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小说的北京书写与城市症候

第一章 北京：现代都市的空间镜像

第一节 景观化、消费化的风景线
市场经济催生了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发展，关于北京的想象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文学表述中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和以往独具北京特色的茶馆、城墙等传统城市景观不同，消费产业从九十年代起在酒吧、舞厅等带有浓厚异国情调的现代都市景观中塑造着现代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新形象。景观在城市形象的建构中发挥着可不忽视的作用，它们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背景，而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消费文化的表征，不断刺激人们追求物质。“景观”的概念是由居伊·德波首次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物化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是被景观填满的世界，是“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景观社会以商品、消费等为表征的异化空间，在这个社会里景观操纵着一切社会生活，并且“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邱华栋的书写中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都是不存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流动、自由、现代、便捷、欲望、消费等都成为现代北京的标签，音乐酒吧、舞厅、信息媒体都开始挤占都市人的视野，寻梦者、闯入者、中产阶级在符号化的商品灾难中陷入难以脱离的精神困境。邱华栋试图通过对这座城市建筑景观的观察和描绘来勾勒他对 90 年代欲望之都的初次印象。
对于北京城市的书写，不同时代的作家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同一时代的作家对北京的书写也有差异，就像居住在北京的本土作家和外来作家，在他们笔下，北京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故宫、长城、城墙等地标性建筑是传统北京的文化印记，但邱华栋对这些由传统地标组构而成的北京想象并不感兴趣，他的北京和以往京味作家不同，北京的胡同文化、大院文化都不是他要表现的对象，他笔下的北京表现更多的是欲望。从景观的大批量书写中可以看出到处弥漫着消费和欲望气息的现代北京：国际饭店、大酒店、购物中心、酒吧等等都传达着物质都市的消费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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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娱乐消费空间
茶馆和酒楼是以往老北京人的日常活动之地，老舍作品《茶馆》在开篇幕启之后就对裕泰大茶馆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描绘：卖茶卖点心的、歇腿的、打架的说媒的都集中在这个空间。时代的变迁让茶馆的摆设也从开始的长桌方凳到小桌藤椅再到小凳条凳。九十年代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酒吧和舞厅逐渐代替茶馆和酒楼成为新北京人的娱乐空间。如果把邱华栋对于北京城市外部建筑的铺天盖地地描绘当做对城市的骨骼建构，构成了人们对现代北京的初次印象，那么对于邱华栋笔下人物活动的酒吧、舞厅等娱乐空间场所则构成了城市的动脉和血管。除了对北京外部建筑景观进行勾绘，邱华栋还深入到城市内部，通过酒吧、舞厅等娱乐和消费空间完成对北京的形塑。这些日常娱乐和消遣的空间不仅是人们活动的场所，它们同样也是欲望的载体，情感的寄托以及社会关系的缩影。
一、城市酒吧
酒吧对于北京来说是非本土性的产物，是西方的舶来品。90 年代随着青年亚文化的兴起，酒吧作为一种时尚、奢华的消费景观已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正如葛红兵所说“90年代的中国终于找到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找到了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的温床（或者说我们构筑了这样一种义化空间）：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独自起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糜醉了睡着了）酒吧是 90 年代中国最好的舞台”①邱华栋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书写北京。有人说他的小说给人的印象就像是领着读者在酒吧里细数着各式各样的洋酒，看尽都市的繁华和疮痍，这自然和以往的北京书写不同。邱华栋笔下的酒吧使各种陌生人之间发生着联系，它是释放欲望和寄托漂泊、孤独情绪的都市空间，邱华栋在渲染都市的欲望与繁华时也试图将中产阶级、闯入者失落的情绪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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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人类：欲望群体的轮番上演

