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身心向“城”的本真诉求
1.1 “城”的文化内蕴
城市作为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包含着多层面的文化内涵。那么，在讨论城市的文化内蕴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何为城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城市”的解释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层是城市一般指人口相对集中，工商业较为发达，居民大多数是非农业人口的地区。也有人认为，城市是“一系列物化形态的东西的刚性组合；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隐性的外化。”可以说，对于城市的定义不仅涉及其形而下的物的层面，也包含着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从对城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多样的城市内蕴：经济之城、文化之城、政治之城、风俗之城、礼仪之城......城市内蕴的丰富性昭示着城市书写文本解读的多义性。那么，作为形而下的物质之城与形而上的精神之城在李佩甫笔下又呈现出怎样的景象呢？
1.1.1 物质之城——现实的生存之所
1978 年以来的城市改革逐渐使城市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城市改革不仅带来了城市外部结构的变化：高楼、大厦、街道、理发店、家具店、食品店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呈现出崭新的城市景观。同时，城市外部结构的变化也改变着人们对城市文化及城市的看法，如费瑟斯通说的那样：“百货商场、商业广场、有轨电车、火车、街道、林立的建筑群及所有陈列的商品，还有那些穿梭于这些空间中的熙攘人群，都唤起了人们如今半数已被遗忘的梦想。”③城市内外部结构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把城市作为现实的生存之所，实现机遇的挑战之地。越来越多的乡下人怀揣着出人头地、改换门庭的梦想挤进城市，期冀着借城市这块跳板实现他们鲤鱼跳龙门的抱负。据一些统计数据显示，伴随着开放城市数量增加，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90 年代以后，中国城市人口从 1978年占 10%左右，上升到占 30%左右。到 1999 年，全国城市数共 667 个，”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进城市，把城市作为他们安身立命、奋斗进取的地理空间。可以说，城市以其优于乡村的物质性表现刺激着乡下人的神经，掀起了乡下人进城的浪潮。
城市的物质性首先表现于外在的物上。如《生命册》中，吴有才回乡时穿着的“的确良”短袖衫、戴着的手表，百货商场里展示的款式多样的羊皮，吴志鹏想象中戴着的金丝眼镜、围着的驼色羊绒围巾、带有灯光的格子楼房、送给梅村的阿比西尼亚玫瑰，姑父蔡国寅开进无梁村的第一辆吉普车、带有国徽的帽子和肩章、走起路来咯噔咯噔响带有弹簧的马靴、手里提着的十匣点心；《送你一朵苦楝花》中小妹看到的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的各地来信、能洗热水澡的澡堂；《乡村蒙太奇》中穿在洪昌女人身上的米黄色洋衫、屁股兜的很紧的城里人做的裤子、走起路来拧出一串韵儿的高跟鞋、脸上抹着的“永芳”；《等等灵魂》中摆放在商场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上文本中所出现的物在 90 年代毫无疑问仅仅属于城市，而这些隶属于城市的物以其巨大的吸引力刺激着乡下人，使其将城市作为物质的生存之所，将对城市之物的追逐与消费作为荣光和骄傲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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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身心进城的意象图谱
1.2.1 蚂蚁——身心进城的动机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讲：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童年经历参与并影响人类成长过程中意识或潜意识的行为活动。当一个人在一种积极向上、没有伤害的生存环境中成长时，伴随产生的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生活心态；反之，当一个人在一种贫贱、备受欺辱的生活环境中成长时，他的心态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扭曲、变形。而这种扭曲变形的心态所生发的幼芽“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在早年时就含有了某一种毒素，这种毒素是以仇恨来滋养的。这种含有某种毒素的幼芽一旦在成长过程中生成，往往会伴随一个人的终生”。弗洛姆说：“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在李佩甫城市书写的小说文本中，刻画了一大批由乡入城的进城者形象，在这些进城者身上，存在着一个共性的特征：他们都经历了一个悲惨、屈辱的童年，而童年的戕害使他们的眼中都不约而同地汪着一窝一窝蜇人的蚂蚁。李佩甫正是借助蚂蚁这个独特的表象隐喻这些进城者在悲惨、屈辱的童年里遭受苦难后相伴而生的仇恨和毒意，而这仇恨与毒意又成为进城者身心进城的重要动机。
细读李佩甫的小说文本发现:蚂蚁是频繁出现且具有深刻隐喻内涵的意象特征，它象征着仇恨、毒意、凶残。不管是《生命册》中的蔡苇香、大国，《等等灵魂》中的江雪，《城的灯》中的冯家昌，《李氏家族》中的李金魁，《金屋》中的杨如意，《城市白皮书》中的“背诵人”、“钢笔人”，《羊的门》中的王华欣，还是《豌豆偷树》中的王小丢，他们的眼里都汪着一窝一窝蜇人的蚂蚁，挥发着仇恨和毒意的因子。而这仇恨种植在他们的童年里，成为促使他们身心进城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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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存在城的景观描摹
