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研究

第一章 革命新人的激情表达（1936 年 11 月-1939 年 11 月）

第一节 新政权的讴歌
1933 年 5 月，已经是著名女作家的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随后被押解至南京并遭到囚禁，开始了长达三年噩梦般的牢狱生活。对于这几年痛苦的心灵历程，丁玲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中说到：“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那个地狱，“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的忍受着煎熬”。①1936 年 9 月，身心饱受摧残的丁玲在多方友人和党组织的帮助下终于逃离南京。此时的丁玲面前有三条出路，首先是由于当时去陕北的交通断了，又担心长期住在俭德公寓会暴露，而且“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冯雪峰建议她“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②其次是在途经西安时，潘汉年建议她“去法国做救济工作，利用有利条件为红军募捐”。③但她毅然地拒绝了这两个相对舒适的选择，执意要到苏区去。这三年来，面对国民党的摧残折磨，丁玲始终坚持自我，与国民党斗智斗勇，耗尽身心，度秒如年，唯一支撑着她的就只剩下革命的信念。因此，即使知道“长征的艰难”，丁玲仍然觉得他们是“一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一起”，“是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①于是带着满腔的热情、憧憬与希望，丁玲义无反顾地奔向她理想的圣地——延安。
事实上，丁玲与革命的渊源由来已久。在年幼之时，丁玲便因母亲余曼贞、九姨向警予、陶斯咏等进步女性的言传身教，接触到了革命的火种。青少年时期的求学历程更是让她直接感受到了革命的脉动。丁玲在瞿秋白、冯雪峰等人的影响下认同了革命，认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丁玲更是加入了左翼，成为左翼作家，为国家解放贡献绵薄之力。在丈夫胡也频死后，丁玲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革命的必要，于 1932 年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誓言“做革命、党的一颗螺丝钉”，献身革命。三年的软禁生涯更是让丁玲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她迫切地需要党、需要革命来温暖她的孤独寂寞，来安放她奔涌的心。由此可见，丁玲心中早有顽强的革命种子，只待阳光甘霖，便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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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个性意识的流露
带着对革命的信仰和热情，丁玲来到了延安，并自觉地在革命政策的指导下开始宣传党和革命的书写。同时，作为深受“五四”影响的作家，丁玲又带有强烈的个性意识，追求自由、民主和解放。早在 1932 年加入共产党时，丁玲就说过：“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党的决议和束缚，我是不愿意接的”。因此，初到延安的丁玲虽然因各种原因，创作了大量关于革命的颂歌，但细读文本，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她流露的个性意识。
作为深受“五四”影响的作家，丁玲深入骨血的个性主义思想无疑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启蒙。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人的发现”是这场运动最大的发现。个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个人精神的独立和意志的自由是这一时期的时代共鸣。个性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正如胡适所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p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②因此，丁玲也形成了以个人精神和意志的独立与自由为基础，实现个性自由发展和表达真实自我的个性主义思想，从而产生了以人的解放为基础，从自身经验出发，表达真实自我思想的个性创作意识。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女性意识都是在其个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也正是这种个性意识促使丁玲发现了热火朝天的延安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并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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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1939 年 12 月-1942 年 5 月）

第一节 女性与时代
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先天的柔弱和后天的压制，女性在社会中必然处于弱势，并且受到更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事实上，撑起另一半天的女性与一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程度与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成正比，女性地位越高，社会越发达。但现实并非如此。身为女性，丁玲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同样感受、遭遇到了女性的不易。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丁玲清晰透彻地了解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既来源于生理，更来源于心灵。丁玲积极地去探寻女性的出路，在艰难的探索中，丁玲深刻地认识到，女性的解放和发展不仅要依靠社会、制度等外部条件，更需要依靠女性自身的自我改造。因此，在察觉到延安圣地仍然存在对女性的压迫时，丁玲的这种女性意识充分地宣泄在了她的文本创作中。
早在“五四”时期，先进之士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女性生存和解放的问题。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着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口号，也促使当时许多新女性纷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企图摆脱附庸、傀儡的命运，寻求自身的独立和解放。可惜的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禁锢并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早已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些女性仅仅凭借新思想所启蒙的一丝觉悟和一腔热血走出家庭，但这并不能带给她们真正的解放，反而迷失在现实之中。正如鲁迅所说，出走的娜拉是值得赞扬和尊敬的，但是娜拉出走之后，仅凭自身的力量，最终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归。而作为女性作家，丁玲更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其早期著作中的莎菲、梦珂等女性人物，虽然有意识地渴望自我，追求自由，却仍然逃脱不了漂泊和孤独的失败命运。即使是在革命的延安，积极参加革命的先进女性也仍然不能摆脱回归家庭的命运，这也是丁玲创作《“三八”节有感》的原因，足以说明女性的解放和自由是如何的艰难。然而，随着丁玲自身的不断探索，她不仅将个人的生存融入集体之中，也深刻地体会到女性的最终出路，不仅要依靠女性自己的觉悟和自立自强，更要依靠全社会的努力，依靠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因此，在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中，她将女性的生存和解放都深深地融入了革命之中，为女性开辟了一条除回归和堕落之外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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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分子与革命
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泛指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主要以创作、积累、传播、管理和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当今社会，教育广泛普及，有知识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每个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更多的只能说是读书人，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提出：“从事批判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最大方面”②，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思想，能够占据科学的制高点，对人类社会、未来有科学的预见和指引，敢于批评社会。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但同时又是时代的批判者和代言者，对时局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们事事关心，以天下为己任。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由于身处时代的洪流之中，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更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雄心，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和走向。抗战时期，带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革命浪潮，寻求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同时，他们又以严格的批判精神审视一切，企图以批判来创造社会更好的发展与完善。同样身处动荡乱世的丁玲便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在深入接触了解革命圣地延安后，丁玲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客观冷静地审视着延安，敏锐地察觉到延安存在的阴暗面，她反思自我，一改初入延安时的热情赞颂，大量暴露延安的黑暗，企图以揭露和批判病苦达到治愈、净化的目的。
深受“五四”影响的丁玲从少年时期便开始接触鲁迅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吮吸着鲁迅乳汁长大的。1940 年丁玲发表文章《开会之于鲁迅》说到：“我体会到那个活在我心中的人，他是如何深入到别人的感情中。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一篇能帮助人了解鲁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鲁迅先生之后来写，但现在却只能写一点关于鲁迅先生生平中的点滴”①，深深地表达了丁玲对于鲁迅的敬仰、怀念和推崇。因此，当她察觉到延安的黑暗时，她呼吁知识分子拿起笔，以杂文来展开自由的批评和论争，“团结整齐大家的步伐，促进延安社会的进步”②。随后，丁玲更是在 1941 年 10 月 23 日的《解放日报》中发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正式号召知识分子、作家把杂文作为文学写作主体：“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我们今天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的。”③丁玲也指明即使是在延安，也有黑点的存在，这是必然的，我们要正视它，揭露它，批判它，然后才能铲除它，消灭它。为了“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丁玲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杂文作为她开启“暴露”黑暗风潮的强烈武器，创作了多篇作品，涵盖文艺、生活、思想、知识分子、女性、封建恶习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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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讲话”的指导下（1942 年 6 月-1945 年 10 月）..........36
第一节 政策指导下的创作.............................36
第二节 自己的声音...............................41

