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一、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标
1.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危机因素和非传统危机因素交织，人为灾害、自然灾害频发，危机具备广泛的扩散性与关联性、极强的危害性和不确定性。在危机状态下，政府的反应能力和可支配的资源是有限的，这就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的对各种风险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应对。因此，社会动员已经成为公共危机研究的重要范畴。从宪政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发展程度上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共危机社会动员的能力。
首先，从宪政体制来看，我国的国家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立了人民民主原则。这些规定表明，国家的权力是公民权力的让渡，公民有权对国家事务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样，国家政策的执行也必须遵从公民的意志和要求。我国建立并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议制民主是我国主要的民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行使权力的基本制度条件，为人民参政议政提供法理保障。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具有政治权利和自由，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有幸、示威的自由。总之，宪法规定了人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在危机发生时，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到危机动员的活动中去。
其次，从经济体制来看，我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方面，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宏观调节机制方面，初步确立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在市场体系构建方面，初步建立了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打破了城乡市场二元制结构；在微观的市场体制构建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主体培训成效显著。上述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利益、权力格局不断调整，出现了不同利益诉求的团体和个人，从而激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再者，从社会体制来看，我国的公民社会开始兴起。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危机社会动员网络建设的重心下移，开始面向基层。在基层政府的主导下，加大了对基层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社区和乡村的自组织能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规章、政策，鼓励和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力量不断壮大，在危机社会动员中的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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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观点和研究思路
1.主要观点
本文站在公共危机的角度研究社会动员，以政府为公共危机社会动员的主体，社会组织、企业、社会公众为公共危机社会动员的客体。第一，政府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一方面对社会力量实施法律规范和规则束缚，进行监管，避免社会动员的无序性；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培训社会力量参与动员，给予其不断发展的宽松环境，在宽严并济的治理方式下促进社会动员的发展。第二，社会在社会动员中处于协同地位，一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有序的参与到危机事件的应对当中去；另一方面，社会力量自身也要发展起来，为更好地参与社会动员而积蓄力量。第三，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基础上，构建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如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等，更好的发挥社会动员的桥梁作用，实现社会动员主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2. 研究思路
本文在明晰公共危机和社会动员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存在的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政府层面、社会力量层面、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合作方面——进行了分析，针对以上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原因分析，最后引入了“机制”这一概念，探索了构建政府危机社会动员机制、社会力量动员机制以及覆盖全社会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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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危机与社会动员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一）基本概念界定
1.公共危机概念
公共危机可能是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而引发的突发事件，也可能是社会群体冲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是政权更迭、利益全体之间的斗争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它涉及的对象不是某个社会个体或者极少一部分群体，而是社会大众，它会对社会秩序带来广泛的影响，公共危机的应对也不是仅仅靠政府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也不是靠某个组织和某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因此，本文认为公共危机是突然发生的，对社会秩序、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和损害的，需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应对的紧急状态。
2.社会动员概念
社会动员是从动员这一概念延伸发展而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动员”一词最早是一个军事用语，一般是指战争动员，主要是筹备人、财、物等战争必备品，做好发动战争或应对侵略准备的意思。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卷中有“动员”一次的定义，即“在战时或国家发生其他紧急状况时，组织武装部队积极从事军事行动。就其全部范围来说，动员是指组织一国的全部资源支援军事行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动员”的内涵也逐渐从军事领域转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将“社会动员”一词引入到现代化进程的描述当中，“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旧的束缚的瓦解以及人们渐渐适用于新方式的社会化和行动的过程”，他用社会动员来描述现代化过程中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甚至认为“现代化进程就是社会动员过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所著作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社会动员进行了解释和定义：“一连串的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们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与经济和政治水平具有联系，政治稳定与社会动员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密切关联，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国家政治的发展也更加趋于稳定。西方学者对社会动员的理解较为复杂和宽泛，将社会动员的过程看作是社会公众思想观念和行为生活方式的革新与转变，其过程转变的结果是新的思想观念被普遍的接受和认可，新的社会生活方式也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也开始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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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危机中实施社会动员的动因与意义
1.公共危机中实施社会动员的动因
（1）伦理动因是指公民在公共危机面前社会动员参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重大的危机事件爆发时，大多数的公民都无法以冷漠的态度置之事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正义感、义务感深入思想意识之中。其根源在于社会对危机动员参与的深度认同感，即对有强大整合能力的政府的认同感，对组织化的社群的归属感，对危机情况下现有制度的信任感。这种认同感的获得与公民的道德情感的活动使政府拥有了危机动员的基础。
