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满族作家的满洲贵族命运书写

第一章 从“满洲”到“满族”——式微的贵族

第一节 有清一代——国家根本，尽享恩养
有清一代，“满洲乃国家根本”，满洲在清王朝的政治体系和军事网络中均居于核心地位。从顺治定鼎到宣统逊位，满洲一直是清朝政治体系的重心。清朝采取“一国事权，操自枢垣，汇于六曹，分寄于疆吏”②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早期清政权的核心，军事方略、审刑断狱、政府建置、法规章程、民族关系、官员任免等，悉数交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决议，“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如此位高权重的部门，其成员大多数出自满洲贵族。据赵志强对康熙十三年、康熙十四年、康熙四十年、雍正三年、乾隆二年议政王大臣的统计结果显示，74 人之中，满洲旗人至少有 64 人。在中央行政职能部门的六部和督察院、大理寺、理藩院中的官员设置中均采用满汉复职制，“凡执麾一切者，谓之当家，部事向皆满尚书当家，汉尚书伴食而已”位隆势重的满洲议政王大臣曾几度危及皇权，为了抑制满洲王公权力的膨胀，加强皇权，各位皇帝可谓煞费苦心，康熙帝设置南书房为心腹，雍正帝增添军机处处置军国要务。有清一代，皇权领导下的满洲大臣构成了中央决策机构的核心。在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官员的选用上，满洲主导的情况同样明显。清朝推行直省制和军府制并行的管理制度，为了稳定秩序，扶绥汉人。在地方上，“选拔习俗上接近汉人，但利益认同上更接近满族统治阶级的汉军担任巡抚”。
满洲在马背上定天下，为了实现对全国军事的控制，清朝实行八旗制度，凡八旗人丁，“人皆兵，官皆将”。京师及驻防八旗因时设防，因地定制，形成覆盖至全国的军事控制网络。“京城九门之内，八旗满洲官兵居之，此犹室家之有门户，所以藩卫皇朝而为天下根本之地也……以护卫皇家，如子弟之护父兄，手足之捍头目，无不明于尊君亲上之意。而根本之地一固，则天下安如磐石，永以立万年不拔之根基矣”③。将满洲八旗兵比作“子弟”、“手足”，满洲在国家军事布局中的根本地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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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辛亥鼎革——满洲异族，生计无措
“辛亥革命具有纯粹的否定意义，即摆脱满人的统治”，将民主革命的难题偷梁换柱般的嫁接到种族革命上，以“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开展了一场狂飙突进的驱逐满人的民族革命。“在辛亥革命的发动造势阶段,两个半世纪之前的满族入主中原，被描绘成一切罪恶的源薮，不仅中国古而有之的‘夷夏之防’思想与西方民族沙文主义者所标榜的‘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等等理论相互合流，同时，把满族人统统诬称为‘满洲贱族’、‘逆胡羶虏’、‘满洲鞑子’、‘野番’之类的辱骂亦不绝于耳，连当时最著名的一些政论中间也喊出了‘兴汉复仇’、‘诛绝五百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声音”。这种“纯粹”的目的使得满洲在辛亥革命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首先体现在旗人的人口数量上。因避免遭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大量旗人或脱离旗籍隐瞒民族身份，或政治避难外流他乡；更有旗人非正常死亡，或饥寒交迫而死，或自杀身亡，或劳累致死，或成为战场炮灰。宣统二年《京师内、外城巡警厅统计书》公布的数字显示，北京城内外八旗人口共计 725950人。至 1919 年，北京及四郊的旗人仅剩 30 万左右，不及辛亥革命前的一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至 20%-25%。而到 1949 年，北京城内，满族仅剩 31012人。
清帝的和平退位，八旗制度的瓦解，使得旗人赖以生存的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丧失了原有的功能，旗人也在一瞬间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职业，“旗民生计”变得异常严峻。“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虽被列入《清室有待条件》，但“政局虽屡改，其不改者有一事，即八旗生计问题是也；政局虽屡改，其所改者实亦一事，即八旗生计问题终无正式之解决”③。政权的更替，使旗人由昔日国家命脉，变成今日社会之负担。加上辛亥革命所宣传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使旗人在辛亥革命后的命运格外凄惨。面对民国，无论是溥仪本身，还是前清“爵邸”，乃至一般的官宦、贵族、普通旗民，都需要重新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定位做出选择。这种选择的差异性极大，不仅不同阶层之间的选择不同，就连昔日同是贵族之列的身份转型也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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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被定义的书写——消失的贵族

