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格非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
第一节 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界定
在讨论何为知识分子写作之前，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一个简单而清晰的界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复数，具有非常巨大的伸缩性，且这一概念与社会现实、历史语境之间存在诸多复杂勾连，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尽管对何为知识分子众说纷纭，但知识分子身上所具备的某些特质则可能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萨义德在接受单德兴的访谈时说到，是的，我要告诉你的是：在我的所有著作中，以对于这本书（《知识分子论》——笔者注）的反应最为一致。……我很惊讶不管是在法国、黎巴嫩、埃及或日本，对于这本周游各国的书反应多少是相同的。”②由此可见，义德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作出了十分精辟的阐释，他抓住了知识分子所共同具备的某些共同特质。在萨义德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道德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知识分子这一角色之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归纳出三点：深切的社会关怀、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一定义基本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大致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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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形成：格非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建构
就题材而言，较于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人，格非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知识分子形象，且多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或叙述者。作为格非登上文坛的代表作，追忆乌攸先生》即以乡村教师为主人公，青黄》则描述了主人公“我”为了追寻“青黄”这一词汇的具体含义，往麦村进行调查研究。《青黄》的创作源于真实事件，主人公“我”自然而然的打上了知识分子的烙印。此后，格非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与知识分子有关，《初恋》、《凉州词》、《戒指花》再到中篇小说《傻瓜的诗篇》、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至“江南三部曲”，大量的知识分子形象充斥其中；从叙事来讲，非的早期创作偏向于对西方现代派尤其是对博尔赫斯的模仿和借鉴，但格非的叙述亦属于一种知识者叙述，有一种沉思的哲理气质，其文本更显坚实，使其他先锋作家区别较为明显，这一点突出表现为对智力和知识的高度重视；最为重要的，非的文学创作自创作之初便站在了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但此时格非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更多的偏向于知识分子的专业关怀——“怎么写”是格非思考的首要问题。这样的一种专业关怀，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关怀、文化关怀的遮蔽——“写什么”不再是格非所关注的问题。这种偏向于专业关怀的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形成，是在个人、校园、文学思潮的复杂交织中形成的。
如果说童年时期的格非还不知何为知识分子，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家庭处境等仅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格非的性格。格非大学期间的经历则真正使得格非摆脱了原有的身份，使其思想意识自觉地倾向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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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面桃花》：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
第一节 革命与爱情的混杂
“父亲从楼上下来了”。和绝大多数经典性作品一样，《人面桃花》的开头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学形象之一，父亲下楼”实质上意味着父权的旁落、传统社会的落幕。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上帝无言，鬼狰狞”的百年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这是父亲陆侃留给女儿陆秀米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再也未曾出现。秀米只是“抬头看了看天，没有一朵云，蓝幽幽的，又高又远。”懵懂无知的陆秀米正是初潮来临之际，亲的出走没有引起她的一丝担忧，更何况是一个“疯了”二十多年的父亲。一番类似于闹剧般的找寻过后，革命党人士张季元来到普济养病，理成章地占据了父亲陆侃的阁楼，使得秀米产生了“父亲并未离开”的幻觉。就这样，疯了二十多年的父亲；张口革命、闭口变法的张季元；正历经人生初潮的陆秀米，三者被巧妙地架构起来。从这一刻起，注定了张季元同陆秀米的人生历程，革命在性的纠缠中，逐步偏离了宏大的理想。一如撒拉的笑声无可挽回的嘲弄了上帝的权威，革命命知识分子张季元所极力倡导的革命，在肉欲的纠缠中开始堕入无边深渊。
如果可以将陆秀米看作革命知识分子，除了父亲陆侃遗传给她的对桃花源的执着追求外，张季元可视为陆秀米的精神导师。不同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式的革命之路对革命历史叙事的宏大建构，陆秀米的革命之路自起始之日起便无可避免的和情爱相纠葛。如果说秀米初潮可看作一名女性的觉醒，那么这次初潮同样意味着陆秀米革命生涯的开端，是陆秀米并未意识到而已。从初见张季元，到花家舍遇匪，再到走东洋、办普济学堂，直至小东西死去、陆秀米被捕入狱，陆秀米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她以一介女流之身，怀揣张季元的大同世界、陆侃的桃园源和王观澄的花家舍，见证并参与了清末民初最为重要的历史变革。然而，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变革的背后，决定这一切的，实质上是秀米同张季元之间的情感纠葛。如果没有张季元以及他留下的日记，秀米又怎么会隐约感觉到普济之外的陌生而浩渺的世界？没有张季元，又如何会有秀米仓促出嫁、半路遭劫？也就不会接触到王观澄所创建的花家舍。在占据花家舍之后，起兵造反、攻打梅城可以说是继承了张季元的遗志。而后才有了秀米亡命日本，回国后创建普济学堂等一系列举动。而所有的这一切，并非秀米对革命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和志向，而是建立在秀米对张季元的私人情感之上。也即是说，革命并非本源意义上的革命，而是情感依赖在革命问题上的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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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志向与欲望的纠葛
