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相遇的必然性
一 现实环境的召唤
与儿童文学发韧较早的西方相比,中国的“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几乎晚了一个世纪。中国的现代儿童观与现代儿童文学同样也是近代思想浪潮催生出来的产物。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儿童观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新思想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根基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化的。朱自强提到过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中国儿童文学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先有创作后有理论的这种文学史的常规性,它体现了一种特异的文学史的风貌,即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以及其影响的本国历史故事的改写),继之以受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西方儿童文学创作影响而产生的儿童文学理论,然后才有中国自己的具有主体性的儿童文学创作。”
的确,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恰似东方文明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几千年的稳定结构,封建文化根基扎实而坚固,儒学的“孝观念”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是不可动摇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代代传承。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是敦厚而严格的,人的主体性消融在其社会角色当中,这种道德上的约束对成人都有强制性的力量,更别说儿童了。“父为子纲”使得家庭内部等级森严,儿童在传统家庭中只能作为成人的依附而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儿童教育也自然要围绕着孝道来展开。蒙学教育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的行为准则,文学的教育功用被扩大,同时,失去社会地位的儿童也不能真正进入文学的审美范畴,儿童没有读物,也并不被文学所重视,这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门类在中国文学长河中长久地沉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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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心的选择
周作人和儿童文学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穷其一生都流连于这块园地中漫步。但同时,相比同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周作人又较少地进行儿童文学上的创作,人们最为欣赏的是他的散文和美文,儿童们热衷于阅读冰心和叶圣陶等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似乎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成就对并不熟悉。确实,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的思考多是理论批评方面,但他却没有相关的理论著作,其儿童文学思想大都散落在大量的散文随笔中,他的儿童文学书写,大多都是以观察儿童的生活和回忆童年组成,可做儿童读物的可以说是寥寥几篇。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结下缘分绝不是偶然。虽说是时代的推波助澜,才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缺失暴露在人们眼前。但是,纵观周作人的文学观,我们便会发现,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情有独钟也与他的个人选择是分不开的——儿童文学应具有的品格与周作人的文学审美有着多方面的契合,这个巨大的内在因素是驱动周作人进行儿童文学研究的巨大动力。周作人对人类社会有着诸多的怀疑,他曾表示“人心是最可怕的”,我们不妨将“人心”理解为成人社会,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周作人频频回顾他的童年,并在他放弃建设文学大厦时仍愿意为儿童文学时不时地添一块瓦。在他眼中,风起云涌的残酷现实难以忍受,儿童艺术世界才是他的避难所。
文学上的超功利态度是周作人的一贯坚持。周作人曾以五四战士的身份发表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个性的文学》三篇文章,让近代的中国文坛为之一振。他在《人的文学》将妇女权利及儿童权利放在和“人的发现”同样高度的位置进行捍卫。在周作人眼中,传统文学充满了令他痛恨的工具论和腐朽思想的传播。文学工具论对儿童文学的伤害更是致命的。因此,儿童的文学的构建必须要清理这种“非人的文学”,才能构建出“儿童性”与“文学性”兼备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之相呼应,周作人曾宣扬“文学无用论”,这一点在他的儿童文学理论中颇受争议。因为,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无法割断的。但在周作人看来,中国古代文学对儿童天性的摧残是可怕的,就算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萌芽中,正当的教育内容也乏善可陈。要说的是,周作人并非排斥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关键在于怎么教、教什么。在晚清时期,社会飘摇动荡,儿童身上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同时,儿童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方法却还沿着旧时的方式延续下去,显然,对于儿童来说也不是件幸运的事。周作人针对的便是这样的现状,排斥的便是这种“非人的文学”。在《儿童的书》中他说道:“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睐一睐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可以见得,周作人这种超功利态度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依然坚定,周作人坚持将儿童文学直接与人性最直接地连接起来,无论是出于哪种目的,成人世界的复杂思绪都被他坚决地清除在儿童文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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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养分来源
一 与传统文学的对接
老年的周作人曾说过:“我从中外古今都受到各种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所说,在知与情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尽管周作人一生对多种文化青睐有加,但他从未在文学审美上偏离自己的母国,而是试图将所有文化精髓理解透彻后摘出,提炼为周作人他本身所不断追求的文学理想境界。周作人在早期曾以一位战士的形象在五四思潮中如卷风残云般地斥责了封建旧道德旧思想,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对周作人来说是无法脱离的文化母体。周作人曾试图“脱离旧套”,却苦于找不到一个除此之外的合适的依托。几经挣扎,他的文学观念最终圆融地成为披着现代外衣的多元理念,其核心还是属于中国的。儿童文学上也是如此。
首先,周作人的文学审美是中国式的。他对中国传统乡村的生活图景一直怀着十分眷恋的乡情。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尽管家业衰败,却仍是给了周作人无限的童年乐趣。周作人回忆起幼年在书斋中的情景,最怀念的并不是摇头晃脑地背书,而是“托词读书,躲在厅房里面,关上了门,却终日在园里掏那两只水缸,将里边的树叶瓦砾清理出来,居然没有中毒,连在预料的蜈蚣毒蛇虾蟆之属,也一只都没有碰见过,真是奇事。”他也描述私塾里的严厉先生:“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仿佛把小孩子当作偷儿看待似的”。一同读书的还有哥哥鲁迅,他同样也对一位“秃先生”印象深刻:这位先生“以界尺击吾首,曰:‘汝作剧何恶,读书何笨哉!’”。可见,尽管中国的儿童从小就要接受正统文学的洗礼,这固然有助于培养文学才华,但将其视作儿童文学却实在牵强。况且,在那种读经读史的古板教育中,儿童非但得不到童年应有的乐趣,反倒增添了不少读书的委屈。周作人谈论和思考的最多的是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的儿童,因为这是他息息相关的同胞,也是他心心念念的童年。