第一节 一体化的书写
1949 年 7 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通常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由此中国文学由之前的“新民主主义”范畴进入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左翼文学”经过 1942 年延安文艺整风的“改造”，成为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文学规范。文学进入了被定义的时代，这种被定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左翼文学界对作家身份的定性分类；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文学的“规范性”，针对题材及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的严格要求。
为了确定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基于当前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况、文学观念和政治诉求，左翼文学对 40 年代的作家及文学派别进行了“类型”划分。作家通常被划分为左翼作家、中间阶层和反动作家三类。邵荃麟 1948 年 3 月发表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一文中提出“巩固与扩大广泛中间阶层作家”，“在思想和斗争中要无情地打击和揭露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凶文艺”②。郭沫若在文章《斥反动文艺》中把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命名，将“软化人们斗争情绪”“与抗战无关”的文学批为桃红色；将“标准的封建类型，色情、神怪、武侠、侦探，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的文学批为黄色文学；将朱光潜等与国民党官方有联系的作家的作品批为蓝色；有着八旗血统的蒙古族人萧乾被批为黑色作家认为其麻痹读者；将“无党无派，不左不右，正位乎其中”的作家批为白色。对待“蓝色、黑色、桃红色的作家”要“全面打击”，对其文学作品要“毫不容情的举行大反攻”，“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在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一文中提出“为了防止进步的革命的文艺阵营内部发生恶疾，为了教育读者，今后，我们对于这种在西欧没落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影响下的非工农大众立场的文艺作品，是必须加深警惕的。”以邵荃麟、茅盾、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 1948 年、1949 年间按照文学与政治统一性的原则，对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进行了“定性”的评判，这种评判是四五十年代文学“转折”的基础性工作，打压了持不同政治立场作家的创作热情，促进了 17 年政治——文学高度“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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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解冻的贵族意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学界也进入了“新时期”，文学结束了“一元化”的严格规范，进入了一个较为自由、宽阔的环境，出现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在度过 80 年代“规范和放松的紧张矛盾”①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哲学、文学思潮以及文学作品的引进，实际利益的多元化驱动，使得作家的视角、思考和表达方式得以革新，在中国文学界掀起一波接一波的思潮，在“解冻”的当代文学中，“满洲贵族”这个意象富有了生命力，随着民族政策的稳定落实，满族作家也一改昔日敬而远之的态度，逐渐挣脱羁绊，耕耘起自己的民族记忆。
女作家颜一烟在 1981 年创作出自传体长篇小说《盐丁儿》。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出生在民国初年满洲贵族家庭的小格格，被太太嫌弃，被继母抛弃，对于盐丁儿而言，贵族身份带给她的是家里外头两头受气。然而她一心立志求学，走十公里的土路也不抱怨，没条件读书，创造条件也要找学校读，凭借优异的成绩拿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奖学金，拒绝改换伪满洲国籍，参加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组织鲁迅先生追悼会，在国家危亡之时，放弃即将拿到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凭，顺应时代潮流，慷慨回国加入上海救亡演剧队，编演戏剧救国，投身祖国的抗战事业，最终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盐丁儿》获 1988 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90 年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一等奖，并于1995 年被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面向全国播放。《盐丁儿》这部作品在题材上的突破是飞跃性的，颜一烟勇敢地突破“血统论”的思想束缚，创作出首个以王公贵族子女为主人公的儿童文学，堪称文学新思潮下的一朵奇葩。颜一烟这部诞生于“新时期文学”第一阶段的作品，虽然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但从创作思想来看，作者依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她笔下的“满洲贵族”仍是封建、落后、偏见的代名词，而“满洲贵族”这个意象，更多是用来与“先进”做对比的，非黑即白的典型人物，是前一个时代的后遗症，但这也符合小说儿童文学的定位：“引导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主题鲜明，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紧贴中国的土地，背负民族的希望。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功能与作家作品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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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元的命运书写——满族作家笔下的满洲贵族................. 27
第一节 颟顸的旧秩序维护者............. 27
第二节 叛家的革命者................... 29
第四章 时空的重新定义——记忆的共同体.................. 42
第一节 时间的延续，家族故事的记忆................ 42
第二节 空间的补缺，京味文学的书写...................... 44