2.1 日常生活：欲望与隔膜的展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产生了数以万计的资本积累，资本的大幅增长催生了现代性的城市文化。这种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依托市场，以货币哲学和工具理性为准绳，改变着都市人传统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与生活习惯，衍生了焦躁、异化、沉沦等非正常性的人类行为。在工具理性与货币理念的制约与钳制下，传统的以血缘、情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土崩瓦解。因为“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依据货币价值对物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地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②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之中，“认识的、行动的、理想的构成的内涵，从固著的、实质的和稳定的形式转化成发展的、运动的和易变的状态。”③城市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碎片化，以运动和变化的形式演绎着复杂多变的生存情态。
李佩甫在其城市书写的小说文本中，也详细地再现了被工具理性和货币理念掌控的城市日常生活。在其饱蕴情感的文字里，城市呈现出欲望化的日常景观与冷漠的人际关系，异化的城市日常生活使生存在城的城市个体成为被掏空的失去自主精神的空洞符号。人的理想与崇高、真情与爱意成为庸俗日常生活下的殉葬品，城市日常生活在欲望之流里闪烁着冷漠的寒光。
2.1.1 欲望——都会风景线的摹写
“欲望”一词，根据词源的解释，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基本的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欲望既包括食欲、性欲等这些动物性的原初欲望，也涵盖了人性确立后产生的世俗的高层次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阐述了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欲望是人的一种本性，任何人都是有欲望的。但是，在禁欲主义时代里，欲望的释放与追逐同道德的不洁与堕落是遥相呼应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观念渐趋开放，传统观念里欲望与道德的二元对立形式逐渐消解，节制欲望的观念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欲望的无限释放与扩张。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存在，人的‘需求’是没有限制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在释放着被压抑已久的欲望，并追逐着新的欲望。都市作为一个欲望展示的舞台，上演着物质和身体的狂欢，权力和资本的追逐。李佩甫在其都市风景线的摹写中，勾勒了都市空间里的人们对物质、金钱、权力、肉体欲望的追逐，再现了都市舞台上处于欲望之流的人们的生存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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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物速写：融入城市与自我迷失
李佩甫在其城市书写的小说文本中，描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城市的原著居民：既有都市的中产阶级，如《等等灵魂》中的上官云霓、小陶等，他们在都市的欲海沉浮中仍旧坚守着自己的道义与原则，保守着自我的纯真与良善；也有对处于都市中较高阶层的人物的刻画，如《城的灯》中李冬冬的父母、参谋长、周主任夫妇等，他们凭借自己所属阶层的优势最大限度的占据着城市的资源，享受着城市“上等人”的生活；还有对处于都市中较低阶层的边缘人物的描写，如《等等灵魂》中的李尚枝等人，他们处于城市的底层，在贫穷而苦难的生活漩涡里挣扎。另一类是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外来者：如冯家昌、吴志鹏、江雪、魏征、李金魁、杨如意、李治国等人，他们怀报着对城市的向往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遭遇着自我的迷失。相比较而言，李佩甫对后一类的人描写的较为充分，他不惜笔墨对进城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细致详尽的刻画。因为在李佩甫看来，这些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定居城市的进城者，成为了新一代的城市人，占据了城市市民的主体部分。并且，对于城市的原著居民而言，任何人往前数三代，均是由乡村进入城市的进城者，因此，以进城者为观照视角，有助于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下人们的生存情态。并且社会的转型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城市具备了优于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成为“城里人”的身份渴望越来越多的反映在从乡村走入城市的进城者身上，“城里人”不仅意味着一种优越的身份标识。而且，以其稳定、高贵、难以僭越的性质特征高高在上的凝视、诱惑着进城者，使得进城的乡下人如同扑火的飞蛾积极的融入城市，寻求自我在城市的存在感，建构自我的城市身份。而建立一种新的身份意味着对已有身份的颠覆与解构。以求达到一个脱胎换骨的全新的自己。他们以一种绝地反击的姿态积极融入城市，接受着都市文化的规训与重塑。融入之后，他们具有了全新的身份，抛弃了乡土社会中黄土小儿的名字。对于身心向城的进城者来说，这样的结局本是完美且值得庆贺的，但是记忆的内存中残存的乡土理念和融入都市后秉持的都市生存法则在一定程度上以一种双重夹击的力度折磨着他们，而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因为要抛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异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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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渴望离城的精神返乡 ...................... 39
3.1 离城归土的眷念 ....... 40
3.2 家园失落的困窘 .................... 43
第四章 “入城—返乡”模式的原因探析 .............. 49
4.1 文学传统的浸染 ................... 49
4.2 “两栖”经验的杂糅 ............... 51
第四章 “入城—返乡”模式的原因探析
4.1 文学传统的浸染
在文学传统中，有关城市小说存在着一个惯常使用的模式：来自乡下的年轻人怀抱着梦想与抱负来到都市，在都市的欲海沉浮中渐渐迷失自己，有的在迷失中沉沦，如老舍笔下的祥子、邵丽小说中的明惠等；有的回到乡村“母亲”的怀抱医治自己受伤的灵魂，如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等。李佩甫藉着文学传统中城市小说的惯常书写模式，描摹了新时期以来乡下进城者进城、在城、离城返乡的生存全貌，体现了其笔下的城市书写与文学传统的内在关联。
