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洋学概述
1.近世日本洋学研究概况
日本“洋学指 16 世纪中叶至明治维新止，日本人接触、学习、移植、研究西洋事物的总称。其间可以分为各具明显特征的三个阶段，即南蛮学、兰学和幕末洋学。”就广义洋学而言，包括南蛮学、兰学、幕末洋学三个阶段，而狭义洋学特指幕末洋学。本章中的洋学是就其广义洋学而言。
1.1 日本学界的洋学史研究概况
日本洋学史专家杉本勋认为日本洋学史的研究始于 1876 年大槻如电著《日本洋学年表》，而为战后日本洋学史的研究奠定史料基础的是板泽武雄和池田哲郎。于 1954 年 7 月成立的兰学资料研究会，拉开了日本二战以后的洋学史研究序幕。兰学资料研究会整理了关于日本“兰学”时代的大量的史料以及做出了关于兰学研究的许多的基础性工作，发表《兰学资料研究会报告》百余期，并出版《洋学史事典》、《洋学关系研究文献要览（1882—1892）》等工具书。1991 年日本又成立了洋学史学会，出版机关刊物《洋学》（年刊），从此，日本的洋学史研究进入有序组织阶段。
海老泽有道、姊崎正治与冈田章雄的研究奠定了日本南蛮文化研究的基础。南蛮文化史研究鼻祖海老泽有道的代表著作如《南蛮文化》、《切支丹史的研究》、《切支丹的镇压与抵抗》等。姊崎正治的主要著作有《切支丹传道的兴废》、《切支丹宗门的迫害与潜伏》等，他开创了天主教在日本传教史的研究。而冈田章雄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冈田章雄著作集》（全六卷）中,他最早的研究见于 1942年地人书房出版的《南蛮宗俗考》。另一位南蛮文化研究的大家松田毅一年著有《日葡交涉史》、《南蛮史料の発見 よみがえる信長時代》、《近世初期日本関係南蛮史料の研究》、《南蛮の世界》等一系列的关于日本南蛮时代研究著作；再者，如井手胜美的《切支丹思想史研究序说》是一部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理论性著作等,这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对日本南蛮学时期的历史研究各有建树。
幕末洋学是兰学的延伸与再发展，日本学者大都是捆绑式研究。既有线条清晰的整体论述，如洋学研究的开拓者板泽武雄的著作《日兰文化交涉史的研究》，高桥磌一的《洋学思想史论》、《洋学论》，沼田次郎的著作《幕末洋学史》、《洋学传来的历史》、《洋学》，佐藤昌介的《洋学史的研究》，收录伊东多三郎主要洋学研究论文的《近世史的研究》，中山茂编著《幕末的洋学》，大久保利谦的《明治の思想と文化》，收录家永三郎相关论文的论文集《家永三郎全集》等，都是洋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有围绕洋学的某个领域的传入与吸收等方面的专门研究，如对医学方面的研究有宫本忍《医学思想史 III》,小川鼎三《医学的历史》等；对洋学家的专门研究的如冈田章雄《威廉·亚当斯的生涯——三浦按针》，宫崎道生《新井白石的洋学和海外知识》，宫本又次《大阪兰学的发展与桥本宗吉》等；关于兰学塾的研究，如片桐一男《兰学在江户和北陆》，海原彻《近世私塾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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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对日本洋学史的研究概况
1980 年代初期,中国史学研究者在对中日两国近代化问题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所隐含着的意义与影响，由此将研究目光投向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洋学摄取史的研究。
国内最早的关于日本近世洋学的研究见于《日本史论文集》（1982 年中国日本研究所会编），有两篇论文有所涉及：一篇是吴廷璆、武安隆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久的影响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外部因素之一，而且这种影响已近一个半世纪之久，也就是在“兰学时代”，日本就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另一篇是王家骅的《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明确指出“兰学的传播使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开始有了崭新的认识”，[1]这也是日本人由向华学习转向向欧学习的时间段，摒弃了传统的发展道路，为日本埋下了探索近代化道路的种子。之后，吕万和在《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西学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与中国》等论文中探讨了中日两国近代不同发展道路的缘由；周维宏在《论兰学对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兰学的传播与发展是日本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的关键原因。1980 年代国内学界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还有魏常海的《从中日西学输入看文化问题》（晋阳学刊，1987 年第 1期）、骆兆龙的《西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等论文。
1980 年代的研究多聚焦于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原因和洋学的传播对后世日本的影响方面，进入 1990 年代，研究的关注点有所延伸，一是继续沿着近代化发展的线路，但是扩展到中日两国近代不同命运的道路上来，另一条则是对日本开国前的洋学史进行专门的研究。1993 年，江秀平著作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指出兰学的传入与传播为日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影响了日本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更是让日本把目光投向中国之外的更加先进的西方，从而走上近代化的资产阶级道路。武安隆的著作《文化的抉择与发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则是对南蛮学和兰学对日本造成的影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1996 年郑彭年的著作《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从文化主体的视角阐释了日本洋学摄取的历史进程。1999 年李小白著《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从基督教在日本传教的历史视角切入，论述西方宗教文明对日本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2001 年于桂芬著《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一书，总结了中日两国摄取西方文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点明兰学的兴盛使日本传统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走上维新自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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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洋学概念梳理