第四章 时空的重新定义——记忆的共同体

第一节 时间的延续，家族故事的记忆
颜一烟、赵大年、邢院生、叶广芩的作品都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色彩，将个人经历和情感经历作为叙述对象，使得小说具有私人性、亲历性和自我体验性的特征。这种自传不是流水账，而是类似于新历史主义家所说的虚构，这些满族作家因为倾诉的欲望而展开关于过去的叙事，这种叙事是自觉的，带有强烈的主观动机的。颜一烟在自己的外孙三岁时着手写作，是为了给养尊处优的外孙敲敲警钟，“这本小书，如果能激起青少年朋友们的爱党爱国之情，多思考思考人生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因而产生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努力学习、刻苦专研、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强大——这就是我的愿望。”在下一代的教育上，赵大年和颜一烟有着同样的焦虑，他有感于昔日八旗子弟的落魄困顿，看见今日革命家庭中的“小皇上”，向读者传递着诫骄奢淫逸，学好一技之长的劝告。邢院生的动荡三部曲，其原型就是邢家人三代人的生命轨迹，邢院生为父母感到骄傲，使得她有了一种强烈的倾诉愿望。“如果硬要我去找一找写小说的因由，还得从我的家庭、我的生活说起……父亲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也是不寻常的一生，父亲与家人的离散，是中国人常见的离散，也是充满着凄楚与不幸的离散，这一切常常浮现在我的脑际，萦绕于我的心头，并促使我用笨拙的笔去记录下来”，《叛女》、《女伶》讲述的是邢院生父母的一生，而《伶仃》讲述的是邢院生自己的故事，她在《伶仃》的卷首语写道：“献给我最爱的孩子”。按照她的原计划，邢院生是要再继续讲述子孙辈的故事的，无奈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在邢院生这里，一改之前小说中对八旗子弟的批判，她通过母亲的故事来为这个民族正名，八旗子弟中骄奢淫逸的只是一部分，这一点在上层社会如此，在下层社会亦然。叶广芩在《采桑子》的后记中谈到她的写作初衷：“因文化所圈起来的一切，最终也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我力图将对文化，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他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在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这些自传体的小说，反映了满族作家在个体的独立性上的确认与争取意识，是满族作家对自己自身状况、民族历史做全面审视的实践。这样的家族书写也有一个弊端，使得颜一烟、邢院生、赵大年除此之外再无佳作，成为了“一本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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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满洲到满族，长达一个世纪的变迁，在沧海桑田中淹没了多少动人的故事恐怕无从统计。对于这个族群中的个体而言，其大部分时间都是压抑的，政治上不受重视、舆论上受到歧视、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不做声、不发言、不表态成了满洲人的一大求生法则，虽然享受着少数民族优待政策，但其本质仍是一种弱势的表现，是国家政策中的“积极歧视”。满族作家对于满洲贵族意象的书写，是一种寻根式的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这个建构中充满着个体意识，满族作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达对家族、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颜一烟、赵大年、邢院生、叶广芩的作品在空间的定位上都集中在北京，在城市和农村的选择上都选择了城市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主要地点，四位作家通过小说将近百年中隐藏在北京城中的旗人及其后裔的故事呈现给读者，弥补了历史记载中对满族城市记录的不足，建构出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与北京的市井文化融为一体的“满族”形象。他们用自己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来填补这个民族缺失的记忆。看透物质的腐蚀性后，满族作家依旧怀念那些不知稼穑艰辛的满洲贵族身上拥有的艺术气质，一种诗意的人生，那雕梁画栋中沉积的艺术氛围，那种不世故的天真。这种生存态度在抽离了其物质环境后有些怪异，但仍为他们那种天真动容，特别是在与那些充满冰冷的利益算计的商业社会中的弄潮儿进行对比的时候，他们身上的纯洁性更显示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满族作家对满洲贵族的命运书写，其意义也在于展现世态变迁，人世浮沉中，个人选择的多元性和命运的反复无常。多元的命运书写中，却并没有总结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生道路，关于人生有太多诱人的替代方案可供选择，充满着不确定性。每个生命的故事中都有其精彩也有其不幸，不圆满才是人生的真实写照。通过多元的命运书写，满族作家想要传达一种信念——“知止而有定”，唯有对自己的目标，归宿和立场有了明确的了解之后，才能动机纯正，身心安详，从容有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