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挂职系列”小说研究

第一章 对底层世界的真诚关注

第一节 底层小人物的生存之艰
邵丽以挂职为契机，深入民间生活，真正地接触到了乡村生命的内核，感受到了底层农民生活的喜怒哀乐。而这宝贵的乡村经验，也被邵丽融入到她的小说创作中，邵丽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也因此变得真实、立体、丰满起来。在邵丽的“挂职系列”中，邵丽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底层小人物形象，有乐天知命的王庭柱、令人啼笑皆非的上访者老驴，也有向城求生的乡村男女等，他们构成了邵丽小说的创作主体。在对这些底层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邵丽也揭示了底层的生存困境与他们的无奈挣扎，表现了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他们的真实生存境遇，体现了邵丽对底层人物的生命关照。
邵丽笔下的底层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形态各异，虽都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却有着各自的人生遭际，呈现出不一样的精神状态。《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老驴面慈心善，是个村里的老好人，谁家有事，不管是喜事还是丧事，都乐于帮忙，有一副热心肠。但就这么个老好人却不招人待见，村里的人谁见了老驴都板着一张脸，正眼也不给一个。原因是老驴虽然人生得人高马大、目正口方，身体也很健康，无灾无病，却家徒四壁，屋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让村里人打从心眼里瞧不起。而《村北的王庭柱》的王庭柱在家道中落之后，为了避免邻里纠纷、受人白眼，把家搬到了“西北偏北”的穷人区。王庭柱不好与人争长短，遇事能忍则忍。日子虽清苦，他却凭着超乎常人的智慧和乐观的天性，有滋有味地活出人样，并凭着对世事的精准预测，成了村里受人尊敬的“王半仙”。与王庭柱的不争不抢、淡定自在不一样，《刘万福案件》中的刘万福身上则体现了农民更为日常的生活状态：生活上忙碌艰辛，性格上憨直不屈。刘万福像现实中为了生存努力奋斗的农民一样，经历了一条坎坷、艰难的人生道路。
邵丽通过对这些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状态的描写，也揭示了他们的生存困境与无奈挣扎。《人民政府爱人民》中的老驴活得虽没有骨气和尊严，却生了一双好儿女。老驴的女儿李童因家中贫寒，自小在心里埋下了一颗“尊严”的种子。谁对她好与不好，她都记在心里。也因为家里的贫穷，李童努力学习，立志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但是，仅靠种地换来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李童的学费。老驴和李童在向政府求助无果之后，李童负气离家出走、入城打工，从此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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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村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辛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邵丽在小说创作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以一个女性的眼光关照笔下人物，深入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她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在邵丽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关注女性生活、情感、命运的作品。而这些女性往往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婚姻生活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在漫长的时光里，她们的生活变得琐碎、庸常，婚姻也在不经意间出现了裂隙。但这些女性却没有脱离旧有生活状态的决心与勇气，“温水煮青蛙”的生活状态使大部分女性丧失了生活的热情。她们渴望爱情的悸动，却又缺乏行动的勇气，往往在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与反叛过后，回归到旧有的生活中去。
之后，随着邵丽创作视角的扩大，邵丽不再满足于对单一群体生存状态的描摹，而试图寻求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在邵丽的“挂职系列”中，即有部分小说关注乡村女性的生活状态，关注城乡差异下女性的身份焦虑与精神桎梏，表现她们的人生境遇和命运。在这部分小说中，邵丽在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以及反映她们在社会转型期的自我迷失与精神救赎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 乡村女性的精神成长
在中国古代，女性长期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缺乏对自身所处地位的清醒认识。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女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然而，由于乡村社会发展的滞后性，绝大多数的乡村女性仍旧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桎梏，男性依旧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现代文明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开始审视自身的生存环境及其所属地位，有意或无意地想要追求自我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意识觉醒。在《木兰的城》《马兰花的等待》等小说中，邵丽以细腻的笔触，深入到女性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乡村女性的命运、情感、心理的细致描摹，表现了她们在理想与现实中的苦苦挣扎，写出了女性的艰难觉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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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村精神家园的失落与找寻