李佩甫文本中进城者“入城——返乡”模式的再现，与现代文学史中城市书写的有限狭窄及城市的形象不无关系。五四时期，相对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对乡土的描述而言，城市文学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30 年代，茅盾成为开创都市文学的代表，他的一系列小说如《子夜》《虹》《动摇》《幻灭》等成为 30 年代都市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品，继而新感觉派作家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都市题材的小说。40 年代，张爱玲、苏青等人描写市民生活的“海派”小说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不管是新感觉派作家对都市风月场的描绘，还是张爱玲对于大家族阔少小姐的书写，他们对于都市的书写都有特定的范围，表现的是都市的一隅。从整体上来说，都市文学的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多，对都市的表现并非是全方位的描绘。到了五十年代，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30 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以及 40 年代描写市民生活的“海派”小说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这一方面是文化价值观的需求，由于城市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使得城市在实际存在中，表现为血腥暴力、丑恶堕落，是罪恶、欲望的糜集之地，必须运用革命的手术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消费性、娱乐性的特征被认为是需要大力批判和清除的。因此，作家出于人道主义的自觉，对于城市的罪恶与堕落进行揭露，对于城市真实形象的遮蔽性表述，使得城市逐渐成为罪恶、堕落、冷漠、欲望、荒诞、诱惑、无序、混乱、奴役的代名词。而这种对于城市形象的表述随着历代文人作家的传承被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镌刻在作家的头脑记忆中，并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情况，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私人生活》等。显而易见，作家对于城市形象的表述存在着充满偏见的误解，但这种误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却愈发明显。李佩甫在其城市书写中，就有相应的表现。城市在其笔下成为了欲望堕落的渊薮，进城者在城市金钱、权力、物质欲望中遭受着人性的迷失与精神的异化。作家对于城市表述的这种道德化倾向“相当程度上来自乡土社会培育的道德感情，比如对‘欲’（情欲、财产贪欲）的嫌恶，城市对于财富的追求与炫耀，城市中较为放纵的两性关系（物欲与淫欲），都在伤害着知识者纤敏的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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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现代化的追求与反思——如何书写城市
面对着城市化进程惊涛骇浪般的汹涌而至，文学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先导，如何忠实地记录、反思城市的变迁，是作家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李佩甫作为一名把握时代命脉的作家，自然也意识到“作家需要不断地反叛自己，不断更新，不断实践……不断产生思想，才能不断走进文学。”因此，他凭借一个作家的敏感意识与创作热情，表达着其对于城市的看法和态度。
首先，李佩甫笔下的城市书写真实地反映了乡下人（特别是河南人）进城的一个热点问题、现实问题，是对城市化进程下乡村、乡民生活变迁的真切回应。90 年代以来，城市化使得城市相比乡村而言，拥有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而乡村的封闭落后和一成不变使得乡人不可抑制地萌生出向城求生的愿望，越来越多的乡下人通过当兵、考上大学进城打工等途径，逃离乡村，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城市，乡村、乡民的生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下人进城”成为一股巨大的浪潮逐渐推进，并在 2000 年以后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热点问题，而这一热点问题又直接关乎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如西北师范大学邵宁宁教授所说，“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城的一项重要内容，形形色色的农民进城问题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贯穿性主题，中国现阶段的和谐社会建设，必然涉及种种与‘进城’有关的问题，不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认清社会的‘进城’趋势，及其牵涉到的种种问题，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业已成为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当代生活的一项重要使命。”②因此，文学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记录城市化、见证乡村变迁，然而文学作为人学又必须触及人的精神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所以，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城市化、表现城市化过程中人物精神状态的小说，如孙惠芬的《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尤凤伟的《泥鳅》，艾伟的《小姐们》等。李佩甫作为一个对时代高度敏感的作家，自然也不例外，以其饱蘸情感的笔触关注着进城的乡下人并对其进行着忠实的记录，不仅契合了文学潮流，同时实践着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同时，作为河南作家中较早触及都市题材，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作家，李佩甫真实地再现了中原民众在由乡入城的道路上所遭受的身心分裂的痛苦和自我迷失的苦闷，对这一关乎民众生活的热点问题表达着其自身的情感和态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