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 世纪 50—70 年代反智语境的生成及精神渊源
1.1 反智主义的概念界定
提起反智主义，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这本由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于 1962 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该书曾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反响。其实早在霍氏的著作之前，中国“五四”时期就开始使用“反智主义”这一术语，针对朱谦之的文章《教育上的反智主义——与光涛先生论学书》，鲁迅 1921 年就曾著文《智识即罪恶》进行回击，只是他们谈论的反智主义局限在教育领域。而美国的另外一位学者沃尔特·霍顿在 1952 年曾撰文《维多利亚时期的反智主义》，聚焦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精英，从商业和思想氛围两个层面进行挖掘其反智成因。由此可见，“反智主义”这一术语由来已久，最早起源暂无从考据，但对其最早进行系统、全面论述的仍是霍氏的这部现实关怀感极强的力作。霍氏在书中指出反智主义长期以来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是争论中的一个复杂集合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矛盾行事中的态度。霍氏在随后的文中对“反智主义”进行了定义，认为“anti-intellectualism is a resentment and suspicion of the life of the mind and of those who are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it；and a disposition constantly to minimize the value of that life.” 也即是说，反智主义是对心灵生活的憎恨与怀疑，对那些被认为应受尊重的人的憎恨与怀疑，以及对这种生活价值不断贬损的处理方式。此外，霍氏在书中用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生活中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人，政坛、商界、学校、工人、农民，甚至知识分子本身都对心灵生活与知识分子心怀怨恨，冷嘲热讽。
除了霍氏的著作外，余英时 1975 年前后发表了关于反智论的系列思想史论，如《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等，对反智主义进行了系统解读，梳理分析了中国的反智主义传统。关于“反智主义”的概念问题，余英时也认为“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余英时从“知识”和“知识分子”两个角度对“反智论”的内涵进行解读，认为一方面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持此种态度的人被称为“‘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 ctualist)”；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采取此种态度的人被称为“‘反知识分子’（anti- intellectuals)”。此外，余英时还简要分析了“反智性论者”与“反知识分子”的异同点，指出其差异性“在于概念”，具体实践中“难以分辨”，然而“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可以说，余英时对“反智主义”的解读成为后来国内许多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所遵循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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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文学的反智语境
“语境”本是语言学方面的概念，是指人们说话时所处的状况和状态，并且包括一切主客观因素。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高语境文化国家，无论是人们交谈时的传情达意，还是文学创作所承载的价值寓意，都是由其特定的语境文化衍生而来的。虽然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与情感态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作品中流露的反智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特殊时期反智语境的规训。
1.2.1 批判整风与阶级斗争
如果说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么 1949 年 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即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则意味着新中国文学的诞生。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的文学体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全面领导，确立了新生政权与文艺工作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尔后整个国家的文学实践都必将受制于这一体制。
为了确立与巩固新的文学体制，严格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而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当文学领域内的某一作家作品，或者是某种社会思潮、文化现象被国家领袖或文艺界的领导阶层认定为偏离文学权威路线时，就必将遭到规模浩大的批评和批判运动。文艺界先后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对周扬的“文艺黑线”的斗争等等。这一时期频繁的文学批评不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鉴赏活动或者是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品解读，而是成为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评判、体现某种政治意图的“裁决”手段，旨在树立绝对的政治话语权威。正如洪子诚评价这些文学批评活动“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剥削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和活动的职责”，同时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警告“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也即是被毛泽东形象地称“浇花”和“锄草”③的特殊“功能”。除了弥散在文艺界各种频繁的文艺批评和批判运动外，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也一再掀起愈演愈烈的浪潮，并且伴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政治对文学的强制和支配作用发挥到最大功效，以建立绝对纯粹的文学尺度，使得 40 年代形成的以茅盾为代表的试图维护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力量和以胡风为代表的试图坚守鲁迅文学精神的力量，完全认同、改造为以周扬为代表的毛泽东延安文艺思想的力量威慑之下，从而进一步确立延安文艺方向的正统地位和话语特权，使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成为真正的政治“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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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的反智倾向书写
2.1 文学主体重新建构中的突出反智
谢冕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中曾经指出：“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页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近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前半页，从五四到左联，从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启蒙到以革命为核心的思想启蒙，知识分子一直被认为是时代启蒙的主体，社会前行的引路人。而到了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地位逐步发生着变异，工农大众的地位日渐凸显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命运日趋严重。表现在文学领域，工农作家一跃涌入文坛的“中心”位置，而“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其地位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超越知识分子成为文学的重要主体。
2.1.1 作家队伍的整体性更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也深刻地影响到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 50 年代，随着文艺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文学创作开始处于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方向基本上是由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文艺思想发展而来的，这一文艺思想强调作家队伍方面，要注重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干部，使作家队伍的结构有利于工农兵文艺创作；写作对象方面，要把战争的主体力量人民大众作为描写、歌颂和宣传的对象；表现手法方面，应多吸取民间文艺，通俗易懂，达到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要求。
社会主义的语境中。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方向基本上是由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文艺思想发展而来的，这一文艺思想强调作家队伍方面，要注重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干部，使作家队伍的结构有利于工农兵文艺创作；写作对象方面，要把战争的主体力量人民大众作为描写、歌颂和宣传的对象；表现手法方面，应多吸取民间文艺，通俗易懂，达到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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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签化、符号化知识分子形象的显性反智
