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村女性出走的原因
第一节 为情感寻求归宿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语境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形态一直十分盛行。作为传统道德要求下的女主人公大多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鲜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即使在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对女人的道德束缚力有所减弱的新中国成立后,女人因为感情不和而向丈夫主动提出离婚,或者离开原来的家庭而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私奔,依然承担了相当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在传统思想尚且浓厚的偏远的农村地区。然而,由于时代和现实的冲击,这种状况在新时期有所改变。与现实相对应的,小说作品中关于农村女性因为情感纠葛而选择离家的描写并不少见。例如贾平凹的《远山野情》(1985)、《黑氏》(1985)、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1988)、陈应松的《农妇·山泉·有点田》(2007)等。
一、自觉自愿地走
“血缘意识和家族观念一直是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每个处于这种血缘关系中的个体,都受到其他成员的关怀和爱护,这种‘爱’往往成为个体行为的心理动因。”无论是这种血亲之爱,还是后来缔结的姻亲之缘,在某些时候都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使得农村女性的出走之路背负了“反叛”的标签和内心的挣扎,然而自由意识与情感需要的觉醒,又使得她们不得不追随内心的意志。
香香是贾平凹中篇小说《远山野情》中的女主角,她丈夫是一个在山里收矿的懦弱无能、胆小怕事的跛子掌柜。吴三大是外地的大龄男单身,由于上当受骗,误闯入这片山地来,香香和跛子掌柜收留了他。山里土地稀少,生存艰难,很多人为了发财到对面的山上去背矿,也就是偷矿。三大在掌柜家安顿好之后就跟着香香干起了偷矿的营生。因为男人的残疾,香香不得不像个男人一样去背矿挣钱养家,为了躲避队上的惩罚,她不得不拿自己的身体和队长做交易。跛子掌柜作为香香名义上的丈夫,并不真正关心她的内心世界,而更多地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而那些围在她身边的矿上的男人如队长之流更不过是发泄欲望的色徒,只是贪恋香香的身体。三大正直憨厚,懂得关心香香,在长期的交往中并无非分之想。三大的到来,让香香重新认识了男人。在与三大的一次独处中,香香自剖心意说“……认得了你,你才使我知道这世上正经的男人还是有!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我这个女人活得太肮脏,发誓要刚刚强强活下去……”然而,三大有感于道德与良心上的不安,虽然心怀情意,却没有轻易接受香香的表白,并且在自己因偷矿受伤的腿好了之后,离开了这片山地,回家乡寺坪去了。香香把她平日里私藏的二百元零花钱交给了跛子,之后又收拾了一下自己挣钱盖起的三间新屋。等跛子送三大回来时,香香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男人。文本并没有明确交代香香最终去了哪里,只说有人在县城的汽车站见过她。三大用自己的“正经”唤醒了她,使她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自尊和廉耻,可以想象她的出走是随了三大,是为了寻找一个女人真正的情感依托,是想要刚强而洁净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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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为物质水平提升
如果说在新时期之初的小说书写中,为情感寻求归宿的“私奔型”出走还占据了一定比例的话,则其后的女性出走原因书写则更多地着眼于改变在农村生活的物质困境,迎合内心的城市向往。
一、农村的贫穷落后