历史总是具备多重面孔。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从来不是谁的历史，而总是为谁的历史。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在张文涛看来，自西方近代以来，有关历史书写的范式大致可分为三种：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以及承认性的历史。三种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具有不同的任务，追求不同的目标。而每一种历史书写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挥的是不同作用。”所谓认知性的历史，强调对历史客观性、历史规律性的认知；认同性的历史则以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国家建构为最高目标；而承认性的历史则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历史书写为代表，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江南三部曲”以三代知识分子对“乌托邦”世界的追求为主线，写了近百年来的革命与历史。“江南三部曲”试图以文本的虚构来揭示历史真相，从而将虚构文本置入历史语境当中，将文学文本所虚构的历史具象化，体现出鲜明的历史关怀与现实关怀。试图以微观历史来取代早已被固化的所谓的历史的宏大叙事，属于典型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
“江南三部曲”在深入对历史的认知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以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对“乌托邦”世界的追求为主线，格非从个人的角度切入历史，建构了历史的宏大叙事。如果说宏大的历史叙事是由革命与理想所谱写，例如东坡之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大江东去’”；而格非笔下的“江南三部曲”则更多的痴迷于江南的朦胧烟雨之中，如“十七八女郎，红牙板，‘杨柳岸，风残月’”。自文本的审美风格始，江南三部曲”便在审美风格、叙事手法等方面同传统的宏大叙事来开了距离。而形式即内容，决定的形式决定一定的内容。审美风格上的差异，决定了“江南三部曲”不可能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同。于是，在已有的形式下，格非从天上看到了深渊。鲁迅在《野草》题辞中曾言“这大毁灭中有大欢喜”①，而格却于大欢喜之中看到了大毁灭，在宏大的“乌托邦”理想中看到了个人欲望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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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山河入梦》：知识分子的乌托邦书写…………………32
第一节 主题偏移：爱情乌托邦对工业乌托邦的僭越 ………………33
第二节 空间转移：乌托邦、异托邦与恶托邦 …………………37
第四章 《春尽江南》：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拯救……………………43
第一节 唐宁湾与花家舍：经济浪潮中的现实图景 …………………44
第二节 诗人与方志办：知识分子的双重困境及其自我拯救 ………47
第四章 《春尽江南》：知识分子的困境与拯救
第一节 唐宁湾与花家舍：经济浪潮中的现实图景
随着八年抗战以及国共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至于顶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统治走向巅峰。在在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推动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来推动共产主义建设，从中共“八大”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无论是社会生活，亦或是经济发展，有的一切都要统筹在政治的纯洁性之下。在此期间，政治借助于阶级斗争的外衣，无忌惮的统治了整个中国。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改革开放的迅速深入，会状况的变化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中国迅速的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乔治·奥威尔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文革”在给一个时代留下巨大创伤的同时，却被另一个时代轻易的翻了过去，健忘”的人们不再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另一个新的时代，人们肆意挥霍，纵情歌唱。然而，可恶”的预言不止一个，当我们侥幸从奥威尔的阴影之中逃得性命，人们不应该忘记照这个预言的另一个版本，就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老大哥”最终失败了，人们并没有因为外来的压迫而丧失自由。是的，奥威尔所担心的我们所憎恶的东西并没有毁掉我们，但是，在今天看来，赫胥黎的担忧或许更为合理：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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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作为学院派作家，格非的文学创作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相较于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下半身写作”、“底层写作”、“文学创作的通俗化、庸俗化”等创作趋势，非的知识分子写作可谓是与潮流背道而驰。在格非的文学创作中，格非试图重构文学作品主题意图的严肃性，其作品多以“知识分子”、“乌托邦”等话题为写作核心。这样有志于“史传传统”的严肃文学创作可看做格非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格非的创作自开始之日便带有浓厚的学院风、知识分子“气味儿”，而形成他自己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是一贯的坚实与优雅，在创作中展现出创作者的沉思与品味，这些都构成了格非文学创作独一无二的特征，使得格非在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同时，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共名”而丧失自身的个性。作为格非沉寂十年之后的力作，江南三部曲”耗费了格非数十年的心血，并被视为格非成功转型的重要标志，终而使格非“大器晚成”，备受文坛赞誉。
“江南三部曲”虽然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但是，江南三部曲”的创作并非完美无缺。首先，江南三部曲”作为格非的转型之作，虽然被评论界称为“逼近经典的有效标志”，却依然存在不成熟之处，值得研究者注意。不管是在对传统叙事手法的借鉴，亦或是人物塑造的有效塑造，格非虽然力求吸收传统文学的诸多优点，并融合近代西方以来的诸多叙事手法。但在结构文章、塑造人物之时，非的手法依然稍显生硬，存在人物塑造稍显概念化、过于强调叙事手法等问题。其次，于一个学者型作家而言，沉思与哲理显然是格非的优点，这种优点也使得格非的文风在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备受好评。但相比于《平凡的世界》、《废都》、《白鹿原》、《心灵史》、《古船》等经典作品，“江南三部曲”相对而言比较缺少扎实的根基，格非的天才无可置疑，但生活中的缺陷或许是格非的一个短板，格非文学创作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丰富而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固然是每一个文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象牙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