2.1 南蛮学时代
南蛮学时期是指从 1543 年葡萄牙人登陆日本到 1639 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的历史阶段。以耶稣会传教士和葡萄牙、西班牙商人等为主体的“南蛮人”,最先在日本进行西方文化的传播,开启了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新篇章。
西方文化初传日本大致是在 16 世纪的中叶，这是在世界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与西班牙向东扩张，“西势东渐”日益强盛的时代，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与接触便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开始的。西方人进入时恰逢日本的战国时代，国内群雄纷争，战乱不断，政治与贸易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葡萄牙人趁虚而入，获得了与日本人进行贸易的机会；1549 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1506-1552）又将基督教带入日本，西方先进文化也随之而来，从此西方文明在日本传播开来，这是日本与西方文明的初次接触。1584 年，西班牙人由马六甲来到日本，开展贸易和传教活动。日本的对外贸易便被葡、西两国的商人垄断，教会的势力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此传入的西方文化逐步渗透了社会的各层面，日本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南蛮文化”或“南蛮学”时期。关于“南蛮学”的具体含义，中国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进行了界定，下面择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展现：
冯玮认为：“所谓南蛮文化，是由耶稣会士传入日本的西方科技、文化和一般知识形式构成的。内容主要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的: 教育、医学、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社会生活，此外,在航海术、军事技术、数学、测量学、地理学等领域”
赵德宇认为：“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人由于是辗转东南亚而来到日本的,因而日本人称其为‘南蛮人’,而‘南蛮人’带来的西方文化也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为南蛮文化。这种文化又由于是随着传教活动而进入日本的,因此也称为‘吉利支丹文化’(葡萄牙语 cristao 的音译) ,即天主教文化。”
由此可见，所谓“南蛮文化”是经由葡萄牙、西班牙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南蛮学的涌入，给日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开阔了日本人的文化视野，为日本兰学发展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宽永年间，锁国体制打断了西洋文明的输入，南蛮文化逐渐衰微。但从日本整个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南蛮文化经过长期的酝酿发展，过渡到了兰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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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兰学时代
日本的兰学是在长达 200 多年的“锁国时代”发展兴盛起来的。1633 年到1639 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取缔天主教，禁止与宗教等西方意识形态相关书籍的进入，实行禁书政策，日本因此正式进入“锁国时代”，直到 1853 年培里叩关为止，日本才被迫开国。日本锁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打破葡、西两国长期在日本形成的“商教一致”局面，因此奉行商教分离的新殖民主义的荷兰、英国等国家才得以进入日本，并逐步取代了葡西两国的地位，而荷兰成为锁国期间唯一与日本保持通商的欧洲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日本并不是完全的与外界隔绝，幕府特意在长崎南部建立了一座人工岛——出岛，作为日本同海外接触的窗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正是通过长崎的出岛流入锁国时代的日本的。锁国前期大约 80（1633-172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多是通过“荷兰风说书”了解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化；到 1720 年，德川吉宗解除禁书令，为日本摄取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以 1774 年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解体新书》为标志，“兰学”正式诞生并得到长足的发展，从医学领域扩展到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领域,日本由此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的吸收西方文化的历史。
对于“兰学”内涵的阐释，国内学者的观点是：周维宏指出：“兰学,即荷兰之学的略称,是江户时代日本通过荷兰人及荷兰语吸收、研究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问。”
李宝珍认为：“兰学是指日本在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人或者荷兰语移植、研究的西洋学术的总称,也包括来到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所编著并传到日本的汉文西洋学术著作。……兰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医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等各种科学知识。”
郑彭年亦持类似观点：“兰学是指江户中期至幕末开国以前关于西方学问、技术或西欧形势的知识及其研究，当时主要以荷兰语为媒介进行学习，故称为‘兰学’。……具体地说，兰学是后于葡、西两国，17 世纪初来到日本，整个锁国时代垄断日本对欧贸易的荷兰所带来的西方学问。”
综上所述，“兰学”也是日本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传入日本西洋文明的称谓。而兰学对西方文明的介绍与引进，冲击了日本原有的思想体系，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入到日本，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而幕末洋学是由兰学派生而来的,南蛮学、兰学对西方文明的引介主要是欧洲文明，到了幕末洋学时代，进入日本的西方文明则扩大到美洲地区，更大规模欧美文明的进入促生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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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洋学本质与周作人思想基石............29