第一节 闯入者：物质时代的歌者
在古希腊神话中，“金苹果”作为十分诱人的宝物经常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赫拉克勒斯经历重重困难才完成了摘取“金苹果”的任务、厄里斯将“金苹果”作为礼物送给女神从而引发了战争。在神话中，“金苹果”是美丽的，但同样也是引发罪恶的源泉。
八九十年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逐渐被卷入到商品经济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对北京而言，作为首都以及当时北方唯一的一线城市，它成功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满怀梦想的人。北京相对于他们而言就是神话中的“金苹果”，在金钱的召唤下他们都显得格外的兴奋。商品经济为人们的欲望提供了温床，闯入者们的出现也成为现代北京的一道新风景。
拉开时代帷幕，邱华栋小说中的闯入者们也开始登场。在《眼睛的盛宴》、《手上的星光》、《白昼的躁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一群欲望的追逐者。邱华栋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拼上几把吧。”①面对商品经济的召唤，他丝毫没有掩盖追求财富的欲望。邱华栋对闯入者欲望的书写，既不像朱文笔下“小丁”们那样对欲望低层次的追求，也不同于徐坤在欲望书写中对于情感的迷恋，他是以一种理想式的姿态描绘欲望的追寻者。在 90 年代的经济场域中闯入者们和城市的中产阶级、上层阶级始终是处于一种隐秘的对抗状态，闯入者们处于最底层，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资本而展开竞争和追逐，不断向上攀爬。他们是中国式的拉斯提涅。
从刚进京的大学生到逐渐成为抛弃道德的“新人类”，闯入者们已经深谙城市规则，并努力成为这座城市的“新主人”。艺术家是闯入者中特殊的群体，他们和大学毕业的青年一样，有着征服城市并和它决斗的抱负和野心。但是当艺术和金钱纠缠到一起时则产生了不同的化学反应。《白昼的躁动》把艺术家们放置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试图表现两者的冲突。在金钱和艺术的对峙过程中，不少艺术家都放弃了他们的原则。艺术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资本和交换的砝码，比如老 K，在遵循交换原则后他生活的如鱼得水。而另一少部分人却独自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他们和社会格格不入，试图破坏城市的生存法则。行为艺术家钟星在广场上的行为艺术已经破坏了社会规则，诗人牛太阿对诗歌的执着也和学生们的世界观完全不符。和前一类艺术家相比，这一类艺术家的存在是对现有秩序的反抗，他们的破坏和怪诞行为也为这场对峙游戏增添了一种力量。但是和现存秩序对抗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甚至牺牲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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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区人：单向度的中产阶级群体
市场经济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曙光，和传统的老北京相比，现代北京的生活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的老北京人经常以四合院为聚集地，上演一些鸡零狗碎的日常活动。而九十年代的北京人已经不止是传统意义上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老北京人，外来人口不断聚集改变着北京人的构成。同时他们以“社区”为中心，改变了传统北京人的生活和相处方式。邱华栋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外来者，“社区人”形象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他们都是已经获得城市认可的新北京人。从阶级的划分来看，他们属于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物质充裕，生活富足。而精神和行动上却遭遇着新一轮的危机。
一、中产阶级的精神隐疾
提到消费文化经常会和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从社会阶级分层来看，“中产阶级”意味着拥有中等收入、在社会处于中等身份地位的群体。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在中国形成了新的消费文化，他们的消费行为和习惯也有一定的消费模式。文学作品中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想象也经常出现，卫慧在小说《上海宝贝》对中产阶级的现代女性生活进行了描绘，赵凝《白马之恋》书写了中产阶级大鱼的情感生活。邱华栋的小说中也想象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和以上作家不同，邱华栋对中产阶级并未显露出崇拜，而是以反思的视角透视他们的世俗人生。和城市边缘人相比，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富裕，但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理想家”却对物质的追求变本加厉。还有一部分中产阶级在物质和精神的撕扯中感受着生活的疼痛。
在“北京时间”系列中邱华栋分别以黎明、白昼、正午、黄昏喻指人们的一生，但是在这几段浓缩的时间里，中产阶级却被物质围困，欲望不断膨胀，时间都消磨在奢靡颓废的金钱崇拜中，最终被物质打败。《花儿与黎明》中“花儿”在文本中既是欲望的象征同时也是热爱生活的人和他们精神世界的象征。周瑾和马达夫妇在大学时就是恋人，毕业之后，周瑾成为大学外语系的一名老师，从小就有一个出国梦想的她在跟马达结婚之后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一次同学聚会让她深受刺激，以前没有她优秀的同学都在国外享受生活，而她还承受着生活之重。从聚会之后她和马达的婚姻便出现危机，为此她先是出轨王强，又经不住穆里施的诱惑，对物质的迷恋最终使她从一个爱花之人到被花抛弃，只剩下空洞的“玫瑰”身躯。同样写中产阶级生活，小说《一公里长的餐厅》将人的欲望放到了极限，“我”把对物欲不断膨胀的王元朗称为“梦想家”和“诗人”，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一种理想，王元朗从手里仅有几百块的外来者成为这座城市的中产阶级，但是不甘于现状的他为了扩大财富把五十米的餐厅开到了“二百米”的，在餐厅倒闭后他又首创露天影院，对物质的盲目追求最终导致身无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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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体的焦虑与救赎的失效...........................................37
第一节 荒诞式的存在与末日情绪 .......................................37
第二节 乌托邦的想象与幻灭 ...........................................40
第四章 城市想象与文化心理...............................................49
第一节 帝都形象的断裂与转型 .........................................49
第二节 都市感与外来者身份 ...........................................51

