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男性视阈下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圣女想象
圣女，带有宗教或泛宗教色彩，是纯贞与痴情、灵性与诗性、人性与神性的多重合一。在圣女的身上，寄托着男性对于女子全部的美好的展望和幻想。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男女都一样”的性别体制的崩溃，被压抑多年的性别意识喷薄而出。“寻找男子汉”、“回归女人”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所倡导的女性“雄强美”，被认为是通过意识形态将女性“工具化”、“他者化”的产物，遭到摒弃。一时间，“女性气质”、“女性美”的性别特点受到人们的追奉。但在打破建国以来“男女都一样”的性别秩序、承认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的背后，是对女性特质的要求向传统女性复归，“事实上是男权文化得以重建并复权的开端”①。对女性纯真、纯情、温柔、圣洁等的性别标准进行“镜像”认同，在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男作家笔下得到呈现。本节将新时期以来男性视阈下的圣女想象分为清纯贞女、纯情痴女、灵性才女、神性圣女四种类型，并分别进行讨论。
一、清纯贞女
贞洁，是中国封建传统礼教对女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一旦被认定不洁，则预示着一生悲惨命运的开始。贞洁观念是封建礼教残酷迫害妇女，压抑妇女健康人性的大山巨石。最初，对于女性贞洁的要求，是男性出于传承纯正血脉的需要。对于清纯贞女的想象，展现了一直以来男性将女性当作私人物品，渴望完全占有女性的身心的性心理，是男女性别秩序失衡的产物。
1.贞洁观念
在古代最初的时候，中华民族和古希腊人一样，对于性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认为性是自然而美好的，甚至存在生殖器崇拜的现象。在先秦的一些文学作品中，还能见到性文学作品的踪迹。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对性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鉴于中国信仰流派的庞杂，佛教的也仅是其中一支，故此，从整体来说，性观念仍然宽松。唐代国力强盛，思想开通，性观念也颇为开放。夫妻和离、妇女改嫁都能够得到社会的理解。此外，以性爱为题材的绘画、文学作品流通也较为广泛。宋元时期，对于性的控制依然比较宽松，读者可以在宋词元曲、宋元话本当中，找到以性爱为题材的作品。明清之际，随着理学被确立为官学，理学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妇女禁欲思想开始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伴随而来的则是严苛的性压抑和性禁锢。一座座贞节牌坊背后，暗藏着广大妇女的血泪和控诉。妇女饱受着封建父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压迫，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是事实上的第二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即便是在贞洁观念最为严苛的明清时期，男性上层社会依然盛行着性放纵，男子三妻四妾稀松平常，春宫图、性爱小说在利益的刺激之下流行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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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欲女想象
欲女，处于与圣女相对应和相反的女性形象系列，受到男性创作主体的贬损和责难。如果说圣女是灵魂的代表，那么欲女则是肉欲的化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向来重灵魂而轻肉体。性的“羞耻化”和“罪感化”，使肉欲变得肮脏而羞于提起。欲女，带有强烈的性诱惑气息，蕴含着邪恶的力量，而这力量一旦冲破男性中心的控制，便可带来毁灭的危害。这些欲女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欲望“尤物”、魅人妖女、红颜祸水。她们共同组成了欲女想象的形象体系。
一、欲望“尤物”
欲望“尤物”实则是男性欲望的形象化。在此，女性不再是一个生命体，而是一个欲望物化的对象，并将肉体的官能化极力突出。在欲望“尤物“的背后，隐藏的是糜乱的城市生活方式。经济的开放、消费时代的到来，情欲之火炽烈燃烧，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给新时期文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男性创作主体，通过欲望化叙事、女体想象、菲勒斯神话的建构，展现经济腾飞所带来的精神荒芜以及女性的物化。
1.菲勒斯神话的建构
“‘菲勒斯’是英语中 phallus 一词的音译，意为男性生殖器∕阴茎的形象，西方女性主义往往以此作为男性文化的象征。”①在此，笔者着意其本原，即男性生殖器，并分析与欲望“尤物”塑造相伴相生的生殖器崇拜，即阳具崇拜。众所周知，在中西方的历史当中，均存在过生殖器崇拜时期。阳具往往与男性话语权利和权威相联系。例如，莫言《红高粱》当中充满血性的东北汉子与抵御外敌的豪情互相指涉；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王二以自由的性，反抗政治与权力对人的禁锢。刘恒《伏羲伏羲》中，杨天青强盛的“性”能力是生命力文化的象征；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连娶七个老婆，与其传统父权文化“精神教父”的身份相呼应；黑娃“性欲极强”，与“尤物”小娥互为印证，代表着文化“浪子”不屈的反抗。男性性力的强健，不仅象征着男性权威，同时也是单个男性个体自我确认的必要条件。对男性性能力的夸张渲染，是建构以男性为中心的“菲勒斯”神话的需要。传统性恋小说当中的男性“英雄”，以征服、占有女性作为显示自己强大和权威的手段。阳具，则是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工具。例如，《肉蒲团》中男主人公为征服女性，通过手术为自己打造巨阳，性感尤物无不臣服在这巨阳之下。而男性一旦性力衰竭，则不可避免地陷于性的焦虑当中。例如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不行”时的自卑；贾平凹《废都》中庄之蝶，也曾因性能力的虚弱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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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