1. 日本洋学本质....................29
2. 推崇科学理性精神...............31
3. 追寻人文主义精神................33
3.追寻人文主义精神
周作人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随后的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澜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最后一代的封建知识分子，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也使得周作人成为中国第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因此周作人的文化气质是调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近代文化的统一体，因此周作人在面对“欧化”与“国粹”的争论时,其思想也是几经变化与调整的。
南京求学期间，周作人阅读了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有着强烈的西方色彩的文章，初步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民族意识觉醒，也是他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第一步。留日期间，由科学救国转向文学救国，与鲁迅一起筹划《新生》，阅读目光转向东方弱小国家，试图通过文艺的“新生”来改构、重建“国民精神”，虽然最后“新生”杂志流产,但新生的精神并未消亡,在《河南》杂志上刊载的论文和《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1917 年，周作人抵达北京,适逢新文化运动，置身其中的周作人积极参与，并借助《新青年》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鼓吹思想革命，倡导社会启蒙，最具代表的是 1918 年《人的文学》的发表，更是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与后来发表的《平民的文学》（1919）、《思想革命》1919）、《新文学的要求》（1920）等一系列文章一起系统性的阐释了“人的文学”观，提出了重新发现和认识“人”这一颇具时代使命的论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廓清了方向，指导了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文学创作。到了 1920—1921 年，周作人在思想上陷入了苦恼与矛盾之中,在《山中杂信》中多有体现，周作人通过广泛阅读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这也是多年后周作人试图在王充、李蛰和俞理初身上寻找中国新文学发轫的渊源的肇端。在 1920 年代,周作人的个人觉醒主要还是源于域外文学的启示,但是这时周作人的阅读兴趣参照了东方文化体系中的审美趣味，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希腊的古典文化，并开始试图将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显示了他对新文学更加广大、多元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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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与主张，正是“五四”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体现。周作人接触西方文明是在进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可以说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由于时势和本身气质的影响，周作人选择了颇具现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文学，而反过来这些文学又强化着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初始阶段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周作人在早期的对西方科学的接受上，最初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开始的，科学的思想观念是最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方面，周作人也是从科学的视角，逐渐意识到“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与意义，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与“人”这一概念最为亲密的则是医学，由医学发散出去，在生物学、性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知识也自然而然的进入到周作人的视野之中，更是开拓了更广大的知识面，这就使得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来支撑他的理想观念。
周作人晚年在总结自己思想时曾说道：“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和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其中“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2]可见周作人的文学思想杂揉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和传统文化基因，周作人又根据自己理解的中西方的多种思想进行整合最终形成的自己的文学思想，其中渗透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人道主义以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庸”美学思想，共同构成周作人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周作人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主张，作为当时中国启蒙者之一的周作人为当时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具有可能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途径。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函待复兴，国民性急需改造，周作人积极译介古希腊文学，把西方文明的源头引入中国，为中国创造新文化乃至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提供了机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周作人的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构想是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的，可以说，周作人的这一构想是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想史价值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