在城乡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城市本来就享有比农村更多更完善的公共资源,改革开放后,由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倾斜,城市获得了飞速的扩张和发展。随着城市的整体发展而来的是物价的持续走高。农具农药化肥等农用材料价格大涨,日常生活的成本也在迅速增加,而粮食作为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和食品加工原料价格没有大幅度上涨也不可能大幅度上涨,总体上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农民凭借有限的土地生产出来的有限的粮食而获得的收入是微薄的。然而农村并没有工厂,农民没有更多的收入途径。中国农村的整体状况是贫穷落后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城看看,就会亲身感觉到城市的日新月异,而自己生存的乡村社会几乎是凝滞的、死寂的。在文学的天地中,几乎所有打工题材的小说作品对于农村贫穷落后的生活情态都有或多或少的展现,如罗伟章的《大嫂谣》(2005)、《我们的路》(2005)、许春谯的《不许抢劫》(2002)、阎连科的《柳乡长》(2004)等。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大嫂谣》写了大嫂从山村进城务工的前前后后。大嫂陈美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读过几册书便辍学了,又因为要照顾得了脑溢血的父亲直到 30 岁才嫁给了小她三岁的大哥。大嫂的小儿子清华在县城的高中读书,孩子读中学的费用对于县城的孩子来说算是平常的支出,而对于大嫂家来说却是巨额的消费,因为在大山区,除了种地,他们并没有额外的收入。大嫂的大儿子清明从小不争气,外出打工很久也没有寄钱回家,从农村考上大学已经在城里生活的“我”也面临着物质困境,并没有能力给大嫂家实质性的帮助,而大哥的身体一直不好,劳动能力有限,也不能像其他青壮年一样外出做工。为了支付小儿子的读书费用,从未离开过深山离开过家乡连汽车也没有坐过的大嫂却只身到陌生而遥远的广东打工去了。在罗伟章的另一个中篇小说《我们的路》中,春妹也是因为住在深山中家境穷困而赴广东打工的。春妹从小学习成绩好,可是因为家里贫穷和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初二的时候便辍学了。春妹的父亲老奎叔是石匠,方圆几十里的山上哪里有活儿他就去哪里,然而毕竟是上了年纪,收入很少,而哥哥春义一直在读书,是家庭里的重大开支。为了供哥哥继续读书,春妹仅在家干了一年的农活,便在十五岁这样本该在校园读书玩耍享受成长的年纪只身出去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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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村出走女性立足城市的性别之轻
第一节 谋生困境
农村女性,除了少部分通过考学进入城市,并且在获得大学文凭后继续留在城市寻求工作,成为一名都市白领外,大部分学历偏低,而且没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在职业的金字塔排序中,她们大多处于底端:有的进厂务工,成为流水线工人,做着机械、重复的工作;有的从事服务行业,成为一名家庭保姆或者酒楼、发廊的服务员;年纪稍大的女性更是缺乏职业选择的机会,没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她们,只好选择收买、捡拾废旧物品,进入工地做繁重的体力活儿以及做小成本的街头生意。如罗伟章《大嫂谣》中的大嫂、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中的慧慧、陈应松《农妇·山泉·有点田》中的晚霞、张抗抗《芝麻》中的郭芝麻、项小米《二的》中的小白、吴玄《发廊》中的方圆、李肇正《傻女香香》中的香香、尤凤伟《替妹妹柳枝报仇》中的“二房”女孩儿等,都是在城市中从事体力劳动、服务行业或者小成本生意的农村女性。
一、从事超越性别的繁重体力劳动
罗伟章《大嫂谣》中的女主角大嫂,因为家境贫困而不得不在五十三岁的年纪只身前往广东佛山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大嫂在工地上干着拌灰浆和推斗车的力气活儿:
出身农村,加之中国现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兴房起楼,我知道拌灰浆和推斗车是怎么回事,这些地面上的活,危险性的确不大,但那是相当累人的,用铁锨将一大堆河沙和水泥拌匀,这不累人吗?按工人们的说法,腰杆也能累断。推斗车没那么累人,可热天干这事就难了,斗车的把是铁的,火红的太阳将铁把烧得像烙铁,舔出隐隐的蓝光,手握上去,能把皮子烙糊……
在以男性为主体构成的建筑工人中,鲜有女性的参与,因为无论是木工、钢筋工、浇筑混凝土的砼工、抹灰工、涂料工、装饰工,还是放水工、安装电工与维修电工、水暖工、暖通工、机修工等,做的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再加上每天长时间的作业,对于人的身体是严峻的挑战。而众所周知,在体力的比拼上,女性较之男性具有天然的劣势。而女人一旦上了年纪,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又没有亲友的帮扶,很难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大嫂能在工地上找到这样推斗车和拌灰浆的工作,也是因为投靠了老乡胡贵。大嫂年过五十,身材矮瘦,体质本来就差,又长时间在室外的工地上干活儿,忍受疲惫的同时,还要忍受赤裸而直接的寒冷与酷热。