余英时在对“反智主义”进行定义时，指出反智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①。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出场诠释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探索之路，表达的是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是一种本真的存在；那么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中仅有的知识分子题材或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则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应是什么”样的，是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期待，是被“加工”过的。这些知识分子多为反面形象，作者在进行人物塑造时也多注重对人物外在动作、人物肖像的强化，而忽视对其精神心理内涵的揭示，知识分子成为缺乏个性特色的标签和符号。当知识分子形象被规定被丑化、被加工、被易装、被消解，处于一种“失真”状态时，这何尝不是一种反智倾向？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种显性的反智表现为知识分子的丑化、女刚男柔的性别表演、知识分子的改造成长及碎片化形象。
2.2.1 知识分子的丑化与女刚男柔的性别表演
首先分析粗鄙化的反面知识分子。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中富有卡里斯马魅力的领袖型知识分子相对较少，多为粗鄙化的反面知识分子。一类如余永泽（《青春之歌》）、冯贵堂（《红旗谱》）、张人杰（《勇往直前》）等，大多是买办资产阶级、官僚地主阶级出身，剥削阶级的出身注定了他们身份血统的严重污点，尽管他们满腹经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其思想麻木，举止行为是令人厌恶的；另一类如戴愉（《青春之歌》）、周森（《小城春秋》）、甫志高（《红岩》）、胡文玉（《战斗的青春》）等本属于革命阵营中的成员，或者曾是革命事业的热衷追随者如白丽萍（《青春之歌》）、赵雄（《小城春秋》）、陈文雄、何守仁（《三家巷》）、马立本（《艳阳天》）等，他们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特有的小资情调、薄弱意志，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最终叛变投敌，对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破坏，令人憎恶至极。作者在对这些落后知识分子的出身血统进行先验规定外，也在刻意地丑化其形象，如余永泽是“黑瘦”、“小眼睛”；戴愉是“突出的金鱼眼睛，浮肿的暗黄色的脸”；高自萍“有一对不断眨动的杏核般的小眼睛”且“身材瘦小”；胡文玉“油光可憎的白脸上眼睛周围一团青气”；马立本“长方脸，淡眉细眼，留着分头”等等。除了丑化外貌之外，这些反面知识分子常有道德污点问题，暴露出某些性格弱点。如戴愉骄傲自大，意志薄弱；高自萍胆小怕事，虚伪浮夸；甫志高轻敌傲慢，做事马虎；马立本好吃懒做，贪图享乐等等。通过对这些粗鄙化的反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着力刻画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弱点，以表达作者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念。这些粗鄙化的、丑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并非作者的陡然之笔，正是作者为实现阶级表达的需要而流露出的反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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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反智思维与 20 世纪 50—70 年代文学的艺术审美 ........ 35
3.1 叙述风格：以大众情怀消解精英启蒙 ................. 35
3.1.1 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格调 .............. 35
3.1.2 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特色 ............. 37
第四章 反智主义与当代文学价值的生成 .................. 45
4.1 反智主义与作家的身份认同意识 ...................... 45
4.2 反智语境夹缝中的超越与对反智的反思 ............. 46
第四章 反智主义与当代文学价值的生成
4.1 反智主义与作家的身份认同意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的理想蓝图以乌托邦化的极致美好展现在人们面前，知识分子面对陆续兴建的各种新制度和新话语，却沦为外行甚至无知之辈，在这种集计划经济、一元化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霸权为一体的体制下，中国社会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面临着极大的话语转换过程，既包括自我的思想改造，又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训，这种双重的制约“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行动范围中而且也在思想天地里受制于体制，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非知识分子化了”①。于是，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具有合法性的权威阐释者，他们一方面在积极地接受着权威性的正式话语，一方面在协助构建新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并没有获得自主的批判意识。
在强大的政治权威和文化霸权的规训下，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开始式微，他们在各种利害关系的牵制之下小心翼翼作茧自缚，以更好地做好自我保护，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也呈现出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或冷眼旁观、置身事外，他们对自己当下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不再以一种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去探索去挖掘，而是以一种乌托邦激情去迎合政治的需要。面对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以及全新的政治文化体制，其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也正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文艺领导”、“文艺战士”等复杂的角色使得作家的身份模糊不清而又充满尴尬。一方面，他们为自己得以进入文坛的“中心”位置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自我价值立场的难以实现而忧虑。可以说，“20世纪50—70年代”作家的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焦虑是由于个人的变化发展与新的民族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而其最终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则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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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反智主义——一个尚未结束的话题
黄子平在为赵园的著作《艰难的选择》所作的“小引”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一时代的文学风貌，与一时代知识分子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至关密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颇为坎坷，“五四”新文学中提倡的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启蒙民众等功能逐渐被放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逐步丧失，其启蒙话语也淹没在大众化的狂欢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断被丑化、消解。“革命话语的历史叙事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资格；大众的革命狂欢之中，他们被甩在历史之外，凝固成一个保守的、懦弱的、患得患失的形象。”②大众的相对物往往是“知识分子”，大众正义、勇敢、直率、诚实、朴素的革命品质也在贬抑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文革结束后，虽然意识形态层面上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态度有所减弱，但知识分子在取得社会地位独立性的同时，与政治权力中心也更加疏远或分离，自由度的加大是以边缘化程度的加剧为代价的。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当文化成为一种市场，当知识成为一种商品时，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应时的“所谓的‘后知识分子’，如王朔之类的所谓‘痞子作家’、各种影视歌星、文化经纪人、书商等等”，这些精通市场经济规则的“文化大款”③在文化市场的风浪中斩风破浪、气定神闲，而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只能望洋兴叹，淹没在新时代文化资本的风浪中。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文化市场化的状况愈演愈烈，一方面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上轻贱知识、否定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的盛行，二者交织在一起再次构成了一种近乎矛盾式的悖论语境。反智主义的一再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知识的困境和知识分子的窘境。一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背负太多的政治及道德责任重担，本来就根基不稳的知识分子其既有的精英人格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也悄然失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