（2）权利动因是指公民社会在基于权利分化的前提下，想要获取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权力日益成长，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绝对掌控。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单一的部门或者管理主体的职责能力已不足以控制事件的恶化和蔓延，这就需要依赖社会力量的支持和配合。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治权力的变迁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政府不断下简政放权，公共权力不得外延至体制之外，公共权力的行使也必须控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正如吴开松所说：“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又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在经历不可逆转的‘权力裂变’过程：政治领域的权力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以往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极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多极结构”的转变”。因此，社会组织、企业、公众也有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诉求。
（3）利益动因是指社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以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原来依附于单位体制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如公共危机事件中，企业通过捐助方式的动员参与一方面承担了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企业自身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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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现存问题.........................................15
（一）政府社会动员引导力不足..........................15
1.政府重视体制内动员，忽视危机社会动员......................15
2.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不适应社会动员要求........................16
四、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22
（一）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22
1.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性，公共权力下放不到位...........................................22
2.公共政策工具选择单一，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23
五、构建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的对策..............................29
（一）完善政府引导机制................................29
1.树立正确理念引导，明确社会动员价值取向...............................................29
2.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使社会动员机制制度化...............................................31

五、构建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政府引导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使得公民社会发展缓慢。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减弱，也使得社会力量参与动员的能力薄弱，因此，必须要坚持正确的理念指导，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高社会动员绩效。
1.树立正确理念引导，明确社会动员价值取向
在推进社会制度管理创新中，为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公共危机社会动员中起引导作用，对社会的任务与责任进行统筹安排，政府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理念和价值观。
（1）民主理念。对公共危机社会动员的研究绕不开民主的问题。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解决社会动员参与的重要理论依据。社会民主的推进与公民社会的发育是紧密相关的，人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会促进社会成员对权力的诉求，从而加速公民社会的成长，反过来，公民社会的成长也会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虽然社会民主可以克服管理的一些弊端，但是过分的强调社会动员势必会导致社会生活的结构失衡，加上我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不可能人人事必躬亲的参与到危机事件的管理工作中去，由此，“政府—社会”的危机动员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确立过程：一方面，社会必须维护政府在危机社会动员中的权威和服从政府的指导；另一方面，政府的制度安排必须尊重人民意愿和权利要求。
（2）公平正义的理念。社会动员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危机动员中的不公平问题凸显，动员过程中一些人的利益遭受不公平待遇。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须秉承着公平正义原则，消除公共资源分配中的特权问题。首先，给予社会组织、市场以权力。“自由行动使谋求‘应得’基本前提与手段，而权力是自由行动的依据、理由和界限”。可见，社会只有被赋予权力才能真正的实现动员参与的机会均等。其次，合理的竞争规则是保障。如果社会动员活动的规则是将政府之外的主体排除在外，那么社会力量的动员参与也就无从谈起。行政体制改革的公平正义原则在于：“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该被清除；二是个人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的适用于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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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近年来，国内社会形势复杂，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频发，国际博弈形势加剧，大国关系错综复杂，为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带来严峻挑战。党和政府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为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坚持“维稳”的社会管理宗旨，“社会动员”似乎成为“敏感”、社会不稳定的代名词。然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和大改革又必然会导致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政府权力的分化。因此，改变政府偏好和制度安排的依存性，实现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的整合是必要的，换言之，在公共危机应对中，多元化的社会动员参与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本文基于公共危机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在充分分析了我国开展社会动员的基本现实背景的前提下，对我国公共危机中社会动员机制存在的问题、原因从三个方面——政府层面、社会力量层面、公共危机社会动员保障机制层面——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从而得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既要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又要坚持政府动员的主导地位；既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强化其社会动员效能，又要掌握社会动员的适度原则；既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危机动员体系，又要保证社会动员的有序参与。最终建立科学、可行的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体系，为我国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动员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本论文的理论性较强，未能真正地加入到政府或者社会组织内部考察和调研社会动员的实际情况，获得主体客体在社会动员活动中行为流程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本论文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部分还应留在理论构想方面，有待朝着可操作性方向发展和努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