广东的冬天自然比内陆要温暖些,只是夏的炎热也更厉害,直接侵袭人的肉体,大嫂就是在推斗车的时候突然晕倒的,“大嫂双腿朝后蹬,把腰伏得很深,不仅手上用力,还用肩膀去顶斗车把……地面是水泥路,被午后的太阳晒得亮晃晃的,好像燃烧起来了……她把骨髓里的力量都抠出来推斗车了……”②大嫂就是在一个斜坡推斗车而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栽倒在地了,斗车的轮胎从大嫂的一条腿上碾过。虽说并没有危及生命,但是工地上的辛苦劳累与高危险性,对于强健的男人而言,尚且需要吃力地去承受。这种恶劣环境下的重体力劳动,对于身体柔弱的女性而言,不啻为一种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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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婚恋乖舛
在远离故乡到城市谋生的农村女性群体中,未婚的年轻女性占据了主体地位。她们善良纯真,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内心亦充满了对于爱情的美好憧憬。然而纵然有着怎样热诚的愿望在城市里寻找情感的归宿,她们也很难在这个陌生的领地遇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白马王子。农村女性立足城市的悲剧,不仅仅在于她们在职业的困境中浮沉挣扎,更在于她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自己的爱情。而在一段失败的感情中,她们往往要承受身与心的双重折磨。如郑建华《太阳的手》中的陈月亮、项小米《二的》中的小白、付秀莹《花好月圆》中的小白、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中的李平、盛可以《北妹》中的李思江等,都在城市的生存中经历了爱情的创伤。此外,在新时期的小说书写中,极少数的农村女性,如李肇正《傻女香香》中的香香、滕肖澜《美丽的日子》中的姚虹、铁凝《寂寞嫦娥》中的嫦娥等,在与城市男性交往后,在婚恋上能够得以善终。
一、仰望中的退败
男性对于女性年轻、丰腴身体的觊觎,几乎是本性使然,自古而今。不同的是,在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单位和伦理道德逐渐形成和固化以后,有的男性是抱着真诚、负责任的态度投入到与异性的恋情之中的,而有的则仍是猎艳猎奇,把女性当作宣泄欲望的工具。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城市里的人在政策的滋润下越发富裕,越发具有凌驾于乡村之上的优越感。城乡社会事实上的不平等,很难让在城市务工的农家女与拥有固定资产和自我优越感的城市男性谈一场平等、光明的恋爱。
陈月亮是中篇小说《太阳的手》中的女主角,她来自青岛附近的乡下,平时在青岛的某处工地上做工,夜里就到工地附近的一处空地上看城里的人学跳舞。也是在这里,她结识了教跳舞的英俊伟岸的钟力强。天资聪颖的月亮仰慕着,崇拜着她的钟老师,还在钟力强的调教下很快学会了各种舞蹈,并且逐步摆脱了土气、丑陋的装扮,出落成一个标致的美人了。一心想要在城里学舞蹈的月亮遭遇了来自家庭的阻力,也是在被家乡的叔叔训斥的当晚,月亮在钟力强面前哭诉,钟力强安慰着她,却也从此占有了她,月亮成了钟力强的情人,而钟力强成了她在她在陌生城市中唯一的依靠。就在他和月亮相恋同居的日子里,他的身边也从来不缺乏其他的情人,月亮自然知道自己无力改造钟力强的风流成性,但还是尽自己的努力去珍惜能够和他在一起的时光。然而也正是这个被她奉为上帝的接近五十岁的老男人出卖了她,把她像转手物品一样转让给了他的朋友吴先生。钟力强对于陈月亮并非没有过动心和感情,但是更多的却是对于女性身体和情感的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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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出走女性无所归依的窘境和坚守 ......................... 31
第一节 城市的边缘人 ....................... 31
一、物质匮乏 ................. 31
二、精神孤寂 .................... 34
第三章 农村出走女性无所归依的窘境和坚守
第一节 城市的边缘人
通常情况下,到城市生活是几代农民的集体心愿,而当农村女性离开贫穷、破败的故乡,已经在富庶、繁华的大都市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具有更强烈的意愿留在城市中生活。正如《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中的小米一样,在进城感知到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后,更加适应和喜欢城市生活,所以当她喜欢的男人劝说她回家乡时,她说“我不会回东冲镇了。我不想征服什么,也不想拒绝什么,我只喜欢武汉,喜欢做一个武汉人”①。这段话直接表达了她想做一个城市人的内心期待,这也正是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女性的心声。然而,现实的状况真的能够轻易地契合她们的心愿吗?