第一节 乡土家园的精神守望
自古以来，乡愁都是人的一种精神慰藉。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乡愁或怀乡一直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的重要主题。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有关乡愁的篇章，例如《采薇》《河广》《匪风》等，之后的唐诗宋词中表现乡愁主题的更是不在少数。20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中国的乡村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到乡村社会的发展变革，并形成了以乡土叙事为主导的文学创作潮流。而乡愁作为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一种文化记忆，始终存在于这些以乡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中。中国的当代文坛，即有不少作家围绕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变革展开叙事，或是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乡村，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动。在这种文学语境的影响下，邵丽也将笔触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发展变革中，以当下的城市化发展为背景，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现实图景，折射出现代人对于乡土家园的守望与怀念。
在邵丽的笔下，乡愁或怀乡主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留守于乡村的农民对于自己生存家园的坚守，另一种是远去的人对于故土家园的怀念。
在《城外的小秋》中，邵丽着力表现了乡村人对于乡村生活的坚守。小说中的主人公“小秋”似乎与乡村有着特殊的血脉联系。小秋刚生下来，不足月、底子弱、身体虚，奶奶把她带到乡下来，用“三分饥饿三分寒”的土法子，把小秋养得瓷疙瘩一样，什么毛病也没有了。奶奶说：“这孩子，命中属土，合该长在田地里。”①长大了的小秋更是离不开村里的生活，任凭父母打骂也不愿回到城市里。好景不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乡村连根拔起，小秋所喜爱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小秋也被施工的推土机吓到，滑到了梗下的水沟里，因此而下身瘫痪。乡村被推平之后，小秋变得没有一点生气，小秋的生命似乎也随着乡村的消逝而一点点地流逝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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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也来得更为猛烈，乡村社会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三农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新世纪以来，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仍未止歇，越来越多的土地、农村被纳入到城市的版图。乡村、土地的消逝，换来的是一座座高楼的拔地而起。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赶入”城市，或者受到城市的吸引，在城市中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邵丽的《木兰的城》《马兰花的等待》等小说即反映了这些入城打工的乡村男女在城市中的真实生存遭遇。而城市与乡村间的文明冲突不仅反映在这些入城打工的“农民工”身上，那些留守于乡村的人也同样感受到了城市现代文明对于乡村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在审视乡村发展变革的过程中，邵丽提出了自身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城外的小秋》中小秋所居住的半山羊村正好处于城乡交界的地方，城市的规划改造自然而然地将半山羊村纳入城市规划的版图之内。与此同时，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也随着乡村城市化改造的过程日益凸显。新农村规划建设带来了一座座整齐划一、红砖绿瓦的二层小楼，配备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的现代生活设施，在给农村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逼迫着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为了外型的美观与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新盖起的楼房并没有单独的院子，小秋的奶奶舍不得老院子的鸡，不得不每天走几里地的路回老院子喂鸡。上了年纪的奶奶很快感觉到力不从心，不得已杀光老院子里的鸡，满手的血红。
乡村的城市化建设所改变的不仅是乡村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带来了乡土文化的迅速衰落。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组成的社群组织，也急剧地走向解体。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家庭观念逐渐消隐，繁荣的背后却是乡村精神的没落。当村民都搬进了整齐划一的二层小楼，土地被国家征收之后，原本的村庄、田野迅速地陷入了一片荒芜，象征着传统精神家园的凋零。在乡村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作者也看到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当自己的祖屋面临着被强拆的命运时，老郝强为了维护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屋、田地，与村里的人一起奔走上访。除了老郝强，村里绝大多数的人只是为了多争取一些赔偿款，当政府开出的条件，满足了这些人的利益时，这些人就立刻消失了。在利益与土地面前，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利益。诚如作者所说：“他（老郝强）的固执和捍卫土地的热情抵御不了市场法则，周围的人都要钱，钱是他们进入城市的通行证，他们黑黢黢的脸能在城市里用钱漂得跟城里人一样白。”①在拆迁的过程中，拆迁工作组所表现出的强硬的态度也令人心寒。拆迁组中的打狗队在小秋面前，将小秋形影不离的小黄狗用套锁拴住，活活勒死，甚至还摆出一副嘲笑的姿态，让小秋和奶奶感到内心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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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层官场生态的真实切入...............................30
第一节 形形色色的基层干部形象......................30
第二节 官场生活的日常化书写.........................33
第四章 时代忧思与现实批判 ........................37
第一节 “中国式”政治伦理批判.........................37
第二节 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叩问............................41