第一节 “理想男”想象
爱情婚姻的完满，一直是女性们几千年来共同的愿望。随着特殊政治时期严苛的性别秩序的崩溃，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思考自然成为女性创作主体所关注的重点。而“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因未能伴随一场深刻的性别文化洗礼，使得积淀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等集体无意识未得以彻底清理。”80 年代初文学中出现的“寻找男子汉”现象，实质上未能逃出男性中心文化的藩篱，在对“男子汉”的寻找、依恋和仰慕中，依然流露出对男性的依附。不过，相较于性别失落的“十七年”和无性的“文革时代”，女性勇敢地袒露心扉，反抗世俗社会对于爱情阻隔，追求理想中的男性形象，显示对理想男性的镜像认同，是女性觉醒之后的自主选择，依然带有进步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寻找男子汉’话语除了与关注两性差异的性别编码原则相关外，还联系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民族国家的‘主体’重建及与此相关的社会重新秩序化问题”①。在政治一体化时代，男性意识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打压，“父法”在“党法”的的争夺中落败，不少男性因此被“阉割”、“去势”。“寻找男子汉”，寻找的是缺失已久的男子汉阳刚之气，而这，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强健。
一、精英男人
新时期之初，在对人性、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的追寻潮流下，知识分子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边缘走向中心。而那些精英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同时也作为受难英雄、正人君子、成功人士成为女性的偶像形象，负载着女性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和性别想象。寻找真正的“男子汉”，重构男性“主体”，也是女性憧憬美好爱情和婚姻的需要。
1.受难英雄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思想解放的潮流在文坛涌动。觉醒的女性创作主体将目光转向了“文革”这场大灾难。在对历史的反思、对人道主义的追寻的指引下，受难英雄成为女性创作主体着力刻画的人物形象。受难英雄们是智者和勇者的化身，理想和情操的坚守者，他们遭受苦难而又超越苦难，苦难最终造就了他们。与此同时，受难英雄们还是有血有肉的恋人，他们在磨难中坚守爱情的忠贞，保持着道德和情感的双重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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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父亲想象
父亲是权威和力量的化身，也是历史和传统的象征。父亲，在传统社会当中，作为封建父权的代表，对女儿拥有绝大的支配权。甚至可以说，父亲是封建思想、传统礼教等迫害女性恶势力的直接执行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父亲给予女儿生命，为女儿提供庇护，是女儿的守护者，女儿们往往对父亲具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因此，作为女儿性别主体的镜像他者，对父亲的想象，绝不是简单而单一的呈现。笔者将在本节从父性与依托、恋父与怨父、弑父与寻父三个方面对父亲想象进行阐释与解读。力图展现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当中的父亲形象，并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层意旨。
一、父性与依托
父亲是权威和力量的代表，父性崇拜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父亲在场，能够为女儿提供依托与保护。父亲的缺席则往往导致女儿情感世界的缺失和创伤。
1.父性崇拜
自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取代，父权宗法制一统天下。在父权社会当中，父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与西方“弑父”文化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是“崇父”文化，父亲具有崇高的地位。父亲的支柱作用，对于家庭甚至整个社会意义重大。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男性本身所具有的雄性力量和体力优势，在农耕文明当中得到最大发挥。父亲由此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保障。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从生产力的角度，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在“从父”、“从夫”的传统礼教规范之下，女子逐渐形成对父权社会的顺从心理。她们依靠着父亲的依托和保护，扎根于闺中一隅，在自己狭小的天地当中安然度日。无论是生活还是精神，都无法脱离父亲的庇护。
现代社会里，虽然女子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渐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几千年父权思想依然扎根于女性内心深处。对父亲的崇拜，希望借助父亲的拯救力量，以改善自己的境遇，依然是女性内心的渴望。父亲依然是她们灵魂的支撑和信仰。不少新时期女性创作主体笔下，都有对于父亲崇拜的不自觉流露。例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当中，郑圆圆对改革家父亲郑子云发自内心真诚的崇拜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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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性别想象存在之思.............................65
第一节 性别想象异同探源..................65
一、两性隔阂.................65
二、文化传统...................68
第三章 性别想象存在之思
第一节 性别想象异同探源