第三章 在“讲话”的指导下（1942 年 6 月-1945 年 10 月）

第一节 政策指导下的创作
随着延安知识分子自由而任性地发表批判文章，开展暴露黑暗的活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这种文艺变化对革命政权、延安稳定的威胁，并逐渐触及到党中央的底线。为了遏制批判风暴的持续，消除知识分子自由不受控制的个人创作，将个人完全地纳入集体、革命之中，巩固政权，党中央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为与之配合，以毛泽东为主的领导集团在文艺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一系列影响巨大讲话。会后，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些讲话被整理成文章，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在了 1943 年 10 月 19 日的《解放日报》。《讲话》中强制性地规定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的创作必须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为基本出发点，对于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只能赞颂，不能批判，暴露黑暗只能针对革命的敌人；规定“一切包含反民族的、反科学的、翻大众的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驳斥”①，作家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创作，否则就会遭到惩罚，甚至危及生命。随着文艺政策的强制和紧张，延安的自由创作、批判风潮瞬间瓦解。
作为《解放日报》的编委，丁玲不仅自己写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同时也签发了很多批判文章，其中最危险的就是《“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实上，早在《“三八”节有感》发表之后，丁玲就因此受到了批评，但当时她并没有深思，并且对于曹轶欧和贺龙的批评觉得奇怪，觉得是他们误会了，再加上当时毛泽东为其作保：“《“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①丁玲并没有察觉到问题所在。但是随着《讲话》的发布，丁玲受到的批评加重，加上旧事重提的自首问题，以及王实味的死亡，丁玲犹如惊弓之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调整步伐，反省自身，积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主动以《讲话》武装自己，向党的政策自觉靠拢。为了摆脱危险，表明自己端正的立场和正确的态度，丁玲在 1942 年 6 月，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立即参照《讲话》，以其为蓝本，创作了《关于立场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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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 1936 年 11 月到达延安至 1945 年 10 月离开延安，丁玲在这个承载着中国希望的红色圣地整整度过了九年。关于这段时光，丁玲曾说：“陕北这个名称在我生活中已经成为过去了，我想也许还有去的机会，也许只能在记忆中生许多留恋和感慨，但陕北在我的历史上却占有很大的意义。”①在延安，丁玲经历了自我战斗的痛苦，同时也享受着自我蜕变的愉悦，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一路走来的崎岖与磕绊，只有丁玲自己才感受得最清楚、明白。
初入延安的丁玲带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觉地进行以歌颂革命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她此时的文学创作多采用直白的喜剧式的语言，描绘战争场景和战争岁月的同时也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人物。而丁玲不自觉流露个性意识使她也对革命队伍中的封建意识以及一些人的革命动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深入延安后，丁玲内在的个性主义思想使她挣扎于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者等多重身份之间。此时的丁玲从知识分子和女性的立场出发，敏锐地察觉到了延安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有知识分子的自由散漫，劳动群众的愚昧无知，也有革命队伍的官僚倾向、等级制度，延安的女性歧视，更有丁玲自身对女性出路和革命的真实感受与思考。同时，丁玲也塑造了贞贞和陆萍等一系列坚韧而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璀璨明珠。在《讲话》的规范下，丁玲的创作自觉进入宣传大众，迎合革命主流的阶段。她发掘了一批“群众”，却没有写出典型。然而在一些文章中，丁玲潜藏的自我声音仍流露其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