第四章 时代忧思与现实批判

第一节 “中国式”政治伦理批判
“政治伦理”原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一般来讲，“政治伦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调节、调整人们政治行为以及政治关系的道德规范和准则”①，“由于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的获取、运作与维护的问题，因而政治伦理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中的道德问题。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强制性的力量，其所强调的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的意志和秩序，因而其在运作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受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挑战”①。换言之，讨论“政治伦理”问题，更多的是讨论政治行为中所折射出的道德问题。对于当代官场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伦理”问题，也有不少论者进行研究，例如胡哲在博士论文《政治伦理与当代官场小说》中，集中探讨了“政治伦理”与当代官场小说的关系，指出当代官场小说在批判官场现实的同时，体现了其鲜明的社会政治诉求。
在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中，作者所观察到的社会内容往往与基层官场生活密切相联系，因而这些小说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官场政治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集中反映了邵丽对“中国式”政治伦理的批判。作者在对官场政治生活的描述中，也揭示了造成官员与百姓矛盾冲突的原因所在。
在《刘万福案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挂职人“我”作为领导干部在群众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那天“我”接待了两拨群众：一拨是淮河岸边老船民公社的一帮村民，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强渡淮河时，征集他们的船，到现在也没有给报酬，这些村民要求政府偿还本金以及这些年的利息；另一拨是一批下岗职工，他们的企业因为老厂长被罢免，新厂长胃口太大而倒闭，这些下岗职工让政府解决他们的“饭碗”问题，要求“工人的饭碗政府要端着”。对于百姓所提出的要求，县政府目前显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实力。当“我”试图将政府的真实状况告诉这些百姓，却引起了百姓更大的抵触情绪。而县里的其他领导在处理这件问题的过程中，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采取“瞒”或“骗”的方式，委婉地劝退了这些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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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邵丽的“挂职系列”小说中，邵丽以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塑造了一个富有民间气息和生活气息的独特艺术世界。她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体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悲悯情怀。邵丽同情弱者，以人道主义的目光关怀笔下人物，表现了他们的生存之艰与情感挣扎。她也看到了底层小人物自身的荣辱与喜乐，通过挖掘他们的生存智慧与处世哲学，表现民间文化中难以打破的坚固力量。在揭示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过程中，作者也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味地对权力阶层、特权阶层进行尖锐地谴责和声讨，而是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的反映事件的全貌，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同时，邵丽借助挂职这一契机，对基层官场的政治生态、民间生活进行了细致地观察，呈现出不一样的基层官场样貌。在小说中，她没有过多地表现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而是表现了基层官员高强度的工作生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身心疲惫。在对基层官场生态的观察与审视中，作者既看到了基层干部生活的无奈与挣扎，也看到了中国官场的种种矛盾与痼疾所在，这引起了其对中国基层官场现实的反思。
在“挂职系列”小说中，邵丽规避了底层文学、官场小说的种种固化模式和书写套路，并试图在小说中表达更为深刻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尝试是成功的。邵丽虽逃离不开知识分子话语、精英话语对于她小说创作的影响，但她这种从民间文化中攫取创作灵感、写作资源的做法，以及她创作立场、创作态度的转变，都表现出了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意识和文学使命感。邵丽对基层生活、民间百态的生动描绘，对民众心理、情感和命运的状写，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和忧患，使她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家。由此，我们期待邵丽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