉快，也许当中会夹杂某些病态的快感，但这种行为本身绝对不会与愉悦、幸福等向上的情绪产生联系。那么，在这种折磨自己的重复行为中到底蕴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而这种也理机制的根源又是什么？这都是值得探讨，且很有意思的话题。很显然，这两位写作者身上都体现出一种自发的受虐狂倾向，似乎需要通过这种强迫性行为来缓解某种频发的精神焦虑。弗洛伊德在其研究著作《性学三论》中曾从性也理的角度详细探讨过施受虐的问题：
受虐狂其实是施虐狂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在受虐行为中，施虐的对象成了自己，受虐者把自身看成了性对象。
而这两种性变态现象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其主动和被动形式往往还能规则地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那些以在性生活中对他人施虐为乐的人，往往也具备将性行为中的痛苦转化为快乐的能力。施虐狂往往也是受虐狂，只不过总有一种形式会稍占上风，成为其主要的性取向。
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性＂的背景下抽离出来，放到更广阔的人类也理范畴，其发现依然成立。张贤亮和穆旦在重复写作中体现的自虐行为实际上都是施虐本能被激发且施虐的对象由外界回归自身的一种表现，并且他们在这种痛苦的受虐中获得了病态的也理快感。实际上，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试想一下，当穆旦在漫无天日的森林间挣扎，张贤亮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中求生时，死亡的势力是全面笼罩的，充满敌意的外界全然不可控，而自身的力量则微弱得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下，惊择、恐惧的情绪反应必然会给人的也理带来永久性的伤害。强迫性的回忆并重复书写创伤经验实际上带有某种控制的意味；在真实场景中，他们无法逃避现实的摧残，但在反复体认、反复经历的虚拟过程中，他们却拥有了掌控者的权力，这种控制能够给他们带来在历史场景中原本匿乏的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要以牺牲心理健康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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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超我的压制与本我的进击
在此首先引出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以此作为接下来讨论的总体框架。人格结构理论形成于弗洛伊德的晩年，在其著名论文《自我与本我》中得到了系统、深入的阐释，在精神分祈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简单来说，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部分，其中无意识（或称潜意识）是属于被压抑，且无法被知觉的（也即无法进入意识的）心理领域，是精神动力学研究的核心。接下来，弗洛伊德又将人类心理的人格结构分为自我、本我、超我三个部分：自我以知觉意识为中介，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被改造的一部分，遵从现实原则；本我蜜伏于无意识领域，充斥着原始本能的也理能量，只求欲望的满足与发泄，遵循快乐原则；超我是从自我中发展出来而与本我紧密联系的部分，它树立道德典范，其主要功能是压抑、否定与限制，通过童年时期漫长的＂自居＂作用由自我逐渐转化而来。
运用精神分析学这一理论来观照穆旦和张贤亮之间的差别，同样表现出对创伤经历的强迫重复，穆旦写作的内倾与封闭也许与其严苛、发达的超我有关，而张贤亮的外倾与开放则可部分归因于其面盛的本我。
结合前述探析，依据穆旦的写作气质、个人性格及生活习惯，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位诗人的整体形象：内向隐忍、自我要求高、道德观念强。在这看似正常而高尚的人格中，可以窥察出残暴的毁灭倾向，这在前面一节中已经详细阐述。这种过度自律的人格心理深处，实际上是超我在向自我施加着强大的压力，弗洛伊德在考察忧郁症发作的情境时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尽管在健康时期，一个忱郁症病人像其他人一样，对他本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严厉性，但在忧郁症发作时期，他的超我就变得过分严厉，责备、羞辱、虐待可怜的自我，以最可怕的惩罚威胁忘，因自我在很早以前所做的轻率行为而责备自我……。超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施加给在其控制下的无助的自我。一般而言，超我代表着道德要求，而且我们很快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内疚感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紫张状态的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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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更广阔视野下的相关主题写作..............46
第一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写作............46
第二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穆旦、张贤亮的对位研究................54
第三章更广阔视野下的相关主题写作
第一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写作
作为影响世界的俄国文学代表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可以说是各类变态心理问题的总集，也正是在对人的边缘也理的探索与挖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写作推向了世界文学的巅峰。陀式這种极具个人风格且无法复刻的写作气质必然受到其个性与经历的影响，而正是在历经死刑仪式与流亡生涯之后，其心理哲学史诗的宏伟风格才得以真正成熟和确立。
终其一生的痛苦体验及特殊的死亡、流放经历直接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风格与写作主题，强迫性重复的情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死亡、疾病、精神失常……可以说，陀对于人的边缘心理有着极端痴迷，而这些病态心理又是通过其作品中不同人物角色的具体言行来表现的。通过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整个人物谱系其实隐喻了他本人人格心理的巨大冲突。简单来说，其作品中主要描绘了三类人：第一类是施受虐者，包括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角色及那些心理变态的施虐角色，他们象征着陀翁潜意识里无比强大的本我；第二类人则是捶救者，他们有完善的道德观与宗教信仰，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超我的象征被传达出来；第三类人是带有双重人格的分裂者，象征被本我与超我双边拉扯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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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本文的探析可以发现，穆旦和张贤亮在写作实践中出现相同的强迫重复的病态写作范式并不适宜用纯粹的巧合来解释。一方面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大环境始终处于动荡曲折的飘摇状态之中，个人的死亡、受难经验就成了时代内涵的具体表现，只不过作为诗人的穆旦和作为小说家的张贤亮通过自己的笔把这种时代的普遍创伤与他们个人的独特气质结合了起来，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因此可以看出，个人的写作（也可推广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个人行为层面）既受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又受到微观层面的内在心理质素的控制，而这两个方面往往又在不同语境下相互渗透，进而持续对个人的具体行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于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对穆旦与张贤亮的比较研究时既可以看到他们同中的异，又能体察两者异中的同，既能够从他们写作（行为）的同异中发掘出他们内心质素之同异，又可以从他们写作（行为）的异同中体察出其所处社会大环境之异同。由是，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位比较中，我们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了更广阔的层面，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启发。因此，最后一章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研究拓展的可能性来展开的，而类似的尝试则将为此种＂心理一文学写作（行为）一社会＂的研究范式提供更多的可能，可以预见，以本文为起点，未来的研究将会呈现出更为丰富、广轰的图景。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