第四章 城市想象与文化心理

第一节 帝都形象的断裂与转型
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在建国后的近三十年中，北京一直以“帝都”形象出现在文学书写中。这一段时期的北京书写充满了政治色彩，从社会氛围来看，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北京颂歌》等等传达了人们对北京的崇拜。而这一阶段的“北京”无一不和政治、权威相联系。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中，北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经常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现，也出现少量的关于北京的小说和戏剧。在十七年诗歌中，北京的形象负载在“革命”、“党”“人民”、“新中国”等话语中，它被推为绝对的政治中心地位。李季、王希坚、臧克家、闻捷等人将“北京”作为他们对新中国的想象，田间、顾工、公刘的诗歌也通过域外的想象来树立北京的中心地位，“我爱新北京，我爱/天安门的门楼在朝阳下发红”等诗句都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崇拜。但是这种帝都皇城形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断裂，邱华栋的北京书写是“帝都”形象转型的书写方式之一。
北京的神圣地位首先是在王朔笔下出现了改写和解构，和主流文学对北京的书写不同，王朔开始以戏谑的口吻对主流话语进行解构和反叛。徐坤在《春天的第二十二个夜晚》中对北京的权威形象也进行了解构式的书写，天安门作为政治文化的象征一直以来都影响着人们对北京的想象，而当主人公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北京作为帝都的神圣感被多次发出的“仅仅是一个建筑”的感慨消解了，而之后的北京形象也是随着现代化的步伐被逐步改写成现代意义上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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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90 年代的城市“它不再是社会管理者及其幕僚们休养生息的场所，而是社会的各阶层各群体为各自的生存、欲望和目的，展开角逐、赌上一把的混乱、自由和开放的空间。”时代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让城市的面貌开始变得复杂。面对快速发展、变化莫测的大城市，用文学来反应复杂的城市生活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作为知识分子，显然已经不能置身事外，邱华栋以北京作为言说对象，触摸城市的脉搏，感受时代的变迁。在书写的过程中他不断在市场迷雾中窥视城市复杂的表情，剖析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试图厘清人与城的关系。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是“作家本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和啄木鸟，而不要变成文字的‘打工仔’。”好在他有着足够的耐心，有着对社会的责任，这才使他不至于完全成为欲望的奴隶。
邱华栋对北京的情感是复杂的，但始终是热爱的，当然这种“热爱”是带有功利性的。城市在他眼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沦为罪恶的渊薮，而是始终伴随着自我体验而变化。他在城市街道上欣赏着现代化成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着城市对他的排斥和异化。他不断深入到城市内部，细数斑驳的城市光影中隐藏的病痛，并试图给予良药，但却始终无法治愈。建筑、酒吧、舞厅、人的日常生活等细节构成了北京复杂的表情，人们膨胀的欲望、孤僻、异化等荒诞行为成为时代精神的传递，并在邱华栋富于激情和夸张的言说中得到了很好诠释。
但是在暴露城市病症之时，邱华栋的小说却不免纰漏。虽然小说极力表现 90 年代现实生活的病态与多面性，但是在语言上，作家却缺少节制。对城市外表的书写本是出于作家本能地对城市的向往和渴望，夸张式地罗列符号却不免有自我经验炫耀之嫌，削弱批判力度，从而陷入了沉迷欲望的误区。语言缺少锤炼表现在某些小说的改编和扩写上，《白昼的躁动》是从邱华栋一部中篇小说《白昼的消息》改编而成，相对于《白昼的消息》来讲，再改编之后的小说中作家语言缺少鲜活的质感，有堆积和拼凑之嫌，比如在小说开篇部分，作家将城市比喻成病毒和细菌，接着便书写了一连串的病菌名称，和原来的中篇相比，增补的内容并没有为文章增添过多特色，过多的枝节渲染反而造成文本拖沓，语言简约性缺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