周作人喜爱神话与童话,吸引他注意力的大多是神秘与古朴的东方情调,古希腊神话也能够激起他的相似的活力与激情。但对于西方童话滥觞中的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周作人似乎兴趣缺缺。周作人辛勤地整理中国民间的故事素材,晚年的周作人更是埋头于民俗学的研究当中,乐此不疲。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调还是抱有深切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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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东洋情调的浸润“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是西方(包括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的产物。”如果说,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化进程,是由周作人开启的,那么周作人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自觉则是由西方文化开启的。而在周作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时,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的确,从小就浸润在儒家文化当中的周作人,接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其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但留学日本的几年让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有一种故土式的眷恋。“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那种东洋式的物哀情怀和闲散书生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吸引着周作人,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块丰饶的土壤,吸收儿童文学上的养分。
在亚洲,日本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早于中国。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日本生产力发展迅速,19 世纪末就开始重视儿童教育,从这方面入手,日本的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十分顺利。日本的知识分子首先瞄准了本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素材,整理出一批宝贵的儿童文学资源。此外,亚洲国家的儿童文学发展初期普遍都少不了受到西方的启发,日本也是如此。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国内介绍了不少西方儿童文学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在日本儿童文学起步阶段提供了较好的参照。在儿童文学市场的推进下,一大批作家动手创作儿童文学,成果颇丰。此外,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和印刷技术的提升也为儿童文学市场带来了生机,儿童杂志和书刊的需求使得这个领域越来越受到瞩目,日本的儿童文学终于在大正时期迎来了春天。周作人就是在这时来到日本留学,他沉浸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对儿童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
学界普遍认为,周作人开启儿童文学大门是受到《歌咏儿童的文学》一书的启发。高岛平三郎的这本书整理了日本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在日本儿童文学史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此,周作人感言:“编者在序里颇叹息日本儿童诗的缺乏,虽然六编中包含了不少的诗文,比中国已经很多了。如歌人大隈言道在《草经集》,俳人小林一茶在句集及《俺的春天》里多有很好的儿童诗,中国就很难寻到适例,我们平常记忆所及的诗句里不过‘闲看儿童捉柳花’或‘稚子敲针作钓钩’之类罢了。”也许是受到了激励,周作人的一生都致力于收集民间文学中的儿童文学,整理出不少珍贵的儿童文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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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横向比较.................... 22
一 “发现儿童”与“救救孩子”....................... 22
二 “童心童趣”与“爱的哲学”......................... 26
三 “儿童的世界”与“成人的悲哀”..................... 30
第三章: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横向比较
一 “发现儿童”与“救救孩子”
作为两兄弟,周作人与鲁迅在文学上的造诣都足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坛上地位屈指可数的巨匠,但他们文风各不相同,人生轨迹也大相径庭。一个是躲进“自己的园地”种起了“蔷薇与地丁”,一个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都不放过”。由于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同时也由于其刻意疏远尘世的文人品格,周作人的名字好像总有那么一点尴尬;而鲁迅则是作为救国导师的形象被拥上高高的神坛,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影响。尽管在学界上关于这对兄弟的比较已颇为滥觞,但是,若想要更加深刻地剖析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鲁迅无疑是最首当其冲的参照物。
晚年的鲁迅曾向郁达夫写过一首《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可以看出,那时的鲁迅心中仍然充满了对弱小者的爱。正是出于这份博爱,他对儿童的文学也保持着相当的关注。同样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开始涉足儿童文学天地。他向国内介绍并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并且满怀希望地认为这样的科学小说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只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的思想,补助文明。”这两本书的译成正呼应了国内当时的儿童文学翻译热潮,尽管其本意也是为了“开启民智”,好在小说的内容奇幻生动,因而受到了中国儿童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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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最早为中国儿童发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添砖加瓦的人,周作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中国的儿童文学几经曲折,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大观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究其根源,离不开周作人的“发现儿童”与“儿童本位”的呼吁,更少不了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星星点点的思考。然而,正如周作人其人的复杂与矛盾:他在文学思想上他有过多次嬗变,人生中有着绝对的污点。他既前卫,同时又很保守;他的内心充满童趣,却又同时是个怀古的学究派。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是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杂货铺”,其中包含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基底,周作人多年内对它们的咂摸与提炼,最终已经成为极具周作人个人特色的文学思想观念,他的儿童文学成就也是如此。因此,要理解和评价他的文学思想绝不仅仅是区区一文能完成的。可以确定的是,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儿童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借助艺术来“摆脱实在世界的缰锁。”在周作人的那个年代,国破家亡,时局动荡,人们被迫走上时代的浪头,被动地走在自己的命运当中。周作人则躲进了儿童文学的世界当中,以此为乐趣,也借儿童文学来保留自己内心的那些对自由和真善美的向往,以及对艺术的追求和理想。无论是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是出于周作人内心的选择,事实证明,他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方面有着了不起的前瞻性。由周作人最早“发现了儿童”,紧接着提出了“儿童本位”这个崭新的概念后,中国才逐渐塑造其一个文明的现代儿童观,中国人开始用西方人的经验,学着不仅用疼爱的眼光,并且用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儿童。——对待儿童的方式由粗暴转向柔和,正代表着中国社会摒弃了迂腐的封建传统,开启了开明奔放的新篇章。儿童文学的自觉也正产生于这一文化土壤。而这一切,都少不了周作人所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略)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生成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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