一、物质匮乏
农村女性在城市生存的物质困境,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上。普遍较低的薪水,使得她们很难在城市挣到足够改善自身处境的金钱,有时候甚至难以应付高额的生活成本。
(一)高额的生活成本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化经济大潮兴起,城市作为商业化最集中、最激烈的地带,衣食住行等平日生活都需要用金钱去交换。如果进城务工的农村女性找到的是一份包食宿的工作就会为自己节约很大的生活成本,然而,并不是所有农村女性都适合包食宿的行业,住宿显然成为了这些人在城市生活必需的最大支出。在被曲解的政策与商业的合谋下,城市地价被哄抬出了天价,唯利是图的房地产开发商们为了获得更高额的利润,把房价也炒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房价动辄几万一平方米,连中小城市的房价也是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难以购买一平方米的。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需要的房子,成为进城务工农民望尘莫及的一个梦,而无法在城市获得属于自己和家人的一方小天地,也正是农村女性留在城市的最大障碍。随着房价暴涨的还有房租的猛增,在商业化无孔不入的都市生活中,只要有需求、有利益,就算是不合情理的挣钱手段也会为利欲熏心的投机者或者商家所采用。苛刻的房东、黑心的房产中介在城市的租房过程中随处可遇。根在乡村的农民工无论清醒或者糊涂,都不得不跳进城市人为他们设置的陷阱中,别无选择。整洁、宽敞、厨卫与家电齐全的电梯房就算是租住,而不是购买,也是农村女性立足城市的奢侈之梦。她们只能在阴暗、逼仄、城市人不屑一顾的角落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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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女性,这个很早就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漫长的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重压下,鲜少以独立的姿态留影于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后,男女平等的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女性作家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果说现代文学作品中针对出走是对女性知识分子的爆发式书写,那么新时期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于出走这一文学主题的表现对象则集中于农村女性。
转型期到来,城乡流动机制进一步松动的大背景,为农村女性一辈子耕守乡田的命运提供了改变的契机,然而功利化的城市发展机制只是对于她们年轻生命的攫取,城市接纳甚至赞赏着农村女性的青春和康健,其实是一种刻薄的利用,并没有为她们留在城市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和平等的精神待遇。她们是折翼的天使,是流亡的逃兵,是街头的弃儿,在壁垒森严的他人的领地——城市,举步维艰,荒凉度日。她们注定成为社会进步的垫脚石,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新时期的小说书写记录了她们的七情六欲和悲欢嗔笑,却并不能真正改变她们的命运。然而,这种文学的观照绝非毫无意义。
新时期小说中,对于农村女性家园出走的动机,以及她们在城市的职业和情感上的挣扎都有着丰富而全面的表述,这里既有当代作家对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农村女性生活场景不断变迁的现实关怀,又有打工者本身对经历过的生活情态的再现。无论是何种身份在表达,都是对女性自我意识、情感需要和生命自由本质的观照。这个类型的小说创作既是对特定语境下社会变迁和女性命运沉浮的记录和揭露,又丰富和发展了整个女性文学。但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底层写作不应该只停留在对立足城市的个人悲剧和生活苦难的重复性表达上,而要更加深刻地揭示当下的现实环境对于农村女性命运走向的深远影响。一味地迎合大众,满足猎艳者对于女性身体窥视的媚俗化、低俗化写作,则更是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家们应该警惕和抵制的。此外,对于农村女性从家园出走后在城市的成长历程和心理变迁的进一步描摹与挖掘,也是小说中关于农村女性出走这一主题书写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略)