性别想象的异同来源于男女两性之间的隔阂、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创作主体私人化的生命体验。性别体验、性别意识与无意识、性别期待三个方面的差异构成了两性之间的隔阂。文化传统则更多地展现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作用。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男女两性均难以逃离于男权体制和话语权力的控制。而来自于亲子关系、爱情际遇、性别创痛等方面的生命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作家性别观念的形成，并使作家的创作打上个人化色彩。
一、两性隔阂
性别体验、性别意识与无意识、性别期待三个方面的差异是两性之间的隔阂的主要来源。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之中，性别的差异，带来的是两种别样的人生。
1.性别体验
性别，谓男女之别。在社会文化背景当中，既包含着生理意义上的性别（生理性别），也包含着社会意义上的性别（社会性别）。社会性别的形成与性别分工、性别期望、性别规范等密切相关。人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因此，我们所谈论的性别更多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而言。在性别的社会化过程里，男女两性将会拥有截然不同的性别体验，并逐渐内化为其性别角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言之，性别体验，正是两性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所能感知的种种经验。随着新生儿的降生，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体验也即宣告开始。在家庭生活当中，父母亲人将依据特定社会中的性别价值对孩子进行规范与培养，使其很快地形成性别角色意识，并在无意识当中逐渐内化为自我的追求。例如，通过服装的款式、颜色对男女两性进行外在的区分，男孩穿着裤装，颜色较为厚重单调，女孩穿着裙装，颜色鲜艳而多彩。男孩被鼓励形成勇敢进取型人格，而女孩则被培养温柔娴静的气质。随着孩子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社会化教育，其性别的社会化过程将加快。在学校这个大家庭当中，男女两性将会在教师或同龄人以及榜样的作用下，继续感受其别样性别体验。例如，男性被要求擅长运动，理性发达；而女性则被要求擅长歌舞，形象思维敏捷。在学校集体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将各自找到自己的性别群体，彼此影响，彼此认同。学校生活结束，步入社会职场，性别的异同将带来迥异的性别分工。此外，在爱情婚姻中，女性的职责是照顾家人，相夫教子；而男性则被要求顶天立地，担当家庭经济重担。综上所述，在性别的社会化过程中，男女两性拥有的是截然不同的性别体验，际遇的差异，必然带来理解和对话的困难，形成两性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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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性别诗学视阈下的异性想象这一观照角度，本文对新时期文学中男女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大致可以对这一时期男性视阈下的女性形象、女性视阈下的男性形象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在形象划分的基础上，研究了潜藏在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揭示了作为性别想象的男女形象的艺术特征和深层意蕴，以尽可能地呈现两性的真实生命存在的图景。并对性别想象存在之源、演变之因、流变和走向做了尽可能的考察和考量。
性别视阈下的写作，往往从自我的性别立场出发，发出独属于其性别群体的话语声音，如此一来，必然导致另一性别群体的失语。在漫长的历史当中，男性中心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女性沦为历史的陪衬者和失语者。随着历史演化而进入现代社会，女性话语浮出水面，有了参与表达的机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过程当中，男女两性之间的矛盾加剧。对男权的批判，在某些批评者的笔下被滥用，甚至达到草木皆兵的程度。倘若，对男权的批判以女权的胜利而告终，这实际上仍在性别压迫的道路上重复徘徊。另外，商业社会的发达带来了消费主义的盛行。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消费主义具有以下内蕴：“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①男性作家笔下无节制的性爱描写、欲望叙事，女性文学当中自恋意识的膨胀，其实质都是对消费主义的投降。如何在利益化的时代，坚守文学的一方净土，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挑战。
性别将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之中，并持续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认识到性别差异的存在，并非是为了消灭差异，而是在认识差异的基础之上，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在互为主体、男女同构之中实现两性的自由和谐。倘若在文学世界中，所有的文学形象都失去了其差异性，而显得整齐划一，这该是多么寂寥单调？超越单性单边的立场，建构两性和谐的新局面，正是未来文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历史趋势。在现存的性别秩序之下，男权对女性的禁锢依然存在于家庭社会中的各种缝隙之间，女性纠结于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之中，难以两全。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可以过得轻松惬意，相反，沉淀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的性别期待依然发挥强大的作用，为了获得自我的认同以及他者的认同，现代社会当中的男性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因此，实现双性解放，在两性和谐的基础上争取人的最大自由，正是两性共同奋斗的目标。建立在男女平等之上的“男声”与“女声”的多语和弦，将引领性别诗学下的文学创作走向崭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